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茹敏 罗晓东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这一重要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演变的共识规律，揭示了科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实践基础与文化精髓，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这一命题，从文字表述看，涵盖两个核心概念，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两个结合”。这实际意味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两个结合”之前是否有其他提法，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是什么。依据马克思主义联系原理，只有在这些问题上辨伪存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才能清晰地阐述、探寻其历史渊源。

问题之一：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深刻变革。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张实质是要求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能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脱离实际地对待、运用马列主义。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中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挫折，在此期间，党先后发生过陈独秀右倾错误、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中共中央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按照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样板经验，继续遵循重视大城市、暴力夺取政权的范式之路，接连受到重创。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遭受了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的惨痛失利，付出了自红军创建以来指战员牺牲最多的巨大代价。在错综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面前，虽然中国共产党拥有俄国人“先哲”式、理想化的既定经验，但在现实中却丧失主动权，处处受阻、屡屡碰壁。面对异常艰难的中国革命形势，毛泽东开始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层面上思考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革命的依靠阶级、农民为主体的军事力量如何克服落后的小农意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适应中国实践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论断，意味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述进入到自觉状态，亦为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三个结合”再到“一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演变轨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结合”什么、如何“结合”。据考证，“结合”这一概念源于汉代王充的《论衡·状留》，文中提到“故夫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
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今天，“结合”更多是指“凝集在一起、打成一片、连接为统一整体”的意思，泛指人或事物之间发生或形成紧密联系。系统梳理党的历史文献，从中可以看到，在“两个结合”产生之前，百年党史实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三个结合”再到“一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演变轨迹，其发展路径彰显了党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态度的历史沿革。

“两个结合”起始于“一个结合”，“一个结合”源于特定的社会场域。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一个结合”的说法在党的文件中首次出现。在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要立足中国实际，适合斗争中发展着的客观与主观形势的需要，党内同志要深入群众，向实际情况做认真、严谨的调查工作，制订科学精准的斗争策略，规避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唯心错误。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阐明：“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表述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41年，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此后，类似表述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出现，只是在“结合”的主体上，具体的表述略有差异。“一个结合”的核心是解决理论和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回答的是“中国向哪里去、理论如何指导实践”的方向问题。

从“一个结合”过渡到“三个结合”。“三个结合”源于抗战的历史环境，基于中共中央在陕北的执政局势较为稳定，党对于如何应对抗战复杂的斗争实践，打破“左”倾主义的窠臼，达成全党的思想共识和价值统一进行了深入思考。延安整风期间，恰逢共产国际解散。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党内达成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就是“三个结合”。这一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三个结合”，并且强调结合的紧密程度在于“深相结合”。一方面，侧重在实际的应用中，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创造一些宝贵经验；
另一方面，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出发，要求全党同志重视研究中国历史，一是着重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曲折历史，包括百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二是强调以中国为圆心，拓展到外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借鉴古往今来的有益成果。毛泽东说：“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客观地说，“三个结合”之一的“中国历史”是广义“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可以看出“三个结合”与“两个结合”在本质上契合融通。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和回归到“一个结合”。邓小平多次使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来，……其间虽然几经曲折，终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胡锦涛提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党百年七一讲话之前，习近平在讲话中使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表述。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的鲜活体现。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一个结合”到“三个结合”、“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化轨迹。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创造并不是完全随意的或是完全自主的，而是在既定的、继承的以及遭遇到的条件下酝酿发生的。因而，把握“两个结合”的“新”，一方面无法脱离其继承自“一个结合”“三个结合”的“史”的纵向逻辑，另一方面无法脱离其认识当下世情、国情与党情的“时”的横向逻辑，即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根本特点。换言之，“两个结合”的论断是对“史”和“时”多维度的创新性理解与继承性发展。由此，“两个结合”体现了三个转变的创新逻辑：

首先是由隐性到显性的逻辑创新，体现“两个结合”的历史客观性。建党百年七一讲话之前，在党的重要文献、重要会议以及对重大事件的认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经“一个结合”到“三个结合”、“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演化轨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结合”的重中之重是与之相关联的“中国化”。“化”本身呈现了动态延展而非静态停滞的趋势。达成“中国化”的状态，不仅要求马列原理紧密结合本国实际，而且要求其在精神思想层面理应与中国优秀文化契合贯通。“中国化”演化的逻辑主线彰显了符合国情特征、时代要求、文化特点的导向性、动态性与民族性。只不过，过去我们更加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一显性叙事，而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隐含在前者之中。譬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前者潜隐地基于“知行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经验与实践原则，后者更是多处引用了孙子、董仲舒、魏征等历史论述与《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案例，达到“俗雅一体”的融合贯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两个结合”思想表述的显隐性特征，既说明了“两个结合”是由来已久、既定存在的客观性认识，也说明了揭示“两个结合”隐性逻辑的必要性，是重新认识党的优秀工作方法和思想积累的重要路径。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正是同群众相结合、同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人的政治归属与人格塑造等根本问题相结合的原则问题。无论是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些经典文本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重要认知，即作为观念形式的民族文化既是其民族历史的既定产物，亦是其政治经济的既有反映，又给予其政治经济的现实结构以重要影响和反向作用。这都说明“两个结合”的规律认识不仅具有正确性、科学性和历史性，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论述亦是由来已久、蕴含其中的隐性认识。由此可见，第三份历史决议所再次重申的“两个结合”，尤其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内涵不是空穴来风地随意产生的论断，而是将过去党的重要文献、重要会议以及重大事件的规律认识中的隐性逻辑揭示出来的客观认识，彰显了从隐性走向显性的演变轨迹。

