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三题史学毕业论文

　目录

　一、“从严治党根据论”

　1中共领导革命的特殊形势

　2中共执掌政权和全国执政所处条件的变化

　3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1严明党的纪律

　2“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3“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4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

　三、“从严治党方法论”

　1加强党员教育

　3领导干部要带头

　4落实党委和纪委的责任

　5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责任编辑：闫生金

　正文

　摘要：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内涵丰富，论析深刻，主要从缘由、任务和路径三个维度回答了从严治党的重大问题：一是“从严治党根据论”，即中共领导革命的特殊形势、中共执政的新的历史地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从严治党任务论”，即严明党的纪律、“党员的质量高于数量”、“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三是“从严治党方法论”，即加强党员教育，强化纪律执行，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党委和纪委的责任，严肃党内生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

　关键字：中国共产党;陈云;从严治党;党员教育;党的纪律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9-0043-03

　陈云是中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近10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在党建工作实践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目前，学界、理论界对陈云党建思想的研究成果甚多，主要从历史发展、主要内容、理论贡献、现实启示等方面加以阐述。在陈云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从严治党”一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陈云就没有从严治党的思想。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作为长期从事党建工作的领导人，陈云坚持了“从严治党”这一原则和要求，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主张。研究和梳理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对于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内容上看，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理论主要包括“根据”“任务”“方法”等三个方面。

　一、“从严治党根据论”

　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陈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共自身的特殊党情，深刻阐明了从严治党的根据，具体回答了为什么要从严治党这一重大问题。

　1中共领导革命的特殊形势。中国革命，所处的形势和环境极其恶劣，这就对领导革命的政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此，陈云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作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十分强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长期的斗争，十分复杂，非常残酷;小资产阶级占极大优势，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另外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有自然的联系，优点是可以与之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缺点是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196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加之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即无产阶级这一领导革命的主体力量不够强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多数，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一个有纪律的党，“必须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1]196中国社会阶级的结构，会反映到党内。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取得了大发展，“大量新党员涌进党内”，新党员中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1]196这就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对党员教育管理、严明党的纪律等作了大量论述，初步形成了从严治党思想。

　2中共执掌政权和全国执政所处条件的变化。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人民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虽然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斗争，但是一部分党员、干部也开始从事政权工作，掌握了权力。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这就使得掌了权的党员干部可能会被腐化。早在1940年12月23日，陈云在延安的一份讲话提纲中指出，“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1]221而且，陈云还认识到，“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而“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1]182183党在全国执政后，针对高岗、饶漱石事件，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因为全国执政后“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因此，“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2]273他的这一认识，比延安时期更深入。改革开放时期，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建设又面临新的挑战。身为负责党风廉政建设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深刻把握这一新形势，看到党所面临的危险，即“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3]331这一论述，揭示了党风问题、腐败问题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公权私用，在党内他是较早认识到这一点的。

　3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陈云强调从严治党，除了中共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面临的特殊国情，党的历史地位发生的变化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共党内已经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有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主要有：党员素质、质量方面的问题;党内“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倾向，部分党员要面子、不要真理，“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 [3]274干部管理上的放任倾向，对干部的错误纠正不及时，或不予纠正，只说好话，不批评;“许多人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1]291部分党组织存在的组织生活不健全，容易发生无原则的纠纷;改革开放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3]352353有的党组织“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3]352353“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3]354355等等。对这些问题，陈云没有回避，而是直面问题，并由此提出从严治党的任务。

　二、“从严治党任务论”

　为什么要从严治党？陈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那么，从严治党严在哪里、治什么？陈云作了大量论述，主要有四个方面。

　1严明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纪律严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同西方政党的一个显著区别。陈云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1]197198对党的纪律的特性、遵守党纪的具体要求作了详细论述。关于党的纪律，陈云指出，“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1]196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所有党员和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和特殊组织;[1]196“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3]275对于遵守纪律的内涵和要求，陈云也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指出，真正遵守纪律就是“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1]126“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1]125而要在行动上遵守纪律，就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1]201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1]276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1]348在党的纪律当中，陈云十分重视“四个服从”，强调这是“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1]348

　2“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 。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有着高度的先进性。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保持党的先进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要“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4]186《决议》下发后，党组织开始迅猛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党员人数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余人，发展到80多万，[5]144增长了20多倍。在党员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党员质量也存在不少问题。由此，党组织面临着巩固的任务。在此形势下，1940年10月1日，陈云明确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1]206针对部分党员对党员的标准和要求存在的糊涂思想，陈云把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提出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1]137142陈云还把学习提到共产党员责任的高度，强调“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1]188在明确党员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干部的四条标准，即“对党忠实”“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1]271

