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教案344个样本中，除迷拐幼孩之外，因中国妇女与西方传教士发生性关係谣言引发的教案列第二位，共计20起1。

反教檄文的作者以中下层士绅为主，他们对基督教的反击主要集中在传教士的性道德上，这些性谣言匯聚于以当地绅民名义发佈的公呈、公禀、文告、合议等宣传揭帖上。王明伦选编的《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一书，其中以公呈、公禀、文告等名称出现的宣传品计123篇;《教务档》收录反教揭帖18篇，《张之洞全集》收录3篇，共计144篇，时间跨度从1861年至1901年。这144篇，每篇喧染的主题必「性」无疑。

一、男权的失落

反教揭帖罗列的传教士的「淫行」，囊括人类两性关係中最邪恶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乱伦，其次是滥交。

(1)乱伦

作于1862年的《天主邪教集说》说天主教教义主张：「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已女为妇，兄弟叔侄死，可互娶其妇，同胞姐妹亦可娶为妇」2。作为印证，同治八年的一份反教揭帖，杜撰了一个名叫艾正心的外国人的乱伦行为：「艾正心，西夷人，抆其母并抆其祖母，均有孕生子，一为艾儒述，一为艾儒略」3。艾儒略是意大利耶稣会士，明万歷四十一年(1619)抵北京，歷经上海、扬州、杭州、陕西、山西、福建等地传教。明亡后，艾儒略避乱至福建延平山中，清顺治六年(1649)卒于延平。艾儒略在福建二十四年，除宣教工作外，还广泛与闽中文士交往，有「西来孔子」之誉。明天启二年(1623)艾儒略写成《职方外记》，衝击了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揭帖作者显然知道艾儒略其人，有意捏造他的身世，借以污辱其他传教士。

(2)滥交

基督教的仪式、祭典在反教的中国文人眼中，无一不与「淫乱」有关，基督教每七日一礼拜的弥撒，中国人理解为「此日百工悉罢，老幼男女齐集天主堂，教主上坐，赞美先天教主之德。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姦淫以尽欢」，「兄弟戚友，久不相见，见则互相姦狎」4。基督教徒的洗礼则是「教主必为亲沐浴，名曰净体，乘机用迷药，以便行姦」5。洗礼所用之水，则是妇女经水，「涂在脸上都不揩，走入堂中把神敬，名为洁面来朝圣」6。反教小册子极尽铺张之能事，津津乐道于喧染传教士「行淫」细节，令这些反教宣传品看起来不像是指控书，倒像是色情小说。

在中国邪教史上，统治阶级除了担心邪教会反叛政府外，还指控邪教破坏了儒家倡导的男女之大防。《宋会要》庆元四年九月一日(1198年10月3日)臣僚言：「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抚于佛老，以掩物议，姦淫污移甚于常人」。秘密流传于民间的摩尼教，官方史书称其为「揉杂淫秽，霄聚昼散」7。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七日敕会禁止，又说他们「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会，潜纵恣于淫风」8。放纵的性行为会直接危及到男权统治，不利于社会控制。

儒家存天理的前提是肯定人欲之存在，所谓食色性也，男女饮食，人之大欲，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悖论，即不相信人能完全过着禁欲的生活。所以，市井小说常以和尚、尼姑的秽行作为人不能弃欲的範例，此种对和尚、尼姑的看法已成为社会刻板的印象。这可以从某些色情小说的名称得到印证，如《僧尼孽海》、《西天僧》、《云游僧》和《灯草和尚》及《水浒传》中的和尚裴如海等，鲁迅笔下的阿Q认为自己有权摸小尼姑的脸，其理由是「和尚摸得，我为甚么摸不得」?更甚于此的是和尚、尼姑在小说中不仅是淫乱的化身，而且还以性力过于常人的形象出现，中国文学作品对和尚、尼姑这种定位从另一层面反映了社会对性的观点，即禁欲会导致极端性放纵和性变态。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和尚道士性犯罪的记录。乾隆二十四年，曾发生一起苏州治平寺淫僧案。苏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饶裕，造密室藏妇女，江苏巡抚陈宏密掩捕之，搜获妇女四人，二十二房内犯姦者有十四房，淫僧十六名，并供出被姦妇女二十五人。奏闻，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请杖毙9。另一方面，官方舆论也强化了对和尚道士的不信任，一些卫道士们时常上奏请旨，严行禁止妇女进入寺院和道观。光绪十一年(1885)，御史张燎因京师白云观，每年正月举行烧香拜会，「男女杂沓，并有闲房屈曲，静坐暗室，托为神仙，怪诞不经，请旨严禁」10。地方官则叁令五申发佈告示禁止妇女以烧香为名进庙入观，湖南巡抚卞宝第颁布一则《示禁烧香》：「烧香结会，男女杂处，最为风俗人心之大害。」11社会对和尚性道德低下的刻板印象已根深柢固，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基督教作为外来的「邪教」，其传教士自然也是性道德低下之人。

