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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的谱牒思想与乡村自治设计(上)

2022-09-06 12:45:05

赵映林

摘 要: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谱牒思想有着诸多创新,强调女子入谱,重视对族众的教育团结,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主张构筑和谐乡里,尤其是他的乡村自治设计更是提供了值得今人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谱牒;妇女入谱;乡村教化;修谱收族;乡村治理

今天人们倘若去雨花台,从入园左手一路向上,就是梅岗,这儿有一座墓园,埋葬着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方孝孺。其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尤其是他的刚正不屈的精神品质更为后人所敬仰。本文拟全面探讨方孝孺的谱牒思想与其中所反映的乡村自治设计,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有关谱牒学方面的文章,从广义上讲共25篇,狭义上讲是17篇,其中有两篇内容有部分重叠之处,17篇中有15篇是应邀所作;另有为宁海《柘湖杨氏族谱》写的《题谱牒》诗一首,其他谱牒诗2首。

一、主张“联其族,系其心,养其恩,化天下”的谱牒学思想

(一)方孝孺主张“家之有庙(祠堂),族之有谱”

家谱名称繁多:家谱、家牒、家史、家志、宗谱、谱牒、族志、族谱、统谱、支谱、总谱……这些谱牒在前面都须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号以及几修。几修即指该谱是第几次修,如《七修某氏家谱》。

但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经隋唐时期的衰乱,如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混战,门阀制度遭到重创。五代以来,魏晋时的谱牒普遍散亡;也就是那种专门研究士庶门第高下、维系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的谱牒散亡了,原先的世家大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伴随着研究高门世族谱牒的散亡,到宋元时,谱牒修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编修家谱,其目的都是围绕“尊祖、敬宗、收族”进行,正如《礼记·大传》所云:“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利用人们的血缘关系,努力灌输血亲相爱,亲族团聚的观念,以达到团结一个祖先的子孙构成一个社会集团而不溃散的目的。凡我族人,虽是千百人,总是一个祖先的子孙。明初理学家们都是这么认识的,即所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孝孺也不例外,主张做到“家之有庙(祠堂),族之有谱”[1]。故在元末明清时期,尤其在农村,已到了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的地步。

族谱可达收族之目的,宗庙(祠堂)可为“正家之道”之场所,发挥正道德、主教化的功能。方孝孺之所以主张实行“家之有庙,族之有谱”,是欲以此实现乡里建设。

(二)方孝孺主张通过修谱收族

收族是方孝孺主张修谱的第一个目的。

家谱记载全族人的情况,方孝孺说:“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世族数之远近”,“标坟墓之所在”,“载适女之出处”等等。[2]族人的户籍、婚姻和血缘关系,以及墓地等在族谱中需要有详细记载。

将一族之人凝聚在一起,主要是依靠祠堂、家谱和族田这三项。族田是家族凝聚的经济基础,以此才能收族。那些大家族存在数百年,族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如前面讲到的宋元时期的浦江郑氏家族,保持了300多年而不溃散;到方孝孺时的明初,这个家族还异常兴旺有活力,人口超千。朱元璋还特地召见了郑氏家族的郑濂,询问其治家的方法,表现出对这个家族的浓厚兴趣。建文帝朱允炆还给郑氏家族题写了“孝义家”匾。明宪宗时,又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郑氏家族能绵延300多年而不溃散,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有祠堂、有家谱、有巨量的族田存在。根据史料记载,郑氏族田,仅某处就超过1500亩。[3]

祠堂又称宗祠、宗庙、家庙、祖庙、祖庭。里面供奉着祖先的神主牌位。所谓神主,就是上面写着某某祖先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氏姓及子孙、曾孙名字的木牌,有的红底黄字,有的白底黑字。神主被认为是活着的祖先。祠堂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因此它首先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齐集祠堂,由族长率领,作礼设祭。而族中有人遇到困难,个人或家庭无力、无法解决,族中人会在族长率领下集中到祠堂商议。同时,祠堂还是族长向全族人宣讲伦理道德和家规家训的地方,也是族长处理违反族规家训的“公堂”。

所以祠堂和家谱就起到了联系血缘,规定家法家训,用以尊祖敬宗,从意识形态上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这就是孝孺所讲要达到的“聚族而居”。他说:“相与作祠堂,以奉其先祖。”[4]“家之有庙,族之有谱,善为家者之所当先也。”[5]“今使月一会于祠,而告之以谱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于一人之身。”[6]

孝孺十分重视祠堂、家谱在收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尤重始迁之祠:“为谱以明本之一,为始迁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7]。

始迁祖是迁居到家族聚居地的祖先,是祠堂首先要供奉的第一牌位。孝孺以此强调每一家族成员要通过祠堂祭祀,教读族训,勿忘宗族根本。孝孺的这种溯根追远的修谱重谱思想的内涵,在之后的数百年的家谱编修中无不存在,影响深远。而且孝孺的谱牒学观念与前面“箴”“铭”“宗仪”所述其孝道、尊祖观念也是紧密相联贯通的。

