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全球化已经开始挑战欧美的福利资本主义，那么欧元的运行和发展则进一步侵蚀了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本身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以国家掌握货币主权为前提条件的。欧元区成员国失去了货币主权后，也就失去了继续推行福利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这对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来说，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调整成本。然而，当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如采取过于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有可能导致欧洲货币联盟的失败。

关键词：欧元货币主权福利资本主义非相容性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促使市场具有全面性的主导力量，改变着国家、资本和劳工三方之间的关系，力量平衡开始向资本一方移动。资本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提高了其迫使国家降低税收、取消管制和降低成本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工与资本的抗衡能力削弱。“强资本”与“弱劳工”成为全球化的伴随物，使欧美的福利资本主义面临考验。①欧美国家近年来刮起的减税风和劳动市场弹性化改革就是明证。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民众也经常担心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会出现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现象，导致福利国家的成果难以保持。②欧元七年多来的运行对成员国经济的影响似乎验证了人们的这一担忧。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的货币一体化给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福利制度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一、欧元区成员国的公共财政紧缩问题对福利制度的压力

欧洲货币联盟把遵守趋同标准作为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对成员国的公共财政产生了紧缩性的效应，使成员国不得不压缩财政赤字，削减福利开支。这既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给各国的福利制度带来了很大压力。

自1999年欧元启动并于2002年完全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主权货币后，各成员国就失去了其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权，但财政政策仍然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的职权范畴。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一旦各成员国发生内外经济冲击，成员国能够运用的宏观经济调整工具就只剩下财政政策了。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条约》又对各国的财政事务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以确保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的效果以及实现欧元区物价稳定的目标。

为什么统一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以实施严格的财政纪律为前提条件呢？从欧盟的一些文件来看，主要有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较高的偿付风险。③如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滥用财政赤字政策而不加节制，会导致其公债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长期的公债积累必然面临偿付风险的问题。如果公债负担过重，政府又不愿或无法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就只好设法赖账。一般情况，政府更愿意借助间接赖账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因为直接赖账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当一国加入了货币联盟后，就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也就失去了间接赖账的手段，于是直接赖账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为了避免一国政府直接赖账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欧洲中央银行很可能会迫于压力而对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实施救助，即购买该国政府的债券或为该国政府提供贷款，这样一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受到成员国财政问题的干扰。

其次，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整个货币联盟的利率。如果一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会增加货币需求，在货币供应量既定的情况下，货币联盟的市场利率就会趋于攀升。利率上升不仅加重一些财政状况恶化的成员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也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这样，这些成员国就有可能对欧洲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放松货币政策。如此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有可能被成员国的财政政策所干扰。④

由于成员国财政政策的上述两个外在性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成员国制定了严格的财政规则，《稳定与增长条约》又加强了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监督和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成员国的制裁机制。欧元启动之初，欧元区12国基于这两个条约作出了财政承诺：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各国承诺将在2004年达成财政平衡目标。但是各国对财政纪律的承诺导致了两个矛盾：第一，各成员国失去货币主权后，财政政策成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宏观调控工具，但是各国受到的财政约束又使各国财政政策可操作的空间大大缩小，难以履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第二，欧洲大多数国家是高福利国家，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时期，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支付总额的上升还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如果要严格履行欧元区的财政规则，必然产生削减福利开支的压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欧元区经济普遍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除了爱尔兰等极少数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外，大多数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一些成员国(如德国和葡萄牙)的财政赤字超出了3％的界线，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大大超出了60％的界线(如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等)。为此，2002年底欧盟不得不把欧元区成员国达到财政平衡目标的时间由2004年延迟到2006年。经济状况的恶化还激起了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货币一体化的不满和质疑。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怀念起本国原先的主权货币了。

高福利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因而失业率相对比较高。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都是平均两位数，高于北美和日本。如果不改革现有的福利国家制度，欧元区成员国不仅无法解决高失业问题，而且其财政平衡目标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摆脱困境，不少成员国已经下决心对医疗保险、养老金、劳动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

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弗兰克尔(Frankel)、艾肯格林(Eichengreen)、多恩布什(Dornbusch)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将来的欧洲要么遵从美国模式，否则劳资间简单的雇佣或解雇关系，以及松懈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欧洲货币联盟将失败。也就是说，区域货币一体化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是不相容的。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就是统一货币的运行所造成的财政紧缩问题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造成压力。从福利国家制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那就是：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本身的建立与发展就是以国家掌握货币主权为前提条件的。欧元区成员国失去了货币主权后，也就失去了继续推行福利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二、国家货币主权的历史演变与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

从历史上看，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货币从自然的献礼改变为国家的产物；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革命。

