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颖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浙江 金华 321000

《折肱漫录》为明代黄承昊所撰的一部医论集，成书于明崇祯年间[1]。黄承昊，字履素，号闇斋，晚号乐白道人，浙江秀水(今属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万历丙辰进士，出仕，官至福建按察使[2]。黄氏本非医家，因自幼体弱，又屡被误诊，几濒于死，遂留心医药，参究医理，渐有所得，待阅历深、识见定后，方刊行于世，冀能拯同患于水火。此书是其摄生、习医、疗病经验之总结，所述之理、所载之方，务求实在，绝不含混，正如其序中所言“非身所亲历，口所亲尝，目所亲睹，皆不敢混载以欺人”。题曰“折肱”，取“三折肱成良医”之义，与古贤“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相映照，可证其济世之心。

全书共八卷，分养神、养形、医药三篇。卷一至卷三及卷七吸纳老庄、佛家等思想，提出“养生者，先养神，次养形”“神为形君，不可使伤”“养心、养脾，摄生最要”“养生者贵开发其生机，生机一发，则源源不穷”等论点，反复论证了养神与养形的关系、必要性及方法；
卷四至卷六及卷八则采撷东垣、立斋等诸贤之妙论及治验，结合自身染疾、求医、服药、治病、习医等坎坷经历，品评医理之臧否、药物之利弊，阐发了其医学观点。现将其学术思想整理如下，不当之处，望高明指正。

黄氏年少时，患痰中缕血，精神未损，后惑于病重而难治之说，朝夕怀忧，神气日耗，病乃日深，百药不效，陷于无奈。及登科举仕，郁气大畅，神乃渐复，得延岁月。由此，黄氏提出“养生者，先养神，次养形”“神为形君，不可使伤”等观点，认为神为形之君，养生者，当先养神，次养形。至于养神之道，黄氏认为“养神莫要于恬淡虚无……伤神莫大于忧患思虑”，主张保持恬淡虚无的心态，断除无谓的忧虑。黄氏吸纳老庄、佛家思想，反复援引、论证，如“我以为有，故有也；
我以为无，即无矣”“盖忧愁皆妄识所造之妄形，若不见可忧，忧从何来？不见可怒，怒从何发？要识下手工夫，全在克己做起，做到无我地位，则忧愁合下断根矣”等，总结出遗生死、同得丧，断忧愁、戒恼怒以及克己忘我等具体方法。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所批判的那样，对比当今攀名附利、竭精耗神之不良风气，重新审视黄氏的养神思想，无疑具有现实的警醒作用。

黄氏注重摄生养形，时刻强调其重要性。这与其自幼体弱多病，又屡被误诊误治的经历相关。黄氏谓其十日九病，血气不足，虑不能老，然岁及七旬，精神且旺，与其加意保摄密不可分。注重调养心脾，是黄氏摄生养形之道的核心思想。正如其所谓“心为一身之宰，脾为万物之母。养心、养脾，摄生最要”及“养生者贵开发其生机，生机一发，则源源不穷，此谓浚于不涸之府。生机有二：使此心常自怡适，而不以忧郁窒其生机，一也；
助养脾土以滋化源，则四脏都有生机，二也”。

养形的方法，概而言之，包括慎饮食、知所节、博趣闻等几个方面。慎饮食，所以戒寒凉、炙煿，饮食之物，但求益人，毋求爽口；
知所节，所以戒劳色以葆精神，忌伤饱以全脾胃；
博趣闻，所以近韵趣幽遐之事以怡情，远纷华靡丽之场以忘俗。除此之外，黄氏还秉承《内经》思想，主张顺应四时之运，明乎生杀之机，谨避六淫之气等。谨举其食疗思想以证之：“养形篇”专门列举了常见饮食物的功用、宜忌等，强调日常饮食对养形的重要作用，如“人皆指西瓜能辟暑，生冷中不甚忌之。殊不知暑中奔走后，觉胸中热气填塞，浸冷食之，信可辟暑。若晏坐高堂，日以为常供，则有损脾胃，秋来疟、痢当防！”“饮茶宜热，冷则聚痰，多饮则少睡，久服则消脂。茶味最清香，令人嗜饮。然虚弱人，止宜候渴而饮，适可而止。若亦欲慕清客之名，勉强饮啜，所损脾胃不小。”“食馄饨过饱，饮馄饨原汁即消。食一切肉过饱，饮熟食店中所储原汁亦可消……凡食某物过多停滞者，即烧此物成灰、存性，服之即消……”。

