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远

马天俊教授在最新论文《有机体隐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里面提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沿用了黑格尔刻画国家所运用的有机体隐喻”，通过引入“自由人联合体”的愿景，将其改造为具有自身特色的、能够防范有机体隐喻内在隐患的社会有机体概念。(1)参见马天俊：《有机体隐喻：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番探讨十分精辟，能够开放诸多有趣的问题意识。但其主要参照系仍然局限于黑格尔精神哲学，未能超出有机体隐喻本身去查明作为马克思思想基础的生物学——请允许我权且使用这个存在时代错置嫌疑的广义称谓，作为解剖学、生理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知识部门的统称。关依然博士发表于相近时期的论文《论辩中的“社会有机体”：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有机体学说的概念史考察》，以兼采德国式“哲学有机论”和法国式“社会学有机论”的“自由主义有机论”为主线，着力探究社会有机体概念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变迁。此文尤其在论及核心人物斯宾塞的时候，以较为简略的方式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生物学背景。(2)参见关依然：《论辩中的“社会有机体”：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有机体学说的概念史考察》，《社会》2021年第5期。可惜文中并未讨论马克思，或者说，没有按照英国学者也愿意采取的办法，把客居英国30年的马克思归入“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的行列。(3)See J. L. Gray, “Karl Marx and Social Philosophy”, The Social &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Thinkers of the Victorian Age, ed. by F. J. C. Hearnshaw,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33, pp.116-149.

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思想家在论及社会现象时共同秉持的有机体隐喻或类比，不过是(广义)自然科学与(广义)社会科学之间源远流长的内在联系的现代例证。比如，亚里士多德建议参照动物分类来划定政体类型，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根据盖伦主义解剖学-生理学而发明“body politic”的概念，格劳秀斯(以及后来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按照数学推理的精神阐发自然法，霍布斯效仿近代力学原理(即机械论)来建构他所谓的“公民哲学”，哈林顿根据哈维解剖学-生理学来构思政治体系，威廉·配第开辟“政治解剖学”和“政治算术”(二者即英国政治经济学在初始阶段的不同命名)，甚至路易十四的“太阳王”美誉也来自(基于新创立的哥白尼日心说的)天界图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类比——这些均为欧洲思想史上的同类经典例证。然而，在学术史传统研究范式的宰制下，19世纪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历史考察者，往往倾向于忽视前述内在联系。科恩(I. Bernard Cohen)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1994年)是该方法论主题范围内不可绕开的著作，但颇为遗憾的是，书中明确表示不讨论马克思。(4)参见[美]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ii、vi-xii、139-192页。由于本文主题的限定，我仅举出了自然科学单方面影响社会科学的实例。有鉴于此，本文关于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生物学基础的专题探讨，可被视为科恩-关依然-马天俊研究工作的自然延伸和补充说明。我希望借此进一步表明：我们有可能超出黑格尔哲学的通常范围去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隐喻，甚至有可能超出德国哲学去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缘起和根基。

马克思虽为人类文明之子，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哲学主要取法于同时代的欧洲思想，后者就像一座巨大的蓄水池，将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成果加以汇通、传承、批判和发展。因此，让我们首先聚焦于欧洲知识界在19世纪上半叶给出的先行示范。不消说，此处所选取的思想体系，均在马克思奠定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德国古典哲学

学界至今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人的一生之中思想最活跃、可塑性最强的20岁左右的年纪，先是在浪漫派重镇波恩接受比较系统的美学训练(隐喻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5)从波恩大学到柏林大学，马克思广泛涉猎文学和美学论著，筹办相关刊物，仿佛自己的主业不是法学。美学训练帮助马克思早早养成了高度的语言敏感性。他在柏林时期创作的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很能说明问题，其中第21章“语文学方面的推敲”津津有味地玩弄着“Merten”的词源分析、音韵分析、谐音双关语，篇幅合计上千言。马克思还经常在学理分析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语文分析，例如，他在评论黑格尔、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莱茵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诏书、《莱茵-摩泽尔日报》、蒲鲁东等的时候便是如此。甫一转入柏林大学就在斗志昂扬的第一学期选修了谢林派自然科学家斯特芬斯(Henrik Steffens，1773-1845)的“人类学”课程，(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9、1084页。马克思此举可能是为了响应父亲关于应当重视自然知识学习的叮嘱。黑格尔曾援引和评论过斯特芬斯的《论矿物学和矿物学研究》(1797年)、《地球内在自然史论丛》(1801年)、《自然哲学的根本特征》(1806年)、《地球构造学和地质学论文集》(1810年)等著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22页；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32、641、642、644页。)收官阶段又用长达两年的时光近乎心无旁骛地钻研自然哲学——这样的经历和由此形成的跨学科知识结构，对马克思整个智识生涯来说具有多么难以估量的奠基意义。这个阶段的主线之一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众所周知，这种思想关系持续影响了马克思一生。先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强调了《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逻辑学》等著作，因为它们的影响明显体现在马克思的《莱茵报》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如果把时间推移到马克思的大学时代，那么我们会看到，马克思优先关注的乃是黑格尔体系中的《美学》(包括隐喻学说在内)和《自然哲学》(包括有机体学说在内)这两个部门。看看马克思写于1837年春的《有关黑格尔的讽刺短诗》吧，那反映的是他刚开始涉猎黑格尔哲学的心境。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在反复钻研的是黑格尔的“美学观点”。甚至马克思与柏林当地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交往，也起于美学的机缘。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1837年11月兴致冲冲地告诉父亲，自己对赖马鲁斯的《关于动物的艺术本能》——一本在我们看来名不见经传的著作——尤其爱不释手。该书乃是美学和动物学交叉学科的著作，与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65节的内容相关。(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36页；
姚远：《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原理中的“建筑隐喻”》，《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6期；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第569-572页。这便过渡到自然哲学的方面，此处不能不提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最迟到1840年初，马克思形成《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共7册)，并主要根据黑格尔(或许也包括谢林及其门徒)的学说编制了不同方案的《自然哲学提纲》。(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182、921页。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底，马克思重新研读相关资料(一些引文不见于既有笔记，另一些引文改变了所用底本)，进一步将选题落脚于希腊自然哲学的内部比较研究，形成博士论文。学界的相关研究受到马克思所作“序言”的影响，主要联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展开考察，常常忽视了论文主题本身属于自然哲学(尽管只是它的希腊形态)，而根据体系衡量历史乃是马克思得自黑格尔的经典教诲。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就连被认为主要遵循黑格尔法哲学的马克思1842年政论文章，也遍布着自然哲学和美学的印记。这些事实向我们提出以下郑重要求：必须重新评估黑格尔同马克思社会哲学及其有机体隐喻的联系。

