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命运的思考

　[内容摘要]

　 鲁迅先生笔下的进步知识分子不仅数量众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二、人物与性格、命运的悲剧性；三、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以期更进一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为教学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关 键 词]进步知识分子、觉醒、叛逆、悲剧

　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按其精神特征，本人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封建制度的弊害者；第二种类型是封建制度的卫道者；第三种类型是新思潮熏陶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其中进步知识分子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二、人物与性格、命运的悲剧性；三、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以期更进一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为教学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一、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这时，从封建教育制度中挣脱出来，接受了近代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已具相当规模，构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已经意识到封建传统思想的荒谬性，有反封建思想的主观愿望，以先觉者的身份大力宣扬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人性解放等思想观念，与坚如**的传统社会奋力抗争，担负起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由于思想的觉醒，这类人物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异类”、“疯子”，不为当时人们所接受，觉醒与叛逆成为这类人物的共同特征。

　 《呐喊》的首篇《狂人日记》，受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启示而得名，但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鲁迅曾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小说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狂人"患病之后，感到周围的人都要吃他，这里的"吃人"，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吃人，而更是精神上的"吃人"，是传统的封建道德扼杀了中国人民的生命活力。其中有**贵翁这样一些封建传统的自觉维护者，也有那些在封建传统蒙蔽下的一般群众，他们自己是被吃者，但同时也参与吃人。封建礼教是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它的贯彻首先是在家庭中实行的。狂人发现"大哥"——家族制度的象征，他所尊奉的礼教制度的观念决定了他要按照社会传统的意志消灭"狂人"的叛逆意识。"医生"以劝导、训诫的方式"挽救"封建道德叛逆者的方式，起着帮同统治者吃人的作用。而这个社会在中国已经维持了几千年，狂人发现从先秦到"五四"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撕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和礼教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展开一幅鲜血淋淋的“吃人”与被吃的恐怖画面，暴露出历史的本质。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被人视为“疯子”还有《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他们是要改变旧世界的革命者，真正觉醒的个体。夏瑜知道“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长明灯》中的"疯子" 清楚“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他们自觉地与坚如**的传统社会奋力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成为坚定地反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叛逆者。夏瑜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宣传革命，甚至劝“牢头造反”，尽管挨打，不但没有丝毫的恐惧和胆怯，反而觉得阿义不觉悟而可怜他。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明灯》中的"疯子"千方百计想熄灭长明灯，在庙门紧闭的情况下吼出“我放火！” 声音，即使被关起来也不屈不挠。他们是彻底的叛逆者，民族的优秀分子。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的涓生、子君也从英勇地反抗过旧世界、旧制度，但与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比较起来，他们的反抗不够彻底，后来走向了否定自己的道路。《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在辛亥革命的高潮时期敢于议论改革，到城隍庙去拔神像的胡子。可是一步入社会，他的改革热情便慢慢被消蚀了。为了生活，为了亲人之间的那点温情，他不得不步步退让，最终，锐气尽消，变得迂缓而颓唐，他"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心安理得地干着为早夭的小弟迁葬和给一个船家女儿送剪绒花等无聊的事情。他像一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如果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是主动妥协、自觉退让的活，那么，《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被社会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摧毁的。魏连殳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类"，最终连工作也找不到，穷困潦倒后则象孔乙己一样被周围的社会所冷落、所歧视。他不甘于这种被冷落和被歧视的地位，他要向整个社会进行报复。但这种报复也正是他的失败，他不得不屈服于周围社会的价值观念，采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向社会进行着盲目的报复，甚至躬行起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起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追求的目标要比魏连殳小得多，他们只是希望获得婚姻的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但在封建卫道士哪里，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

　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最后子君与涓生成功地同居。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共同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但整个社会的陈滞、腐朽却不可能不毁灭掉这个爱情的绿洲。结果，子君只好又回到顽固的父亲身边，最后凄惨地死去，而涓生则怀着矛盾、悔恨的心情，去寻找"新的生活"

　鲁迅笔下这些进步知识知分子受科学、自由、民主、人性解放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已经意识到封建传统思想的荒谬性，他们是先觉者；同时，他们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封建思想进行了或坚决或软弱的抗争，成为封建社会的破坏者和叛逆者。他们的结局虽然都是悲剧的，但他们对历史进步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人物与性格、命运的悲剧性