由此也决定了家谱记载一定要有全族的坟墓、祠堂、族田的四至方位等内容,以杜绝紊乱,消除可能发生争执,妨碍族人团结的漏洞,更可祛除因与他族的田界矛盾而引发械斗的隐患。

(三)方孝孺提倡以修谱“化天下之俗”

这是方孝孺主张修谱的第二个目的。

宋濂主张修谱应重视“睦族”。方孝孺在恩師“睦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通过编撰家谱族谱实现“化天下之俗”的功能。孝孺认为读书人“得位(有官职)而行”当然是最好的;倘无官职官位,可以通过主持编修家谱族谱达到“睦族”而最终实现“化天下”,即“变天下之俗”,再“由一族而推之天下”,[8]天下风气就会改变,向善。

如何“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孝孺认为虽然“天下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变,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积也”。只要通过对一人一族的教化,日积月累,“天下几何而不大治乎?” [9]这是蚂蚁堆泰山的决心和办法。正如《老子》第六十四章所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修譜需要发挥家谱应有的功能。所以他讲“为谱以联其族,谒始迁之墓以系其心,敦亲亲之礼以养其恩”[10]。通过家族流传世系的记载,将同姓血缘关系的一族之人联系在一起,增强族人之间的团结;祖茔是列祖列宗长眠之地,通过尊崇祖先(祭祀、扫墓等仪式)以凝聚族人;通过督促亲人之间的礼数,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以达到孝顺父母,关爱自己兄弟姐妹的目的。

倘若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美好环境里,不再有尔虞我诈,那该是多么地幸福!这是孝孺“化天下之俗”要最终实现的美好蓝图。

孝孺认为,随着井田制的崩溃瓦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通过编修家谱、族谱,则可“化天下之俗”,扭转社会上之不好风气,引导向善。所以,孝孺提出对修谱不应仅仅是“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也”,更应该“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泽之广狭”[11]。以修谱而定家法家训,使族人遵守,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孝孺提出一个评判家族的标准:“夫有君子而无禄位,族虽衰犹盛也;禄位光荣而君子无闻矣,族虽盛犹衰也。” [12]而编撰家谱、族谱则应多记有利于子孙后代行善向上的事迹,而非有多少人做官,官位有多高。孝孺说,有了宗谱,就可以避免富欺贫,贵凌贱,强暴弱的现象发生。这是因为:
“一乡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数十家,多者数百家,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同,至相悬也”,现在“谨书之于谱,取而阅之,曰:是虽贱,与我同宗也;是虽贫,与吾同祖也;是虽弱,亦吾祖之子孙也。默而思之,盖恍然悲而惕然惧矣。”[13]

倘若没有宗谱,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同一祖上,“几何富者之不侵贫,贵者之不凌贱,强者之不暴弱也乎?” [14]

所以编撰家谱,到宋、元时期,不再似魏晋南北朝那样,是为了维护门第,以保障高门士族的特权为目的,离政治功利性远了,而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所谓“收族”,就是将族人聚于一起,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使之不发生富欺贫,贵凌贱,强暴弱的现象,从而达成族人的稳定和谐,也就能够实现居住地的稳定安全。而另一方面呢,则是“祖益尊而谱益传”[15]。“尊祖、敬宗、收族”尽在其中矣。正如《礼记》所云:“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利用人的血缘关系这个特点,来达到血亲相爱,亲属团结的目标。

我们发现,一个祖先的子孙同姓聚居,长期生活在一起,倘若能贫富相济,患难与共,家族主义就可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家族之内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对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家谱的记载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应有的姓氏、世系、仕宦、婚姻外,还形成了一整套的尊祖、敬宗、收族制度。在朝廷的提倡下,宋元时期修谱之风很盛,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谱牒学代表性著作就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

(四)“读谱”是“化天下之俗”的途径与内容

这是方孝孺提出的实现修谱目的的措施。

乡里教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一是“读谱”。古代乡村社会,每个聚族而居的村庄里至少会有一个祠堂,作为家族的象征。祠堂是用来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是村民族众祭祀祖先的场所;与此同时也是族长向族人宣讲族法族规礼法的场所,对村民族众进行教化。这就是“读谱”。因为每个家族、家庭都有家训,训是教诲、开导。一般说来,家训都会包括敦品励行、尊老爱幼、孝悌力田、勤俭持家、敬业守法、扶贫济困、进学读书、戒贪,不得骗财,维护家族声誉等内容。