就体系的次序而言，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社会哲学即其中重要一环——直接立足于自然哲学。马克思能通过《自然哲学》涉猎19世纪初欧洲已知的全部基本自然知识(看看黑格尔如何旁征博引便可知晓)，只不过是以思辨哲学加工过的形式。自然哲学是“理性物理学”，它在经验物理学所准备的工作素材(即观察记录和初步规律)的基础上，将这些日益繁多、日益琐碎的素材予以系统的概念化改造。黑格尔力求在此揭示精神“在自然中的复本”，或者说作为“自我异化的精神”的自然，这种做法深得前现代的“神学物理学”和“诗意物理学”之精髓，后者曾凭借寓意解释的方式将神安置于自然现象之中。黑格尔甚至宣称，就连伊西斯(Isis)的面纱在思想面前也将化为乌有。由于黑格尔选择可类比于进化论的科学阐述之道，对应着生物学的部分便是其自然哲学中的高级环节。如果说无机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散文”，那么有机自然界则是“自然界的诗”。有机体在黑格尔笔下分为三类，依次是地质有机体、植物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不难发现，这三者的类比都出现在《法哲学原理》中。有机体是“自然界的总体”，有机体所蕴含的生命(“生命之火”)是“自然在其特定存在中所达到的最高的东西”。有机生命的特点在于“在其毁灭过程中又不断恢复其自身”，故而显示出具有思辨性的“不断自我振作和自我保持的无限过程”。在生命过程中，目的和手段、原因和结果、主观和客观、内在与外在等知性范畴，都成为可以相互转换的东西。有机体的普遍生命渗透在已经分化出来的各个部分中，将它们保持在自己内部。换言之，有机体在统一性之中保持着多样性，各个器官只有适应生命的总目的才能发挥特定的功能。就动物而言——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第269节的评注所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相关有机体隐喻主要基于动物有机体——动物体内的各个解剖学-生理学系统都构成完整结构，展现出“有机体的交织状态”，其中组织越完善，功能分化越细致，互相依赖性越强。(9)参见[德]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9、13、15、19、21、25、36、149、275、325-326、338-339、374、376、377、379、416、417、421、424、445、523、528-530、533、622-623页；
[法]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张卜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0-64、116、118页。就连马克思对红色的钟爱，也可能关联着某种自然哲学方面的象征性考量。依黑格尔之见，红色代表着完全浸透黑暗的光明，是能动有力的高贵颜色。

黑格尔将自然哲学确立为精神哲学之逻辑预设的做法，他对有机体、特别是动物有机体的精辟理解，以及《法哲学原理》第278节对自然哲学的直接引证(涉及“疾病”的部分)，都为马克思日后的社会哲学及其有机体隐喻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甚至，在黑格尔主义的地基上创立新哲学的费尔巴哈，其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关键吸引力的先决条件之一，恐怕也是此种哲学携带着“Physiologie”——这是广义上的“生理学”，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人——乃至“病理学”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显著地反映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和1843年的两版“序言”已经表明，费尔巴哈自视为“精神水疗法医师”和“精神上的自然科学家”(geistiger Naturforscher)，把神学视为“精神病理学”。于是，“总的说来，这本著作的内容是病理学的或生理学的，而其目的则是治疗学的或实践的”，而相关治疗所仰仗的乃是“自然理性之冷水”。(10)参见[德]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6、7、14页。费尔巴哈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心得：“如果说我先前把我的学说概括为‘神学就是人类学’(Die Theologie ist Anthropologie)，那么我现在必须补充一下，即‘[神学就是人类学]和生理学(und Physiologie)’。因此，可以用两个词总结我的学说或观点：自然与人。”(11)“Anthropologie”又译“人本学”“人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67页；
Ludwig Feuerbach Gesammelte Werke, Band 5, bearbeitet von W. Schuffenhauer und W. Harich,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6, S. XII。)或许我们可以据此重新理解《巴黎手稿》序言中的那句著名论断：“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0页。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天象”，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过“Physiologie”一词(跟“Mythos”相对立)，而且那里的论述非同寻常，仿佛预示着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生物学今后在马克思那里的三位一体关系：“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一般说来Physiologie的任务是探究最主要事物的根据……从事Physiologie不应依据空洞的公理和规律。”(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8、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6、237、238页，译文有改动；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5, S. 53-54。按照驰名18世纪的钱伯斯《百科全书》的界定，“physiology”和“natural history”(自然史、博物学、自然志)是同义词。(14)参见[美]罗伊·波特主编：《剑桥科学史》第4卷，方在庆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我们不妨在此得出一项有趣的结论：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谈起自己念的专业本来是法学，但只是将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后作为辅助学科的时候，他所谓“哲学”也包括美学和自然哲学在内，一如黑格尔《哲学全书》所展示的那样，而他所谓“历史”也包括自然史在内，一如《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主张的那样。(15)“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的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519页。)这样就能够更合理地解释，马克思何以在1859年的著名回顾中，将大学时期的知识积淀列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的开端。

