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宇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百年大计，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同时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以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应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待，重新构建人、社会以及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

瑞尼尔·格伦德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旨在强调生态危机的出现在于人们对自然有效控制的缺失。在他看来，“控制自然”本身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但在工具主义和经济主义引导下，人类所采取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顾忌自然界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那就无法认定它完全控制了自然”[1]92。据此，格伦德曼提出人类应当理性的“支配自然”“控制自然”，这种“支配”和“控制”以理性为指导，遵循生态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维护人的最根本、最真实的利益为参考[2]56-72,126-127。与此同时，格伦德曼捍卫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表达了对人的存在、需要和本质的关切。他强调解决生态危机与生产力发展和技术革新并不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功能性阐释，可以实现生产力与社会的协同进步，从而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上述这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格伦德曼一向倡导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一致，两者处于同一个有机体中。在他看来，“控制自然”作为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方式，强调的是“善”的方面，而不应转化为对自然的恶意索取和支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强调二者之间的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差异，而是以承认二者之间的差异为前提，强调人与自然的共性，将人与自然统一于同一共同体中。人类作为二者之间的行为主体，应有效地“控制自然”，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遵循大自然本身的运行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减免生态危机的发生，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3]63-71。

（一）理性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

格伦德曼主张通过合理的“控制自然”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是以理性为指导，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息。二者之间并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传递，更包括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关系。但自工业文明以来，人们的“理性”逐渐被异化为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进而“控制自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敬畏”到“支配”，但无论怎样变换，人与自然之间都具有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二者一直处于对立的双方。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之前敬畏自然的态度相比，人类超越了自然，成为这两者中的主体，自然成了人类支配和控制的对象，被独立于人类之外。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人们把“理性”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实用主义，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索取和给予的关系，且将这种索取和给予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人类所有对自然的情感、思想以及知识都转化为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从而加强对自然的支配，使自然不断地满足人们被异化了的需求。如果人类仍然以追求自然的工具价值为目标，那么丧失的将会是自然所包含的更为珍贵的人文价值，也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甚至会将人类自身推向灭亡的深渊。

在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在资本面前逐渐丧失了自我，人们将短期内的经济价值看作为理性最本质的内涵，认为只要能够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那这种行为便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合乎理性的。人们固执地追求交换价值，并在脑海中将其快速换算为经济价值，以此来作为自己对自然行为的参照和依据，对自然界进行疯狂掠夺。可能这一行为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效益，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998。自然界不会永远无条件满足人类的需求，且人类所追求的需求本身已经脱离了其本质属性，单纯地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消费而消费，周而复始地注重量的积累，完全忽视了质的享受。当前我们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遵守自然规律，以理性为指导，以满足人类的持续发展为参照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 满足人类进步最根本的需求（理性需求）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人们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更为重要，支配人们更多的是“经济理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被用金钱来衡量。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自身在劳动中获得的喜悦和享受，而是沉醉于虚幻缥缈的物质财富中。追求的对象由产品的“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不再从人类最真实最根本的需求出发，而是尽可能地提高技术，改进劳动手段，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我们要以此为鉴，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从自身最根本的需求出发，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伦德曼在对“控制自然”的解读中也提到，应以人类最根本最真实的利益为参照，而不是满足人类无止境无目的的虚假需求。应当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来进行生产实践，而不是按照“经济理性的生产逻辑”来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劳动才不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才会真正地享受劳动带来的乐趣和价值，感受大自然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之美。同时，人们的劳动也会紧紧围绕自己的真实需求，相应的工作时间随之减少，大量自由时间的获得扩展了人们进行自由选择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以新的形式存在。人们间的相互关系发生改变以后，与环境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对立存在到和谐相处。在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下，环境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解决，人类也会担负起拯救自然的责任。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格伦德曼主张人类中心主义是解释和界定生态问题的立场，能够为我们控制自然、解决生态危机提供部分理论支持。人作为实践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落脚点、目标，助推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5]525。我们所提及的人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等关系，这些关系的解决都是以人的利益与需要为起点，而利益与需要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人们为了获取自然的价值，会以整体、群体亦或个人的形式存在，以满足其利益与需要为出发点与自然进行相互作用。面对不同形式的利益需求，人与自然的矛盾及人与人的矛盾便会凸显。“以人为本”本质上是指满足人类的整体利益，这也是人类能够生产与发展的根本所在；
同时要从现实具体利益出发，分析解决问题。因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所以不同的人对利益需求有不同层级的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以人为本”就应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不能只顾整体利益而完全否定个人的正当需求，也不能只考虑部分人的权益而忽略整体。

