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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论“党主立宪”（试论“党主立宪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适政体之探讨）

一、党主立宪制概念的逻辑渊源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下列一些政体：

1、自主政体。这种政体存在于原始社会早期。在这种政体下，不存在多数服从少数或少数服从多数。每个社会成员都处于自主状态，社会活动建立在参与者完全自愿的基础之上。

2、宗主政体。这种政体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后期和奴隶社会前期。其特征是：社会或国家的重大事务由一个或多个宗族首领当家作主。中国古代的尧、舜、禹时代和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就存在着典型的宗主政体。今天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基本上是宗主政体，该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就是由七个酋长（宗主）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会。

3、君主政体。这种政体存在于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时期。国家和社会一切重大事务由君主一人当家作主，君主世袭并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4、党主政体。这种政体存在于近现代社会，其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事务由一个政党当家作主。国家机关是党的执行机关，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不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党主政体。

5、民主政体。这种政体存在于近现代的发达国家，其特征是：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由经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当家作主。代表机关内少数服从多数。巴黎公社的政体是典型的民主政体。

6、君主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是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其特征是：国家权力由世袭的君主和民选的代表机关共同执掌。英国和日本就长期采用这种政体。

7、宗主立宪政体。这种政体是宗主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其特征是：国家权力由宗主和民选的代表机关共同执掌。如梭伦改革后的雅典政体就属于这种政体。

既然历史上出现过君主制与民主制以及宗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党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呢？既然有了君主立宪的概念，为什么不能演化出党主立宪的概念呢？

二、党主立宪制的基础和前提

现在通行的权威观点认为：我国的政体是民主政体，具体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我国的其他制度（如军事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派生的，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而其他制度只能表现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一方面。（三）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一切国家权力。然而，现实的政治生活告诉我们，上述三点理由并不那么充分。

首先，我国的其他制度并非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派生。我国的政党制度、军事制度历来就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影响。

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或无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全貌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如深圳市建市已有十年，并未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市、区两级都从未开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事实并未使深圳市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全貌大大不同于其他地方。

再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摆脱“橡皮图章”的地位。没有各级人大影响不大，但各级党委却绝不能可有可无。深圳市没有人大并没有使深圳成为政治特区，但是，如果深圳市没有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市、区两级党委，那么深圳市就不会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了。

列宁说：“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①毛泽东说：“一切主要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②新中国建国四十年来的历史完全实践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我国的任何国家机关（包括人大）实际上都是党的执行机关，它们都由党产生，对党负责，受党监督。所以，我国现行的根本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党主制而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现行的党主制正是建立党主立宪制的基础和前提。

三、党主立宪制的基本内容

党主立宪制既然是党主制和民主制的结合，就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内容：

1、明确党权。党的组织究竟有哪些职权，应该通过法律明确地规定下来，不要像现在这样，党组织看起来没有多大法定的权力，而实际上权力无边。

2、党内民主法律化。党内民主的程序不仅要受党章的制约，同时也要受法律的制约。党章的制定和修改也应当受法律的制约。

3、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限。现行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名义上是“人民行使一切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而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这种名不副实的地位应当改变。其要求是：在名义上退一步，法律不再规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规定部分权力归“苏维埃”；
在实际上前进一步，从没有多大实际权力变成真正具有较大部分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

4、完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各级人大中，适当增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名额。

5、分权制衡。国家权力由党组织和人大共同行使。它们二者的职权划分和相互制衡关系由法律规定。

四、实行党主立宪制的必然性

近几年来。思想理论界就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不少方案，这些方案虽然都有其合理因素，但是实际上却难以实行。

方案之一，实行多党制或一党多派制，不同党派自由竞争，轮流执政。

多党制在一些发达国家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政体形式，最近，缅甸、阿尔及利亚、匈牙利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在中国，却不宜实行。中国的特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解放的贡献，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对全社会的渗透是缅甸的社会主义纲领党、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匈牙利的工人党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搞多党制群众不会积极响应。如果勉强地搞多党制，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动乱和分裂。同样道理，作为多党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一党多派制也不是现实的可行方案。

方案之二：真正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种方案也不是切实可行的。从理论上讲，真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比多党制这种典型的民主制度更高的民主制度。这一点，列宁在反击考茨基对苏维埃制度的攻击时早就作过论证。可惜的是，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理想还未能实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巴黎公社创造的政体形式，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却是真实的。中国和苏联之所以未能实行真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于其客观情况与巴黎公社相比有三点重要不同：第一，巴黎公社没有常备军和警察，而苏联和中国都有常备军和警察；
第二，巴黎公社没有政党，而苏联和中国都有一个组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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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046党主立宪述评