(二)圣西门学说

就马克思的社会哲学阅读次序来说，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自是比较靠前的(尽管在此之前还有古希腊文学、近代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常年间接熏陶)。不过，以生物学为基础发展社会哲学的做法并非黑格尔首创，相反，就其为青年马克思熟谙的形态而言，它主要发轫于晚期的法国启蒙运动。空想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圣西门(1760-1825)，便是这股浪潮中的佼佼者，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在巴黎-布鲁塞尔时期(即在法语地区流亡的时期)悉心研读过他的著作。一说起圣西门，大家总是首先想到有关社会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空想计划，或者作为政治现象的社会主义运动。殊不知，他不仅是欧洲社会科学的先驱甚或奠基人之一，而且其思想跟生物学渊源颇深，可以说“圣西门借助的是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理学的语言来阐释社会”(16)倪玉珍：《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社会》2019年第1期，第197页。。圣西门在1801年专程搬到巴黎医科大学附近居住，同那里的科学界名流频繁交往(例如设宴款待，资助讲座、实验和著作刊行等)，以便习得生物学的精确知识。次年，圣西门在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里面，勾勒了自己思想世界的最一般轮廓，其中赫然表明：“我们都是有机体”，在制定研究计划的时候不妨尝试“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比作生理现象”。在1808年的《生平自述》里面，圣西门主张：哲学亦即一般科学的基础，在于探讨“大世界/大宇宙”(grand monde)的天文学和探讨“小世界/小宇宙”(petit monde)的生理学。他特别批评牛顿毫不重视生理现象，因而没有资格称为哲学家；
他尤其钦佩法国解剖学家、近代组织学奠基人比沙(M. F. X. Bichat)，以及法国著名外科医生迪布瓦(Dubois)、布瓦耶(Boyer)、迪皮特朗(Dupuytren)为人类健康事业付出的心血。(17)参见[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31、37-39页。这样的态度，与他在1808年《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中提出的、有关18世纪科学著作的主要反思一脉相承：“洛克既是植物学家又是解剖学家，既是生理学家又是哲学家。孔狄亚克和孔多塞是洛克以后最著名的两位学者……既没有研究过解剖学，又没有研究过生理学。他们两人各自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对有机体物理学的这两个主要部门一无所知。”(18)[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3卷，董果良、赵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4页。

不过在我看来，最能说明问题的还要属圣西门的代表作之一《论人的科学》(Mémoiresurlasciencedel’homme，1813年)。这里的“science de l’homme”(人的科学)，与法文里的“道德和政治科学”(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社会生理学”(la physiologie sociale)、“社会物理学”(la physique sociale)、“社会的科学(science de la société)”或德文里的“Geistwissenschaft”(精神科学)一道，都属于我们当前所谓“社会科学”的欧陆早期命名(其中有各自依凭的概念传统的差别)，正如我们当前所谓“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及之前(视侧重方面不同)被称为“自然哲学”“自然史”“实验物理学”等。在深深滋养着马克思的这种前现代智识传统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这一点常令现代读者感到极不适应。“science de l’homme”往往既要涉及个人层面，即身体和心灵，还要涉及群体层面，即人口、习俗、法律、经济、国家等，圣西门的著作正是如此。而以后期启蒙运动为界，关于身体和心灵的讨论主体逐渐从哲学家转变为医生。(19)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3, 14-15; Georg G. Iggers, “Further Remarks about Early Uses of the Term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0, No. 3, 1959, pp.433-434.于是我们看到，圣西门主要取法于18世纪末法国思想界的生物学一翼(另一翼提倡的是“社会数学”或“社会力学”)，在更大尺度上着手将医学研究与社会研究整合为统一的“人的科学”，达到自然与人为的某种和解。他提出：“人的科学将直接效仿维克达济尔(Vicq-d’Azyr)、卡巴尼斯(Cabanis)、比沙和孔多塞，它应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通过集成这四位伟人留给我们的材料，在同一部著作中处理这门科学……上篇探讨个人(individu-homme)，下篇探讨人类(espèce humaine)。上篇的第一部分将是生理学方面的总结，第二部分将是心理学方面的总结。下篇的第一部分将包含从开端至今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在它的第二部分，我将概观人类精神在后世的进程。”(20)See Saint-Simon, Mém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 (uvres de 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 Tome V,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7), pp.9-10；
[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第46-47、81、85页。圣西门所说的心理学，不再是前中期启蒙运动的哲学心理学，而是立足于生理学的心理学。比如，其重要主张是人的心理状况跟人的生理组织状况密切相关；
又如，圣西门关于未来社会主要群体的划分，对应着比沙关于人的三种才能的划分。总的说来，《论人的科学》的上篇主要考察维克达济尔的思想，兼以卡巴尼斯和比沙的思想为其补充，下篇主要考察孔多塞的思想。这样，圣西门就把人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连结为特定的社会哲学体系，或者按照涂尔干的讲法，作为其最终成果的实证社会学——虽然“社会学”一词是孔德发明的——乃是“将社会科学融入自然科学范围的一种整合”(21)参见[法]涂尔干：《涂尔干文集》第8卷，渠敬东主编，李鲁宁、赵立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72页。圣西门对维克达济尔的批评较少，以加工整理为主，而对孔多塞的具体观点，例如对初民的文明化定位、过于随意的历史分期、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一切宗教为谬误，有较多批评意见，尽管他赞同孔多塞的一般概括，称之为导师。圣西门对孔多塞的关注，致使涂尔干在一处旁批中提醒自己：要重读孔多塞的全部著述。。但遗憾的是，《圣西门选集》中译者略去了该书中的生物学论述，对照法文原著(以圣西门弟子安凡丹的1876年编印本为准，共计213页)可知，前后删削的内容多达一半篇幅！这样一来，现有中译本实际上抽掉了圣西门体系的逻辑基础和大量正面论述。

同样遗憾的是，《圣西门选集》中译本没有收录1825年的《论社会生理学》(Delaphysiologiesociale，全称《论用于改良社会制度的生理学》)。这本小册子直接兑现了1803年的理论构想，而且就其问世时间而论，几乎相当于圣西门的思想遗嘱。他在其中指出，社会可不是生物的“简单堆集”(simple agglomération)，好像它们的行为不涉及任何终极目的，唯一的原因是个体意志的专断，唯一的结果是稍纵即逝的偶然事件；
相反，“社会首先是真实的有机机体，其一切组成部分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效力于整体的运行”。正如幼年的生理状况有别于成年的生理状况，“社会身体(le corps social)在其诞生期和不同的成长阶段上，表现出性质上因时而异的生命力样态”。“文明史乃是人类生活/生命的历史”，亦即人类在不同年代的生理状况，正如人类的各项制度不过是在表达那些“保全和改善人类整体健康的卫生知识(des connaissances hygiéniques)”，而法律、伦理、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在性质上必须随着文明状态(l’état de la civilisation)的改变而改变的一套卫生规则(de règles hygiéniques)”。因此，圣西门这样总结道：文明的进步史告诉我们，社会生理学乃是据以建立社会组织的首要“实证基础”(22)See Saint-Simon, De la physiologie sociale (uvres de 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 Tome V,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7), pp.177-178, 180-181.。

