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冬雨，孙迪亮

为更好地提升农民自身素质、促进农民阶级的解放，进而助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切身革命实践中对农民这一主体的教育问题进行了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农民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不断启发着后人，影响深远。2022年3月《求是》杂志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欲推动乡村振兴， “要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1]。2022 年10 月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并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由此可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而农民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活动，其有效开展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尽管当今国情、世情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农民教育问题的历史语境不尽相同，但其农民教育思想中蕴含的立场、方法论原则依然能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因此，我们当前应在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生涯中，并未对农民教育问题进行过专门且系统化的论述，其农民教育思想一般分散于诸多文章论述之中，且相关论述往往是 “点到为止” ，并未进行详尽说明。尽管如此，我们仍可借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症候式阅读的办法[3]，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进行探讨。

（一）农民文化知识教育思想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梳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 “文化知识” 教育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文字教育。1842 年，《莱茵报》记者科布伦茨报道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普遍贫困状况，之后省总督沙培尔指责其诽谤政府。为驳斥沙培尔的不实言论，时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写作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回应了当局的不实指责。马克思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贫困状况是普遍且现实存在的，当局政府之所以认为这种贫困状况是 “虚构” 的，是因为以下几点：第一，审查由葡萄种植者组成的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提交的《报告书》的官员，往往对不认同官方意见的农民请愿者持敌对态度；
第二，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大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民，而这些人的贫困状况并不显著，因此其所撰写的《报告书》也很难反映出现实的普遍贫困状况；
第三，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大部分 “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文化素养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因此，穷苦的葡萄种植者没有能力进行表述”[4](p371)。在这种语境中， “文化素养” 指文字类知识，它是贫苦农民描述自身状况、表达自身意愿、参与政治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缺乏这一素养，贫苦的农民才被迫 “失声” 。再如1894 年，恩格斯在应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作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指出，意大利工人政党即社会党要想争取革命的主动权，必须将农民看作不可或缺的同盟者。但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农民由于土地分散以及 “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5](p469)，从而使得意大利工农联盟的构建面临困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已认识到，对农民开展文字教育是迫切且必要的。其二，科学知识教育。1871 年，马克思在其写作的《法兰西内战》初稿的 “农民” 部分，分析比较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秩序党以及刚刚建立的公社政权对于农民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对于农民， “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6](p200)。在此，马克思批判了秩序党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利用宗教和神学来对农民进行思想奴役的事实，主张向农民传授 “知识” 。此处的 “知识” 指的正是和宗教、神学中的虚幻观念相对立的科学知识，包括德国科学家魏尔肖等人的细胞学说（1838—1858）、达尔文的进化论（1859）等。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加强农民文化知识教育的路径也有所论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文字教育的加强应主要依托国民学校或者国民教育来实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国民学校体现着 “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6](p447)。即对于农民而言，国民学校一方面起着 “牧师” 的职能，不断向农民灌输宗教教义、统治者思想，以使农民安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与农民的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国民学校承担着向农民教授生产生活所需的简单文字读写知识的功能。恩格斯写于1876 年的《威廉·沃尔弗》中指出：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日耳曼的其他一伙人的国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但是……教他们学习减法……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7](p86)在此处，恩格斯借助其革命战友威廉·沃尔弗的话语，暗指农民在西里西亚贵族的盘剥中学会了 “减法” ，所以国民学校无须再对农民进行加减法的教育。但从其历史语境来看，恩格斯与沃尔弗皆未否定国民学校教授农民读写文字的功能，在他们看来，国民学校是农民获得文字知识的重要场所。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指出，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5](p238)，必须在德国实行包括 “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5](p238)在内的17 项措施，使农民等弱势群体 “争得自己的权利”[5](p238)。其中，国民学校作为国民教育计划实施的重要载体，唯有教授农民文字类知识，使其会读会写，才能杜绝类似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苦农民的 “失声” 问题，确保农民各项权利的真正实现。而对于加强农民科学知识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指出，应在公社中 “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6](p161)。也就是说，要让掌握科学知识且拥护公社政权的教师通过公社学校向农民传授科学的知识。

