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谦晋

（江苏大学 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豳风·七月》是《诗经》中最长的农事诗，前人对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研究视角多样，如思想主题、艺术特色、名物、历法等。笔者试图在吸收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七月》的作者和思想主题进行再探究。想要厘清《七月》的思想主题所在，应该从《七月》的作者入手。笔者以为《七月》非一人一时所作，与之对应的是，该诗的思想主题也非单一，而是多元多层次的。

有关《诗经·豳风·七月》的思想主题研究，不同时代的学者群体对此产生了较多争议。笔者梳理了相关研究概况，择要进行介绍如下。

“周公说”发轫于《毛诗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1］《毛诗序》认为周公作该诗是出于对成王的教诫目的。《毛诗序》反映了汉儒对《诗经》的理解，汉儒的解读多从政治角度出发，故这种说法充满了政教色彩。这种说法在古代的影响较大，不仅许多汉儒认可，而且后代的许多学者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如宋儒朱熹《诗集传》：“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 ［2］他们的观点是对《毛诗序》的回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人们对人有了新的认识，视阶级性为人的本质，故学者多以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此时学界主要认为《七月》反映了农奴的悲惨生活。

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七月》“反映了当时奴隶充满血泪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3］。此说法主要是从阶级对立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影响很大。事实上，《七月》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反映农奴生活，也不仅反映悲苦。除了从阶级角度分析外，还可以多角度探究。

改革开放后，思想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学界亦不例外，研究视角变得多样。这一时期对《七月》的主题内涵挖掘时更为注重审美与文化，这无疑是对之前研究成果有益的补充。

有些学者致力于挖掘这首诗中美好的一面，如郝建杰《绘繁复之景 造淳朴之境——〈豳风·七月〉的诗境艺术》提供了很好的补充［4］，挖掘出了《七月》的美学价值。有些学者从特定的文化角度进行探究，如张宪荣《〈豳风·七月〉为具有祭祀性质的歌谣考》从祭祀角度进行了探究。［5］《七月》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某方面切入进行深层次探究具有独特的价值。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创新性较强的观点，如刘亚文在《农事形式，爱情颂歌，生活礼赞——也谈〈诗经·豳风·七月〉主题问题》对其中的人物与人物关系提出了新的解读［6］，进而得出《七月》“在农事形式中隐含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同时表达先民对生活的礼赞”［7］的观点，可资参考。

笔者以为，《七月》非一人之作，它是由众多身份不同的叙述者共同完成的，包含了农奴、农官、采诗官和乐官。

（一）《七月》的作者包含了农奴

《七月》主要反映的是农奴的生活，整首诗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农奴有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8］作品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农奴的生产生活细节以及内心感受（详见本文第三部分），能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的只有农奴自身，故笔者以为农奴是重要的创作主体。

情绪情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往往需要表达宣泄的渠道，创作便是其中的一种。笔者以为，农奴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一些简单的歌谣来表达内心或喜或悲的情感。喜悦的情绪情感相对容易发散，而痛苦的情绪更容易郁结，故更需要渠道去宣泄。事实上，上古时期有不少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歌谣，如《断竹》用了简短的八个字便完整地叙写了一次狩猎的全过程，生动鲜活。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9］鲁迅先生认为这些简短的语词就是最原始的创作。笔者以为，与上述情况类似，也许农奴会在劳动之余随意地哼上几句记录生活片段，抒发情感，表达愿望，这些零碎歌谣便是《七月》的原始材料。这些歌谣简单易懂，故易于口耳相传。

《七月》是《国风》中字数最多的一首诗，反映的内容十分全面。农奴创作的小曲往往字数较少，只能反映他的视角下的某一方面，如此全景式的描绘非一人之力所能为，故笔者以为，《七月》综合了许多农奴的创作成果。

单个农奴创作的小曲不仅篇幅小，而且一般十分原始，虽然真实鲜活，但是没有经过加工，故往往缺乏艺术性；
而《七月》的艺术价值早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因此《七月》并非歌谣经过简单拼凑而成，而是经过了文学性加工。笔者认为，在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中，农奴创作的小曲得到了不断的加工润色，从而逐渐脱离了最原始的面貌。此外，或许民间有一些歌谣爱好者对一些较为流行的小曲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与加工，增强了它们的艺术魅力，但笔者以为，民间人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工作，在提升作品艺术性方面贡献有限。

（二）《七月》的作者包含了农官和采诗官

农官管理农业，和农奴接触较多，故可以收集到许多农奴的创作成果，为整理加工打下坚实基础。同时，由于农官熟悉农奴生活，亦可以补充关于他们看到的农奴生活方面的内容。在“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10］一句中，既出现了农奴，又出现了农官，两者共同出现在一个场面中，在与农奴的接触中，田官得以细致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七月》反映了籍田礼和宴饮的场面，在这些场合中，农官是重要角色，故农官可以补充有关自身生活的内容，如“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11］中的角色显然不仅限于农奴，农官亦参与其中，其乐融融。