孔德与他的老师圣西门可谓一脉相承，且其受益于圣西门之处远超自己公开承认的程度，实证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在圣西门那里均已成型(马克思在巴黎研读《实业家问答》的时候想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过，孔德既不认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能够相当于社会科学的实证化，也不同意像卡巴尼斯的《人的身心关系》(Rapportduphysiqueetdumoraldel’homme)那样把社会科学仅视为“生理学的一种简单的直接结果”(une simple conséquence directe de la physiologie)。我们看到，孔德似乎一度比较偏爱“社会物理学”(la physique sociale)而非“社会生理学”的提法。此处的“物理学”是广义上的(这跟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用法一致)，包含有关一切自然现象因果机理的探究。孔德拟定“社会物理学”的提法，可能是考虑到“生理学”通常指向作为个体的人的生理，但他主要试图研究的是作为物种的人(即绵延不绝的人类文明)的生理，因而需要加以区分。不过孔德承认，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物理学(亦即关于人类集体发展的研究)不外是生理学(亦即关于广义上的人的研究)的一个分支，换言之，“文明史不外是人的自然史(de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的不可缺少的继续和补充”。虽然提法有不同，但圣西门和孔德都把社会作为有别于个人的、具备特殊性质的单独实体加以研究，这是他们学说的基本点。(23)参见[法]孔德(执笔)：《实证政治体系》，《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4-218页；
Auguste Comte, 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uvres de 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 Tome IV,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1977), pp.181-182。与圣西门合著的《实业家问答》第3册(1824年)，题为《实证政治体系》，署名为“工业大学肄业，圣西门学生奥古斯特·孔德著”，配有圣西门的序言。

(三)巴尔扎克文学构图

在这里谈一谈巴尔扎克(1799-1850)大概是令人诧异的，但并非不合时宜。(24)马克思最早阅读巴尔扎克的时间难以查考。单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文本材料而言(可惜马克思1844年的书信大量佚失，比如《德法年鉴》出版以后跟恩格斯的所谓频繁通信)，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关注始于19世纪50年代，即正式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阶段。但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在流亡巴黎之际正值《人间喜剧》出版的高潮，而且《神圣家族》曾辟专章讨论过同属社会现实文学家的欧仁·苏(E. Sue)的《巴黎的秘密》，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已对巴尔扎克有所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皆推巴尔扎克为塞万提斯以降最伟大的小说家、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15-1848年)法国社会状况的现实主义记录者。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自白》中，把巴尔扎克列为自己“最喜爱的散文家”(一同入选的还有狄德罗、莱辛、黑格尔，马克思是按照年代排序的)，并曾向亲友表示，要在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之后专门研究《人间喜剧》。(25)参见中央编译局编：《回忆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0、38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4页。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人间喜剧》和《资本论》各以不同方式制作了“尘世之镜”(speculum mundi，巴尔扎克语)。或许不为人知的是，巴尔扎克同样是把社会研究跟生物学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他在1842年的《〈人间喜剧〉前言》中开宗明义：出版一套《人间喜剧》的最早念头，源于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之间的一番对比，而这种对比离不开近代欧洲生物学家的探讨和争论。在这门“高等科学”中，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最伟大的思想家们”都以不同措辞提出过“统一构成说”(l’unité de composition)或其雏形，至于1830年圣伊莱尔(Geoffroi Saint-Hilaire)和居维叶(Cuvier)之间的公开论战，算是以相当激烈的方式重提旧事。所谓统一构成说是指：造物主将单一模型——即歌德所谓“原型”(Urform)——用于全部动物，因而严格说来只存在着一种动物。作为单一本原(principe)的动物，为适应造物主所安排的发展环境而采取各不相同的外在形式，这便是“动物学意义上的物种(les Espèces Zoologiques)”的由来。巴尔扎克基于神学方面的理由赞同该学说，因此力挺圣伊莱尔而反对居维叶，认为圣伊莱尔对该学说的宣布和坚持将是其不朽荣耀。巴尔扎克将“统一构成说”迁移至社会，诚可谓匠心独运。他发现社会和自然在这方面具有相似性：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的人，本身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只是按照所处行为环境的不同而演变为各色人等，跟动物学意义上的多样性如出一辙。也就是说，“社会意义上的物种”(des Espèces Sociales)和“动物学意义上的物种”相对应，分享着相似的原理，只不过前者的内部差异会随着“文明”的变换而增减。巴尔扎克看到布封业已写出生物学领域的恢宏著作(属于《自然史》)，成就千古美名，自己也希望追比圣贤，为社会写出同样类型的著作，这便是《人间喜剧》。(26)参见金志平编选：《巴尔扎克精选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6页，译文根据法文原著有改动。这样看来，《人间喜剧》完全有资格称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史”。

同样在生物学的感染下，巴尔扎克多次专门撰文以俏皮笔调讨论隐喻意义上的某某主题的“生理学”(physiologie)或“病理学”(pathologie)，比如，属于《人间喜剧》之“分析研究”部分的《婚姻生理学》(1824-1829年)、《社会生活的病理学》(其中《风雅生活论》写于1830年，《步态论》写于1833年，《论现代兴奋剂》写于1838年)，以及未列入《人间喜剧》的《服饰生理学》(1830年)、《美食生理学》(1830年)、《地位生理学》(1831年)、《助理生理学》(1831年)、《雪茄生理学》(1831年)、《公务员生理学》(1841年)、《巴黎林荫大道的历史和生理学》(1844年)等杂论。这里且举两则具体语例。他曾谈到哲学家“对社会身体(corps social)的痛心的验尸(autopsie)”，意即“现代风俗”造就的三大阶级(过着劳碌生活的劳动者、过着艺术家生活的思想者、过着风雅生活的有闲者)泾渭分明、相互避开，致使社会失去生机。(27)参见[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24卷，罗芃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他还曾这样形容法国骤然爆发的至少在当时(1840年)十分罕见的工人运动：“工人暴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病。政治躯体上的这块红斑，你若割除它，那你必须明白，病根还在，还会在别的地方发作。”(28)参见[法]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30卷，罗芃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在至少横跨(广义)哲学、社会学、文学的欧洲诸思想先贤的联袂示范之下，一套立足于生物学实际知识的社会哲学及其有机体隐喻在马克思心中日益明朗，同时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渐次成熟。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以下我们试从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这三大知识门类加以详述。

