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余华的小说具有非常独特的意味，充满了对人性与命运的深沉思索。在余华前期作品中多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描写，往往通过对现实夸张和死亡暴力的细节放大描述来营造出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而后期作品则转为对底层小人物生存苦难的温情叙述，通过关注人生与命运来求索人性的解构和生命的真谛。    

　 关键词: 余华; 暴力审美; 悲观主义; 悲剧意识

　引言

　余作为20世纪年90代以来, 一个取得很高成就的先锋作家, 其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模式、语言特色表达了作家对苦难和生存意识的关注。评论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叙述模式、语言特色和作家对苦难和生存意识的关注上，本文从悲剧性这个角度去探究其小说人物。我们清楚，在先锋小说创作时期，余华对现实采取尖锐的对抗态度，并以暴力、血腥、死亡为主要书写内容，而其创作转入民间介入当下文化语境后，他试图消解前期作品激越的对抗关系，书写得更多的是作品人物对命运和苦难的承受。余华虽然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和转型，但是并没有本质的转变，他依旧承继了一以贯之的对人类生存意识的关注和对人物悲剧的塑造。可以这样说，余华在其系列小说，构建了不少充满悲剧性的人物形象。余华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性极强的作品, 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 成为先锋派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纵观余华的小说创作, 大体上可以看到前期以展现暴力为主, 后期以渲染苦难为重的主题演化趋向。本文以余华前后期的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为基础, 通过对充斥作家作品的罪恶、死亡和苦难的分析，感受其创作的悲剧色彩和悲剧意识带给我们心灵的冲击。

　 一：价值的毁灭——对抗下的人物悲剧

　论及余华早期的作品，我们无法跨越余华对暴力、鲜血和死亡书写的评价，而对此的理解和认同有助于进一步研究。综观余华早期作品，作家试图缓解创作中自身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其手段主要体现在对人性的揭露和对鲜血、暴力、死亡的内容表现上。我们清楚，余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以近乎无情、漠然的心态向人们展示了充满暴力、鲜血和死亡的文学世界。如小说《一九八六年》如小说《一九八六年》，那个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将古代的各种酷刑毫无保留地施加在自己身上，残酷的自戕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其惨无人道的方式让人发指：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去。……[1] [p161-162]这种颠覆思维传统的话语方式，其实远不是某些评论家所说的“仅仅是作家迷恋暴力的一种表现”，那么除了通过暴力、血腥叙述去展现人性之恶外，作家暴力和血腥书写背后还有没有隐藏着其他深意呢？我们似乎可以从作家的话语片段中可以得到某种提示，“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我更关心的是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1] [p280-287]上面所言，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作品的某种内在逻辑，深入分析，我们便发现：暴力的书写不是作家所要的终极，作家的真正目的是把它作为表现人物欲望和揭露人性的一种手段。曹文轩就先锋作家关于人性主题的创作曾深刻地指出：“他们无意在这里宣扬唯心主义，只是想用他们的别具一格的叙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卓有成效地揭示人和人存在的悲剧性实质。”

　[2] [P48 ]。叔本华站在悲观主义的人生立场上认为，“写出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3] [p352]而站在个体人的立场上，他发现悲剧的意义在于有价值的双方无知地相互残杀，进而在两败俱伤的冲突中宣告生活或宇宙本身的荒谬性。如果把余华前期的先锋作品放在这种语境下去解释，无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在这类作品中，人性的劣根恶成为作品揭示的中心和苦难的根源，它最终把一切都推向毁灭这个悲剧性的归宿。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如：《一九八六年》中那个历史教师，也就是后来的疯子，作为一个活的生命个体，毫无疑问，他的价值是作为个体人而得到体现的，但是却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下，他成了变态社会无辜的牺牲品。面对非理性的社会，他无法选择，也无法躲避，只能默默地忍受，由此导致其命运向着悲剧方向转变。于是，就在这非常时期，他身上潜藏的人性恶的种子膨胀和发展，恶的不断积累和攒聚，导致主人公最终将复仇的枪口对准了自己，自身成为了悲剧的受难者和承担者，这时他便成为了恶的代言人，成了暴力的某种外化。在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悲剧使主人公异化成“非人”，并由此转化成个人的命运悲剧。诚如叔本华所说的悲剧，人的价值在巨大的不幸（来自社会和个体自身的）面前的彻底破灭。主人公作为一个不打折扣的悲剧人物就得到了印证。