《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2］这句话说明了采诗官的职责，即帮助君主了解民情，以明得失。农奴和采诗官属于统治阶级，而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其所在阶级影响了他们对诗歌功能的认识，面对一大堆诗歌的原始材料时，他们会进行一定的选择。《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3］农官可以通过中央官员向王朝献诗，采诗官亦可能到农官处或民间采诗，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反映民情，从而以利于统治阶级的执政。因此，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整理与进献。前面提到，农奴创作的小曲往往简单原始，民间的整理润色对艺术价值提升的作用十分有限，故仅靠民间的努力难以创作出如此佳作，而农官和采诗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农奴，故或许他们在提高作品的艺术性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七月》的作者包含了乐官

乐官在《诗经》的创作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4］民间之诗汇集于朝廷后，周王朝的乐官对诗歌的整理编选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方、多人的共同努力凝结了《七月》这一颗文学结晶，整个过程绝非一时之功，通过历代的参与方可完成。

笔者认为，在《七月》的创作过程中，农奴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与材料，保证了创作的真实性与生动性，民歌爱好者、农官、采诗官和乐官主要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使作品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与大多数主题集中的文学作品不同，《七月》的思想主题是多层次的。农奴属于被统治阶级，农官、采诗官和乐官属于统治阶级（贵族）。此部分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对农奴与其他作者不同追求和共同追求的探究。［15-16］

（一）对不同追求的探究

1. 农奴的生活追求

被统治阶级农奴的追求较为简单：改善生活。他们不仅追求物质及劳役层面的改善，而且追求精神方面的改善。例如，当“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时，农奴内心充满了忧惧，不禁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感慨［17］，此时农奴需要的是御寒的衣服。农奴不仅需要为自己一家的生存进行农业劳动，还要承担各种劳役，为贵族服务，当辛苦劳累了一年之后，可谓身心俱疲，而贵族举办的宴饮毫无疑问是他们一年中最为期待的时刻。贵族让农奴“跻彼公堂”，农奴“称彼兕觥”，祝福贵族也互相祝福“万寿无疆”［18］。在年终的宴会上，饱餐一顿自不必说，更为重要的或许是精神上的满足，贵族将地位卑微的农奴请上公堂，让农奴享受到了面子上的极大满足，宴会上觥筹交错，彼此祝福，气氛十分热烈，农奴把一年的疲劳与痛苦都暂时抛之脑后，而能这样尽情享受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

除了通过艰苦劳动提高生活质量，农奴很大程度上寄改善生活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恩赐，希望统治阶级能减少剥削与压迫，多给一些好处。对农奴劳动所得的处置权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的生活也不自由，一直处于贵族的限制中，贵族可以很大程度上决定农奴的生活好坏。“言私其 ，献豜于公”［19］，一场狩猎，颇有所得，农奴自己若能得到一两只小兽，便喜之不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20］，劳动生活极为艰苦，此时农奴希望统治阶级能减轻劳动强度，给他们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21］，贵族可以随意掳掠民间女子为妻妾，引得女子忧心忡忡，她们希望不被贵族抢走，从而能够追求自己的爱情。

从整首诗的篇幅来看，与物质和劳役相关追求的内容比精神方面的多了不少，前者居于主要地位。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高层次需要产生有赖于低层次需求得到较好的满足，与物质和劳役相关的追求比精神方面的追求层次低。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农奴的衣食住行条件较差，劳役亦十分艰苦，故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较低层次的需要，首先追求生理和物质层面的改善，而不对精神层面有过高的期望值。此外，农奴长期处于贫困、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状态，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人性中正常的欲望被长期压制，其精神状态是麻木的。他们的内心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于是不敢有太多精神层面的奢求。

2. 农官、采诗官、乐官等人的政治追求

他们的追求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他们的追求本质是为了巩固统治。《七月》是对社会民情的反映，统治阶级可以通过作品了解生产生活状况，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执政的改善。

秩序是稳固统治的前提，《七月》体现了较为有序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如祭祀与固定劳役），是他们向往的局面。其中，生产秩序是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本诗集中体现在农奴在固定时间从事固定的生产劳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22］“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23］“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24］这三句话清楚地叙述了农奴在不同时间节点分别进行什么样的农事劳动，岁岁如此，俨然一年的劳动计划安排。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25］强调役使人民要避开农时，体现了对生产规律重要性的认识。只有规律地完成农务，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收成。只有保证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农奴才不会因为饥寒交迫走上反抗或逃亡的道路，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稳固。

从采诗的角度来说，诗作中带有作者不满情绪的内容正是统治阶级正得失的重要依据。因此，从诗歌的功能来看，这首诗依然反映了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追求。

贵族与农奴之间不同的追求具有内在联系。因为只有农奴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统治才能较为稳固；
而统治的稳固、社会的稳定无疑对农奴的生活有莫大的好处。

（二）对共同追求的探究

《七月》的所有作者亦有其共同的追求：稳定和谐的关系。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七月》反映的是较为平静的社会生产生活面貌，《七月》反映了耕织为主的生产生活模式。农耕文明的发达是追求稳定的前提，发达的农耕文明使得稳定成为可能，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才会去追求稳定。

