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盼婷 王 琼 葛 操

问题行为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分为内化和外化两个层面。其中，内化问题行为主要包括焦虑、抑郁、偏执等，外化问题行为主要包括儿童厌学、攻击、暴力、违纪等众多方面[1]。

儿童早期问题行为会影响其学业成绩、同伴关系以及心理健康[2-4]，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预测青少年期与成人期的种种问题[5]，如青春期不正常的性行为、早孕和酗酒等[6]。因此，探索儿童早期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对于判别、控制、改善问题行为十分必要。

1.1 环境因素

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养育环境、教养质量、同伴关系在内的各种外界因素，已被许多研究证实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7-8]。例如，邻里犯罪与混乱环境能够直接预测个体的问题行为；
不良同伴交往会促使问题行为产生[9]；
父母积极和消极教养行为影响个体抑郁的发生[10]；
母亲温暖的养育环境会减少个体抑郁[11]。环境无时无刻不与个体相互作用，因此，为儿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健康成长的第一步。

1.2 基因因素

基因是个体自身因素，与个体问题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中枢5-羟色胺功能异常与抑郁症的发病相关[12]；
rs6295基因多态性与女性经前焦虑障碍呈显著相关，其中C等位基因携带人群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GG基因型携带人群[13]。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基因和个体气质有所关联(消极情绪性与5-羟色胺基因之间存在关联)，具有某些基因的儿童，在生活中会表现出特定的气质[14-15]。

1.3 气质因素

气质作为社会性发展的基础，是影响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个体因素。气质是一个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它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及指向性上,并由特定的外部反应表现出来,使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带上独特的色彩[16]。个体不是被动地受周围环境所影响，而是通过自身气质积极主动地改变和适应环境。困难型气质是儿童问题行为发展的危险信号，和某些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17]，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儿童的负面社会性行为[18]。在尊重儿童个体差异，提倡因材施教的现代教育背景下，开展由气质差异所引发的发展差异等研究课题变得十分必要。

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能独立地对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产生影响，但二者的交互作用似乎更能够解释某些内外化问题的发生和发展[19]。困难型气质如消极情绪性、外倾性等经常作为调节因素改变环境对儿童问题行为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某种气质有时被认为是一种“脆弱性”，即对消极环境更加敏感；
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可塑性”，即对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都较为敏感。气质调节环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经常符合素质-压力模型或差别易感性模型。

2.1 素质-压力模型

素质-压力模型最早是由Rosenthal提出,最初被应用于精神健康领域中，后逐步扩展到心理学及其他领域。该理论主要阐述了先天“素质”和后天环境的交互作用对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20]。“素质”(diathesis)一词源于希腊术语——倾向(disposition),指个体先天具有的各种倾向特征。素质-压力模型认为“风险”素质(气质、生理或基因等)是个体的“脆弱性”，具有“风险”素质的个体对消极环境较为敏感，在消极环境的不利影响下更容易产生消极的发展结果[21]。

2.2 差别易感性模型

素质-压力模型中并没有提到积极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其隐含的意思是认为在积极环境中，具有“风险”因素的个体与不具有“风险”因素的个体对积极环境的敏感程度，以及在积极环境的有利影响下产生的发展结果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2]。

在素质-压力模型的基础上，Belsky[23]首次提出了差别易感性模型，认为个体自身的“脆弱性”因素正好为其“可塑性”提供了发展条件。具有这些因素的个体不仅在消极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同时，也更容易在积极环境中受到有利影响，也就是说，环境以一种“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影响着个体发展[24]。

3.1 幼儿期

儿童问题行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幼儿期甚至更早，在这个时期，家庭是其生活的主要空间，兄弟姐妹是其主要玩伴[25]，虽然他们还未正式步入校园，没有接触更多的社会人员，但相关的问题行为却在持续发展[26]。此时儿童气质差异带来的外显行为差异已经开始显现，困难型气质的孩子，有时会比其他孩子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

3.1.1 气质和养育环境交互作用

消极情绪性是指儿童表达消极情绪(悲伤、愤怒、沮丧、恐惧等)的频率和强度[27]。行为情感理论认为，消极情绪性代表了一种“脆弱性”特征，可以增加儿童对社会环境的易感性[21,28]。研究者关注了消极情绪性与人际关系质量(积极同胞关系/消极同胞关系)对幼儿期儿童内化问题和社会技能的影响[29]，结果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即消极情绪性调节了同胞关系质量对儿童内化问题和儿童社交技能的关系：对于高消极情绪性的男孩来说，积极的同胞关系预测了较少的内化问题、较多的社交技能；
消极的同胞关系预测了更多的内化问题、较少的社交技能。该研究扩大了影响因素的范围，使之包含父母和兄弟姐妹，这表明了家庭积极社会化影响的重要性，也表明了高消极情绪性儿童比低消极情绪性儿童对生活环境具有更高的易感性。