　无论鲁迅如何首肯进步知识分子优美的个性、如何赞同他们崇高的理想,他仍然无情地、也是无奈地让他笔下的“先驱”们一个个走向了悲剧的人生终结——不消说狂人真理般的“发现”和富于睿智的“劝转”难于唤起周围人的觉醒,他本人的际遇也一如吉光屯里被关押起来的“疯子”,最终的出路仍然只能在“病愈”之后“赴某地候补”;吕纬甫、魏连殳们高举着个性解放的“利器”扑向传统,其结果只是一个为生活卖掉了自由、教他当年激烈反对的“女儿经”并终而陷入自嘲自艾的荒唐境地,一个则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投身于军阀帐下而成为旧势力的帮凶;至于子君、涓生,他们苦心培育的爱情之花仅仅昙花一现便凋零于现实的阴沉风雨,不得不凄然诀别、各奔东西……这些先知先觉的“勇士们”,虽然无一不热衷于改变现实,但现实并不接纳他们的思想,更拒绝他们的行为;他们从“外邦异域”借来的思想武器,也难于帮助他们找到一条可行的生存之路。由此,他们一一陷入了近乎宿命般的人生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思想巨人,他们深谙于自身信仰的崇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行动的侏儒,他们又更为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他们的全部人生历程及其意义,一如吕纬甫眼前那只小飞虫的无聊和无谓——“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以激烈始而以颓唐终,以反抗始而以失败终——这些反传统“勇士”们的人生终

　极,竟是这样充满了无可逃避的悲凉和令人感伤的荒诞。那么，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总体上说，其原因是复杂的，非单一的，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同时是知识分子本身性格弱点的悲剧。

　 〈一〉、客观上说，中国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结成的"神圣同盟")，社会过于黑暗，在广大的社会群众实现广泛的思想启蒙和广泛的社会解放之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要单独地实现他们的理想是不可能的

　中国封建势力从思想、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结成的"神圣同盟"，像间严严实实的铁屋子，把人们牢牢关在里面，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毒害。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屋子里出现叛逆者，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将会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对叛逆者们进行绞杀。对说 “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夏瑜、对执意要熄灭从梁武帝时就点起的长明灯的“疯子”等这些直接危及他们的统治的反抗者，他们或杀或关，赤裸裸地进行镇压。对魏连殳、子君、涓生等“异类”，他们言语上讥笑，在社交上孤立，在**济上封锁，迫使他们重归封建统治。

　 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思想对人的毒害根深蒂固。人们自然而然地应用这些准则，参与到“吃人”的行列。虽然有一部分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先觉醒起来，但民众最普遍的精神和意识状态却是愚昧落后、麻木冷漠。这就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由于“国民性”本身的障碍，最先觉醒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改革行为却不被民众理解，被视为疯子、异类。《药》中的“夏瑜”，不仅牢头无法理解他，老百姓也无法理解他。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他。儿子为革命牺牲，她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 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做一种“药”给儿子治病。他宣传的革命道理，二十多岁的人“感到气愤”，他挨了打，驼背、花白胡子感到高兴。他说阿义可怜，茶客们说他疯了。他被杀害时，“潮一般”的人在看热闹。夏瑜的牺牲，只是给母亲带来了悲哀和羞愧，给华老栓提供了一味假药，给刽子手一份诈骗钱财的资本，给看客们一次鉴赏杀人的盛举，给茶客

　们增添了无聊的谈资。革命者鲜血在它真正有意义的地方，被化为乌有。《长明灯》中的"疯子"千方百计想熄灭长明灯，因为“吹熄了，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但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人们却认为他疯了，把他关了起来。

　 涓生和子君只是想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涓生和子君这样做是坏纲乱常，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是不允许存在的！在路上他们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都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以为是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中国封建势力的过于强大，社会过于黑暗，“国民性”本身的障碍，在广大的社会群众实现广泛的思想启蒙和广泛的社会解放之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要单独地实现他们的理想是不可能的，这不但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悲哀，更是中国当时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

　 〈二〉、主观上看：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必定是一个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知识分子身上的普遍弱点：单纯、幼稚，耽于幻想而又不切实际；充满理想的激情又拙于应付现实生活；狂热、盲目又软弱动摇；锐意进取又不谙世事等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悲剧。

