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业集团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2021年）

　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范文

　按照**关于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班子紧密结合**系统实际，深入进行思想发动，全面进行查纠整改，重点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开展谈心谈话和征求意见建议活动，对照“六大顽瘴痼疾”，**系统梳理的突出问题以及结合个人自查事项报告表，坚持把问题谈开、谈透，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担当认真对照检查，深刻剖析根源,夯实整改责任，全力推动教育整顿查纠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落实落细。现将**班子对照检查相关情况作如下汇报：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具体表现

　（一）思想政治方面。一是安排学习时间少。客观上不太好安排大块时间进行系统学习，主观上是缺乏利用零碎时间学习的意识，没有将有限的时间充分整合利用起来，比如:平时主要通过每周五的集中学习和每月的“主题党日”时间学习，其他个人自学时间比较少。二是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平时忙于事务性工作，通过会议学习多，真正沉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时间少，对新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把握不够深刻、透彻。三是学用结合不紧密。存在实用主义倾向，比如：偏重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依法治国方面的学习，其他方面内容学的少，全面系统理解把握不够，运用新思想指导实践、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需要提升。四是政治站位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平时工作中没有做到每一件事、每一项工作开展中都自觉地站在政治大局的高度上去认识，在提升政治站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上还有差距。比如：平时关注研究执法指标多，关注本系统信息化建设少，造成**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比较滞后。

　（二）

　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职责，增强工作紧迫感，按照上级的工作精神和决策部署，认真努力做好每项工作，做到在岗一分钟，辛勤工作60秒，努力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始终保持旺盛的上进心和工作动力，为煤矿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三）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一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力度不强。存在“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廉政教育抓得不紧，多以开会、谈话的方式进行教育，方式单一、氛围不浓，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及发挥作用不理想。对职工监督管理不严格，好人主义思想较浓，对一些苗头性问题警钟敲得多，会上讲得硬，实际执行软，工作安排的多，抓日常监管相对不够，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没有充分发挥，对干部廉洁从政的日常行为规范情况的监管还不够到位。

　二是在落实党建责任上有明确责任分工，有工作计划，但在具体落实上欠深入，少检查，还存在主动深入学习还不够，认识不高，责任制本身不严密、宽泛化，导致工作不规范。

　三是在贯彻落实上级会议、文件方面，存在表态多调门髙、行动少落实差的，具体工作不大习惯亲自检查监督，不注重全程督导、跟踪问效，按照文件、会议精神市置工作多，现场督促相对较少。对一些事项仅满足于安排了、推动了，缺乏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抓落实招数；面对一些紧事准事、烦事愁事，思想上还有畏难情绪。

　二、产生问題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出现这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思想上，没有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題这个总开关拧好，理想信念退化，宗旨意识打了折扣，奋斗意志和进取精神有所消退，忽视了联系实际开展学习研究，以至于题不能及时发现、有效克服。

　理论学习不深。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不扎实、不深入，主动性、规划性、系统性不足，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客观上以工作忙、压力大、事务性工作多为借口，把学习当成“软指标”没有处理好工学矛盾。对各级重要会议、重要文件的学习存在实用主义倾向，与分管工作联系紧密的内容学得相对多一些，对科技、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学习研究相对滞后，立足实际学习运用政策的能力需要着力提升。

　党性锻炼频率不够。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抓分管工作与加强自身党性锻炼的关系，存在忙于事务性工作而放松主观世界改造的现象，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调安排的多，但身体力行的少，在虚心听取和接受同志们和基层群众的批评建议方面流于形式，对一些社会不良风气、错误言论甚至损害党的形象的言行批评抵制不力，精神上“缺钙”的问題解决得不够好。

　干事创业劲头不足。对照岗位职责要求，能够当好主要领导参谋手，积极协调好各自部门的工作，扎实有力地推进分管联系工作。但随着参加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作环境的变化，勇于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劲头和积极性有所减弱，再上新台阶的精气神不足，缺乏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和敬业精神，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够。

　三、今后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坚持对准问題、强化整改、务求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强化廉洁自律意识。

　一是强化“四个意识”。做有信仰、勤检讨的表率，自觉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思想建设的必修课，努力在学深弄懂、学用结合上下功夫，使其成为自己从政履职的灯塔和干事创业的指南。强化学习感悟，保证每天自学1个小时，每周学习10个小时。丰富学习内容，时刻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生、先辈先进“四面镜子”,牵住“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牛鼻子，看得清大势，站得稳脚跟，辨得清方向，不当“糊涂虫”“墙头草”、“两面人”，始终与党中央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步调同拍。

　二是敢于责任担当。要做事躬亲的表率，改变“等会议部暑、等领导安排、等基层催问”的被动应对状态，克服“重计划安排、轻跟踪问效"的漂浮作风，既抓具体，又具体抓，以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件事抓紧抓好。

　三是践行服务宗旨。做干实事、有作为的表率，真正把群众摆到心中最高位置，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自觉把群众当亲人，与群众交朋友，不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把基层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作为干事情、做工作的首要问题，主动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学会在群众的实践中汲取智彗。

　在德国，非营利的住房合作社、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商业化的住房公司和私营住房投资者是三大类不同的住房提供方式，这几种形式都不可或缺，共同组成一个城市良好的住房结构，向市民提供不同形式的可支付的居住空间。与其他商业性住房模式相比，鉴于其法律形式、组织结构、互助观念、不参与投资和非营利性等特点，住房合作社具有租金低的绝对优势。在19世纪工业化时代和1945年后的德国重建过程中，住房合作社为解决住房紧张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为广大市民阶层提供安全和可支付住房的重要保障之一。