　 我们会发现在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一种极度暴力的悲剧小说。故事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小孩，小说悲剧也是由他开始。山岗的儿子皮皮以毒打自己的堂弟一个在摇篮里的孩子获得快感，获得满足，最后竟在掐他的堂弟的咽喉而不能快乐时，把他的堂弟抱起来摔死。这是矛盾的导火锁，山峰为了给儿子报仇他让皮皮舔儿子流在水泥地上的血，而就在山岗的儿子皮皮感觉到那血的甜蜜的时候，山峰这个山岗的弟弟，皮皮的叔叔一脚把皮皮踹得一命呜呼了。山岗埋了自己的、山峰的儿子，便开始新的报仇行动。他把早已买回来的狗派上了用场。山岗把弟弟绑了起来，实施自己早已想好的妙招高技，于是山峰在山岗的绝妙的想法中死去。

　 山岗被抓并被枪决，他的尸体被他的弟媳贡献给国家。就这样山岗便失去了人的资格而成为一只等待屠宰的猪狗牛羊了。自此，仇恨和恶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滋长、蔓延，暴力作为禁止和惩处的双重手段不断循环上演，悲剧也因此愈演愈烈。我们眼睁睁看着那些并无多大过错的人们，为实现各自的欲望而相互摧残，从而演绎了一场场撼人心魄的悲剧！作品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暴力实施者，也是灾难受害者。在他们眼中，所谓正义和道德，就是扭曲了人性的异己力量。在这里悲剧源于一种错误，即是对自身的一种无知，身处悲剧而未觉，盲目地扮演了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且随着命运的摆布走向了人生归宿。作为悲剧，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个体价值在毫无价值的对抗中毁灭。故事起源于偶然，却在人物两败俱伤的抗争和充满荒谬的人生中落下帷幕。

　 余华的其他作品在表现人物的悲剧性上也非常的相似，如《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余华的作品虽然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悲观情绪，但是这些并不等同于绝望。作家曾说过颇具代表性的一段话，“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2] [p292]

　由此，我们分析得知，作家是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去表现崇高和展现人文关怀的，其真正目的是“以语言叙述背叛传统作为切入点，与传统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泛滥相决裂，谋求确立真正的人文关怀”。[5] [p24]只有认识到作品背后的那种人文关怀，我们才有可能符合作家的本意，从而与之进行有效的心灵沟通。由此我们明白，悲剧人物的塑造意在表现和揭露人性的主题，作家的目的是与传统的人道主义相决裂，旨在探索一种新的人文关怀。

　 二、苦难的忍受——生活中的人生悲剧

　(一) 温情的呼唤

　余华的创作从先锋转入民间后，作家用暴力与血腥来表现人性恶已不再是一切苦难的归结之所，他开始着力探究苦难人生这个更为现实的主题，同时在内容上也由早期的暴力与血腥转向更多地渲染命运的无常，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究也更加深刻。作家在后期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宿命和生活所带来的悲剧命运。在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的目光已经转向民间大众以及他们的生活，同时用较为平静的语调、温情脉脉地讲述下层普通市民的故事。这些小说在描写底层生活的苦痛时仍然保持了异常冷静的笔触，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加入了作家浓厚的关怀与同情。在作家看来，生存其实就是不断遭受苦难甚至死亡的过程，而作为人的价值就是面对苦难的默默承受，作品悲剧主人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认同的。

　 学医而从文的作家, 像**迅和余华等人,他们像手术台上冷静的主治医生, 冷静的剖析, 冷静的叙事, 冷静的抒情, 但转型后的余华却给人以一种温情温暖的感觉。《在细雨中呼喊》是他从狂暴状态松弛下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在《我能否相信自己》中说道: “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