　3“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党风，是指一个政党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一贯行为和态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注重党风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领导地位，要长期执政。长期执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执政，加之党内制度不健全，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风问题。对此，毛泽东、邓小平都作出过重要论述，陈云也作了深入的思考。早在革命胜利前夕，陈云就提出干部子弟要安分守己，不得有违法行为。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3]273这一论断，既总结了中共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又直面改革开放条件下党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把党风问题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陈云的这一论断提出后，迅速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认同，成为全党的共识。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再重申这一论断，把党风问题当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4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着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勇于纠正错误，敢于同不良习气和错误进行斗争。然而，现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和执政却在落后国家，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在其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十分落后，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这些因素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在本该讲原则性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时而会出现无原则的和平、相互包庇、搞团团伙伙等现象。对此，陈云明确指出，“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在原则问题上要“进行必要的斗争”;[1]182“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1]296“要尖锐一点，不能明哲保身”;[1]272“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3]274“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摘，甚至打击报复”。[1]217这些论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共产党人的应有态度，也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任务。

　三、“从严治党方法论”

　在明确为什么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的任务后，更重要的是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对此，陈云总结了历史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从严治党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1加强党员教育。从心理学上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为是心理的外在表现。要解决党员、干部违纪问题，必须强化思想引导，树立正确的认识，这是前提。正因如此，中共一贯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注重思想上建党，注重理论武装，提高党员、干部的认识和素质。从严治党，亦是如此。陈云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的论述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党纪教育，通过“在课堂上”和“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1]126进行纪律教育的办法，使党员“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1]1281939年5月，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组织决定，不愿到基层工作，经七次谈话后仍不服从。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公布于全党。针对这一事件，1939年5月23日，陈云专门撰写《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发表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用这一典型案例阐明遵守党纪的重要性和如何遵守党纪。二是要加强党性教育，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三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3]352作为中心内容。陈云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特别是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这是“端正党风的关键”。[3]363

　2强化纪律执行。从严治党，除了靠教育外，还要靠有力的纪律执行。遵守纪律成为一种自觉，不会自动产生，需要对违纪现象进行处罚，方能形成自觉。陈云不仅重视对党员的教育，而且重视纪律执行，特别是主张对违犯纪律者予以处分。早在抗战时期，陈云就指出，“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要“绳之以法”;[1]182183 “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1]196改革开放时期，针对严重的经济犯罪问题，陈云指出，“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3]273主张“以除恶务尽的精神”，“进行坚决的斗争”;[3]356对于以权谋私者，如果不给以严厉打击，对这股歪风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3]331对日常违犯纪律的行为，陈云也主张从严处理。比如，改革初期，针对农村中有党员开会、集训发误工费的现象，陈云明确指出，“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3]332

　3领导干部要带头。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普通党员有着示范引领的作用。如果领导干部不遵纪守法，不带头维护党纪，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得到遵守。在从严治党方面，陈云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提出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1]196他强调，“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1]196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3]352在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方面，陈云认为，“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3]351“老干部要带头学文化学科学”。[6]169针对新时期有的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利用权力谋利的现象，陈云指出，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要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其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3]352

　4落实党委和纪委的责任。作为一项工作，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各级党委和纪委。陈云明确指出，党风建设，“各级党委和纪委负有重大责任”。[3]356各级党委只有在抓物质文明建设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3]357如果某个单位或地区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纠正，那就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那个单位和地区的党委领导有关。陈云主张，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和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或地区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无论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3]356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委的领导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实际已经包括了这一内涵，对于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早在1947年4月22日，针对辽宁党内存在的组织生活不健全状态，陈云强调必须以严肃的原则性对付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并具体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要“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二是“党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是每个党员“必须有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1]347348在这一点上，陈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大跃进”时期，陈云建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不要公布煤炭、粮食、棉花的指标，并向毛泽东坦陈1959年要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7]1161后来，毛泽东专门提到此事，并称赞陈云“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7]1166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此，陈云总结出了很多方法。比如，要首先从领导做起;批评下级要慎重;要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要看本质，而不能只看局部、看现象;要诚恳，以诚待人;要主动、及时，“态度一定要坚决，一次不行就几次”;[1]272赏罚要分明，批评、奖励要适当，等等。

　结语

　综上所述，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内容丰富，系统深刻，主要体现在从缘由、任务和路径三个维度回答了从严治党的有关重大问题。陈云关于从严治党的许多重要论断已经成为全党共识，成为中共管党治党实践的基本遵循。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是毛泽东、邓小平党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和学习陈云的从严治党思想理论，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6]陈云. 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7]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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