祠堂“读谱”一般在祠堂祭祖之前进行,由族长或由族长指派专人向族人进行“读谱”,讲述祖上艰难创业的历史,宣读家法家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读谱”有一年读几次的,有一月两读,或一月一读。每到“读谱”之日,全族不分男女少长,齐集祠堂,按齿序班辈或坐或立,认真听取宣讲诵读。孝孺在《宗仪·广睦》中专门谈到了“读谱”仪式的过程:

岁为礼仪之会三:冬至也,岁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阳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通达顺利)矣,宜有庆也。是日昧爽(黎明),举族自胜冠(指成年男子)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趋及门;祝启门,以次入,序立。以时羞献、奠酒,皆再拜,班趋出。族之长坐别堂,次长者率群昆弟子孙捧觞称寿,毕,皆拜。遂以次饮酒,相拜如礼。典礼以谱至,北向坐,读之。长者命众坐,众坐听善恶之在书者,咸读无隐。设席于南楹之东,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长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礼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过之所”,恶之累书而不改者,俾立其下。于是长者以谱所列传绪盛衰绝绪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训曰:为善如嗜饮食,去恶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坠尔先祖之祀!众拱而听,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长者杖,以序行,乃还于家。夏至,阴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谒祠,如冬至礼,不饮酒,不相拜。读谱之仪亦如之。岁之初吉,庆拜如冬至礼,不读谱。[16]

这一套仪式,讲究程序,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读谱仪式很严肃,气氛肃穆。祠堂读谱是族中的盛大典礼之一,是对族众进行教化的例会。

二是祠堂读谱贯穿着一套尊祖、尊老、尊长的礼仪,训练了族众举止行为必须符合礼仪,通过礼仪的熏陶,培养懂礼貌尊重长者的品行。

三是读谱仪式与内容具有明显的道德惩诫意义,使族众知道善行会得到旌扬,恶行则为族人所不齿,从而起到激浊扬清的功效。

四是具有家族“法庭”的作用。

总之,方孝孺把儒家学说的礼制通过外在的礼仪形式达到治理家族的目标。

二、方孝孺主张女子入谱

(一)宋元时期谱牒的内容

宋元时期,家谱内容主要围绕六个方面编撰:

一是族姓源流,一般都要上溯到家族的始祖,以表谱形式列出家族流传世系。

二是恩荣事迹,记载本家族列祖列宗的诸如科举功名、仕宦以及受到政府褒奖等情况,即使没有出仕经历也要写上处士。处士是指没有官职的文化人。实在没有内容可写的,长寿者也要写上耆寿、寿妇等字样,努力使自己的家族门楣生光。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三是对每一个入谱之人,尤其是家族的重要人物,一般都写有传记,详细记录他的名字、谥号、婚姻、生死经历、妻儿等家庭情况。

四是详细记载家礼、家规、家训、祖宅、祠堂、祠产、祖茔;为了清晰,需绘图说明,详至四方。

五是家传,主要是收录有声望的先人的墓志铭、行状、寿序、年谱、像赞等。像《逊志斋集》中就有方孝孺应邀为人写的多篇《像赞》。

六是先人的诗文作品。倘若没有,此项则略去。

(二)方孝孺主张女子入谱

方孝孺认为宋元时期上述这些谱牒内容仍难以符合要求,不能达到“睦族”“化天下之俗”的目的,于是提出了编撰族谱、家谱的10项核心内容: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数之远近;

三、明爵禄之高卑;

四、序官阶之大小;

五、标坟基之所在;

六、迁妻妾之外氏;

七、载适女之出姓;

八、彰忠孝之进士;

九、扬道德之遁逸;

十、表节义之乡闾。[17]

这10项谱牒内容,第一项“序得姓之根源”,是所有族谱家谱首先需要写清楚的:“善尊祖者,莫先于知其姓”[18]。因为编撰家谱族谱目的之一是“尊祖睦族”,当然首先需要弄清自己的“根”。而“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谱”,方孝孺说:“为谱以明本之一,为始迁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19]。唯有这样才能收到“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20]的效果。

为了抬高家族的地位,中国历史上出现不少这样的现象:攀龙附凤,拉个名人为自己的先世,以标榜本族是名门望族。即便是方孝孺生活的明代,此现象也大有存在。洪武初有文人暗示朱元璋应该与朱夫子(朱熹)接上关系。一次,朱元璋接见一位姓朱的县学教谕,问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谕回答说,自己虽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攀。这件事让朱元璋内心大为震动,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丢人,遂像以往那样,仍说自己乃“淮右布衣”。其实,“布衣”的原始意义,是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最典型的是李白,常称自己是“一介布衣”。所以,这个“布衣”实际上给人展现了不平凡的一面,暗含了我祖上之祖上可能就不是一般人物,只不过到了我上面这几代才落魄了。

方孝孺指出修家谱首先就是要弄清自己的姓氏。他之所以如此强调,或许是针对社会上乱认祖宗的不良风气有感而发。不过,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不妨想一想,世界上难道真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以至需要弄清的?