外倾性也是典型的气质特征之一，是与对社交刺激的消极或积极看待、对社交情景的接近与回避有关的气质特征[30]。张光珍等[31]以儿童的抑制控制能力为气质指标(指的是儿童在新异环境中所表现的行为抑制能力，具有害羞、抑制的成分，和外倾性具有相同的成分)，研究了父亲养育与2岁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系，结果验证了素质-压力模型：低抑制控制能力的儿童会更易受到父亲严厉养育的消极影响。这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高外倾性的儿童处于消极的家庭环境中时，出现问题行为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而低外倾性儿童的问题行为与家庭环境之间并无显著相关[32]。

Van Zeijl等[33]研究了儿童气质与母亲的管教(积极/消极)在幼儿外化问题预测中的相互作用。研究由母亲报告儿童的气质，在实验室会议上观察母亲的管教，儿童问题行为测量的内容包括母亲报告的外化问题和观察到的身体攻击等。结果表明，与容易型气质的儿童相比，困难型气质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消极管教的影响(即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外部问题)，也更容易受到积极管教的影响(即他们表现出更少的外部问题，身体攻击性较少)，这为差异易感性假说提供了实证证据。

研究者考察了低反应性气质(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比率)在早期逆境与注意力技能之间所起到的调节作用，通过计算他们看玩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婴儿的注意力技能，采用婴儿行为问卷的子量表测量婴儿气质[34]。研究结果符合差异易感性理论：反应性水平较低的婴儿在家庭(视为良好环境)照料环境下，其注意力技能较高，在抚养机构(视为不良环境)照料下，其注意力技能较低；
反应性水平较高的婴儿的注意力技能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

3.1.2 气质与父母亲人格交互作用

除了父母亲养育行为外，父母人格、抑郁状态也是环境因素，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仍会受到气质因素的调节[35-36]。Jessee等[37]发现儿童困难型气质调节了母亲抑郁症状对问题行为的影响，结果验证了符合素质-压力模型：当儿童处于高度焦虑状态和高消极情绪性时，母亲抑郁症状将会预测更多的儿童问题行为，当儿童低消极情绪性或者说积极情绪性较高时,母亲抑郁症状与儿童问题行为无显著相关。

Xing等[38]根据塔佩斯的大五人格(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开放性、责任心)理论来测量母亲的人格，使用McDevitt等[39]建立的中文版幼儿气质问卷来评估儿童性情反应性，使用中文版的幼儿社会和情感评估[40]来测量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结果发现，儿童气质可以调节母亲人格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母亲的责任心、神经质人格与儿童的冲动呈负相关，但只是对于高反应性的儿童来说是这样，对低反应性的儿童则无意义，结果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

3.2 学前期

学前期是儿童认知、情感、道德等方面发展的关键期，单调、贫乏的环境刺激与不适宜的保教、营养的缺乏将会造成儿童发展的落后[41]，因此，学前期儿童气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

3.2.1 气质和养育环境交互作用

消极情绪性作为一种气质特征会加强某些消极环境(如严厉的养育环境)与儿童内化问题及社交技能之间的联系[42-43]。高鑫等[44]关注了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支持了差别易感性模型。儿童消极情绪性能够调节父亲心理控制与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消极情绪性儿童来说，受到高父亲心理控制的影响会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同时，受到低父亲心理控制的影响会表现出更少的外化问题行为；
对于低消极情绪性儿童来说，父亲心理控制的高低对外化问题行为影响并不显著。研究证明了具有某种气质的儿童会比不具有这种气质的儿童对环境刺激(无论消极还是积极)更加敏感。

研究者关注了高外倾性儿童在母亲的消极性养育和积极性养育以及混乱的家庭环境(如拥挤、噪音)的影响下，对包括轻松控制、负面行为、叛乱行为或情感问题等在内的问题行为的影响[32]。结果发现，儿童气质缓和了母性消极性养育或积极性养育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高外倾性的学前期儿童受母亲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朝着“更好”或“更坏”的方向发展，但低外倾性的儿童几乎不受影响，该研究验证了差别易感性理论模型。

