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历史上哲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此问题较为自觉研究的，只有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康德。康德的图式说不仅提出了认识过程中主体的心理机制和认知结构问题，把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更加凸现出来了，而且开创了现代认识论一些重要问题研究之先河。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主体自身因素；认识过程；作用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主体自身因素主要包括主体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这些因素在认识过程中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此恩格斯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个思想映象的发生，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1]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是现代认识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认识过程的生理机制、心理机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认识活动的主体性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一、主体自身因素对主体的认识过程及其结果的制约作用，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引起了一些哲学家的注意。

古代原子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德谟克利特，在讨论认识的相对性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的认识无论是“真实的认识”还是“暧昧的认识”，都具有相对性。认识相对性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认识与“中介”物有关；二是与主体自身因素有关。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他十分重视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但他也不否认主体的作用。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注意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的认识与人的“身体变动有关”。他说：当灵魂“处于温度合适的状态时，会产生思想，如果处于太热或太冷的状态，思想就会混乱”，灵魂也就“不能真实地思想”。正因为人的认识与主体的身体变动有关，所以德谟克利特指出某些感觉的内容，可能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直接反映或原始内容，冷与热，甜与苦，不完全是客观的性质[2]。德谟克利特关于主体自身的因素是导致认识的相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观点，虽然是直观的，朴素的，但却是合理的。由此，德谟克利特便开创了研究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作用的先河。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比德谟克利特更为深刻地讨论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有学识的无知”这个著名的论断，初步揭示了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尼古拉认为，人的认识之所以具有相对性，只能认识相对的东西，其原因有二：一是理智要受人的欲望支配，而欲望总是片面追求一个对象，它总是着眼于目前的利益，而不顾长远的整体利益，所以理智带有时空上的相对性；二是理智是把未确定的东西与早已被认为确定的对象相比较而作出的判断，这样作出的判断总是近似的。

正因为理智活动的相对性，所以人们只能相对地认识真理。尼古拉所揭示的认识相对性产生的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前者是属于主体的一个非理性因素──欲望，后者是属于主体的认识方式方法，属于主体的理性因素。正是由于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们的认识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人们总是无知的。

尼古拉认为，人们越是了解自己无知就越需要认识，通过认识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人们就会由无知转化为有知，但对于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来说，对于未认识的事物来说，人们仍然是无知的。人们越是了解自己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即无知，他就越接近真理[3]。尼古拉从主体精神状况来讨论认识的相对性，讨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这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把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的作用更加凸现出来了。

二、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研究较之古代更加深化了。

近代唯物主义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的“四假相”说时，从反面说明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

培根指出，“扰乱人心的假相”有四种：

一是“种族假相”。指人们认识事物时，往往从主观出发，喜欢以自身为尺度(先入为主)，把个人的“意志和感情”“灌输”在对事物的认识活动中，并把它们强加给客观世界从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培根认为，这类假相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中，是人人共有的，所以称为种族假相；

二是“洞穴假相”。这是指个人所特有而非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偏见。由于个人在环境、教育、性格、爱好等方面不同，人们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自己的个性、偏爱渗入到事物中而歪曲事物的真象。这类假相如同每个人囿于自己的“洞穴”坐井观天，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一样，所以称为“洞穴假相”；

三是“市场假相”。这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混乱和偏见。这类假相，由于是在人们交往中产生的，像市场上劣货的叫卖一样，以假冒真，以次充好，所以称作“市场假相”；

四是“剧场假相”。指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传统的哲学体系所造成的偏见。在培根看来，各种流行的哲学体系就如舞台上一出一出的戏剧，因而被称作“剧场假相”。培根对“四假相”的批判，不仅是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可以说是对人类主体犯错误的根源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这种探索揭示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负面作用。

因为，这“四种假相”除“市场假相”涉及到人们不能准确地使用语言导致偏见之外，其余三种假相都与主体的“意志”、“感情”和思维方式的表面性、片面性、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紧密联系。“意志”、“感情”是属于主体的非理性因素，而思维方式则是属于主体的理性因素。在培根那里，主体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是导致偏见、导致认识错误的重要根源。可见，培根的“四假相”说从反面揭示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唯理论的著名代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论，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这种“天赋观念”论也涉及到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因为，它反对人的大脑是一块白板。在笛卡尔看来，人们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上帝的观念、数学公理等是天赋的，不是后天获得的。人们借助于这些基本观念，推导出其他观念，借助于理性演绎构成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显然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猛烈批判。

为此，莱布尼茨不得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作了点修正，对经验论作了点让步。他以潜在的“天赋观念”，代替了笛卡尔的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在莱布尼茨看来，天赋观念是作为习性、禀赋潜藏在人的大脑之中的，在外物的刺激、“诱发”之下，主体去加工整理潜在的天赋观念，使之成为知识体系。他还认为，主体之所以能加工整理人脑中的天赋观念，是因为认识的主体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性的单子，它自身就具有“欲望”、“欲求”。正是这种“欲望”、“欲求”推动主体去认识，“欲望”、“欲求”成了主体创造性的认识活动的内在动力。在这里，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看到了主体已有的知识、观念、欲望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

这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把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8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在讨论认识相对性产生的主观原因时，也涉及到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在狄德罗看来，认识相对性的产生，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这就是“理智有其偏见，感性有其不定性；记忆有其限制，想象有其朦胧处”[4]。

这些主观原因可以归结为主体的两类因素：一是主体的肉体状况，即这里的“记忆”与“想象”；二是主体的精神因素，即这里的“理性”和“感性”。由于主体自身因素的限制，加上客观的原因，就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某些方面、部分和环节，而不能穷尽一切事物的一切方面、部分和环节，因而得到的知识不可能是绝对的，尽善尽美的。

三、从德谟克利特到狄德罗，虽然在自己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都涉及到了主体自身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但都不是有意识的、专门对此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