在16世纪以前，贵金属(主要是黄金和白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但各国货币和国际货币往往是彼此泾渭分明的。国内贸易依靠物物交换或本国货币，而国际贸易则借助于贵金属。作为国际货币的贵金属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供应量，基本上不受个别国家的控制。政治命令不可能创造金钱，只有通过贸易、掠夺或拥有矿山才能获得金钱。另一方面，各国货币通常以非贵金属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配。由于这种货币限于本国范围内流通，统治者可能经常使它贬值，以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16—17世纪，随着西欧对美洲金银矿藏的发现和掠夺，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大，美洲贵金属大量输入欧洲，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在贸易扩大和货币流通过程中越来越交错在一起。最后，黄金和白银取代了传统的各国货币。政府甚至连以前有限的操纵本国货币的能力都丧失殆尽。⑤大卫.休谟所论证的价格-硬币流通机制，对各国之间的贸易和国际收支产生自动的平衡作用。但是由于国际货币供应受到黄金和白银的产量限制，世界经济活动经常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

在18—19世纪，为了解决贵金属供应不足的问题，各国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从而广泛地控制了货币供应。这实际上是一场金融革命。至少从理论上说，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制造纸币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⑥这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倾向，同时也导致了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经济稳定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成为此后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主要的困境。

1870年—1914年的国际金本位制是试图解决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经济稳定之间的冲突的第一个努力。在这个制度下，国内经济自主服从于国际货币稳定这个目标。尽管由于纸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发放都处于各国控制之下，国家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货币供应和信贷以维持价格水平或减少失业，但这种行动受到了各国纸币价值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的限制。由此导致的汇率稳定，也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稳步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仍有许多保守人士深深留恋这段“黄金时代”，认为只要恢复金本位制度，就可以消除由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通货膨胀猖獗的灾难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不过这一理想化的看法至少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传统金本位时代是前福利国家时代，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适度的。在这个时代，社会对政府的要求几乎极低。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社会下层人民顺从地把他们的命运看成是老天作出的安排。⑦所以，金本位时代是一个社会目标极少的世界。在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尚未兴起的时代，各国优先考虑的是货币稳定。当这些条件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福利国家的诞生而发生变化时，金本位制就难以为继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民族化。战争一爆发，交战国就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黄金供应，并且同固定汇率制脱钩，以便自由地动员经济力量为战争服务。金本位制就这样崩溃了，国内经济自主战胜了国际货币秩序。正如约瑟夫.熊彼特在战争白热化时期所观察到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经济现实。为了进行战争，各国政府都不得不调动它经济中的全部流动资金。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很久，熊彼特就已预见到，由于经济“货币化”，货币要素——赤字、利率、信贷、税收将成为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通过后来所谓的宏观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驾驭本国经济，为其政治和社会目标服务，从而把19世纪的自由放任市场撇在一边。⑧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以及国家取得对本国货币的完全控制，为消灭市场弊端(例如失业、衰退和贫富两极分化)提供了机会。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和没有失业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南。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最先以法令形式把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的实际行动中。此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制定和推行国家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企图借助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长期经济增长、收入均等化等经济目标。从4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中期，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据的各种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朝福利化方向发展。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承担了保障其公民社会权利的义务。这些社会权利主要包括：1)基本的收入保障；2)对疫病、年老、失业等风险的保障；3)提供公共财富，包括基础设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狭义的福利政策通常只包括对第一、第二条社会权利的保障，这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低标准相关。它强调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其目的是在公正的意义上对来自市场的收入进行调节。而在广义上，国家积极的经济政策也被看作是福利国家的政策，其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如果主要按照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同来描述福利国家的不同特征，那么可以把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分为三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⑨其中第一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代表，其特征是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自由主义原则仍占上风，其给付对象主要是那些最贫困的阶层。第二种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以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公民照顾制度。第三种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部分国家，其突出特点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机制几乎取代市场而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制度安排。

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说，现代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被认为是长期工人运动和斗争的重要结果之一。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认为，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境地导致了以“非商品化”为主旨的工人运动政策，其目标是使工人的福利从现金交易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结果来看，“非商品化”的运动增强了劳动者的力量，削弱了雇主的绝对权威，从而促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诞生。⑩

然而，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出现，主要是二战后的事情，它是以国家控制货币供应和经济事务的能力的获得，以及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盛行作为条件的。从根本上说，当代福利资本主义与国家经济主权的完整性是共生的、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纸币、信贷和中央银行的出现所赋予国家的控制货币供应和经济事务的巨大权力，也就不可能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和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三、世界货币体系的混乱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努力

