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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档案理论发展的路在何方——全宗群与全宗群理论

2023-01-17 20:20:07

胡丽娟 刘新安 王向女

(1.铜仁学院档案馆,贵州铜仁,554300;
2.天津市档案学会,天津,300201;
3.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200444)

虽然“全宗理论”至今仍是档案学至高无上的主流理论,但经过中国档案界几代人的努力,在档案实践中形成了比“全宗”层次更高的档案物质形态——“全宗群”。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宗群的提出,到如今在实践中真正地形成了完整的全宗群,其中经历了全宗群的发现、全宗群的认识和在档案实践中形成完整全宗群三个过程。由于“全宗群”是“全宗群理论”的档案物质形态基础,所以本文着眼于全宗群的形成,旨在用全宗群的形成来论证全宗群理论产生的必然性。

全宗群并不是当代档案界的发现。实际上,在中国接受西方全宗理论的初始,中国经典档案学就已经发现了“全宗构成了全宗群”[1]这一事实,并由此确认了全宗群这种档案物质形态的客观存在。但中国经典档案学并没有将其所发现的全宗群,视为是比全宗层次更高和独立存在的档案物质形态。回顾这一历史,会有人认为老一辈档案学者错过了一次用全宗群来冲破西方全宗理论的契机,其实不然,实际上,在老一辈档案学者发现全宗群这一事实的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即那时的档案整理只能依据“来源原则”来整理档案,只能形成现在所称的“主体全宗”。因此,当时只要一个立档单位下还有立档单位,那么这一立档单位的全部档案就是一个全宗群,而其下的立档单位的档案就是全宗。这一背景下,全宗群与全宗之间只有立档单位的高低和档案体量大小的差别,还没有形成相互之间的根本差别。赵铭忠在那时就客观地指出:建立“联合全宗”“全宗汇集”,“这种办法只能作为按全宗整理档案的一种补充和辅助的办法,只适用于少量情况特殊的档案,决不可随意乱用。”[2]当全宗群还只能依据“来源原则”形成,当全宗群与全宗之间还无根本区别,且用“来源原则”仍可以解释全宗群的时候,这时的全宗群只能是原始全宗群,即单一的“来源全宗”。

总之,中国经典档案学虽然发现了全宗群,但由于受那时档案整理实践的约束,全宗群未能显露出它与全宗的根本区别,因此那时也就未能将全宗群视为一种独立的和比全宗层次更高的档案物质形态。此外,由于原始全宗群的出现还不能危及全宗理论,全宗理论也就没有反对全宗群,反而是将全宗群无害地归顺在了全宗的范畴下,让全宗群长期无足轻重地屈就在了全宗理论之中。在全宗群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经典档案学用“全宗构成全宗群”这一事实,确认了在全宗之外还有“全宗群”的这一客观事实,由此推开了全宗群形成的大门,造就了全宗群形成的起点,而这就是老一辈档案学家功绩。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档案界基于档案实践发现了与来源全宗不同的“客体全宗”(事由全宗)的存在,并由此提出了“主、客体全宗理论”。[3]但主、客体全宗理论命运多舛,它一出现就遭到了全宗理论的批判,后被搁置和冷落了三十多年。然而在全宗群悄无声息的形成过程中,主、客体全宗理论却展现出了它的理性魅力,并强有力地推动了全宗群认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主、客体全宗理论哲理性地将以“来源原则”所形成的全宗命名为“主体全宗”,将以“事由原则”所形成的全宗命名为“客体全宗”。这样主、客体全宗理论在仍然承认“来源全宗”的同时,也承认了另一种由“事由原则”形成的“客体全宗”的客观存在。同时,它彻底地否认了全宗只有“主体全宗”的传统认识,而且明确地将“主体全宗”与“客体全宗”视为并列存在的两种全宗物质形态,由此创新性地揭示出了全宗物质形态的多样性。第二,依据主、客体全宗理论的“全宗多样性”认识,再来重新诠释“全宗构成了全宗群”这一经典事实,那么得到的就是:多样性的全宗构成了全宗群。因此,同样面对经典档案学所发现的“全宗构成了全宗群”这一经典事实,而这时的全宗群就不再是仅仅由来源全宗构成,而是由多样性全宗所构成。由此,主、客体全宗理论用“全宗的多样性”,使全宗群的构成趋于完整,从而彻底地摆脱了其初始状态。第三,主体全宗和客体全宗,加之后来又补充的“年代全宗”,共同构成了全宗群完整的物质形态与物质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全宗群的构成

图1充分揭示了全宗群与全宗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如下:

(1)全宗群与全宗之间具有属种关系,全宗群与全宗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各属于不同层次的档案物质形态。

(2)全宗群是由多样性全宗构成的,且只有在多样性全宗之间能形成并列关系时,才能构成完整的全宗群。即完整的全宗群是由并列关系的主体全宗、客体全宗和年代全宗所构成,因此全宗群就有了比原始全宗更为复杂的结构。

(3)全宗虽然在层次上比全宗群低,但全宗是构成全宗群的物质基础,因此如果没有了多样性全宗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全宗群的形成。同时还应意识到:全宗群不是多样性全宗的简单汇集,而是多样性全宗的复杂整合。

一旦确认了全宗群与全宗之间的“属种”关系,全宗群就成为了比全宗层次更高且独立的档案物质形态。由于全宗群包含着多样性的全宗,所以全宗群是比原始全宗群内容更完整、结构更复杂和形式更完美的档案物质形态。至此,在认识上全宗群就完全脱离了其初始状态。

虽然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档案界对全宗群的认识获得了突破,但由于当时的档案实体整理技术并不能形成完整全宗群,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完整全宗群的形成,使完整的全宗群认识成为一种尚无法联系档案实践的空谈。然而对全宗群的这一认识过程,对全宗群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走在档案实践前面的全宗群认识,就已在理论上注定了档案物质形态不能滞留在全宗,而必须创新性地向全宗群进化。

从技术上说,只要有充足的文件材料,档案实体整理也可以实现档案历史联系的多维整理。但由于现实中不可能特意地为档案的形成提供充足数量的具有原始记录性和凭证性的文件材料,且档案实践一般也不允许保存重份的文件,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档案实体整理就只能形成档案历史联系的一维整理,它要么形成主体全宗,要么形成客体全宗,但它不可能同时完成档案历史联系多维整理,也不可能形成具有并列关系的主体全宗、客体全宗和年代全宗,更不能形成由并列全宗而构成的全宗群。面对当时档案整理的状况,中国档案前辈睿智地提出了“卡片整理”,这是一种以卡片替代文件材料,来实现档案历史联系多维整理的方法。由于卡片整理无须触动档案实体,所以它已不再是档案的实体整理,而成为了档案历史联系的信息整理。由于一份文件材料可以制作多张替代卡,所以它能克服在对档案历史联系进行多维整理时,所遇到的文件材料数量不足的问题。用卡片替代文件材料,能够创建起一个实现档案历史联系多维整理和形成多样的全宗群的档案整理系统。但由于档案实践无法承受卡片制作所耗费的大量人力和物力,所以就难以将卡片整理的技术转化为实际的档案历史联系的多维整理,因此,长期以来档案整理就只能滞留在档案实体整理。

随着中国档案界对全宗群认识的加深,且意识到利用档案实体整理技术无法实际形成全宗群的时候,中国档案界就开始寻求用新的档案整理技术来形成全宗群。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档案信息处理技术得到了空前发展,由此中国档案界开始研究应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来实现档案历史联系多维整理的技术,而最先提出的是,利用《中国档案分类法》来实现档案的整理。虽然后来证明用“档案分类法”来完成整理是错误的,但这一失败真实地表明:中国档案界已意识到了能利用计算机来实现档案历史联系的多维整理,以及将档案历史联系整理与档案实体整理相脱离,使档案历史联系整理成为独立的信息整理系统。2017年10月,天津几所大学的几位档案学、计算机学硕博生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魂系‘历史主义’的档案元数据核心集构建研究”这一课题。该研究项目应用计算机及其信息处理技术,构建了一个能对档案历史联系进行多维整理的档案整理技术体系,在档案实践中创新性地形成了由主体全宗、客体全宗和年代全宗并列构成的全宗群。由此打破了传统档案实体整理对全宗群形成的阻碍,使全宗群的形成从空想变为了现实。其在总结了用“档案分类法”来完成档案历史联系整理的失败原因之后,采用已形成的档案元数据技术,将“档案历史联系”作为数据,将构成档案历史联系的“主体”“客体”和“年代”因素作为“档案的历史联系”数据的数据,即元数据,用“档号”来替代“卡片”,在档案历史联系整理程序的引导下,使每份档案都能同时参与到不同的档案历史联系元数据的排序,从而实现档案历史联系的多维整理,并生成以并列形式存在的主体全宗、客体全宗和年代全宗。至此,中国档案界用自己创造的档案历史联系多维整理的信息处理技术,在档案实践中得到了用档案实体整理所不能得到的完整全宗群。

