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历史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文学和电影都有很大冲击，尤其是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当历史不再神圣，我们怀疑一切被记录的历史，那么作为文艺工作者们的任务不是去挖掘历史而是要发展历史，通过合理的想象对历史进行颠覆性的发展，告诉人们一个更合理更“真实”的历史。

　　究竟怎么样来看待历史。电影与文学一样，在面对历史的时候都有着艰难的选择。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必须放在历史的背景之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类思想体系、各种现象、各类艺术作品，包括电影作品，文学和历史之间是前景与背景的关系。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文学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局面，认为历史和文学都具有文本性。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在其《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说“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存在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结构才能接触历史。”这就是说这些历史事实确实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但是作为已经过去了的事件，不可能再以感性的方式重现。我们要了解历史，仅仅只能通过有关过去的种种记录或者是通过建立在这些记录上的某些叙述来“接触”历史。海登·怀特说“所谓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的论调。”他明确的指出了历史只有被写出来才能被了解和阅读，并且后来的读者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与过去发生关系。但是每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都是不同的，每个写作者的思想和觉悟也大相径庭，无论是谁一旦想要对历史进行某种叙述或是分析的时候，或者说对任何过去的事实进行任何形式的编码或解码，都意味着以隐喻的方式对过去进行“重写”并且会陷入这种自身的局限中无法自拔。《荆轲刺秦王》就是一次导演对历史的重写。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荆轲刺秦的悲壮，荆轲也一直被人们视为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荆轲的评价是“然其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是说荆轲志向意图都很清楚明朗，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名声流传到后代。但历史上真实的荆轲是怎么样的即使是司马迁好像也不太清楚，《史记》中只粗略的记载了荆轲的生平，大部分在说荆轲刺秦的前后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大部分还是司马迁听说而来“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1999年陈凯歌根据《史记·刺客列传》拍摄《荆轲刺秦王》，但对于荆轲个人的表现却更加丰满。影片一开头荆轲接到任务去杀铁匠一家，并且与雇主讨价还价把酬劳从五千钱涨到了十千钱，说明荆轲也爱财，并且可以为了钱财去杀一家人。《史记》记载荆轲在得到燕国太子丹重用之前一直不得志，而荆轲作为当时有名的刺客以杀人为生虽然秉承“士为知己者死”但是为钱杀人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这种与雇主讨价还价的情节也是很有可能的。只是我们知道的荆轲是壮士是英雄而忽略了英雄也是要生存的。而后在杀死铁匠一家时候因为被看到了长相而多杀一人，说明荆轲也是有私心的他知道杀人灭口的道理，但最后因为铁匠失明的女儿不想一辈子跪下乞食以自杀的方式创造杀死荆轲的机会深深触动了荆轲让他放弃了刺客生涯并且隐姓埋名。仅仅是一个情节的展开就颠覆了荆轲在人们心目中的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伟大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深入人心这点从众多赞美荆轲的诗歌中不难看出。左思的《咏史》中赞美荆轲“重之若千钧”，陶渊明的《咏荆轲》中赞美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陶渊明对荆轲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从古至今荆轲的伟大形象深入人心而《荆轲刺秦王》用了开始的十分钟就将这种伟大形象来了一个巨大的颠覆而且电影中的情节完全有可能是荆轲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来使荆轲下定决心去刺杀秦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报答燕国太子的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太子丹命令赵姬劝说荆轲去刺秦王，赵姬因为倾慕荆轲的为人而拒绝去劝说，太子丹一怒之下便将赵姬关押起来，荆轲为了救赵姬出来才答应去刺秦王。《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的原因是“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是太子丹坚决诚心的请求荆轲才答应去刺秦王。自古就有“一怒为红颜”的说法，电影中的表现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新历史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电影则着眼于人物本身的塑造，不但打破了原有的“高大全”的伟人形象，对人物进行立体化塑造关注其自身的情感和心理，并且具有强烈的小人物的视角和人民意识，反复挖掘深埋于底层群众的原生态生存状态。无论是伟人还是英雄首先都是一个人的存在，那么他们就会有喜怒哀乐，就会有爱恨情仇，对这种人的真实感情和欲望的表现让人物变的丰满和真实，使观众更能容易接受，因为他们不再是历史书中那个冷冰冰的人物，开始有血有肉有感情了。

　　《荆轲刺秦王》以《史记》为模板构筑了一个刺秦的故事，但与之不同的是导演似乎害怕整部电影全成为一部男人戏，害怕演绎成几个男人暗地里谋划刺杀另外一个男人的故事因此在其中加入赵姬这一虚构角色，让她回旋在秦王、燕国太子和荆轲之间。并且通过秦王和赵姬之间的故事(坑杀全部的赵国孩子，将赵国人吊死或者绑在柱子上射死)将《史记》中对秦王的描述“少恩而虎狼心”很好的体现了出来。虽然以《史记》为模板但是电影中对刺秦的故事也进行了重构。首先荆轲为什么刺秦，电影中建构了一场政治阴谋。因为秦王需要一个攻打燕国的理由，古往今来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理由来宣称自己是正义的，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正当的理由才能得到大臣乃至全国的支持，才能让士兵心甘情愿为自己卖命，如若不然不仅得不到大臣的支持皇帝还落下残暴不体恤民心的坏名声。而赵姬就是要去为秦王找这样一个理由，让燕国太子找人来刺杀秦王，于是她主动跑到牢里受黥刑在脸上刺了字让燕国太子相信她带她一起回燕国然后她帮助燕国太子找刺客来刺杀秦王，也就是说赵姬蛊惑了燕国太子让他的刺杀秦王的念头放大并且帮助他完成刺秦，以此来为秦王找到攻打燕国的理由。当最后赵姬认识到秦王的残暴，认识到秦王和其他国家的王没有区别的时候改变了想法不想让荆轲去刺杀秦王，但是荆轲为了就她毅然决然的走向了刺秦的道路。

　　陈凯歌正是借助对历史记载的零散插曲和趣闻轶事将电影与历史连接起来，将历史引入电影，然后用电影参与对历史的构建。在电影与历史二者的张力场中，凸显了电影与历史的本质关系，即电影对历史加以阐释的时候，并不是要求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解释历史“应该怎样”。陈凯歌在就《荆轲刺秦王》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从今天社会来看‘士为知己者死’已经是一个很陈腐的观念。除了为国家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事业，很少有人会‘只为知己者死’或‘我为你死’……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不是出于一个概念、出于一个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他只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一个自发、自觉去刺秦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导演对历史的发展。《史记》记载荆轲刺秦王的原因的时候也仅仅是燕国太子请求，荆轲不去，坚决请求荆轲才答应，与这种冷冰冰的历史记载比起来电影中那种阴谋论的表现似乎更能让人津津乐道，更能让观众接受。

　　克罗齐说：“人类真正需要的是现在想象重建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正是这样《荆轲刺秦王》带来了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局限于对历史的挖掘，这种合理的想象以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托，在历史框架和时限中展现出艺术的风采。这也为当下每一个编剧和导演提供了对待历史的态度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