正如熊彼特所预见到的那样，国家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既赋予国家一种为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干预和引导国内经济的前所未有的能力，也鼓励了国家采取种种造成通货膨胀和破坏国际汇率稳定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恢复国际经济体系和建立稳定的货币秩序，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建立了国际金汇兑本位。但是这个制度仅仅存在了几年，它的崩溃是30年代大萧条加速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热那亚体系崩溃的原因很多，例如英国对国际秩序领导权的瓦解，而美国尚未承担领导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政府利用新获得的对货币杠杆的控制权，开始对诸如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之类国内福利目标比对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更加高度重视。另外，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对国内自主比对国际主义更加珍视。在没有霸主领导的局面中，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各国民族利益的差异，导致了自由世界经济的垮台。(11)世界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战时代，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稳，因为每一个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试图再次寻求在国内经济自主与国际经济稳定之间达成妥协，以避免30年代“以邻为壑”政策和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复萌。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该制度实际上是介于19世纪末的金本位制与20世纪30年代货币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折衷办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就产生了清偿能力与信心问题之间的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困境”。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以及约翰逊政府所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所共同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得“特里芬困境”问题变得十分尖锐，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最终成为美国轻率的宏观政策、高通货膨胀和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牺牲品。(12)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际，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关国家为了减少世界货币金融不稳定对区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于1972年开始实行货币汇率的联合浮动，即参与国货币相互之间保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对美元则实行集体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西欧各国货币汇率与美元脱钩，但欧共体内部继续维持比较稳定的汇率，其意图在于抵制汇率波动的不利影响，促进区域内商品和资本的流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又大大增加了汇率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美元和其它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多变性。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改变当前的汇率不稳定状态，恢复以规则或主要经济大国合作为基础的体系。但由于缺乏令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法，加上对反复无常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失所望，所以西欧国家在70年代末就开始谋求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及最终的货币一体化。经过长达20多年的努力，欧洲货币体系从内部固定汇率制度最终发展到统一的货币。

在西欧许多领导人看来，欧元不仅可以减少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以及能够促使成员国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还将大大增强他们与美国人进行国际经济谈判时的政治地位。欧元可以消除几乎自动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的现象，限制美国为执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而拥有的相当大的金融自由。此外，欧元的成功还可以削弱日本想让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野心。(13)

然而区域货币一体化在经济上的主要缺点是成员国丧失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而后者是当代福利国家制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对高福利的欧洲国家来说，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调整成本。

四、欧洲货币一体化与福利国家制度的非相容性

欧元的运行对于其成员国经济主权的影响，类似于16、17世纪贵金属取代了各国货币的时代。主权国家政府彻底失去了操纵本国货币的能力，无法再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力实际上比金本位时代还要小。因为在金本位时代，纸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发放毕竟都还处于各国控制之下，只不过受到了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的限制。如前所述，不论是16—17世纪的贵金属时代还是1870年-1914年的金本位时代，都属于前福利国家时代，社会目标极少，福利国家尚未兴起。而欧元却诞生于福利水平高度发展的欧洲国家。欧元区成员国货币主权的丧失和财政政策的严重受限，使它们几乎失去了继续为福利制度进行融资的所有工具。《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的货币联盟趋同标准实际上是对所有参加国的福利制度的一场大围剿，它迫使各国削减社会开支，其结果是使各国无力推行独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支持传统的福利措施。(14)

事实上，欧洲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甚至把欧元的到来看作一个良好的契机，认为它可以加速那些阻碍市场竞争和生产效率的社会框架的松动。(15)欧洲货币联盟把趋同标准作为参加欧元区的条件，对于各国政府来说，恰恰等于把对养老金和其它社会保障标准的削减要求合法化。然而，正如艾斯平—安德森所说，当代福利国家并非只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被动产物，它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16)欧元的到来对社会变革因素的过度催化也可能进一步增加社会压力，动摇社会发展的信心根基。

今年初法国政府推出的一项名为《首次雇用合同》的劳工法案，(17)遭到了工会组织的强烈批评和抗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去年，德国政府出台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也遭到成千上万人的抗议。福利制度改革考验着欧洲政治家们的智慧，他们需要在改革力度和民众的承受能力之间以及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在新的货币环境中，改良的福利政策仍要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宁，要使各国人民在竞争中能够继续保留生存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社会体制调整的摩擦力。假如采取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很有可能导致货币联盟的最终解体。

已有一些学者指出，必须从结构上解决经济一体化与社会一体化的不均衡发展，实行福利国家模式的超国家化。如果不把经济政策方面的职权集中起来，欧洲货币联盟就不会成功。(18)从长期来看，欧元区似乎只有采用联邦式的财政体制，才能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单一货币区，同时为拯救和改良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做出贡献。事实上欧盟国家领导人也确实想建立一个与欧洲中央银行相对应的政治机构。目前欧盟财长理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协调欧元区各国的经济政策。但迄今为止成员国之间加强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协调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去年的欧盟宪法危机也证明了往联邦制方向努力的艰难性。而且，目前欧盟的财政预算规模仍然很小，(19)远不足以执行现代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再分配措施。迄今为止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试图扩大欧盟财政预算规模的所有努力都被各成员国否决。所以，只要欧洲联盟还不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福利国家模式的欧洲化就很难实现。

欧元的到来究竟是促进欧洲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还是会阻碍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现在还无法盖棺定论。从目前来看，它为充满矛盾的欧洲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冲突，并使政治家们进退维谷，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