全宗群的形成实证了在形成全宗群这一档案物质形态时,档案整理只能坚持“历史原则”。传统的档案实体整理坚持“来源原则”,其结果是只形成了来源全宗和原始的全宗群。其实在发现全宗具有多样性的同时,便发现了不同的全宗物质形态要依据不同的档案整理原则来形成,也即,“主体全宗”依据来源原则形成,而“客体全宗”和“年代全宗”则分别依据“事由原则”和“年代原则”生成。所以,只要全宗群是由并列关系的多样性全宗而整合,那么全宗群的整理原则就必然是形成多样性全宗的多样整理原则的整合,而“来源原则”“事由原则”和“年代原则”整合的结果就只能是“历史原则”。“历史原则”的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全宗群形成的历史原则结构

图2不仅表明了全宗群的形成原则是来源原则、事由原则和年代原则的整合,而且利用它能更充分地揭示出全宗群形成原则与全宗形成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

(1)全宗群形成的历史原则与全宗形成的原则具有上下层次关系,它们是两种各自独立的档案整理原则,且历史原则是高于来源原则的档案整理原则。全宗群形成的历史原则是形成全宗的来源原则、事由原则和年代原则的共同属类,而这就从逻辑上决定:形成全宗的来源原则、事由原则和年代原则,其中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原则都不能构成和替代形成全宗群的历史原则。表明了形成全宗群的历史原则已是形成全宗的来源原则所无以比肩的档案整理原则。

(2)形成全宗的原则虽然在层次上比形成全宗群的历史原则低,但由于历史原则是由并列和多样性的全宗形成原则所构成的,因此历史原则就不能没有来源原则,虽然全宗群的形成使历史原则替代来源原则成为了档案整理的最高原则,但来源原则将在历史原则中永存,仍然是档案整理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档案界对于全宗群经历了“原始全宗群”和“现代全宗群”两个认识阶段,为加深对原始全宗群与现代全宗群的认识,本文将它们的区别进行了归纳,见表1。

表1 原始全宗群与现代全宗群的比较

全宗群理论是关于档案历史联系的多维理论。从档案理论的发展来看,在档案实践中有了“案卷”,就有了“案卷理论”;
而有了“全宗”就又有了“全宗理论”。照此事实推论:在档案实践中形成了全宗群之后,就应再形成一种全宗群理论。这一推论确实能使我们认识到全宗群理论的产生,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全宗群理论就必然产生,而这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

第一,必须确认的是“全宗群是多样性全宗的整合”,在确认了这个事实之后,那么全宗群就是多样性全宗的整体,而多样性全宗就是属于全宗群的部分。根据结构理论中的“部分不能解释整体”的这一原理,可以理性地证明:用阐述全宗群组成部分——全宗的全宗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作为整体的全宗群理论,所以在全宗群形成之后,就必然要再产生全宗群理论。

第二,全宗形成的实践基础是档案实体整理,而全宗群形成的实践基础是档案实体整理和档案历史联系信息整理相互分开的二元档案整理实践。而在二元档案整理实践中,档案实体整理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所以以档案实体整理为实践基础的全宗理论,就同样无法解释以二元档案整理实践为实践基础的全宗群的档案整理实践。

第三,这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全宗群与全宗的物质关系和档案整理实践上,还表现在全宗形成的历史原则上。全宗群整理的历史原则,包含着来源原则,即来源原则只是历史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以来源原则为核心和最高原则的全宗理论,就无法解释全宗群形成的历史原则。

第四,全宗群理论的一大特征是,全宗群理论不仅包含全宗理论,甚至还包含更传统的案卷理论,所以用全宗理论不能解释全宗群理论,而可以用全宗群理论来解释全宗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理性地认识到:全宗群的产生就注定了在档案学中还要再形成“全宗群理论”。

本文回顾了全宗群形成的过程,论述了中国档案界为全宗群形成所做的种种努力,揭示了全宗群形成所导致的在档案认识、档案整理技术和档案整理原则上的变化,论及了全宗群理论产生的必然性,其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能充分地认识到全宗群理论是必然要形成的理论。既然在档案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全宗群,创建了全宗群形成的实践体系,那么中国档案理论界就应有信心和魄力,在已有的全宗群实践基础上,继续完成全宗群理论的构建。构建全宗群理论绝不仅仅是为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寻找出路,它更大和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理论联系实际,用全宗群理论来适应当代的全宗群实践。其结果不但是建立起能超越全宗理论的档案理论,而且能使中国在变道超车中,真正地形成自己的档案理论体系,成为当代档案理论的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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