不知始于何时，以天下唯我独尊自居的中国人却惟独承认洋人有超强的性力，明清小说中洋僧、番僧、胡僧，无一不是以向中国人传授採战之术的形象出现的。基于此点，中国人自然会得出洋和尚比土和尚更是邪淫百倍的结论。咸丰十一年(1861)，四川《讨西洋教匪》檄文，根据阴阳五行说，推论出「洋人性属火，最好姦淫，凡从教人所生之子女，任其择选，不准嫁人，现今奉教者，鲜不受其污辱，其子孙多半出于蛮种」12。可以说，传教士自进入中国，即与中国人尤为敏感的性问题纠缠在一起。1583年，第一个正式踏进中国大门，同时也是为第一个大陆中国人受洗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就曾被控告犯有通姦罪，儘管在控告他犯罪的期间，他已离开肇庆达两个月之久，当地居民仍然不信，他们扔石头，把教堂打毁，传教士差点被杀死13。

十九世纪下半叶，基督教获准弛禁，文人警觉地意识到捍卫儒教已迫在眉睫。在武力反击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反击手段似乎只有通过攻击传教士性道德低下，以此证明他们的宗教与他们的道德一样低下，不值得中国人信奉。

对传教士性犯罪的指控，大多是刻意製造传教士与中国信教妇女「滥交」谣言。教案史料并没有确切记载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妇女之不正当关係。只是从美国学者保罗‧科恩的文章见到一则驻台湾的加拿大传教士与自己教会里的一个中国妇女结婚，此事引起中国人和其他传教士的强烈非议。科恩认为之所以遭到中外人士一致谴责，是因为「愚昧而强烈的种族偏见」，并且「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14。其实，科恩只言中塬因之一，更主要的是，这位传教士的冒险行为，只会应验中国社会对传教士性道德低下的指责是真实的。

近代因妇女引发的教案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是将女人视为私有财产的中国男人被外族男人挫败的一种心理反映，中国男人无法忍受女人频繁地出入教会与外族男人经常见面这一事实。很多教案发生的塬因微乎其微，有的甚至没有塬因，单凭看见妇女进入教堂就足以让男人们怒气冲天，寻衅滋事。

二、亡种的忧虑

官绅大肆渲染传教士的性能力既有作为社会动员反教策略手段的需要，又有对异域种族认识上的蒙昧。从明末进士周之夔认为外国人连「夷」都不配做，只是一种「禽」26类，因为「夷」毕竟还属于人类;到湖南揭帖所说的半人半鱼的「鯚人」;再演变成终于承认西方人是「人」，但是与中国人在身体构造上有本质区别。俞正葵分析基督教为甚么比中国儒教粗湵陕??淙艘脖跋虏豢埃?w中塬因是西方人在人体结构与中国人大不相同27：

其地人以肝为百支主，心在近瘠第四胸眼，上面居胸，中之左脉，又发之心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经其络者。中土人肺六叶，彼土人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人叁叶。中土人心十窍，彼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人睾丸四。中土人肠二，彼土人肠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繫在心，繫左，彼土人心繫在肝，繫右。则西洋人禀赋不与中国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教，欲中土人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不合之人。

幽静贤淑是男权社会为女性制订的美德标準之一，基督教使中国女性长期受到压抑的激情全部被释放出来，按照社会的眼光，她们不再是幽静的好女人，而是四处传道，捐献家产，冷落丈夫。男人无法相信这是宗教引发的热情，他们断定女人这些疯狂的举动只能有两个塬因：一是吃了传教士的迷药，迷了本性;二是贪恋与传教士的情欲之欢，以至「视本夫如粪土」。士大夫们非常担心中国女性被传教士诱姦的后果──种族不纯。史料没有关于中国女信徒与传教士通姦生有孩子的记录，仅见于反教揭帖。同治八年(1869)《遵义合属士民公呈状》说文武官绅拥至教堂，「拆毁其局，得见夹墙内姦生私孩甚多，秽气冲天」。光绪七年(1881)，山东德州苦水铺一张姓人娶教民之女为妻，时隔叁月，知州派叁名差役至张姓家检查，声称该女刚过门，旋即产婴，貌似洋人，传其进署验看28。该女实无产婴之事，德州知州仅因该女係教民之女，便散布谣言，欲以此侮辱传教士，美署使何天爵为此照会总署，要求从重办理德州知州。

从表层来看，此事似乎纯粹是中国地方官以凌辱洋人取乐，其实这件事的背后折射出士大夫对亡种的忧虑，随着中国主权的步步丧失，这种忧虑也与日俱增。

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爆发期间，广为流传的由湖南候补道台周汉编写的图文并茂的《谨尊圣谕闢邪全图》，其中一幅《小儿失肾图》，画的是一男童赤身裸体被一群洋教士和中国教民包围，一名传教士手拿尖刀，另一人在旁拍手欢唿，并配有一副对联29：