第二项是将本族世系记载清楚,不淆乱血统。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将家族世系一直上溯到血缘始祖或受姓祖,这被称之为修谱的“大宗之法”。另一种情况是只将世系上溯到迁族或五世祖,这被称之为“小宗之法”。

第三、四两项是修谱的正常内容。第五项“标坟基之所在”,是“尊祖”所必须的,以便“时焉而祀其先”。[21]

方孝孺所提第六、七两项,具有特别意义。

在中国传统礼教之下,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很低,受传统礼教的束缚也最严。而且儒家思想暗含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男子在家族里占有支配地位;父子关系很受重视,对母女关系却不够关心。儒家思想过于偏重把丈夫视为家庭中的稳定力量,而没有认识到妻子或者夫妻合二为一的重要性。各朝各代都将女子视为男子的附属,妇女往往成为礼教的牺牲品。有明一代,女子成为传统礼教的牺牲品的事例有很多。这些事情在《列女传》《孝女传》中都能见到。妇女地位低下,也就不能入谱。只有节女、贞女、烈女,受到朝廷、皇帝表彰,立了牌坊,才被视为全家族的荣耀,家谱上专辟一处,详细书记。孝孺提出不仅是妻子入谱,而且妾也能入谱,这在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中国古代,其意义绝不亚于500多年后女子可以入学,与男子同室接受教育的壮举。同时,女儿出嫁也可以写入谱中。孝孺此说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观念,让人振聋发聩。方孝孺主张妇女入谱,表明他对妇女与众不同的态度。当然这只是方孝孺修谱的主张,并不能说方孝孺就具有男女平等思想。方孝孺是反对女子从政的。如前面正统论中他反对女子称帝,把武则天的“大周”列入“变统”。只是这并不是方孝孺个人的错,因为他所信奉的儒家学说本身就包含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思想。

八、九两项,是孝孺在受邀撰写的谱序中早已成熟的思考。如前所述,编撰家谱、族谱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达到“化天下之俗”。孝孺指出:“天下有贵人无贵族,有贤人无贤族。有士者之子孙不能修身笃行,而屈为童隶,而公卿将相常发于陇亩;圣贤之世不能传其遗业,则夷乎恒人,而缙绅大儒多兴于贱宗”[22]。孝孺指出的这种情况,是有史实根据的。唐朝369名宰相,集中出在98家新旧门阀的家族中,所谓“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累显”[23]。可到了宋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北宋的72名宰相中,继世为相者不过吕、韩二家: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世为相,韩琦、韩忠彦二世为相。而且这两家本来都出身寒族,并不是累代显贵的世家大族。这种变化,说明门阀制度已经消亡了,一般人家也可以显贵了。而这正是孝孺指出的“有贵人而无贵族,有贤人无贤族”。促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家族子弟们的努力:“士者之子孙不能修身笃行,而屈为童隶,而公卿将相常发于陇亩;圣贤之世不能传其遗业,则夷乎恒人,而缙绅大儒多兴于贱宗”。

既然现今已经是“天下有贵人无贵族,有贤人无贤族”了,要保障家族的兴旺发达,所以,孝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修谱的八、九两项内容,以实现“美天下之俗”。

10项内容中的最后一项,孝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修谱发挥激浊扬清的积极效应。孝孺有诗云:

历代绵延族属全,诗书多读子孙贤。

一朝谱牒还详考,百世宗支剩续传。

春荫桑植连里巷,秋生禾黍匝田原。

知君惠泽多周给,定有飞熊续旧毡。[24]

注释:

[1][4][5]《逊志斋集》卷十三《童氏族谱序》,清道光丙午刻本。

[2][17]《逊志斋集》卷十三《族谱序》。

[3]参见《宋史》卷四百五十六《郑绮列传》,《元史》卷一百九十七《郑文融列传》,《明史》卷二百九十六《郑濂列传》。

[6][7][19]《逊志斋集》卷一《宗仪·睦族》。

[8][10]《逊志斋集》卷十三《宋氏世谱序》。

[9]《逊志斋集》卷十三《谢氏族谱序》。

[11][12]《逊志斋集》卷十三《范氏族谱序》。

[13][14]《逊志斋集》卷十三《楼氏宗谱序》。

[15][20][22]《逊志斋集》卷一《宗仪·重谱》。

[16]《逊志斋集》卷一《宗仪·广睦》。

[18]《逊志斋集》卷十二《丁氏复姓序》。

[21]《逊志斋集》卷一《宗仪·尊祖》,卷一《宗仪》序。

[23]《新唐书》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序》。

[24]《逊志斋集》增录一《集外诗文》。

题图:1999年重修的方孝孺墓及铜像(在南京雨花台风景区)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教授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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