　在德国，非营利的住房合作社、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商业化的住房公司和私营住房投资者是三大类不同的住房提供方式，这几种形式都不可或缺，共同组成一个城市良好的住房结构，向市民提供不同形式的可支付的居住空间。与其他商业性住房模式相比，鉴于其法律形式、组织结构、互助观念、不参与投资和非营利性等特点，住房合作社具有租金低的绝对优势。在19世纪工业化时代和1945年后的德国重建过程中，住房合作社为解决住房紧张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为广大市民阶层提供安全和可支付住房的重要保障之一。

　德国目前有2000多个住房合作社，住宅拥有总量220万套，这意味着德国所有出租房屋中约10%是由住房合作社提供的，在有些城市甚至达到20%。每个住房合作社平均拥有1100套住房，大型住房合作社可拥有上万套住房。

　德国住房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

　人口向城市迁移带来的住房短缺。在1950年代，德国的城市化率不到30%，目前已超过50%，而且还在呈上升趋势。甚至在许多城市，从事对城市运行非常重要的职业的人（例如住在四五十公里以外的警察、护士等）因为无法租到合适的房屋而导致工作、生活困境。与此相反，农村地区人口稀少，甚至出现空心村。这也是全球普遍化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问题。

　商业化住房租金不断提升导致普通市民无法支付商业性房租。较高的土地和建筑成本，以及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使商业性的房屋价格（售价和租金）不断上涨。日益成为稀缺资源的房屋和土地就成为商业投机的目标。

　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普通市民无法支付商业性房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德国人均居住面积约40平方米，一般家庭为2个人，城市里存在部分1个人的家庭单位，农村家庭人口相对多一点。一般家庭收入的25%用于支付租金。一般而言，住房租金不超过收入的1/3还可以接受，如果再高，日常生活的品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在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较昂贵，市民甚至可能用一半收入来支付（商业性）租金，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商业性的房屋市场。

　可支付的住房合作社模式的房屋规模总量存在局限性。住房合作社的房屋来源完全靠合作社以市场方式来取得，合作社要与营利性的商业公司一起来平等竞标取得地块，其资金来源是社员投入，又是非营利的，不参与投资。所以，他们的竞争存在某些局限性，这导致住房合作社模式虽然稳定，但不易有规模性快速发展，在房屋总量上仅维持着基本规模。

　在日益增加的“可持续的”“可支付的”住房需求下，无法快速增大的住房合作社的房屋总量，无法满足支付能力一般的市民的住房需求，有部分人员即便符合申请要求，也无法租到经济可承受的合适住房。这一部分人员的住房需求只能有赖于政府提供的最低居住保障，或勉强多付租金去市场租房。

　 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了说明德能的重要，用了很多比喻，比如把德能比喻成三军之帅，把才能比喻为三军之资用；把德能比喻成树之根，把才能比喻为树之叶；把德能比喻成一家之主，把才能比喻成一家之仆。凡此种种比喻，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德能和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重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也注重德能教育，把德行品行放在首位，把知识的灌输放在第二位，这就是《三字经》说的“首孝悌，次见闻”；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之前。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举孝廉”。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在用人时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我们今天评价学生，叫品学兼优，评价知识分子，叫道德文章，评价艺术家，叫德艺双馨，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千百年来，重德行品行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说的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经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员就非常难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屡屡出现的能官能吏贪腐、违法犯罪现象，再次让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成为国人思考的焦点。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在选人用人机制上逐渐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即要把领导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既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有其历史文化来源。?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并进行了评论：春秋时期晋国有个人叫智伯，也叫智瑶，非常有能力，在举荐物色选拔晋国未来的执政者方面，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未来执政者，却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以他的叔父智果为首的族人的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智伯虽然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德行，属于有才无德之人，若把国家的权力交给这样的人，国家一定会出大乱子大问题。但是，智伯的父亲智宣子不顾众人的反对，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还是把权力交给了智伯。看到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以智果为首的族人为了避祸，便到太史那里申请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辅，要作出改姓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事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无德无行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搞得朝廷上下、周边韩、赵、魏三国怨声载道，结果，韩、赵、魏三国齐心协力，不但瓜分了晋国，杀了智伯，而且还夷灭智伯九族，最后只有更姓的辅果一脉得以幸免，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家分晋”。智伯的死，非常具有历史意义，因为这个事件成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资治通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

　讲这个故事，是要引出司马光对智伯身死族灭的评论，司马光评论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智伯的才能胜过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来，像智伯一样因才胜德导致的身败名裂、身死家灭、族灭乃至国灭的事情，何止千千万？历史这本教科书，为我们昭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与才能二者之间，更应该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放在首位，突出道德价值优先的位置。

　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要一心一意搞建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先声，正是邓小平“北方谈话”发出的。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沈阳军区机关及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形象地称自己的谈话为“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回忆他的“北方谈话”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以愉快的心情表示：“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在当时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形势下，“北方谈话”明确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体现了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4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考验与挑战，但我们党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辉煌成就。

　关键还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总前提，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最突出的贡献。众所周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东北地区是在全国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地区。1978年，坚持真理标准和坚持“两个凡是”之间，正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到东北三省发表“北方谈话”。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市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北方谈话”消除了人们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疑虑，对推动辽宁、吉林、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和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