党主立宪述评

纵论中国政治，专制让位宪政，乃大势所趋。而宪政，由谁立宪？君主立宪，不现实；
民主立宪，太遥远；
党主立宪，最现实。

一、党主立宪

党主立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此前实施的经济改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取得成效。只有政治改革成功，经济改革的成果，才能得以保障。

党内有派，不准明争，必然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
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

七、八年内斗一次。与其暗斗，不如明争。而这明争，要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环境下进行。党主立宪，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重要方法。党主立宪，一是民主，二是法治。民主解决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交接问题；
法治解决依法治国问题。民主，先由党内民主开始，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然后再逐步扩展。以法治国是，实施82宪法和07物权法，虽然还是党在法上，但它起的作用是监督，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制框架下进行，包括党的活动。

二、易达共识

中国有三个不可打破的鸡蛋：左派、民主派、权贵集团。这三派不可调和，斗争激烈。如果党主宪政，他们都可得到好处。左派得到正义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民主派得到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
权贵集团得到安全。

影响中国最大的势力，来自权贵集团。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
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所以他们做裸官，做噩梦，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给之以安全，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

三、前提条件

实行宪政的前提条件是，领导者必须掌控权力。20世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政改失败，都是权力失控造成的。初衷虽好，但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解体，自己被软禁，也不是理想结果。满清末年的宪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而蒋经国的改革成功，成因则是“铁腕人物”大权在握，他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专制者。

改革，是强人政治，必须党政军大权独揽。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四、如何操作

党主宪政实施，困难一是误解，二是时间。

首先，以专制求民主，是手段和目的之南辕北辙，误解和攻击不可避免。其次，每位领导人，任期仅仅十年，前期权力不稳，后期虽然掌控了权力，但也将到期换届。

在这样有限时间内，既要方向坚定，又要稳扎稳打。前期是舆论领先，通过百家争鸣，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同时要取得人心，通过反腐取得民心，通过强国取得军心，通过党内民主取得党心。更要落实82宪法和07物权法，推动以法治国。后期控制了权力，则实行党内民主选举。

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在此之

前，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以积累经验。

此举实现，功成名就，开创历史新纪元。

五、期望结果

党的领导人，从终身制、指定制、内部协商制，到公开选举制，是一个重大进步，是走向民主的最后一程。

宪政民主，是自由派的追求。公平正义，更是大家追求。而双重思想影响下的民众，对此却另有期待。他们追求的公平，不是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的终点公平；
他们的正义，也不是程序的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面对这样众多的人群，没有“事实清”“道理明”的教育，没有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是不会真正理解“公平正义”的真实涵义的。因此，实际行动的党主宪政之前、之中、之后，都要在硬件建设的同时，注重软件建设。其结果才是“全胜”的结果，否则，之前之中的阻力，之后的反复，都是不容忽视的。党主宪政，给了中国以出路，给了自己以退路。而当其完全实现之时，也是“党天下”结束之日，原来的党，即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的华盛顿集团，就是一分为二，最后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形成两党制，竞选执政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如此模式，也是一个选择。

真正的宪政民主之后，必然会理顺政治关系，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进步，民众的自由幸福生活，都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对人类生存进步的持续，则是意义非常。

2014-2-27

第三篇：四论党主立宪——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公众演讲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广泛认同。十五大以来，理论界对于法治国家的原则、要求、标准、标志、方向、道路等等问题已经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粗浅的探索。

一、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党的领导

现代国家都是由政党领导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虽然领导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完善的政党领导体制则是各现代国家的共同特征。

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坚强的政党发挥领导作用，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如果不是联邦党、民主共和党、民主党、辉格党、共和党等政党先后对国家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美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和法治。在日本，二战以后，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党的坚强领导，日本也不可能迅速从战争废墟上复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法治国家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政党，但真正强大的、发挥过领导国家作用的政党只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强大过，但是它未能肩负起领导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历史重任。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神圣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在它七十多年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充分的展示和证明。尽管毛泽东说过，革命以后的历史任务更艰巨，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比革命更艰巨的历史任务，能够领导国家建成现代民主和现代法治。