　 夏瑜有心为大家打天下，但他对如何造反，如何打天下，是不清楚的。他在狱中竟劝极端顽固的牢头阿义造反，把阿义错当群众，而群众在他眼里是“可怜虫”，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动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为革命牺牲，她感到“羞愧”，更可悲的是: 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做一种“药”给儿子治病。他宣传的革命道理，二十多岁的人“感到气愤”，他挨了打，驼背、花白胡子感到高兴。他说阿义可怜，茶客们说他疯了。他被杀害时，“潮一般”的人在看热闹。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理想主义化的性格必然使自己走上孤立，导致失败。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在母爱的怀抱里，爱的能力和个人意志几被窒息的男人。尽管他已经可悲地感觉到了自己生存的无意义性，但迫于母亲的存在，他只能在日常事务的琐碎操作中，来勉强支撑自己，并取悦于母亲。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无聊和自我鄙弃中日渐困顿与萎靡。最后变得迂缓而颓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地靠教"子曰诗云"混日子。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属于另一个类型。他反叛那个社会，接受了新的思想。他原先有一个爱他的祖母，虽然他认为自己的是“不配活下去”，但为了不让祖母痛心，他只能委屈地活着。祖母的死使他得以从爱与被爱中解脱了出来，因为他不再需要为这个世界和自己承诺什么。所以，为了“多活几天”，他变卖了一切可卖的东西之后，便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为了80元的月薪而做了军阀师长的顾问。他以自己的的堕落和良心的背叛为自杀手段，来毁灭这个包括自己在内的黑暗世界。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且不顾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篱，走到了一起，拥有一段美好而短暂的爱情生活。但面对这种生活，他们很快就暴露出情感、意志、心理的脆弱。女主人公子君与涓生同居后，她不再读书，不再思考，整日不是沉浸在对两人过去相恋情景的回忆中，就是忙于操持家务，或者为小油鸡而“和小官太太暗斗”。生活使他变得日渐空虚、庸俗。男主人公涓生当局长一纸公文断绝了他的生计后，他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子君，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涓生与子君分手，实际上是将子君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有着“严威”和“冷眼”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离开子君后依然是求告无门，走投无路，处于绝境，只有一个人在会馆“寂静和空虚”的破屋中，带着“悔恨和悲哀”回首往事。涓生和子君身上各自存在的性格弱点：子君的“怯弱”，涓生的自私，是最终导致他们分手，不能抵御外来迫害，度过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不得已为“稻粱谋”而写小说，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还是那种似乎莫名其妙的疲惫感和创造力的萎缩。生活的狭隘拮据，当然导致了文学的功利化，但首先是情感的困乏而变得平庸与肤浅。他只能用拙劣的想象做成无生命的假花，来装饰这荒凉而板结的生命土壤。至于生活中，他永远只会退却，最后终于只是连他的文学也扔进废纸篓。

　 三、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开中国现代文学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先河。在其小说中，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所谓旧式知识分子，有在新文化运动中觉醒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还有觉醒了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犹如一面面历史巨镜，从不同侧面折射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灵历程，也表现了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前途命运的认真思考和探索

　从鲁迅小说创作中我们可看到，知识分子道路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社会应为知识分子创造宽松优越的生活环境，建立起合理的机制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形成重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社会风尚，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思想水平才能提高，才会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鲁迅提醒知识分子在探求人生的过程中，既要追求“人之内”的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又要重视“人之外”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在追求人的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的过程中，寻求人的最终出路。人的精神的彻底解放是以物质的、政治的解放为条件的，个人的解放应与社会的、民族的解放相结合。革命的先锋队不应该离开群众的队伍，而自己单独去成就什么“英雄的高尚的事业”。虽然革命的发起者和直接领导者事实上多是知识分子，但清醒的革命家都正确地认识到了革命所必须依靠的是工农大众。

　 从鲁迅小说创作中我们还可看到，知识分子道路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自身问题：内心空虚，没有独立的精神结构。这在涓生子君身上表现非常明显。涓生子君爱情悲剧根源，经济、社会原因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他们自身弱点：空虚。试想，涓生没有解聘，没有经济问题甚至生活富裕，情况会怎样？即使不分离，他们依旧按传统方式生活。传统习惯在他们内心积淀，很难摆脱。虽受新思想影响，但只学到其表层形式，就是涓生求婚也是用电影方法：“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他们并没有学到其内在的精神，而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结构。结合后，他们依旧是空虚，只好温习往事用虚伪的温存填满空虚。就是子君“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涓生子君的爱情也是空虚的。正是空虚使他们没有追求的目标，正是空虚使他们无路可走，当涓生要摆脱，道出真实，换来的还是空虚：“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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