（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提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之 “名” ，但其相关思想确有着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之 “实” 。具体来说，两人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动因在于：其一，社会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需要。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德国工人运动在理论、政治、实践、经济等方面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因此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工人运动相比处于有利地位。与这一地位相适应，德国工人应尽到相应的职责， “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8](p218-219)。而欲做好 “鼓动” 工作，德国工人领袖们应积极向工农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当前 “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仍有无数的事情要做”[8](p219)。因此，为推进社会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二，无产阶级获得同盟者并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在19 世纪90 年代的欧洲，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成长起来，因此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即社会党在将来夺取政权已可预见，而其要想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5](p510)，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向广大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及自身主张，从而将广大农民改造成自身的同盟军。其三，无产阶级革命顺利实现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在看到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恢复帝制后，广大农民将保护小块土地的希望寄托于其身上，希望其可以像拿破仑一样保护自己的小块土地，从而形成了 “拿破仑观念” 。但与拿破仑帝国时期相比，农民的小块土地大都被抵押出去，因此对于路易·波拿巴主政时 “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8](p573)，农民的愿望难以成真。农民一旦对这种刚刚复辟的帝制感到失望，就会将这种迷恋小块土地的 “拿破仑观念” 抛弃，同时走向帝制的对立面。此时，身处帝国中的无产阶级应顺势而为地对农民开展革命教育，激发起农民的革命意识， “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8](p573)。

2.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对农民开展内容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一，公有制观念教育。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农民紧抓不放的私有权是 “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8](p160)，欲打破这一符咒，需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公有制观念教育。其二，政治意识教育。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这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的 “冷漠态度绝不是不可克服的”[5](p509)，而克服的办法即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教育。其三，革命意识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农民等中间阶级之所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 “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8](p42)。无产阶级要想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需要立足于农民未来的阶级利益及其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激发和引导其革命意识。其四，阶级联合意识教育。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农民阶级主体即小农难以 “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8](p567)，所以应对农民进行阶级内部联合意识教育。另一方面，恩格斯在《1847 年的运动》中指出，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9](p511)，而促进联合的有效手段之一即是思想政治教育。因此，他主张对农民开展相应的工农联盟意识教育。其五，农民自身前途教育。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 “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5](p527)， “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5](p513)。

3.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应做到如下几点：其一，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认为，加强农民文化知识教育可以增强农民读写本领，从而增强其政治参与能力；
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阅读先进书刊，消除其头脑中的封建思想，使其信奉社会主义学说。其二，积极借助报刊书籍等有效中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党报 “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为什么受……压迫”[10](p661)，以便对农民进行相应的政治辨别意识及参与意识教育。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一个神圣使命就是使农民 “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11](p84)。其三，在革命实践中教育农民。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指出，当农民意识到革命对其有利时， “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8](p358)，革命实践本身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场域。其四，与维护农民利益结合起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 “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5](p523)。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持久的思想变革运动，只有遵从保护农民利益的原则，才能发挥持久效力。其五，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引导小农由私人的生产与占有转变成合作社的生产与占有时， “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5](p524)，力求通过典型示范的办法引导农民作出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其六，注重宣传与解释的办法。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只有把人口主体即农民争取过来，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此，对农民进行 “耐心的宣传工作”[5](p550)以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者当前的任务之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5](p527)，以使其明确本阶级未来的发展前景。

（三）农民农业技术教育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农民接受农业技术教育提供了历史可能性空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即大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更多地取决于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 “作用物” 的力量，而这种 “作用物” 的效率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

“这种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12](p196)所谓 “相适应” 意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为物质生产服务的天然特性，因此作为 “物质生产” 的 “农业将不过成为一种物质变换的科学的应用”[12](p196)。这就为农民接受新的农业技术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此外，农民接受农业技术教育也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必要手段与要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是生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优势，还体现在生产效率与产出。所以，为改变农民的落后本性，使其 “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3](p200)。唯有如此，才能巩固农民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发挥农民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农民开展或者使农民接受相应的农业技术教育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即私有制的消除、大土地所有制的建立以及联合（集体）劳动的形成。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农业技术进行生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才有必要对农民开展相应的农业技术教育。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 “农业在目前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小块化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10](p688)。一方面，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农业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被少数资本家当作私有财产牢牢把持，从而使广大普通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难以接触并利用相关技术。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为广大农民共同支配与使用。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有生产效率高的优势，一般被应用于规模化的土地之上，以便形成集约化的生产。而小块土地完全与之相悖，阻碍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为此，只有建立大土地所有制，才能使农民在大块土地上应用农业技术。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理论时指出，在当时农业科学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农户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相反，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6](p331)农民只有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集体劳动，才能为其接受农业技术教育提供相应的历史经济前提，进而使其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提高耕作效率。