其次是由契合到协同的逻辑创新，彰显“两个结合”的价值合理性。“两个结合”不是凭空的论断，但同样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论断，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认识。“两个结合”的隐性特征既说明了在过去党的重要文献、重要会议以及重大事件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亦是不可分离的，同样也说明了“两个结合”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认识呈现碎片化和边缘化的特征。众所周知，文化或文学艺术不可能超脱于意识形态之外，必定带有政治、阶级的鲜明烙印。毛泽东指出，“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两个结合”之前，从“一个结合”到“三个结合”，再到“一个结合”，这里隐含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侧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性考验，是考察马列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社情、如何实现大众化和本土化的一项具体实践。从地位上看，“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处于“结合”中的首要、根本地位，而马列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革命、建设、现代化具体实践的衍生产物，是为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富有中国特色、民族滋养的精神支撑，是对前者的有力补充与完善，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

然而，党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重申“两个结合”的认识问题则面临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14亿中国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正在迈向全方位现代化的民族复兴征程。另一方面是新冠流行、中美矛盾加剧与全球分工急速变迁重塑的世界发展格局。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文明重塑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历史壮举，是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这还是马恩、列宁所不可能预见的历史时刻，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考验。中国在跨越式现代化的民族复兴过程中，体量大、地域广、问题复杂，是没有直接可供参考的借鉴对象和借鉴经验的，因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必然要求，而不再是单纯审视马列主义是否教条化，亦应从隶属于“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依附中独立出来。这就导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从以往的契合性考验的目的进一步转向协同性发展的目的上来。

换言之，当前两个格局的新历史语境与时代任务迫切地要求中国实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与文化创造，重塑和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中华文明，适应两个格局的变迁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然，“两个结合”的认识问题既有“变”亦有“不变”，这里的协同性发展同样无法脱离以人民为中心的本土化实践和大众化实践，任何脱离本土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都会陷入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陷阱；
同样也无法脱离革命、建设、现代化实践自觉的本位观。正是这种“不变”的自觉意识和本位思想才能支撑着文化发展和文明重塑的“变”的可能与价值，同样也正是这种“不变”与“变”的兼容共通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文明重塑相互协同、共同发展的时代新格局。

最后是由会通到内生的逻辑创新，体现“两个结合”的方法可能性。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其分析的科学性在于对人的“类本质”的解释，亦即，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真理的揭示，但是又不可否认马克思所分析的“类本质”事实是基于当时西欧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19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的时代特征而非中国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根植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而非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定时期，生长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而非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
在对资本主义的内生秩序和殖民秩序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借鉴和汲取有益的文化成果，提炼、凝结而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因而，正是这一差异存在，引入马列主义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任务便是从嫁接到会通的境界提升，规避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和“本本主义”。温济泽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原则并归纳为七项认识，当前不同学者亦从其时代认识中，继承了这些视角的现实应用，如辩证分析、问题导向、实事求是、系统科学、联系群众、调查研究、联系实践，等等。这些思想遗产、启蒙以及继承的不断发展本身就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量变到达质变的知识基础，因而也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什么行的方法论保障及体现。然而，“两个结合”的明确，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原则的明确，根本体现了“以中国为方法”的意蕴，即中国不仅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实践场域，而且还是检审马列主义当代规律的方法基础与必要路径。

可以说，这一方法检审的迫切要求正缘于中国从追赶世界潮流向创造世界潮流的角色转变，迫切要求当代马列主义新规律新认识的内生。从经济形式上，“中国创造”不仅是物质生产，还是制度生产和模式生产，从数字符号交换到数字经济输出，从企业生产到所有制创新与企业文化创新，中国在信息发展、虚拟消费、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本地存储等多个领域中都正在领先世界，同样在DEPA的贸易协定构建与推进WTO数字贸易伙伴相关协定规划中都扮演着独特且重大的作用，这都为世界分工的秩序重塑和稳定发展做出重要推动；
从文化形式上，又红又专也不再是传统的标签术语，而是从《那些年那些兔》到《流浪地球》的软实力输出，从符号交换到网红文化、抖音文化、快手文化等等的消费文化发展，既是重新确立民族自信的路径，同样也是重塑民族形象的实践；
从政治形式上，全过程民主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初衷和使命，也赖此实现了社会动员和中国抗疫的基层权力运转，奠定了“三共模式”即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格局，为民族复兴创造了基础；
从生态形式上，中国也在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形式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迈向新的复兴做出重要历史贡献。