　 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这种由叙述者的绝对叙述转向“尊重人物自己的声音”, 不仅意味着余华在叙事方式上的一种变化, 更意味着他在艺术观念上的一次自我超越, 它表明作家笔下的人物从此拥有了个体生命真正的话语权, 昭示着余华对人物个性与命运的高度尊重。《在细雨中呼喊》让回忆“细雨”化解作者紧张情绪的同时, 还让回忆“细雨”承担起用作家自己的温情来温暖作品中那些像“看客”一样的冷漠的心的重任。这部作品中没有激动人心的大事, 余华只淡淡的描述了一个人———孙光林的心理变化。孙光林的苦难, 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他几乎很少享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感, 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 在毫无道德感和尊严感的父亲孙广才的暴力统治下, 不仅仅是孙光林, 乃至整个孙家都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困顿之中, 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 均无亮色可言, 更无希望之说, 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精神调料, 从六岁开始, 孙光林就被送到另一小镇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当养子,在以后的五年时间里, 王家的特殊环境虽然没有给他自由与欢乐, 但是却给了他必要的安全感和亲切感, 然而遗憾的是, 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的出走, 孙光林再一次的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 甚至连家都没有了, 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中, 他只有再次回到南门, 面对近乎无赖的父亲孙广才, 此时的他更显得孤苦无依。在这个故事中, 孙光林以受难的方式,

　 揭示了在乡村社会中伦理道德给人造成的苦涩, 以及中国社会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性启蒙的苍白与荒凉。从余华的叙述核心内容来看, 对基本人性的漠视, 对基本人道的贬抑, 对人的基本尊严以及人性的温情的践踏。在这些作品里，浓厚的宿命气息扑面而来，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体现了作家的命运悲剧意识。

　 (二) 生存的愿望

　余华的小说几乎无不涉及死亡, 发展到《活着》达到极致。《活着》表现的是一种“生存的苦难”, “活着”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朴素的生存愿望, 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 但是, 在活着的背后, 又分明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 包含了一种宽广无边的生存意味, 也体现了自然生命的坚韧, 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 活着就是以最简单、最平凡的方式, 展示生命中最深厚、最顽强的精神力量, 小说表现了当代农民在不断的被掠夺的过程中的生命力, “吟唱出了苦难大地上的一曲田园牧歌”。余华是这样解释“活着”的: 在中国语言里它就充满着力量, 他的力量不是来源于呐喊, 也不是来源于进攻, 而是忍受, 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庸。题为《活着》的小说, 叙述的却是十来个人的死。在这篇小说中, 主人公福贵从一个只知终日嫖赌逍遥的少爷变成农民、壮丁和与老牛为伴的鳏夫, 他的一生就是土地、财产、尊严以及亲人的生命在不断被剥夺的一生。在小说中, 同样也充满了罪恶与死亡的描写, 在福贵的一生中, 周围陆续死了十二个人, 其中有八人是其至亲, 小说中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到最后,

　 却只有最不应该活的福贵活了下来, 他最终没有被打败, 默默的承受着命运所带给他的一切, 其原因就是一种朴素的中国式的生存哲学: 活着———忍受。然而, 故事中的死亡和前期小说中的残暴而血腥的死亡有着很大的不同, 余华借“家珍之死”展示了另一种死亡的境界。

　 在《细雨的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三部作品中分别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的话, 那么这种受难主题的确立, 让我们从中窥见到的不仅是人生的大跨越, 也折射出余华内心渐渐涌现出的自觉的苦难意识, 那是对苦难与生命存在进行的双向思考下的选择。能自觉彰显这种苦难意识并以受难方式来审视一种现实的存在, 以及这种存在的合理性, 当可视为作者精神内蕴的宽广了。

　 《许三观卖血记》中, 许三观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存,一生多次卖血, 其中完全迫于生计的有六次。面对生存一次次的威胁, 许三观不但敢于直面不幸, 而且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抗击不幸, 最后以卖血拯救不幸。许三观以卖血解救苦难, 无疑是一种极为原始的求生方式, 通过卖血他获得了他想要的, 但是他所受的心理磨难却丝毫不比福贵逊色。作者在不动声色中将人物的悲凉悄然呈现于读者面前时, 虽然没有像前期作品那样过分渲染对死亡的恐惧,但生存的苦痛带给人们的震撼甚至比前者还要巨大。我们由此感觉到人生最大的生存悲哀的同时, 深刻的领悟到作品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深刻的揭示。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情景里, 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 在许三观赴**途中卖血的经历里,