(一)解剖学

这里先谈谈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举世闻名的解剖学意象：“市民社会的解剖学(die Anatom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0, S. 100，译文有改动。根据启蒙时代的经典定义，解剖学旨在研究“有机体的结构和组织”(structure and economy of organical bodies)。(30)[美]罗伊·波特主编：《剑桥科学史》第4卷，第223页。通常被理解为“经济”的单词“economy”，在生物学的范围内有“组织、妥当安排、恰当架构”的意思，并且跟建筑学常用词汇“structure”相辅相成。与此相关，“animal economy”乃是18世纪生理学的惯常称谓。(31)参见[英]罗伊·波特编著：《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这意味着，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同市民社会解剖学联系起来，又将有机体解剖学隐喻同建筑隐喻交叉使用，可能并不存在隐喻概念系统的牵强甚或鲜明断裂，反倒是在近代欧洲思想传统中顺理成章之事。照此看来，英国学者柏拉威尔(S. S. Prawer)的以下判断恐怕是不够慎重的：马克思自感建筑隐喻过于机械、不够灵活，想用根据内在规律缓慢生长变化的有机体的隐喻加以缓解，其证据就是他曾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面斟酌着把物质基础比作“社会组织(Organisation)的骨骼(Knochenbau)”(32)参见[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382-3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1.1, Berlin: Dietz Verlag, 1976, S. 44。。黑格尔自然哲学解释得十分明白：骨骼虽然参与有机体的生命，但它是“一种单纯的因而僵死的力量，这种力量还不是过程”(33)参见[德]黑格尔：《自然哲学》，第506页。按照黑格尔自然哲学，不仅动物有骨骼(作为其有机体的负荷物)，植物也有，即木质纤维。。我们倒不如说，对马克思而言，解剖学与建筑学其实是一体两面的知识领域，二者在对象的物理规模上通常有差别，但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更何况，“Knochenbau”里面的“Bau”这一成分本就具有建筑学含义，例如“上层建筑”的德文拼写即为“Überbau”(34)作为马克思汉译工作的术语创制先驱，日本学界在最初翻译马克思笔下的“Bau”的时候，曾在“建筑”和“构造”两种译法之间摇摆。或许这是因为彼时的译者意识到，这个词既有解剖学的意味也有建筑学的意味。(参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王草、葛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7-319页。)。

马克思的某些早期文本涉及解剖学问题。例如，大学诗作《致医生们》提到“解剖学”(这也是现存马克思巴黎时期之前的文本中唯一一次提到该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到“解剖刀”(anatomisches Messer)；
《巴黎手稿》提到“解剖学家”(Anatom)，它改写自“物理学家”(Physiker)(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9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2、310页；
鲁克俭：《走向文本研究的深处：基于MEGA2的马克思文献学清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马克思的朋友、“博士俱乐部”成员科本(Karl F. Köppen)，在献给马克思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FriedrichderGrosseundseineWidersacher，1840年版)一书中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3页。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里引用了这部著作，当然知道科本的解剖学隐喻。后来，当《德意志意识形态》批评施蒂纳(Max Stirner)仅仅熟悉不入流的论者们使用的比较方法，对“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等等科学”则一窍不通的时候，马克思其实在不经意间展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思想武器库(3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8页。比较解剖学的伟大奠基者是法国人居维叶，他曾在《四足动物骨化石研究》(1812年)中，宣称自己能通过单根骨头辨明动物的本性：“只要得到一块保存得完好的骨骸，就足以借助于类推和比较，颇有把握地确定动物的其余一切部分，好像整个动物呈现在大家面前。”主要得益于比较解剖学的助力，动物学在近代取得长足进步，它要求在器官和功能的混合状态中认清动物的“普遍类型”。(Cuvier, 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es des quadrupèdes, Tome I, Paris, 1812, p.65，转引自[德]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第588页。)。

后来马克思一方面坚持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早在很久之前就提供了“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或者(按照他在1852年3月5日书信中的提法)“经济的解剖学”(die ökonomische Anatomie)，(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76。中译本把“经济的解剖学”译成“经济上的分析”，从而消除了隐喻意味。另一方面似乎又准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带有挑衅意味地运用解剖学隐喻描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Zellenform)。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der mikrologischen Anatomie)所要做的那种琐事。”(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这段引文需要认真解说。第一，有机事物的细胞形式，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识，相当于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自在存在。要对它做出分析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最单纯的东西。细胞遍布于一切有机体之中(最低级的有机体除外)，是有机体的近乎普遍的构造和组织基础，其中必定含有并且表现着生命及其规律(否则不过是已死的残骸)。有鉴于此，取出细胞而进行单独的、抽象的观察和辨析，就既可深入探究某一有机整体，又不致破坏这个整体的有机生命，此为显微解剖学要义之所在。(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页；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84页；
[德]豪格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1卷，俞可平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4页。这是与真实知识的本性相适应的，后者隐藏在深处的秘密之中，找起来颇费气力。但与此同时，解剖学操作务必提防早在西塞罗时代就已被察觉的隐忧，即一旦强行揭开和去除器官的包裹层，器官实际上就遭到干扰或改变，蜕变为丧失活力的固定东西，这会影响人们的准确认识。(41)参见[法]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第48、68、196、356页。于是，马克思必须把显微解剖学分离出来的经济细胞形式重构为经济总体的一个环节，这便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所要完成的工作。第二，马克思能够写出“细胞形式”这样的隐喻措辞，先决条件当然是细胞本身的发现，这要归功于植物学家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和动物学家施旺(Theodor Schwann)，他们分别在1838年和1839年发表了自己的划时代成果。恩格斯曾在1858年向马克思谈到此二人的细胞学说(但那时恩格斯的了解还比较有限，比如连成果发表时间都没搞清楚)，而马克思也的确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阅读了此二人的相关著作。细胞的发现本身也不是没有前提的，其有赖于科学仪器(这里主要指显微镜)——由于“自然哲学”一词的盛行，而被长期称为“哲学仪器”(the instruments of philosophy，或曰philosophical instruments)——的技术进步和正确使用，而这正是马克思观测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坐标。(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2、117、232、6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272页。恩格斯晚年把细胞的发现称为“三大发现”之一，认为它大大推进了人类“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0页。)