实现全面现代化，从生产、交换、消费与分配等各领域都实现了中国创造，而这些问题和事实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支撑，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这些也是传统马列主义所未见的，而如何揭示其新规律和新认识，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人类解放任务奠定思想基础，同样正是马列主义一般规律重审的现实基础与必要任务，是推进马列主义再发展的重要经验。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避免教条主义的会通需求，而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生需求，是要求对马列主义的自我重塑和理论再生。“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恰恰是看到这种方法创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两个结合”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作方法，是深刻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规律本身，也是我们当前的民族自信和民族需要的双重体现。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命题进行诠释、分析，可以说是“一体两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体”，“一体”的关键在于“中国化”的目的和价值；
“两个结合”是“两翼”，一翼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注重实效、中国实情层面的衔接结合，一翼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的衔接结合，前者意味着理论联系实践，后者意味着实践重塑理论，二者是深相结合、推进中国发展的。基于此，只有从主体、路径、目标三个维度对“两个结合”进行探讨，才能更好地窥探其时代价值和时代意识。

“两个结合”的主体意义，是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底线意识，优化执政能力、提升执政本领。如果把“两个结合”视为一个恢宏浩大的系统，涵盖众多子系统和繁杂要素，其中最具决定性、创造性的因素是“两个结合”的实施主体，也就是起到火车头引领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最本质特征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发展与命运，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质量、方向与前途。因为无论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还是“两个结合”的理论落地，都脱离不开党的有力领导实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括总结了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在13个领域具有的突出、明显优势，其中，排在首位的根本制度优势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定海神针”作用的统领优势与贯穿意义。近年来，西方国家乱象频发，政坛动荡、社会不公、文化撕裂、种族歧视等，反观中国，长期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前进的双重奇迹，“中国奇迹”与“西方乱局”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虽然“中国奇迹”背后折射出来的因素不止一端，但充分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是增强治理效能、保证“中国之治”的关键奥秘。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如履薄冰、防范风险的忧患意识不仅是保持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文化基因，而且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精神传承的政治品质、战略自觉。“备豫不虞，为国常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主体内涵，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时刻秉持底线思维，从“两个结合”之一的中国实际出发，从最糟糕处入手，把可能出现的风险、碰到的困难、遇到的问题、应对的办法、解决的举措考虑得更周到一些，保持战略定力，充分释放制度优势的威力；
另一方面要求治国必先治党，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优劣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与前提。在新的征程上，要深入剖析影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的各种因素，特别是用“两个结合”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导党员干部修齐治平、开物成务、知常达变、尊时守位，接续文化精髓，涵养正气，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彻底精神，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与治理能力。

“两个结合”的路径意义，是学深悟透“两个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纵深推进结合之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推动“两个结合”的落地生根，根本的是力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拓创新阐明方向，而且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赋予了非凡卓著的中华文明精华，展现了“两个结合”贯通融合的协同路径。一方面，这一理论根据实际发展的时与势，从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8个明确”跃升为“10个明确”，囊括了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这一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以纵横捭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世界观指导实践、观察时代，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饱含对现实问题的独特创见和睿智反思，突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活的理论特性和精神品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汲取以民为本、人民至上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价值取向，塑造传承精神血脉的文明新形态，开启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新篇章。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仁民爱物等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发展理念的路线图，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以新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方面，以胸怀天下、达济天下的勇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的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方面，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光明磊落、俭以养廉、廉洁奉公等古代先贤们追求的哲理信条，熔铸进党的自我革命新的伟大工程，以“全面”和“从严”的标准，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新境界，等等。这些恢宏视野深化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规律、为民族谋复兴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世界谋大同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衔接、方法互补与价值契合的路径。纵观百年党史，其是一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成就的历史，二者之间互为依归，相辅相成。

“两个结合”的目标意义，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哲学家不能满足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最终都要关注实践、关注改变世界，这也是“两个结合”的本质。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蕴含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是先进的，但由于特定时空场域所带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能针对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实际加以灵活运用，而是简单生硬地按图索骥、西颦东效，势必导致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应用中产生不适应、不同步、不协调的现象，犯下拿来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从“一个结合”“三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深刻变化，不仅体现出党的思想智慧的转变，也体现出党的实践境界的提升。提出“两个结合”，就意味着在发展中既要解决旧有问题，破解各式矛盾，又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挑战，这就决定了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发展、新矛盾，着眼于解决人民之问的担当与勇气，推进“两个结合”在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创新，不断深化“两个结合”的认识规律，说到底，其目标导向就是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这个最大实践踔厉奋发、笃行致远，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达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理想。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⑥⑫⑬《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797、857、865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⑧《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⑨《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0页。

⑩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页。

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

⑭参见温济泽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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