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探索音乐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党性”传承的有效影响，“红歌”无疑是合适的切入点。红歌传播的“红”与党性的传承的“恒”，相得益彰，它们从草根文化的动态侧面，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的内涵。传承“党性”，既要从鉴赏性的“前景音乐”表现中不断释放“境遇指令”，实现传承方式的时尚化；也要在非鉴赏性的“背景音乐”传播中逐步培植主体红色文化的“自觉意识”，实现传承方式的环境化。

　 [关键词] 红歌 党性 环境音乐 传播 传承

　 一、“红歌热”现状述评

　 当代中国“红歌”研究与实践，呈现出江西先、重庆强，参众多，影响广的特点。江西省从“红色旅游”活动中锻造出“中国红歌会”的品牌栏目，并以开办红歌会官方网站、红色频道等作为辅助平台，开创了“红歌”娱乐性传承的全新方式。重庆市紧随其后，在大力推行“唱读讲传”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承办文化部“中华杯”全国红歌合唱比赛，借助文艺团体和高校的参赛性介入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红歌”传播的艺术品味。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大力弘扬井冈．

　山精神”，使“红歌会”成为文化“反三俗”的重要途径。这些举措，既体现出党对红色历史厚重感的珍视，也反映出群众对红色音乐时尚化的眷恋，还直接而持续地引发了中国“红歌热”。

　 “红歌”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态地显现了新中国革命史、建设史与发展史。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红歌”广泛地留存于祖国各地，即使在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生活的区域，都能感受到中华民族对于“红歌”的特殊感情。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栏目中的“红歌”保留曲，备受侨胞推崇。长期以来，关于“红歌”精神内涵及其当代传承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由江西电视台创办的红歌会，从2006年创办到2010年底，已有40亿人参与。收视率达到10亿人次，并逐渐产生了一种把红歌当做一种新时尚来追捧的现象。“红歌热”延伸了“红歌”的历史。“红歌”连接着政要与学者、媒体与受众。从“红米饭”（即“粉丝”）到“红老外”，似乎都成了“红歌”的主客体与传唱者。“红歌”传播从中央到地方，相向而行；从官方到民间，一呼百应。人们以不尽相同的方式，正在经历并演绎着中国“红歌”的发展史。在建党九十年之际，将中国“红歌”发展史纳入我党音乐史，予以重点关．

　照，符合时代潮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重点探索“红歌”传播与“党性”传承的互动关系。

　 二、“红歌”传播与“党性”传承的互动关系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也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主要体现为六个“坚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联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同一切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

　 1、“红歌”与“党性”的历时与共时关系

　 “党性”历时性地引领“红歌”传播。“红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阶层（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精神活动的产品。“红歌”作为历史延续物的存在，对远离硝烟的新生代而言，往往只是文化传承的音响公式而已。在经历了几代听众格式化聆听与仪式化参与的流行期后，如果不注意定期进行指导性的传承，其叙事

　符号将逐渐被“风化”，并成为文化审美的“化石”和“道具”。“ 红歌”传播，既需要不断挖掘、积累经典，也需要理性创新、感性维护。

　 “红歌”现时性地推动“党性”传承。当代中国“红歌”包括革命歌曲、颂文赞歌、励志歌曲三类，其主体是革命歌曲。外国歌手积极参与及外文经典歌曲的刻意带入、青年歌手对经典红歌的多样化翻唱、通俗歌曲在红歌会赛场的及时跟进，这些现象的存在，既反映出“红歌热”热得在理，也提醒歌会主管部门不能热过头，应该始终确保 “经典红歌”，尤其是代表红歌灵魂的“革命歌曲”不会被稀释，更不能缺位。学界必须将“红歌”传播与“党性”传承紧密相连。让“红歌”不断以环境化的形式，时尚化地引领“党性”的有效传承。

　 尽管原始“红歌”远离了其诞生的环境，但它还依然具有“烧伤的痕迹”。“红歌会”正是借助了电视传播的重建手段，复活异己（先辈、先烈、志士等）的“第一精神世界”，有利于当代人理解过去的红色精神，进而产生理解基础上的深刻记忆，并经由再现、理解与思考，创造出自己的“第二精神世界”。中国“红歌会”，其本质是“红歌精神”的根植性动态传承方式。而且不只是为了红色音乐形式的传播，，“红歌”传唱．

　还是为了红色精神内容的传承。

　 2、“红歌热”现象有利于时尚化传承“党性”

　 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天然地赋予了中国“红歌”以时尚性，而“红歌”借助“红歌会”的娱乐方式动态地传承了。一支支经典红歌述说着一幕幕感人党史。从国际歌到国歌、从革命歌曲到建设歌曲、从改革开放的号角到科学发展的强音，涌动在这些红歌旋律中的正是无数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中国“红歌”在其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能以历史先现音的姿态，通过声音概念的形式引领大众音乐文化时尚。人们不难从与红歌主题相连的关键词苏维埃、抗战、解放、建设、改革、发展中感受到浓浓的时尚气息。透过时尚气息，传唱红歌便成为了老少皆宜的流行音乐行为。

　 代表大众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党性，自然地流露在“中国红歌会”活动的诸多环节。一场场赛事见证了一批批动人场景。从海选到突围赛、从“根叔”到“伊恩”、从江西到全国，“红歌会”赛制注重在各个环节揉入精神因素。如设立观众评委彰显客观性、降低艺术门槛彰显群众性、设置集体项目彰显无私与统一性。红歌会优于其它任何选秀栏目，它既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又深受不同受众的欢迎。究其根源，在于