(二)生理学

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生物学家那里，解剖学研究几乎总是伴随着生理学研究，二者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凯尔森(H. Kelsen)所谓“静态法”和“动态法”的关系，前者指向秩序的业已完成的形式，后者指向秩序的形成和运行过程。(43)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7页。我不打算在此详细考证马克思的生理学知识水平，只想通过“一些琐事”来说明问题。在1864年7月4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自己染上流感，既失去了嗅觉也失去了味觉，总之那段时间“完全不能工作”。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声称自己读完了以下著作：卡本特尔(W. B. Carpenter)的《一般生理学与比较生理学原理》(PrinciplesofGeneralandComparativePhysiology)、洛德(p.B. Lord)的《通俗生理学》(PopularPhysiology)、克利克尔(A. Kölliker)的《人体组织学手册》(HandbuchderGewebelehredesMenschen)、施普尔茨海姆(J. Ch. Spurzheim)的《整个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Anatomieetphysiologiedusystèmenerveuxengénéraletducerveauenparticulier)、施旺的《关于动植物构造与生长的一致性的显微镜考察》(MicroscopicalResearchesintotheAccordanceintheStructureandGrowthofAnimalsandPlantes，德文原著的英译本)、施莱登的《论植物的生成》(BeiträgezurPhytogenesis)。马克思还在信末表示，自己近来“可能要认真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甚至准备去听听相关讲座和观摩实物演示。(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10页；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I/12,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3, S. 585。这封信以及它前后的信件向我们传达了不少信息：(1)马克思对生理学和解剖学必定达到如数家珍的地步，以至于他竟可把专业书籍当成完全不能工作之时的休闲读物，仿佛刷肥皂剧之于当代人那样；
(2)与此相关，马克思读完这六部论著并未花费太多功夫，即使以皮肤病发作而妨碍工作为时间起点(6月下旬)，满打满算也不过半个月左右，更何况其中还包括7月1日前后因为精神萎顿而甚至失去写信气力的时候；
(3)马克思的阅读并非浮光掠影，比如他还能联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讨论洛德著作中的颅相学批判，又比如他评价施莱登追求庸俗口味；
(4)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在生物学方面的勤奋涉猎似乎毫不惊讶，甚至感到司空见惯，以至于在回信时竟然没有只言片语的相关评价。(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5年，第408-412、662-665页。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研读某些植物学著作或者农业化学著作，例如慕尼黑大学教授弗腊斯(Karl N. Fraas)的《时间进程中的气候和植物界》(KlimaundPflanzenweltinderZeit，1847年版)、(46)马克思1868年3月14日致信恩格斯，说自己最近读到弗腊斯的著作，1868年3月25日再次致信恩格斯，比较详细地评论弗腊斯。马克思发现弗腊斯兼有多重学术身份：植物学家、农学家、化学家、语言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这似乎引起马克思对弗腊斯生平的极大兴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53-54、720页。)李比希(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ChemieinihrerAnwendungaufAgriculturundPhysiologie，两卷本，1862年第7版)，(47)李比希是当时最伟大的化学家，也是德国实验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他把身体理解为一个化学系统，试图对之作出严格的化学定量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三次大段引用李比希的著作，恩格斯在编辑新版《资本论》的时候，增补了两条相关参考文献，即柯普(H. F. M. Kopp)的《近代化学的发展》(1873年)、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的《有机化学的兴起和发展》(1879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4、532、607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至少有助于摸清作为重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的状况，因而还在情理之中，那么，马克思出于何种理由集中研习人体生理学和解剖学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马克思饱受病痛折磨，希望借机进一步详细了解自己的身体和病因。但这样说来，马克思似乎应该首选病理学或医学著作，比如当时德国最伟大的病理学家魏尔肖(Rudolf Virchow，又译“魏尔啸”“微尔啸”“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DieCelluarpathologie，1858年初版)。(48)马克思1868年4月17日写给自己的崇拜者库格曼医生(Ludwig Kugelmann)的一封信谈到，他此前“费了很大劲”读完《细胞病理学》一书，并且立刻强调这种阅读的困难主要源于魏尔肖的文风(而非内容本身)。这封信还表明，马克思曾经委托库格曼致信魏尔肖请教问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年，第534-5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3页。)须知，马克思当时肯定具备这方面的阅读理解能力。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即已掌握一定的病理学知识，比如他在1844年执笔的《神圣家族》第八章论述了水晶体白内障的病理。(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17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50页。到了19世纪50、60年代，查阅英文、法文、德文的医学书刊简直成为马克思的家常便饭。比如，他对《柳叶刀》(TheLancet，1823年创刊)的引用，可见于《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载《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年11月1日)、《消息数则》(载《新奥得报》1855年6月29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I笔记本等文本中。(5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4页。《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那次引证，出自1862年3月1日的《柳叶刀》，事关所谓“铁路旅行的病理学”。(参见[德]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七章。)他还曾认真查阅《维也纳医学周刊》(WienerMedizinischeWochenschrift，1851年创刊)、昂德腊尔(Gabriel Andral)的《医学临床》(Cliniquemédicale)、穆瓦兰(Tony Moilin)的《生理医学讲义》(Leçonsdemédecinephysiologique)、《巴黎医学报》(GazettemédicaledeParis，1830年创刊)等资料。(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第26-27、255、258、53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年，第530页。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所参考的《维也纳医学周刊》关于疟疾造成俄军大量减员的通讯文章，属于后世所谓“军事卫生学”的范畴。

有鉴于此，我倒想提出另外一种可能的答案，而且它也是有机体隐喻的题中之义：马克思——至少同时——把人体的生理系统当成缩微的社会系统(这跟柏拉图《理想国》关于人和城邦的同构性假设异曲同工)，试图从生理学汲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灵感。这种解释成立还是不成立，取决于马克思对待阅读文本的方式，即他到底仅局限在原原本本的理解，抑或惯于寻求可迁移的观点和方法。(52)参见姚远：《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3辑，第176-180页；
姚远：《马克思的治学方法》，《澳门法学》2020年第3期，第112-116页。在此我想读者留意马克思当时如何对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在该书刚出版不久的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致信拉萨尔(F. Lassalle)：“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又致信恩格斯：“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5年，第251-252、574页。在马克思看来，达尔文并非那个时代不可逾越的巅峰；
相反，在1866年下半年，即《物种起源》出版后不到七年的时候，马克思已在通信里谈到：特雷莫(P.Trémaux)的《人和其他生物的起源与变异》(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1865年巴黎版)虽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跟达尔文学说相比依然构成“非常重大的进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第250、260、534页。)我们可从时隔一年半的这两封信中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坚持将达尔文提供的动植物界图景视为市民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精当隐喻。这种类推改造式的阅读进路，这种对于他人著作中的不自觉功绩的敏锐洞察，有力保证了马克思知识结构和理论视野的高度开放性，他能够随时将自然科学的成果转化为启迪社会研究的灵感，这堪称惊险而又伟大的一跃。

