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变为现实。这一转变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各国在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教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两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21世纪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结合方式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矛盾的特殊性又受普遍性的规约、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只有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及过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加以认识。

本文探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是指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基本经验。具体来讲，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每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其次，这种普遍性应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必须遵循和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对未来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做过许多论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规定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及其它剥削制度相区别。最后，这一普遍性还应包括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者;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这一理论与时代特点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等等。放弃这些普遍性、片面强调时代的变动和国情的特殊性、无视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就会丢掉根本、迷失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方向。

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得以运用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时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出现巨大的差异。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各国不同的国情，即各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由此带来各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运动各不相同、各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千差万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要求的主客观条件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其次，这一特殊性表现为同一国家和民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阶段性任务和社会历史条件会呈现出巨大差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及其战略策略。无视各国不同的民族特点和特殊国情、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或者不顺应时代的变化、教条式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都会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偏差以致挫折。

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各项成绩的基本经验之一。纵观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历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必须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十月革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经济依然落后、小农经济仍占优势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要求列宁在实践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新的探索。

十月革命前，围绕俄国及其它东方国家的革命前途，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连接起来、使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过渡的思想;并从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国内形势出发，揭示了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欧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满腔热忱等待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相反，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了低潮，俄国国内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新的形势，努力探索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特殊性和民族性。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应该显示东方特色。至于俄国，列宁认为由于俄国的落后性使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了胜利，但也正是这种落后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俄国当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而且在长期战争中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国家开头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的情形相反，是开头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因此，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以新经济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试验，反映了列宁晚年对东方道路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探索过程也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经历了长期的曲折

列宁去世以后，苏联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形成。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出现了许多误区。首先，斯大林忽视了俄国革命的东方特色，忽视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忽略了俄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解读，把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不恰当地当做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按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规划、构想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最典型的就是离开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片面追求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而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其次，由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高度集中、弊端众多的苏联模式被长期神圣化，并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而固守。在苏联模式形成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浅层次的调整，但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致使苏联逐渐陷入停滞的状况。第三，斯大林利用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地位，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作为一种标准版本强行推广到国外，要求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加以模仿和照抄，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窒息了各国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尽管东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过反对照抄苏联模式、主张走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改革思想，但由于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东欧改革几度兴起、几度受阻。苏联模式严重脱离东欧各国国情，阻碍了东欧国家的健康发展。

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后者试图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走自己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为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又一杰出典范。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苏联为鉴戒，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机械照搬。由于国际国内的因素、加上主观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晚年犯了许多错误，脱离中国国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三)20世纪70年代各国重新探索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途径

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重新高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重大突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拓进取，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再次有机结合，并结出丰硕成果：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世纪之交时代与世界发展的高度，审时度势、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方面也卓有成效：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提炼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断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健康向前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东欧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开始对高度集中、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一改革本应成为推动这些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在改革进程中，戈尔巴乔夫等人不加区别地彻底否定苏联传统体制，进而对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并借口时代的变化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东欧各国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和目标，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使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再次遭到严重挫折。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寻求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曾提出结构改革和多中心论，七八十年代意共、西共及法共曾共同倡导欧洲共产主义理论。苏东演变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了走出困境，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探索在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当然，这些探索正确与否，有待于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

三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在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中寻找适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问题采取不同的做法，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失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程，这些经验主要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高度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改造社会，这种自觉的能动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产党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才站得高、看得远，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四个主要时期(即苏联的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能取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各项成绩，首先是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科学总结。以任何理由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反复证明，如果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或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名词，把杜撰的理论随意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都会使马克思主义受到伤害、歪曲，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教条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片面的、僵死的东西，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代以及客观实际的联系，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要坚持就必须发展，与时俱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不断创新。正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不同的时代发展特点，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使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

(二)科学把握时代变化和各国国情，立足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社会主义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的乌托邦，而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现实中依据现实条件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运动和实践。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往往忽略了社会主义立足于现实的本质，不是在实践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及时修正和发展已有的认识，而是用固有的观念剪裁现实、从而使社会主义陷入某种空想的误区。因此，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去认识社会主义，从各国国情出发去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首先要科学地认识世情，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能用一个世纪前的眼光去看待今天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其次，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认清各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从现实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列宁对俄国的落后及其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深刻认识，才会有十月革命这个战略选择，也才会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思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这是毛泽东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都出现过对本国国情判断失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后，终于能够正视自己的国情，做出了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正确认识本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是根据该国国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往往带有民族特色、具有相对性。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正确对待本国经验，搞惟我独革，不分时间场合、不顾各国实际强行要别国照搬自己的经验，必将给别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现实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然而教条主义却使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凝固化，不仅使这一模式本身失去自我完善的机能，也给那些照搬这一模式的国家造成严重后果。应当牢记这一深刻教训，科学地对待本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始终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新时期重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彻底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也不照搬其它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模式，但充分注意汲取和总结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经验，实现了理论创新。

在当今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典范。作为这一实践的理论指导和科学总结，邓小平理论既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具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意义。它要解决和回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它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及一系列重要理论，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社会主义运动最终的和惟一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自我陶醉或把自己的经验神圣化。这一实践过程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我们必须始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的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不断实现历史的具体的新统一，从而达到理论与时俱进、实践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