“以人为本”中的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承担着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人类无法逃避“这是你做为人而具有的本性所加于你们的责任”[6]74。因此，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人都应遵循这一原则，承担自身的责任。社会整体利益需要考虑个人的正当权益，个人发展也应顾忌社会整体利益的满足，当代人需要考虑后代的生存发展。换言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树立责任意识，承担起自身的义务。人们有权在自然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在以往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味维护自身权利而忽视义务履行的行为，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我们忽视了自身所行使的权利实际上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拥有着自然赋予的生存发展的权利，但不同的是人类还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尽管有时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的履行不对等，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所要履行的义务，但义务的履行仍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人都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那么生态文明建设注定无法完成，人的个人利益也无法实现。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既需要考虑人与其他生物要素的关系，也要考虑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与承担的责任。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自然，树立平等观念，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应感恩自然，感恩其对我们生存发展的馈赠，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抱以感恩、尊敬的心态来进行人类的创造。我们要明确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纵使人类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发挥着主体作用，但我们不能忽视大自然中的其他因素，仅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每个人都是义务的承担者和责任的履行者，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但是，“以人为本”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它也有其适用的范围。格伦德曼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限度，过分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淡化了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将以人为本作为护身符，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只满足自身的利益。以人为本更要坚持可持续原则。“以人为本”虽然是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也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将其作为万用灵药。

格伦德曼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方式”[7]22-30，当前人类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及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已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致命威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还要对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思维意识进行改造。用绿色消费替代异化消费，普及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公民的生态意识。

（一）实现生态正义，转变生产模式

格伦德曼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过强烈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实现自身欲望而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的方式持否定态度。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生态因素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不应只停留在生产层面，现实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模式和实现方式来约束着它的实现。因此在“生态正义”上，“生产性正义”即所谓的优先性也并非是唯一的存在形式。我们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分配性正义”还是“生产性正义”都要体现我们所追求的共同愿景。两者之间固然存在区别：“分配性正义”强调分配上的公平，注重社会关系交换的平等，在生态方面表现为各种资源的合理分配，我们既要考虑到其他物种的资源需求，又要顾及到后代人的需要；
“生产性正义”则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人类所进行的每一项生产活动都应有他的合理性，但是这“合理性”并不能仅仅以人的主观需求来作为标准加以衡量，在某种宽泛的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唯一衡量者，但并不意味着人是万物的唯一衡量尺度。这是“生产性正义”所倡导和支持的。当前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突出“生产性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局面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施国家节水行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8]51。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资源的损害和消耗不可避免，因此“生产性正义”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分配性正义”与“生产性正义”相互依存，共同助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生产性正义”所追求的恰恰以“分配性正义”的实现为基础，而“生产性正义”的实现又会促进“分配性正义”顺利开展。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既重视“分配性正义”又不能忽视“生产性正义”的重要作用。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产和消费观念，正确处理好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目标。