与此相关的是，在1851年春，马克思一度非常关注丹尼尔斯(R. Daniels)医生的新作《微观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Mikrokosmos.EntwurfeinerphysiologischenAnthropologie)。他不仅向友人及时报道该手稿杀青的消息，而且致信丹尼尔斯详细商榷其中的某些论述，还把丹尼尔斯的答复寄给恩格斯过目，以强调的字体邀请恩格斯出具评论意见。从马克思3月20日书信的现存内容看，他比较关心丹尼尔斯基于生理学分析而阐发的社会学说。(5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3、231-232、238、243页。我们可在马克思后期文本中找到不少涉及生理学类比的例子。比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道：“我把资本当作与另一个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来考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这就如同我从生理学上(physiologisch)考察与动物相区别的人一样。”(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5页。《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VI写道：“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即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physiologische Formen)，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hwendigkeit)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IX写道：“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57)同上，第358页。位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XI第524页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即斯密]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die innre Physiologie)，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命形式(Lebensformen)，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innrer organischer Zusammenhang)和生命过程(Lebensprocess)的把握(das Begreifen)——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3页，译文有改动；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3.3, Berlin: Dietz Verlag, 1978, S. 817。马克思还在1869年写道：“从狄德罗到茹尔·让南(Jules Janin)的道路正是生理学者称作退化的变态(die regressive Metamorphosis)的道路。这就是法兰西革命前和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法兰西精神！”(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4年，第284页；
Marx/Engels Werke, Band 3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4, S. 304。凡此种种都能呼应我们前面的推断。

(三)医学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能够看到，生理学与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确，19世纪中叶的“实验医学”或曰医学科学之所以超越传统的“医学经验论”，就在于前者坚定地立足于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的既有成果，将推理严格地应用于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事实之上。(60)参见[法]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夏康农、管光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一篇第一章。而在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中，我们不仅同样看到医学及其从业者的文献印记，甚至能够看到实验医学研究方法的影子。

当马克思从有机体隐喻出发，展开持续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他很快就意识到，有机体隐喻之所以流行于这门年轻的社会科学，是因为医生群体在它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正如《资本论》所言，在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获得巨大成就的”，既不是霍布斯、洛克、休谟之类的哲学家，也不是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之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第657-658页。。在这批人里，法国的魁奈医生可谓居功至伟，也是其中最先为马克思研读的著作家。医生甚至是马克思所仰慕的狄德罗编修《百科全书》时占比最高的投稿人群。马克思从年轻时便十分熟悉身边的医生们。在马克思19岁那年(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集之中，即包含以医生为主题的五首诗：《致医生们》《医生的心理学》《医生的形而上学》《医生的人类学》和《医生的伦理学》。(6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9-792页。我们从这组诗作不难发现，马克思对医生的认识明显超出治病救人的简单日常经验，似乎反映出那时刚刚开始在欧洲风行的“治疗怀疑论”的倾向。(63)参见[英]罗伊·波特编著：《剑桥医学史》，第224页。就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能够确认人物职业身份的范围内，医生是除商人和法律人之外的《莱茵报》主要支持力量。例如，《莱茵报》的创办人兼编辑(1842-1843年)、被理事会推荐为鲁滕堡解聘之后的替代人选的伯恩哈特·腊韦(Bernhard Rave)，莱茵报社监事会副主席克莱森(Heinrich J. Claessen)，以及向国王联名呈交《莱茵报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的六位代表(包括马克思在内)里面的施莱歇尔(Robert Schleicher)和文采利乌斯(Vencelius)，都是医生。(6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0、977、1071、1072页。事实上，或许出人意料的是，形形色色的医生形象、医生角色、医生类比几乎出现在马克思各阶段的著作中。比如，同市民社会或经济关系的有机体隐喻相照应，马克思常常谈起“社会领域中的庸医和万应灵药”“鼓吹自由贸易的医师们”“保护关税主义的‘庸医’”“财政庸医”之类的隐喻。(6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6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998年，第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5、483页。而在近代欧洲，“庸医”不仅涉及平庸的医术，也涉及场面壮观的治疗表演亦即公然行骗(这进一步说明隐喻的贴切)。

或许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主要由医生所作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资本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马克思观察和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文件依据。这些公共卫生报告的产生，既源于某种人道关怀，也涉及维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效能方面的考虑。《资本论》的引证绝非马克思一时兴起的操作。1844年的《巴黎手稿》已经告诉我们，正如社会对政治经济学家而言就等于市民社会，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不劳动时的工人，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是不必考察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见的幽灵；
作为人的工人，只是对于医生等等才是存在着的人物。该手稿笔记I所直接援引过的查尔斯·劳顿(Charles Loudon)，其本人就是一名曾经出任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委员的医生，他那部《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Solutionduproblèmedelapopulationetdelasubsistance,soumiseàunmédecindansunesériedelettres，巴黎1842年版)也是写给医生的书信集。(6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235、282、353、743页。与此相关，恩格斯在跟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恩格斯署名的部分写于1844年8月底至9月初，即马恩巴黎会晤期间)也提到，有些医学论著专门研究工厂劳动引起的疾病。(6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页。恩格斯紧接着创作的那部备受马克思赞誉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初版)，向马克思示范了(秉持批判精神的)社会科学著作要如何利用公共卫生报告。恩格斯援引英国各地区的官方或非官方的报告，证明工人实际健康状况恶化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特别是肺结核、热病、伤寒、消化不良症、瘰疬(老鼠疮)、佝偻病(关节结节性赘瘤)等流行病肆虐。(68)在恩格斯引证的医学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在1842年7月呈交英国议会的《大不列颠劳动阶级卫生状况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查德威克报告轰动朝野，而恩格斯差不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构思他的“英国社会史”研究计划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其中的子课题)。当然，作为现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创者，查德威克的工作并非个案。例如，从19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法国人不仅创办了《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ene Publique)，而且就“大城市居民中的危险阶级”这个议题展开深度调查。(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7, pp.88-89.)沿着19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界——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他们的学术前辈，其中最重要者当属法语世界的西斯蒙第(J.-Ch.-L.Simonde de Sismondi)及其社会主义信徒比雷(Antoine-Eugène Buret)，这自然跟法语世界在当时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先地位密不可分——联手开辟的这条人道主义道路，据研究者统计，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证次数最多、引文篇幅最长、所获评价最高的作者，不是斯密、李嘉图、萨伊或黑格尔这些备受瞩目的思想名流，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委会竟连生卒年都无法确考的19世纪英国医生汉特(Henry Julian Hunter)。此人可以说是《资本论》所援引的庞大医生群体(不少于30位)的典型代表。(69)参见陆晓光：《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们——重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7、99页。除汉特医生之外，时任英国枢密院主任医官、《公共卫生报告》官方编辑的西蒙医生(John Simon)，则是《资本论》烘托的另一位医学界代表人物。马克思甚至在1867年——首届国际医学大会是年在巴黎召开——就可以明确指出，伦敦当地最知名的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都有哪些人。(7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9页。我们大概没有注意到，《资本论》在显赫位置着力烘托医生的伟大地位，其《第一版序言》指出，如果德国人也像“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那样定期受委托去揭发真相，那么“我国[即德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而这将激发人民的革命勇气(试回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相似说法)；
其《第二版跋》则在开篇高度赞许友人库格曼医生建议的“双重叙述”，这虽然只是顺带一提的事情，但放在开篇不得不说含有深意。(7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14页。

