反腐败是全球的共同课题，同时也是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始终重视反腐败工作。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就告诫全党，要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进攻；邓小平则做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重要论断。2001年6月江

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以成克杰为例，告诫高级干部“要留清白在人间”。　　“要留清白在人间”语出于谦铭志之诗。于谦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写得一手好诗。其中最能反映于谦的人格和情怀的要数《石灰吟》了：“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于谦一生献身精神和操守的真实写照，流传久远。于谦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于谦为官总共三十五年，却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他从山西、河南巡抚任上回京，每次所带，除了简单行李，再无他物。有人曾劝他带些土产回去送给京里的上司，被于谦拒绝。为此他做了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共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充分表明了自己清白为官的心志，“两袖清风”的典故便由此产生。作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面对党的高级干部中肯地告诫他们“要留清白在人间”，其语重心长，意义深远。

　　然而，某些高级干部在改革开放中经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陷入了腐败的深渊，不仅不能为后人留下自己的清白，反而成为一个无耻之人，为世人留下永久的骂名。李真在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和副主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和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爲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814万多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等共计2967万多元，李真从中分得270万多元。李真于2003年11月13日被执行死刑。在面对威严的法律判决之前，李真预感到死神逼近的恐惧，当时他忏悔道：“我就把一生的话都说出来……让我的妈妈知道，她的儿子虽然犯了罪，但并不是为坐牢，为被杀头而做官的……让我的儿子知道，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虽然是咎由自取，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真在为自己的贪婪与羞耻而悔恨，为自己不能给母亲给家人争光而懊恼，为自己不能为儿子留下一个值得缅怀的背影而心灵备受折磨。

　　如果说李真更多的从人性角度来悔恨自己没有一个清白之身，那么，赖昌星案中的死刑犯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忏悔书”中的一段道白则是对他所犯罪行对事业方面的影响所作的一番悔悟，他写道：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下去，过着天天靠忏悔活着的日子，如同行尸走肉，苟且偷生。一条就是死。我宁可选择后者。古训云：”奖一激千，奖之；杀一儆百，杀之。”作为祖国经济长城中的边关守将，我失城失地，让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而且竟然是我的朋友，危害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坏，只有杀了我以警示后人。这也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点价值。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所以我觉得自己罪不可恕，只有以死谢罪。以我的死再次警示海关的后人。使他们真正把好关，守好门，把海关建成党和人民依赖的真正的保卫祖国经济的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应当看到，腐败分子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些沉渣而已，更多的是那些党的优秀儿女，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放射着永恒的光辉。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等一代又一代先进人物是我们永远的学习榜样。郑培民用一生实践了“情浓钱淡，永葆清白”的诺言，做清官不易，自省自律少不得。对于握有权力的人来说，各种诱惑不会擦肩而过、自动消失，而常常会迎面而来、不期而至。修身从善、洁身自好、守身无沾，乃立身之要。有一次，郑培民的一位同学送他３０００元钱，他请同学吃完饭，送上两瓶酒，轻声说：“钱在酒中。”“不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一点腐败的念头”，这是郑培民的座右铭，也是对腐败分子丑陋人生观的有力回应。

　　要留清白在人间。今天，我们学习《江泽民文选》更要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以及江泽民同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谆谆告诫。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行就是要做到有立场、有原则，善恶清，是非明，而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人云亦云，甚到对低级庸俗的东西津津乐道，就是要时时处处都在用一个党员干部标准要求自己，衡量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拒腐蚀，永不沾，不做金钱和物质的奴隶。只有如此，才能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无愧于子孙后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