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华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中国遭受了列强的瓜分，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因循守旧，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语），国势日颓的情况强烈地激发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抱负。他在1905年11月于《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又称旧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平均地权”。

孙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权”思想是在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以资本压制人民”，而“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导致“富者敌国，贫者无立锥之地”“‘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另外，欧美各国“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还是痛苦”，在这些国家，政治平等亦成为为空话。这种政治和经济不平等，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现象，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为此，孙中山先生提出要找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于是“平均地权”思想便应运而生。

土地问题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是广大農民的命根子，从以前历次农民起义看，有的提到了土地问题，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均田免粮”，再到太平天国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口号都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给当时以巨大的震动，曾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先生也试图解决土地问题，但他只能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角度去探寻。在这一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理论的影响。亨利·乔治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为地主私人占有，孙中山先生由此推论说，要避免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贫富不均，在革命初期就必须采取预防的办法，即把土地私有变为土地国有，实行“平均地权”，它的含义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由国家统一核定地价，“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可以看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核定天下地价”，二是“涨价归公”。他解释说：“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大有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平均地权”的思想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思想触及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曾设想：“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家，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视。国民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把“平均地权”的思想发展成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把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经济政策基本一致，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还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反对资本主义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其实质上的不平等，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人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平等的;由于土地国有，不存在大资本垄断经济之事，故“人民共享生产之自由”，“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家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业。”可见，孙中山先生是对社会主义抱着真诚美好的愿望，他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来看待他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社会，这同过去太平天国的小农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和康有为等的“大同”思想相比，它向人们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潮流。

孙中山先生曾认为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实行这种方法会把资本主义文明的“善果”吸收进来，达到土地国有，防止贫富不均。其实，这只是孙中山先生本人的主观愿望，它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土地国有”，但却以承认地主拥有土地的“原价”为前提，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也没有同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彻底摆脱封建束缚的愿望联系起来，所以他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是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客观上只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条件，因此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带有主观空想的性质。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它在革命派内部亦有分歧。据吴弱男回忆：“在讨论会章时，不主张提平均地权的就十居八九……但中山先生对这一条坚决主张，不肯通融，结果大家拗不过他，才没有把这一条删掉，可谁也没有把这句话同‘驱除鞑虏’同等地郑重看待”。

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有着诸多的缺陷，不能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彻底进行，而“平均地权”的方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可能满足千百万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因而也不可能唤起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封建土地所有制根本没有受到触动，广大的中国农村依旧贫困，得不到占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导致了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省，逐渐意识到中国应学习苏俄的模式，他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欢迎苏俄和中共同他合作。并提出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可见他把解决农民问题提上了日程，从而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先生全集》第1卷，第2卷

[2]《孙中山先生选集》上卷

[3]《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文辑》

猜你喜欢 资产阶级孙中山资本主义 孙中山的绰号今古传奇·人物版(2021年10期)2021-10-26王绪阳孙中山人物画作品选连环画报(2017年2期)2017-07-12“危险的侵略者”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1期)2017-03-21孙中山彰显气度少年文摘(2016年8期)2016-08-13对时代观视阈下《共产党宣言》的思考商(2016年26期)2016-08-10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青春岁月(2016年4期)2016-08-041920—1927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及影响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年9期)2015-09-17也谈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读书(1997年1期)1997-07-15不要给资本主义过多的“荣誉”中国青年(1986年7期)1986-08-20重要更正中国青年(1956年6期)1956-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