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表率作用，是政党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都发挥了极好的表率作用。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主动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传统的国家元首职务终身制划清了界限。华盛顿1796年9月发表《告辞书》时才64岁，杰斐逊(本文来源好范文网：wwW.HAoWORD.COm)1808 年离开最高领导岗位时也只有65岁，麦迪逊1816年离开最高领导岗位时也是65岁。他们不仅在独立战争和建国活动中功勋卓著，而且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政绩非凡。无论是从资历、经验还是从声望、精力哪个方面讲，他们如果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都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当时的美国宪法也没有“一个公民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的限制，然而，他们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建设现代民主和现代法治的神圣目标出发，都在政治上的盛年时期放弃了总统竞选。这种表率作用，对于美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

在我们中国，由于几千年的****统治，反民主、反法治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在民众和干部的意识中，人治的东西很多很多，对建设法治国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集团发挥重要的表率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方面的表率作用是发挥得非常好

的，得到了人民的公认，但在民主法治方面的表率作用则比较欠缺。

值得钦佩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领导制定了许多重要的促进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法律和政策，而且在学法、用法、守法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最近几年，第三代领导集体经常举办法治讲座，在全党和全体公民中树立了学法、用法、守法的榜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二、党的领导需要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需要法治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所谓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是指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

法治国家要求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严格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不例外），任何个人和组织从事任何活动都要有法律上的授权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也是执掌政权的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政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其他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就不可能严格依法办事。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首先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靠政策，靠政治运动，靠领导人的威望。这是一种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的负面作用也很大，有的时候还相当严重。

五十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到七十年代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党的领导方式的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转变领导方式的新探索，逐步告别了旧的领导方式，初步确立了法治化的领导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富强。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至关重要。

三、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要求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明确规定党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的活动程序。这就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早在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正式确立了，而且已经得到了全党和全民的认同。因此，本文不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第四篇：四论党主立宪——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公众演讲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广泛认同。十五大以来，理论界对于法治国家的原则、要求、标准、标志、方向、道路等等问题已经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粗浅的探索。

一、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党的领导

现代国家都是由政党领导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虽然领导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完善的政党领导体制则是各现代国家的共同特征。

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坚强的政党发挥领导作用，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如果不是联邦党、民主共和党、民主党、辉格党、共和党等政党先后对国家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美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和法治。在日本，二战以后，如果没有自由民主党的坚强领导，日本也不可能迅速从战争废墟上复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法治国家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产生过许多政党，但真正强大的、发挥过领导国家作用的政党只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曾经强大过，但是它未能肩负起领导中国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历史重任。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神圣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在它七十多年的历史上曾经得到过充分的展示和证明。尽管毛泽东说过，革命以后的历史任务更艰巨，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比革命更艰巨的历史任务，能够领导国家建成现代民主和现代法治。

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表率作用，是政党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都发挥了极好的表率作用。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主动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传统的国家元首职务终身制划清了界限。华盛顿1796年9月发表《告辞书》时才64岁，杰斐逊1808

年离开最高领导岗位时也只有65岁，麦迪逊1816年离开最高领导岗位时也是65岁。他们不仅在独立战争和建国活动中功勋卓著，而且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政绩非凡。无论是从资历、经验还是从声望、精力哪个方面讲，他们如果竞选连任第三届总统都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当时的美国宪法也没有“一个公民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的限制，然而，他们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从建设现代民主和现代法治的神圣目标出发，都在政治上的盛年时期放弃了总统竞选。这种表率作用，对于美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

在我们中国，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反民主、反法治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在民众和干部的意识中，人治的东西很多很多，对建设法治国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集团发挥重要的表率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方面的表率作用是发挥得非常好的，得到了人民的公认，但在民主法治方面的表率作用则比较欠缺。

值得钦佩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领导制定了许多重要的促进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法律和政策，而且在学法、用法、守法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最近几年，第三代领导集体经常举办法治讲座，在全党和全体公民中树立了学法、用法、守法的榜样。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二、党的领导需要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需要法治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所谓党的领导方式法治化，是指党的领导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体的职权范围，有法定的活动程序。

法治国家要求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严格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不例外），任何个人和组织从事任何活动都要有法律上的授权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也是执掌政权的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政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其他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就不可能严格依法办事。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首先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靠政策，靠政治运动，靠领导人的威望。这是一种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的领导方式的负面作用也很大，有的时候还相当严重。

五十年代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到七十年代连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建设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党的领导方式的政策化、运动化、人治化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转变领导方式的新探索，逐步告别了旧的领导方式，初步确立了法治化的领导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富强。

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至关重要。

三、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的法治化，要求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明确规定党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的活动程序。这就是党的领导法治化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要在宪法和法律中具体规定党的职权和程序呢？这是因为：

