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现实经济生活熟知的“增值”和“增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各地不断揭露的彩票大案以及其它种种不合理的经济错位寻找深层次的解释。本文主张恢复和提倡“增殖”的积极意义，恰当处理“增殖”和“增值”的关系，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中国彩票业的健康发展，力争杜绝一切由经济错位导致的不良现象。

一、理论研究：从“增殖”演变为“增值”是一种退步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把“增殖”和“增值”普遍混同起来。许多人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律用“增值”、“价值增值”、“资本增值”，来代替“增殖”、“价值增殖”、“资本增殖”等特定的规范说法。演变过程是从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讲话和下发的权威性文件开始的，接着是理论界的肯定和认同，最后向经济领域扩展，一直到日常生活中形成普通大众的主流意识。

（一）从“增殖”到“增值”的演变概况。

1、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相关文件中，关于“增殖”到“增值”提法演变的过程大体如下：

1992年10月以前中央一直使用“增殖”的说法。我们可以从领导同志讲话和有关文件中看到这一点：1992年1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钅容基同志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中使用的就是“对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说法；1992年7月23日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中的第三条明确指出，“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殖，落实企业的经营权”；第十四条中说，“企业在保证实现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有权自主确定税后留用利润中各项基金的比例和用途，报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第三十条，“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定期进行财产盘点和审计，做到帐实相符，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不得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确保企业财产的保值、增殖”。

自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以后，“保值增值”开始替换“保值增殖”。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注：着重线为引者所加)

从此，中央的有关文件开始了这一定格的说法。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1999年9月2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第八条条方针中，明确指出“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至此，“保值增值”成为权威的说法。

2、经济理论界已经通用“增殖”和“增值”。

随着中央有关文件对“保值增值”提法的使用，经济理论界开始通用“增殖”和“增值”，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以“增值”取代“增殖”的做法。我们仅以下面提到的几本书为例：赵炳贤的《资本运营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8页上写道：“企业兼并收购加速了资本的集中、积聚、增值和资产规模的扩张，促进了一批巨型、超巨型和跨国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该书的第202页上写道：“所谓资本家实为‘资本经营家’，资本运营的专家。他们具有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使资本增值的知识和技巧。”李扬、王国刚主编的《资本市场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7页上也有类似的“经营资本并追求资本增值的经济组织”这样的说法。赵云喜的《资本学——中国经济的温和革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令人吃惊地肯定了“从原始人用石块投向野兽的那一时刻开始，资本就产生了”这样的老生常谈的观点后（见第五页），通篇都是“资本具有增值能力”的说法。

如果说中青年一代的学者初出茅芦，用词无所顾忌，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功底较深的老一代学者对此有所警觉呢？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也人采取了一种通用“增殖”和“增值”的做法。仅举一例：从教于北京大学并且研究《资本论》多年的弓孟谦教授，在其专著《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后记中写道：“由于时代的原因，书中某些词语的使用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增殖’与‘增值’这一词组，凡《资本论》原著的有关内容均采用原著的用词，凡作者针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阐述的部分则采用现代汉语规范用词。”据此，弓教授在所有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的“增殖”一词，统统改成了“增值”。看来用“增值”取代“增殖”对这些学者来说，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3、通用“增值”和“增殖”范畴中的不同声音。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做法的。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先生的追随者李炳炎先生在他的《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中，就明确区分了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厦门大学的胡培兆先生于1999年在中央党校出版《理论前沿》上发表文章，提议正确使用这两个不同的范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韩朝华先生2003年分别在《经济学茶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刊物上载文，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说法提出批评意见。我是赞同这些同志的看法的。在我的有关资本的论著出版过程中，曾几次与编辑为到底是使用“增殖”还是“增值”一词，进行过认真的争论。起初，是所有的“增殖”被无一例外地改成了“增值”，共计83处，后经争辩，这83处在电脑文件中又一下子被替换为“增殖”，反而更加使人觉得不能理解。最后，才由我一字一字地改回不同的原样。

尽管有这些不同的观点，但和强大的认同“增殖”与“增值”的潮流相比，这些声音显得过于弱小。主流经济学杂志上难以见到这些观点，更难见到这一方面的专著。

（二）为什么说从“增殖”到“增值”的演化是一种退步？

1、这种演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退步。

众所周知，“增殖”和“增值”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对重要的经济范畴。特别是“增殖”一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增殖”概念解释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剩余价值理论大厦的合理构建。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经对“增殖”给予明确的定义，同时马克思对“增值”概念也做过多种浅显易懂的解释。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表述中，对“增殖”和“增值”的区别和使用是特别细心的。马克思认为，“增殖”是指经济主体，也就是资本，通过自我运行，自我调节，进行一系列的内部变化，从而繁衍、增生为一个更大的实体。相比之下，“增值”一般则是指价值量的简单增加。从外延上上说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从内涵上说要它比“增殖”浅得多。只要一个价值简单地发生了量的增加，就可以用“增值”来概括。但它却不一定是由“增殖”引起的。