（二）去除异化消费，倡导绿色消费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固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都与人的消费行为密切相关。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推动生产的动力。“异化消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它使商品的外在价值远远超出了本身的使用价值，人们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盲目的、不理智的行为。资本的不断扩张和消费的逐渐异化都在无时无刻地加剧着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随着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对自身拥有物品的更迭也越来越频繁，希望借助自己拥有的时髦商品赚取他人的关注和羡慕，以此证明自己的地位和价值。恶性循环导致人们已不再是出于满足自身的真实需求而去购买商品，而是在资本的扩张下，为了填补自身不断膨胀的欲望而去消费，以此获得幸福感、满足感。商品在快速更迭中不断地淘汰、更新、淘汰…… ，长此以往，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来提供生产并需要承载数量巨大的废弃物，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民众拥有什么样的消费观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消费行为，因此加强对民众消费观念的引导，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树立理性消费观，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并不是要求人们降低生活质量，而是从自己的真实消费需求出发，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炫耀”价值。在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基础上鼓励其理性消费，具体体现在“质”上的绿色消费，“量”上的适度消费。“质”上的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的每一个消费行为不仅要考虑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更要考虑对下一代人消费需求的满足以及其他物种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消费。其具体含义包括：“一是在消费时选择绿色产品；
二是消费行为做到不污染环境，三是转变消费观念，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以实现可持续”[9]43-44。“量”上的适度消费是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可而止，消费者需要意识到，商品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人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不断更新的商品。

（三）普及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公民生态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10]129。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现代生态文明在解决现实事务、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一种循环性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既注重结果也强调过程。只有公民普遍形成尊重自然、顺应环境的思维方式，才能在生产和生活中主动和自觉地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全社会烘托出生态文明培育的舆论环境，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强化人们的思维转换之外，还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引导行为主体主动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任与义务。从公民角度来看，人们要在健康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思维的指引下，自觉选择有利于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活动，从自身做起。在社会层面，通过生态理念的宣导和教育，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生态认识水平，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和合理适度的消费方式，克服被资本操纵的消费欲望。从施政层面来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政府各部门要积极转变职能，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及宣传教育等方式，普及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只有公民与政府相互配合，承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注重培育生态观念，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落实到可持续发展路径上，可持续发展是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依据。格伦德曼认为生态危机严重阻碍人类社会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造成了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冲突。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发展的历史。在反思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只有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一）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来源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3]。文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我们不仅要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平等，更要关注代际间的平等；
另一方面要平衡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不发展，而是强调在发展的过程中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问题，加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可持续发展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划归到发展中，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归为一个整体，也就超越了从个人间关系的角度看待发展，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从横向联系来看，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范畴中，将其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评价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这对人们重新处理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从纵向联系来看，可持续发展将人类发展的历史串联起来，其要求人类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还要顾及到后一代人及后几代人的需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态环境，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就是善待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社会如何发展，其真正的价值实现需要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可持续发展”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具体的改革措施离不开正确原则理念的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具体的改革中落实下去，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解决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树立合作共赢的整体观推动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协调好两种关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保障当代人、后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保护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需要。可持续发展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生态文明中，它是以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之间的公平、资源分配的公平以及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公平为基础的。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实现“可持续存在”。只有在资源可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努力“协调”好各种矛盾与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目标。“协调”的对象包括:一是人、自然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的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58。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劳动得以实现的载体。人在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也就是人类在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目的实现了由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自在自然即自然最初的样子，人化自然便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自然不仅有其自身的进化，其中也包括了人类的历史，体现着人类的本质和所创造的价值。在最初阶段，人类对自然表现出了超强的能动性，即超出自然的承载力不断索取，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违背自然规律，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与资源匮乏，即遭遇了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的报复”。格伦德曼在对待人类劳动的态度上更倾向“控制自然”，忽视了通过劳动使人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要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将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保护统一为一个整体，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指实现社会的有机体性，使社会内部各要素保持相对稳定、有序的状态，有利于人类最大限度地创造物质财富，实现社会发展。“协调”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章可循、有理可究的内在要求。

知行合一，方能致远。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其害。只有奋起迎接挑战，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坚持从理念升华到制度建设，再到实践检验，逐步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与科技范式，树立新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才能有力地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加绿色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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