　它不但是歌手个体艺术素质与表演能力的比拼，而且也团队是集体精神与奉献精神、群众路线及其客观公正等红色精神的舞台化展现。著名词作家、资深评委阎肃评价“红歌会”是最干净的音乐赛事。他认为真正的红歌是根植人心的。红歌是一种集体精神上的回归，是一种大爱。

　 探索音乐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党性”传承的有效影响，“红歌”无疑是合适的切入点。红歌传播的“红”与党性的传承的“恒”，相得益彰，它们从草根文化的动态侧面，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的内涵。研究中国“红歌”，不能脱离党性的指引，否则会因迷失其研究方向而降低学术价值。传承“党性”，既要从鉴赏性的“前景音乐”表现中不断释放“境遇指令”，实现传承方式的时尚化；也要在非鉴赏性的“背景音乐”传播中逐步培植主体红色文化的“自觉意识”，实现传承方式的环境化。

　 3、“红歌会”活动有利于品牌化传承“党性”

　 音乐是无伪的历史容颜。“红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阶层精神活动的产品。“红歌”作为历史延续物的存在，对远离硝烟的新生代而言，往往只是文化传承的音响公式而已。在经历了几代听众格式化聆听与仪，“风化了”其叙事符号已逐渐被式化参与的流行期后，

　并成为文化审美的“化石”和“道具”。

　 “红歌会”以环境音乐化传播方式，复活了红歌精神的“化石”、启用了红歌传播的“道具”。无论是江西的“中国红歌会”，还是重庆的“中华红歌会”，都是卓有成效的尝试。这种音声环境化尝试，既是“红歌”作品“图景”与 时代“认知”的有效对接，也是个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多样化的动态体现，还是群体历史记忆的人为粘贴与个性切割的审美磨合。

　 一对矛盾现象值得引起中国“红歌”关系人的警觉与思考。一方面，在国外民间出现了“红歌”粉丝。尤其以闯入2010总决赛前十名的英国人伊恩更具代表性。这反映出“红歌”有着特殊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 ，“红歌会”国内热、国外冷的现状，呼唤红色文化品牌化建设工作亟待开展。

　 中国“红歌”在西方主流媒体呈现出集体失语的状态。尽管《时代周刊》也曾将打黑名人薄熙来作为2010年世界名人22，而只字不提“红歌”。这显然不同于2005年第十期封面人物的入选说明“李宇春体现出在中国难得一见的民主运作模式的成功尝试、中国反传统观的高度社会认同。”掩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其实就是误导我国青少年价值观和偶像观正确树立的意图。也许中国“红歌会”显示出的那种“真红色精

　神”，正是令那些“伪民主平台”感到恐惧并必须优先排除的对象。如何有效打造“红色音乐”文化平台，以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消极影响？如何解决优秀“红歌手”的后期培育与社会关照问题？等等。这些影响到红歌生存与评价前途、影响到“党性”与“红歌”良好互动关系的问题。应该提上中国“红歌会”主办方的议事日程。

　 4、“红歌汇”成果有利于多元化传承“党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珍视科学发展的伟大政党，“红歌”史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7月1日，经历九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发展成为带有歌汇意义的史学载体。这些成果性质的载体，对于多元化地传承“党性”而言，具有很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红歌会活动的普及与深入开展，大量“红歌汇”性质的红歌歌曲集、影像带，并呈现出“红歌”概念多元化的特征。广义的“红歌”具有全球性特征。其本质就是流传于各国、各地区的爱国与进步歌曲。其中“红”，表明了歌曲性质的“红色”和传播效应的“红火”。研究中国“红歌”，应沿用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本义，而弃用某些西方国家，在双重标准下“赤”的歧义。狭义的“红歌”即中国“红歌”。它特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创作和传唱的优秀革命与励志歌

　曲。作为传统音乐，它常以“仪式音乐”和“经典歌曲”的方式，肩负着讴歌革命先烈、弘扬主旋律的使命；作为现代音乐，它又以“红歌会”和“大家唱”的形式，履行着传承爱国精神、繁荣大众文化的重任。老“红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其音乐曲调的同宗性、传唱区域的归属感、集体演唱的精神释放与技能要求的简约程度，都非常适合统战的需要；新“红歌”，属于红色文化的显性表象，具有典型的颂歌与励志歌曲特征，它极大地拓宽了“红歌手”的群体。创作新“红歌”要不断提高歌词的思想性、突出音乐表现手法的艺术性与时尚性，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三、结语

　 中国“红歌”承载者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等“党性”特征，它在经历了90年的历史洗礼后，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那些经典作品都能备受关注，并产生了不可替代的说客作用。“红歌”存活率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作曲家作品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作品是否反映了生活的本原、是否真正做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尽管聂耳的作品不多，但使用频率很高；尽管应景式、功利性强的政治歌曲数量庞大，但很快就淡出了“红色”舞台。

　“红歌”被“红歌热”复现，并被转化为新的存

　在。在“红歌”传播所形成的文化场内，参与者在沉醉和自失于氛围并为之震撼的同时，又似乎找到了自己，进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正是因“红歌热”而引发笔者企图撰写“党歌”的深层思考所在，也是本文建议学界不妨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史”纳入“红歌史”视野的本源。

　 项目来源

　 2010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红歌”研究》。项目编号：10WX23

　 作者简介

　 张建国，男，南昌航空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专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