（一）明确党的职权和程序是党的领导权的性质决定的。

我国的宪法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承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然而，这种领导权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权利之权还是权力之权？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理论界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笔者以为，这个问题应该讨论清楚，因为它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第五篇：三论党主立宪——宪法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

（一）历史回顾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职权及其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有不同的规定。

一九五四年宪法仅在序言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而没有确认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职权。

一九七五年宪法不仅在序言和总纲中确认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职权。如军事领导权和统率权（第十五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第十六条）），总理提名权（第十七条）

，等等。但是，一九七五年宪法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行使这些职权时应当遵循的程序。

一九七八年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法律地位的规定和七五宪法基本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职权方面，七八宪法删除了七五宪法中关于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的规定，保留了军事统率权、总理提名权等重要职权。同七五宪法一样，七八宪法也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行使职权的程序。

一九八二年宪法只在序言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职权。同前三部宪法有重大不同的是，一九八二年宪法在序言和总纲中分别确认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二）现实分析

理论界一般认为，八二宪法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这一点，笔者也非常赞同。但八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却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重要缺陷。这有以下一些理由：

第一，八二宪法的序言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但是，这种领导权究竟是权利的权呢？还是权力的权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过全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领导在共产党控制区表现为权力，在国民党控制区则表现为权利。这种权利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宪法所确认。由因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权利不一定要在宪法中加以确认。一九五四年宪法没有确认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权利，而应该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既然是权力，就应当在宪法的条文中作具体的规定。否则，宪法序言中确认的领导权就显得空洞。

第二，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实际上行使着许多重要的国家权力（军事统率权、总理提名权、制度创立权、决策权、复议权，等等），宪法就应当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对这些权力加以确认，并规定具体的程序。而脱离实际的宪法，其权威性就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

第三，在现行的企业法律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职权和程序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就不能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职权和程序呢？

企业法能规定党委与厂长、党委与职代会、党委与工会的关系，宪法为什么就不能规定党委与人大、党委与政府、党委与法院、党委与检察院的关系呢？

第四，通常的党政分开的理论认为，党组织的活动应当与国家机关的活动有严格的区别，这几乎是政治学与法律学的常识，这些常识成了有些人反对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的主要借口。但在笔者看来，不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和程序就永远也不能实现党政分开。这就象宪法和法律如果不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各自不同的职权及其程序就永远不能实现行政与司法分开的道理一样。

为了实现行政与司法的分开，我们严格规定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同的职权及其程序。同样，为了实现党政分开，我们也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

第五，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现行宪法和现行党章的要求，也是全国一致的共识。但是，如果宪法和法律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那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苛求的，在客观上是难以衡量的，在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如果宪法要求各级法院必须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对各级法院的职权及其程序又不作具体规定，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难道宪法不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职权及其程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就是可以想象的吗？

第六，共产党也要接受监督，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违反宪法和法律也必须予以追究，这是全国的共识，也是现行宪法第五条的规定。但是，这种监督是依法进行好呢？还是象“文革”中那样不依法进行而只依据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进行好呢？

这些问题，法律学和政治学显然未做过认真的研究。如果对党的监督要依法进行的话，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中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果监督共产党的程序法定化了，那么被监督者的活动程序也应该法定化，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不科学的。

第七，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政治学和法律学不容否定的现实。军队是最重要的国家暴力机器，而领导这种暴力机器的中国共产党，宪法中却没有规定其领导权的具体内容及其领导程序，这在逻辑上说得通吗？

第八，不将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下来，在客观上也有害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容易授人以柄。有些人可以依据宪法中没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而客观上又要行使某些国家权力的事实，来指责中国共产党不遵守宪法，而我们对这种指责又难以作出有力的反驳，这就不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宪法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范围及其活动程序，也容易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滥用自己的职权，这些方面的例子在报刊上是可以经常见到的。

第九，宪法中不能明确规定政党的职权及其程序，往往被当作政治学、法律学的“原理”，而在事实上，这种“原理”不过是人们的思维定势罢了。只要跳出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原来被看作“原理”的东西事实上既不是上帝的圣谕，又不是“世界宪法”中法律规范。既然如此，中华人们共和国宪法为什么不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呢？

（三）今后的建议

如果说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职权及其程序是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思路来设计有关的宪法规范呢？

笔者的建议如下：

第一，可以将中共中央规定为集体的国家元首，将中共地方组织规定为地方元首，并参考各国有关国家元首的宪法规范来设计中共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委的具体职权及其程序。

第二，鉴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活动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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