一刀割断子孙根，双襟湿沾夫妇泪。

关于儿童的谣言多集中于挖眼、割肾之类，这类谣言在揭露传教士残害中国儿童的同时，还有更深的寓意：洋人来到中国，使中国失去了它的未来──儿童，它不只是涉及地方上的同一性，更是民族同一性。儿童割去肾子，失去了生殖能力，中华民族面临绝种的可能性。亡种的忧虑意识伴随着中国妇女与传教士通姦生下混种的恐惧，时刻提醒士大夫们歷史上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情景，妇女与传教士行淫的谣言则暗示洋人乱华的悲惨局面已不可避免，它反射出对种族混合的担忧。士大夫认为，如果任凭基督教随意招收信徒，不仅会发生以夷变夏，甚至有可能连种族也将不復存焉。署永新知县阎少白难以承受「教民遍天下」的现实，以死抗争他无力挽救的局势，其绝命诗言：「华夷必宜辨，舍命与鬼争，徒死本无益，不肯玷吾名」30。早在同治六年，生员林全初就敏锐的觉察到基督教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是由教民构成的「精神之国」，传教士「扛帮插讼，尤属小节。所虑者教徒子女互为婚姻，再歷数百年，滋生繁育，犹且广招徒党，无有已时，成何世宙」31。教徒之间互通婚姻，本是《圣经》所要求的，使徒保罗致信给哥林多教会指出，女子、寡妇可随意嫁人，「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32。然而在一体化权力结构的中国，如果出现一个与主流文化疏离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具有某种共同信仰，彼此之间互通婚姻，不啻为对主体意识形态无声的挑衅。基督教教民之间的婚姻无论是在形式上或是内涵都是以夷变夏的範本，即使他们依然保存中国人的血统，可是在士大夫眼中，他们已成为化外之国，化外之民，这是更深层次的亡种危机。中国人发现欲置对手于难堪处境，攻击对方性道德低下是最佳选择。这就不难理解，当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恐惧，而表达敌意的方式有多种可能的情况下，为甚么选择了与性有关的谣言作为攻击传教士、打毁教堂的突破口。就动员大众的策略手段而言，士绅的选择是準确而又有效的。

由于揭帖作者过分地关注于传教士的性问题，反倒透露出他们自己低级趣味的猥琐心理。反教谣言的作者与明清流行的警世、醒世市井小说在写作手法如出一辙，开篇先颂扬一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德学问，接着便是大段的不厌其详的有关传教士的色情描写。读后不免令人产生疑惑，作者的真正意图究竟是在攻击传教士呢?还是借攻击传教士之名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性欲望?

谣言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谣言的内容可以揭示造谣之人真实的心理欲望，也就是说，谣言既能给对手以杀伤力，也能暴露造谣者的心态，人们可以通过所造谣言的内容来分析造谣者平日深藏在心，不轻易流露的真实思想。反教谣言主题之所以辐辏于性，是由于发言者长期处于禁谈性的环境里，下意识流露出来的一种试图强使它变为隐私以证实性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结果却是以这种贬损的方式毫无禁忌的畅所欲言，造成性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变态的形式为人们所接受、所谈论，这也是为甚么中国文人喜欢在文字中以丑诋的方式描写性，而平民大众则好在口角争吵中频繁地使用与性有关的淫秽骂语。事实上，在推行「灭人欲」的中国社会里，最特殊而又奇怪的一个现象倒不是性被指定必须存在于阴暗隐蔽之中，而是人们在把性作为隐秘的同时，用各种方式没完没了地去谈论它。

性心理学证实：性禁忌愈严，人们对性愈是渴望，在不能用常态表达的情况下，只能以病态的方式发泄。反教揭帖的作者在丑诋传教士性乱的同时，不自觉的暴露出自身承受性压抑所致心理变态的一面。上文说过，反教小册子作者使用大量房中术术语来攻击传教士，清初，曾发动一场毁书禁书邉樱?嘘P房中术一类的书籍均属于被禁之列。反教揭帖的作者非常娴熟地频繁使用这一类术语，显然他们私下里偷偷地研读过此书，他们并没有遵守清廷的禁令，他们做不到不去阅读这类书籍，可是内心又有一种罪恶感折磨着他们违反禁令去阅读已被官方宣布为「淫书」的禁书，他们始终不能摆脱这种罪恶感，唯一的排解方法是通过攻击传教士的罪恶来显示自身的「乾净」，转移内心的紧张，通过指责传教士掩饰真实的自我，这与参与「捉姦」的人们心理反应是一致的。但是，不难设想，这些充斥着传教士性生活细节描写的反教小册子流向全国时，一定有不少人让自己也进入了角色，在性的行文中，敌意获得了新的、毫不遮掩的宣泄，可它又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颓废社会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