　 我们更是读到人性的宽容与善良、人性的纯净美好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许三观面对苦难承担苦难的“法宝”是残酷的卖血,在这种行动中, 我们不仅看到一个丈夫、父亲可贵非凡的牺牲、无私、爱心等优秀秉性, 还深深感受到作为个体生命神圣与崇高的精神内质, 而这种优秀秉性和精神内质不正是人类超越一切困难的本质力量吗? 作家借作品来不断地拷问存在的意义、活着的价值, 无论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对于人性毁败的悲叹, 还是以肯定的方式作出的对人性的赞美, 重心还是落在人性光辉的构建上。在这一点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 余华是一位有着丰富生命体验而又以哲学家、思想家的姿态对生活本身进行严肃、深刻思考的作家。作品呈现的对牺牲精神的永恒追求, 对高尚品质的无限执着, 展示了人类引以为豪的优秀品性, 鼓励着人们将此作为对抗生存苦难和苦痛命运的精神力量, 把自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最终达到超越生存获取自由的境界。可以说,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用文学的文本形式回答了“存在”这个哲学问题。

　 三、叙事模式与人物悲剧命运的探究

　学者格非的这句话在这里有着深刻的启示，在一篇作品里面分析形式与内涵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况且余华就是一个典型的喜欢苦心经营叙事形式的作家。内涵自不必说，就小说的叙事模式，它同样涉及到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和形而上的把握。杨义在其论著中曾说过：“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中蕴藏着作家对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5] [p34]

　在叙事上，余华的作品就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即在叙事模式上相同或相似的事件不断重复，不断循环，最终都指向某种归宿。诚如著名的评论家戴锦华对余华早期作品所指出的，“余华的世界是锁闭的，那是一个劫数难逃、死期已至的锁闭，是死亡不断播散，往返撞击的**圆。”，“余华的本文序列，……一部本雅明意义上的悲剧与寓言”。[6] [p17]我认为，在特定的叙事模式上，在深层话语层面上成就了人物特殊的命运模式，而这种特殊的模式恰恰蕴含着悲剧的深刻意蕴。

　 以余华先锋时期的作品为例，比如《现实一种》，写的是发生在一个家庭之间非理性的冲突和斗争，在作品中，暴力和死亡不断地循环上演，最终指向了毁灭的悲剧性归宿。又如《鲜血梅花》，并无复仇能力的主人公阮海阔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复仇之旅，经过几年的漫长旅行后，未能手刃仇人，又回到生活和人生的原点。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复仇注定是一个悲剧之路，未曾亲手复仇的遗憾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就小说的叙事结构，余华后期的作品与前期是一脉相承的，作家同样娴熟地运用起重复与循环的叙事手段去成就其特殊的人物命运模式。在《活着》中作品叙述了福贵因各种无法预知的宿命，身边的亲人一个又一个先他而去，死亡成了核心主题而得到不断重复。作品《许三观卖血记》中，叙述了许三观为了家人一次又一次义无返顾的卖血，卖血这个独特主题不断重复，作为悲剧本身，其力度得到大大的加强，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也因此得到强化。

　 余华作品中的这种特殊的叙事形式，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作品中的人物都被卷入到一个不可逃避的不断循环的人生怪圈中，但是最终都无法摆脱的悲剧性的宿命。诚然，在这里，余华作品世界的形式力量已经很好的凸显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旁窥到一个成功作家的不懈努力，同时也通过这种模式隐隐透露出作家的一些悲观认知，但这种近乎悲观的认知模式不是对世界、人生的绝望，而更多的还是对苦难的同情和对生活的希望，其后面有股深厚的人文关怀。

　 结语

　综观余华创作，无论是先锋时期还是转入民间后，他的成就都是巨大的，这已在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余华作品较高的文学价值在于不断营构具有独特意义的写作空间。就悲剧这个角度，在不同时期，作家在内容上的书写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先锋时期的作品中，余华更多的是把一部分现实极度夸大，通过人物价值上的毁灭来展现个体人的悲剧，而创作转入民间以后，作家则聚焦在探索人生与命运的悲剧，并开始以全新的角度去探寻人生的意义。学者曹文轩在关于中国文学的悲剧性曾作个一个价值判断：“悲剧精神的觉醒，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也是中国历史的觉醒。”在悲剧观有所深入的当代文坛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关悲剧性的探索，余华是有一席之地的。无意在这里作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余华在创作中一直不懈地对生命意义进行追问，对人的精神进行形而上的求索，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深刻的精神蕴涵和独立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表现了他所具有的高尚的使命感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作品集 [Z]．**：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M]．**：**大学出版社，2002．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M]．**：商务印书馆，1982．

　[4]席格．梦魇中的狂欢 [J]．**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5]杨义．中国叙事学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 [J]．**文学1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