《七月》反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26］反映了基本的耕种情况，前文已论述了生产的规律性，这反映了一种成熟的生产模式，效率较高。“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27］反映的则是采摘情况。“我朱孔阳，为君子裳”［28］的“裳”指的是公子的祭服，“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29］则直接描绘了祭祀的场面，祭祀以祈求农业丰收是先民的传统，《诗经》的其他作品亦反映了全社会对祭祀的重视，如《丰年》中的“为酒为醴，烝畀祖妣”［30］。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重视祭祀以祈求来年的丰收则反映了全社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31］反映了酿酒场面，酒是用多余的粮食酿成的，有余粮才能酿酒，故酿酒反映了农业的丰收。

农耕文明的发达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进而决定了人们对稳定的追求。从事农业生产必须遵循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以适应动植物的生长，故农奴必须在固定时间从事固定内容的生产劳动，循规蹈矩。由于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之本，故无论是农奴的生活，还是上层社会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都必然紧紧围绕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规律性和稳定性，因此农奴的生活和执政者采取的各方面措施也相对稳定。农耕文明的稳定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征伐的血腥，漂泊的痛苦，田野每年提供稳定的食物及作物，久而久之，大家安于这样稳定的生活，也不贪求更多的地盘与财富，这便形成了一种惯性，最终人们便以稳定为重要追求。

《七月》中除体现了对稳定的追求外，还体现了人们对和谐关系的追求。《七月》描绘了许多十分和谐的场景，体现了美好的一面，表达了人们的憧憬。

《七月》反映了亲人之间、长幼之间、同等不同地位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我妇子，馌彼南亩”［32］描绘了妻子及子女慰问田间农夫的场面，体现了温馨的亲情。“为此春酒，以介眉寿”［33］体现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敬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34］写农奴因很好地完成帮贵族做祭衣的任务而自豪，体现了农奴与贵族之间较为和谐的关系。祭衣是供贵族用的，若贵族对农奴只有无底线的剥削与压榨，而无任何恩惠与奖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尖锐对立，农奴即便做得再好，也不可能有此成就感。“言私其 ，献豜于公”［35］，狩猎之后，主要的猎物毫无疑问归贵族所有，但是农奴也能得到一些小兽，劳动亦有所回报，于是皆大欢喜。“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36］，这也许是人们一年中最为欢喜的时候，许多人（包括农奴和贵族）共同享受丰收的成果，农奴之间称兄道弟，农奴对贵族的恩赐感恩戴德。

和谐的关系对所有人都是十分有利的。对农奴而言，从物质角度来说，与贵族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得到更多的恩赐，从而改善生活；
从精神角度来说，农奴从春到冬，除了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承担大量劳役，自己的生活水平却一直很差，他们的内心时常处于痛苦和忧惧中，和谐的关系对于他们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心灵慰藉。对贵族而言，不过分压榨农奴，保持与农奴较为和谐的关系有助于减少农奴的不满与反抗，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稳固。

社会的稳定有助于缓解矛盾，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亦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七月》具有多种主题兼容性，不同人物的追求和谐地共存于一首诗中，从而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面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一）多种身份的作者间相对和谐的关系

多种身份的作者间相对和谐的关系是《七月》具有多种主题兼容性的重要原因。他们有各自的追求，除了共同追求外，也有不同追求，尽管如此，他们的追求之间并没有大冲突。若两者之间十分对立，那么其不同的追求很难统一于一首诗中。

贵族对农奴无疑存在剥削，但有一定的度，贵族为了维持与农奴之间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恩惠，农奴也希望保持与贵族的和谐关系，前文已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此外，农奴缺乏主体意识是重要原因。在奴隶制社会中，农奴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什么，如今在我们看来极为苛刻的剥削压榨于他们而言均为常态，他们不可能追求现代的平等。只要剥削不超过他们的度，他们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就能与贵族相安无事，若能蒙受赏赐，更是感恩戴德。

（二）统治阶级的包容性

前文已论述，这首诗是在统治阶级手里加工并定稿的，诗作保留了大量农奴表达不满的内容，可见其包容性。事实上，不仅《七月》体现了这一点，《硕鼠》将剥削阶级比喻成祸害人的大老鼠，《相鼠》更是怒骂有位而无耻之辈，希望他们赶快死去，而这些诗作均被收入《诗经》，可见统治阶级的包容性。

《七月》反映了民间生产生活状况，有助于统治阶级明得失，一定的政治包容性有助于统治阶级改善统治。此外，农奴虽表达不满，但未触及贵族的根本利益，更达不到反叛的程度，这也是统治阶级能够包容的重要原因。

《七月》是农奴、农官、采诗官和乐官集体打造的艺术结晶，作品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农奴追求改善生活，而其他作者追求统治的稳固。他们亦有共同追求：稳定与和谐关系。《七月》因为他们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与统治阶级一定的包容性得以兼容多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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