3.2.2 气质与电视暴力交互作用

暴力行为是指公开表达的身体暴力，包括尝试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45]，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暴力动画片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李倩倩等[46]对电视暴力与儿童外倾性对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进行了研究。此研究以3岁～5岁的儿童为被试，以父母报告的儿童外倾性高低与最常观看的电视节目的暴力性水平为指标，探索二者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检验电视暴力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模式。结果显示：与低外倾性儿童相比，高外倾性的儿童较易受到高水平电视暴力的不利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但同时也较易受低水平电视暴力的有利影响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这一研究结果为差别易感性模型的验证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证据。

有研究测试了养育质量、气质和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纵向关联[47]。这项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它调查了养育质量、儿童消极情绪性以及内化和外化行为之间的纵向关联，并且使用了包括观察法和测量法在内的多种方法来综合评估养育质量，通过严格的相互作用显著性试验验证是否符合素质-压力模型或差别易感性模型。研究样本包括129名儿童及其家庭，通过亲子互动观察来测量育儿质量(5岁时)，家长评价孩子消极情绪性(7岁时)，教师汇报问题行为(12岁时)。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消极情绪性和养育质量对外化行为的交互作用：对于高消极情绪性儿童，不同教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是“更好”或是“更坏”，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然而，在进行更严格的统计时，就内化行为而言，无论父母如何教导，消极情绪性都可能会使孩子变得脆弱。结果显示，儿童期养育质量和消极情绪性存在交互作用，但只有当育儿质量低于2.35分时，消极情绪性和外化问题之间的斜率才是显著的，在这个值之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在差的环境里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表现“更差”，而在好的育儿环境中，高低消极情绪性儿童的对比结果差异不显著。显然，具有“素质”倾向的儿童，即高消极情绪性，容易受到较差的环境压力的影响，这里指的是在儿童时期具有高消极情绪性的儿童特别容易受到低质量育儿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内化问题行为，支持素质-压力模型。

“先天”与“后天”的交互影响儿童发展，这为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为解决临床治疗中的难题颇有启发意义，更有助于提高临床治疗的有效性。但在当前研究现状下，儿童发展遵循差别易感性模型还是素质-压力模型仍存在不少争议，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寻找研究的切入点。

(1)研究方法的对比与统一。在某些研究中对于儿童行为的测量是由教师报告的[47]，但在本文所提到的很多实证研究中对于行为的测量是由父母报告的，可能正是因为测量儿童行为时选取不同的报告者，研究结果是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还是素质-压力模型才不尽相同，显然这需要进一步的测试和对比研究。也就是说要区分年龄段，区分特定气质，区分测量方法，进行辩证研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儿童的发展受遗传和环境影响符合某理论模型。

(2)“易感性”或“脆弱性”是固定的还是发展的？幼儿期、学前期儿童的气质已经表现出个体差异，对于较为“敏感”的儿童应该更加关注。这个时期儿童的内化问题还处于萌芽之中或者难以测量，但外化问题已经显现[48]，并且会受到自身气质的调节。已有研究者得出结论，在7岁时评估的高消极情绪性使儿童容易受到低养育质量的影响[47]，但也许这些孩子是“易感”的，在较小的年龄(婴儿期或幼儿期)也能够从积极的养育中获益更多。很可能是由于这项研究测量的是12岁的外化行为而没有测量婴幼儿期，也就是说测量了儿童中期的气质，而不是儿童早期的气质，所以支持素质-压力模型，但在年龄较小的时候或许更加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以往多种实证研究也如此表明[29,32-34,36,38,44]。在该领域，由于多种原因，大多数研究仍是横向的，样本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虽然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儿童成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论证在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儿童发展的理论模型遵循一贯性原则还是发展性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直符合某特定模型(这里指差别易感性模型或者素质-压力模型)，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符合的理论模型也会随之变化。为了控制样本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以后可以进行更多的纵向研究，为现有的理论补充更明确的实证证据。

(3)缺乏解释理论模型发展机制的深度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只单纯关注了原因(先天和后天因素)和结果(问题行为)，并未过多地发掘中间可能存在的一系列的中介变量，例如某基因型或某气质是否会改变个体感知觉加工的精细度，是否会改变个体对正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是否更容易被激活与情绪有关的脑区等等。探索神经机制能够完善现有的证据链，为我们得出更准确的结论提供神经生理依据。

无可争辩的是，只有不断探索儿童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机制，预测其发展趋势，将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自身基因、气质特征良好匹配，才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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