这些工人阶级卫生报告以及其他工厂劳动调查报告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工业病理学”(德文industrielle Pathologie / 法文pathologie industrielle)。对工业病理学的关注最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伦理关怀，揭露了繁花似锦之中的萧索，揭露了不为人知或被刻意掩饰的罪恶，从而在不同阶级中引起同情、怜悯、羞愧、慈悲乃至愤恨。工业病理学触及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的身心畸形现象，这正与工业产品的精致美好构成审美敏感者尤能领会的强烈反差。在《资本论》中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这一章，有一则脚注专门涉及工业病理学的概念和素材问题。1867年的脚注版本已经列出如下参考文献：拉马志尼(Ramazzini)的《论手工业者的疾病》(Demorbisartificum，1713年)、丰特雷(A. L. Fonteret)的《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的工人的身心卫生学》(Hygiènephysiqueetmoraledel’ouvrierdanslesgrandesvillesengénéral,etdanslavilledeLyonenparticulier，1858年巴黎版)、罗哈奇(R. H. Rohatzsch)的《不同等级、年龄和性别所特有的疾病》(DieKrankheiten,welcheverschiedenenStänden,AlternundGeschlechterneigenthümlichsind，1840年)。马克思想要借此提醒我们：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大工业时期在工业病理学状况方面有所不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居于首位的帕多瓦医生拉马志尼的著作。事实上，在上述参考文献里，马克思也仅仅强调了拉马志尼的名字和他著作的标题，也只对这部著作的流传过程作了精心交代。(7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页。随着经济和技术在16世纪以降的不断发展，欧洲涌现出一批职业医学方面的或长或短的专题小册子或论著，谈及金属工匠、矿工、冶炼工人、海员、士兵、盐田工人、律师等的职业健康及其防治问题。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拉马志尼初次发表于1700年的《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覆盖42类劳动群体，1713年第二版又追加12类，由此总结了当时关于职业病的几乎全部的知识，成为反映这一医学趋势的首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被译成主要欧洲语言，直到19世纪仍是该领域的基础文本，其意义不亚于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之于解剖学。(73)参见[美]罗森：《公共卫生史》，第156-158页。Ramazzini在该书中被译成“拉马齐尼”。马克思所引用的正是该书的1781年法译本(1841年重刊)。此外，《资本论》在一则脚注里，比对了康替龙(R. Cantillon)著作的法文版和英文版在内容上的细微差别，(7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73页。这使我立刻意识到，马克思在后续版本中对前述工业病理学文献脚注的两次调整，或许能够说明问题。从1867年德文第一版到1872年德文第二版，马克思将原先的最后一句话由“‘卫生委员会’的官方报告也是十分重要的”改为“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并在末尾增列了一条参考文献，即“亦参见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的《论人类的退化》(UeberdieEntartungdesMenschen)1868年埃尔朗根版”。到了《资本论》法文版(1872-1875年)那里，马克思又将这条补充文献并入脚注前半部分的参考文献说明，并在“是十分重要的”之前加上修饰语“确实”。(75)See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II/5, Berlin: Dietz Verlag, 1983, S. 296-297; II/6, Berlin: Dietz Verlag, 1987, S. 357; II/7, Berlin: Dietz Verlag, 1989, S. 312.这两次调整表明，马克思持续关注着工业病理学研究动态，并且越来越强调《公共卫生报告》本身(而非其发布机构)的巨大意义。

与恩格斯醉心于“自然辩证法”计划，从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同时与德国观念论展开竞争的做法不同，马克思更关心的是把晚近的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研究，用以作为后者的直接支撑(即实证材料)和间接基础(即隐喻或类比)。由于生物学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自然科学界最具活力的甚或居于主导地位的学科，因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批欧洲思想家，在建构社会哲学之时纷纷取法于生物学，便显得顺理成章。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仅仅立足于生物学。即使在同自然科学发生联系的范围内，马克思至少也充分利用了数学的成果。他不仅留下了一套专门的《数学手稿》(其复杂程度令众多研究者望而却步)，而且按照日本学者内田弘的解读，《资本论》的结构乃是基于“群论”(Group Theory)而设计的。(76)See Hiroshi Uchida, “Constant Symmetrical Structure of Marx’s Capital”, Critique, Vol. 41, No. 3, 2013, pp.371-389; Hiroshi Uchida, “Marx’s Capital in Symmetry: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Founds His Life Time Project”, Economic Bulletin of Senshu University, Vol. 48, No. 3, 2014, pp.1-17.这样的进路承袭了从孔多塞(Condorcet)到凯特勒(L. A. J. Quetelet，1796-1874)的“社会数学”思想。事实上，“社会数学”与“社会力学”“社会物理学”“社会生理学”等概念一道，陆续从彼时当之无愧的科学之都巴黎出发，席卷整个欧洲知识界。马克思正是在如此这般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他的面前，从自然科学汲取社会研究方法论资源的尝试多有先例可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生物学发展社会哲学，进而凝结为独特的社会有机体概念，这样的理论建构方式只要不追求隐喻的实体化(亦即以为社会=有机体)，就完全可能在它所依托的生物学知识(即原型)被后续研究驳倒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其有效性。实际上，有机体隐喻也的确显示出相对独立的顽强生命力，并在不知不觉间统摄着现代人的社会想象。进一步揭示这种表面上是修辞手法、实为思维模式的隐喻的力量与弱点，是当今社会哲学不可轻言绕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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