“增殖”无疑是也是一种增值，但它是特定条件下的增值。我们都知道，离开了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市场，无从谈起“增殖”、“资本增殖”、“价值增殖”这一类概念和范畴；但没有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市场及其变动，“增值”仍然可能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曾讲过“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增加结合在一起”(《资本论》第3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5版)。预付资本可以由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价格变动而形成增值，这是资本流通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它与资本本身通过和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增殖”，是绝对不能相互混淆的。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经济学说和一切旧的资产阶级学说得以区分开来。把一切劳动都看成是生产性的，全民族都狂热地痴情于投机，只要能增值或者通俗地说，赚到钱，可以置一切于不顾。这正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所经历、所目睹过的丑恶和肮脏的历史。它和透彻地了解人类历史方向，懂得社会发展真谛，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格格不入的。只有马克思才把增值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从而产生了与“增值”有本质不同界定的“增殖”概念，人类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才由此得到了根本上的说明。

作为马克思学说的追随者，我们不应当从马克思已经阐明过的科学原理上退回去。作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拓者，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带入一个健康、繁荣昌盛的的阶段。

2、这种演化是对优秀的经典语言文化的一种背叛和亵渎。

“增殖”和“增值”在语言学中的区别也是不容混淆的。最普通、最常见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对这一词组的释义是：“增值”即资产价值的增加；增殖的释义有两个：一为增生；二为繁殖。把增值解释为资产价值的增加，这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取代、替换“增殖”一词的理由。很明显，在汉语中，“增殖”中的“增生、繁殖”的内在含义，是“增值”一词所不能完全囊括的。即便是在英文中，这两个词也不是一样的。“增值”一般写作increaseinvalue，而“增殖”则经常作为专业词汇来使用，写作augment，它们决不可以完全互相替代。不难看出，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英语或别的什么语言中，都提示人们：“增值”可以是由外生变量引起的，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增殖”却必须以内部变化，系统的自我运动为前提。打个比方，你可以通过饲草的降价或牛肉价格的暴涨这一类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使你饲养在牛圈里的牛在一夜之间增加500元，但离开“增生”，“繁殖”这一类的“网上之结”(列宁语)，你则永远无法全面、完整地表述现实生产过程中价值增加的全部内在的真实过程。发行彩票的功能与此类同，我们可以短时间内通过中彩，使某人的财富成百成千倍地增加，但并不会直接使社会财富增加相同的倍数。彩票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但没有立刻使社会财富本身增加一个原子。

将“增殖”完全演化或替代为“增值”，显然把人们引到了浅薄、低俗和欠发展的方向，它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格格不入的。

3、这种演化会引起社会生活的全面倒退。

当前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其他各种生活空间，早已弥漫起不问“增殖”，只图“增值”的浓郁空气。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你去问一个商贩，何谓“增殖”？他不知所云，但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的脚步，甚至会采取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方式，将你的钱从你的口袋中掏走。你气得七窍生烟，但事情还会屡屡发生；商贩们自己则经常遇到令人头痛的罚款、莫名其妙的收费。他们遇到的动检站、防疫站、质检站以及工商、税收、城市规划、城市监察，还有交警、公安、派出所，没有一个不收费的，而且经常是不开票据的罚款和收费，所有的行政和公共管理部门，都是毫无例外地收费，却没有人更多地考虑这些费用生成的根本原因；曾经流行的军队企业、正在清理的党政机关报刊，还有众多的有待纠正的党委书记兼任地方大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现象。彩票经济的过快和不当的发展是只管“增值”不问“增值”最为突出的典型。各种各样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已经把人们引向狂热的不劳而获的溟溟梦想之中。不断爆发的彩票惊天大案，迫使国务院有关部门不得不紧急叫停彩票发行工作。所有这些都在昭示着，当前的社会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回答“增殖”，也就是“钱”是怎么来的这样的问题，但义无返顾地挣钱，收钱、捞钱，却是不容置疑的选择。不问“增殖”的理论已经演化为地地道道的“增值”实践。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倒退和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