黄氏自言“凡方书所载之症，十患四五；
本草所载之药，亦十尝四五”，苦于医理未识、明医难觅，遂尔究心岐黄，以图自养，其对医药持审慎态度，主张慎药，反对“求速效而轻用药”的做法。“药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医，不如不药。不药而误也悔，药而误也亦悔。然不药之悔小，误药之悔大。”可见，药非百利而无一害，用之不当，不惟无益，反以伤人。“品药篇”中记载有数十种药物的优劣、功用及特点，许多是黄氏亲尝亲试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价值[3]。如其认为薄荷、紫苏皆散气之药，多食大损人气；
枳实性烈而速下，有推墙倒壁之力，中气不足者，虽兼补剂亦不可用；
黄芪性太绵密，能闭腠理，有邪者禁服，不如人参之补而能宣，然补益之功，似出人参之上。

对于历代本草的记载，黄氏也并不盲从，而是尊重实践经验，敢于提出质疑，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方书皆称枳术丸健脾、玉屏风散止汗，但黄氏亲用后，却反受其害；
其评论豨莶丸“向读本草，赞豨莶丸之妙，久服可以轻身延年……吾心疑之，天下无祛风而不伤元气之理。友人徐显甫在燕亦患指麻，单服前丸一月余，精神大减，步履俱艰，遂改服补药一月余，步履始得如故。乃知此药亦是耗损元气之物，本草之言，未足信也”。

黄氏取法于东垣、立斋，临证崇尚甘温，推重脾肾。“医药篇”开篇即质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言明“人生以胃气为本。善养生者，毋轻伤胃气，苦寒之药不可多服，致损化源”,主张“滋化源、固胃气”，反对恣用寒凉、克伐脾胃。黄氏采撷李东垣、薛立斋论述之精华，结合自身经历及见闻，批判了丹溪学派动辄以四物汤加知、柏治疗虚劳、潮热等症的做法，倡导以甘温滋其化源。须注意的是，甘温并非辛热之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甘温冲和则生机育立，过于辛热，反能伤精耗气。正如其所言“造化生物，惟此春温之气……彼大寒大热之药，犹之盛暑隆冬；
而清凉之剂，则秋金之令也；
独此甘温之品，煦之育之，可使生机勃发，而满腔皆春”。因此，黄氏推崇薛立斋以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合用治疗虚劳诸症，认为其“最为纯王之妙理”。这点，于阴虚之证，尤见其独特之处。薛立斋认为阴虚乃足三阴虚，脾为至阴而生血，因此，补阴宜自补脾始，主以补中益气汤滋其化源，佐以六味地黄丸温存肝肾。“盖补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个中机理书中论述精辟，学者可自行参看，此不赘述。

重视脾与肾的关系，是黄氏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认为补命门之火能助养脾土，主张补脾不应，当求之于肾。“凡人肾气怯弱，真阳衰虚，坎水不温，不能上蒸脾土，是以饮食不进，或食而作胀，大腑溏泄，譬诸鼎釜之中，置诸水谷，下无火力，终日米不熟，其何能化?”“凡人脾病，服补土药不效，即宜服八味丸，以补其母。”书中引述许叔微、薛立斋等前贤之精彩验案及论述，足兹后人借鉴。如薛立斋云：“凡停食泄泻之症，若食已消而泄未已，宜用异功散以补脾胃；
如不应，用补中益气以升发阳气。凡泄利色黄，脾土亏损，真气下陷，必用前汤加木香、肉豆蔻温补；
如不应，当补其母，宜八味丸。”黄氏还列举了卒中、虚损、腹痛、遗精、萎痹、痰郁、疟疾等疾病之治法，多为其自身或亲朋所历而易误之症，旨在佐证脾胃、元气之于人身的重要性，读之或有所悟。

《折肱漫录》是黄承昊一生摄生、习医、疗病的经验总结，其间虽不免有失当、偏颇之处，如其详于杂病、疏于外感，偏重甘温、对攻邪寒凉之药却多有顾忌等，但此由黄氏个人经历所限，不必苛责。此书尊崇事实、源于实践，且志在利世利民，仍不失为一部具有独特临床价值的著作，愿读者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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