关于农业技术教育的路径，恩格斯指出，要加强农业进修教育以及建立农业试验站。1894 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评析法国工人党在1892 年制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马赛纲领》时指出，这个纲领为小农所提的八项要求即 “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5](p514)。其中，便包括 “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5](p514)的要求。显然，这有助于农民学习和应用农业技术。此外，恩格斯还主张通过农艺师对农民开展农业技术教育。1893年5月，恩格斯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 “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5](p563)。在恩格斯看来，未来无产阶级在刚刚掌握政权以后，需要大量的农艺师等技术人才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农艺师的重要职责就是教授农民农业技术，使农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好地发展社会农业生产。由此可见，农艺师是加强农民农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教育主体。1893 年12月，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表达了相同观点：
“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5](p446)

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我们除对其内容进行细致探讨外，还应对其价值及特征进行分析与总结，以全面科学地把握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同时其具有人民性、阶级性、多重性等特征。

（一）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的价值

1.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的先河。习近平同志指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4]。其中便包括对农民教育规律的揭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农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科学且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体系。纵向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农民教育思想是这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体系的开端。

2.为部分国家提供了加强农民教育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严重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遭受围堵与封禁。尽管如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在客观上仍为当时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教育引导农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世界上相继诞生了多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成为这些国家教育引导农民的有力理论武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极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推动了农民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的特征

1.人民性。习近平同志指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5](p429)。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这种人民性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这一群体的关注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揭露了资本家对农民的种种变相盘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哄骗的方式对农民加以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止步于对这些卑劣行径的批判，而是进一步寻找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以使农民摆脱这种悲惨境况。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文化、思想、技能水平较为低下，这严重阻碍了农民的解放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农民自身存在的 “短板” ，主张对农民开展文化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农业技术三个方面的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从而实现农民地位的提升。

2.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包含着阶级合作的思想。一方面，这一思想包含着阶级内部合作的思想。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通过对农民开展阶级联合意识教育，使 “马铃薯” 式的农民真正团结起来，成为一个自为阶级。他们还强调，农民阶级内部结成集体或者进行联合劳动是对农民开展农业技术教育的重要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包含着不同阶级间合作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对农民开展阶级联合、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促使工农阶级结成稳固的联盟。

3.多重性。其一，教育内容的多重性。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主要处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因此两人的农民教育思想大都集中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他们力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为无产阶级找到可靠的同盟军，从而有效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进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的侧重点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部分，但他们在论述这一问题的同时，也对农民的文化知识教育、农业技术教育问题进行了关注与论述，从而使得两人的农民教育思想成为包含多个方面内容的科学思想理论。其二，教育手段的多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不同类型的农民教育内容时，均提出了相应的、多样化的农民教育举措，从而使这一思想呈现出教育手段多样的特征。其三，教育目标的多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的目标可被分为直接目标、间接目标、终极目标三个层次。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各种类型的农民教育的直接目的在于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思想道德境界以及农业技术水平。他们开展农民文化知识教育的间接目的是为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农业技术教育奠定知识基础，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间接目的则是为加强农民农业技术教育提供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农民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推进农民阶级的解放，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p691)。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总结归纳，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寻求方法论智慧。

（一）应高度重视农民的教育工作

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质疑上，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初步关注。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期间还是对农民的文化教育问题给予了关注。在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以及农业技术教育问题给予了重视与关注。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数十年的研究与斗争历程中，一直留意农民的教育问题。他们意识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意义，希望通过加强农民教育帮助农民获得发展与解放，为无产阶级培养起可靠的同盟者，从而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启示我们，应在现实中关注农民这一重要主体，重视其教育问题，看到加强农民教育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意义。其一，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民教育问题。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是组织与开展农民教育工作的主要机构，只有其工作人员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工作，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将这一工作落到实处。其二，应将农民教育工作作为 “三农” 工作的重中之重。习总书记指出， “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7](p21)。

“三农” 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现实中难以将各项工作一同推进。因此应善于抓主要矛盾，将农民教育问题作为 “三农” 工作的重点，常抓不懈。其三，应将农民教育问题置于国家教育工作的重要层面。当前我国已经系统形成了对于领导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业技师、学生等群体的教育工作安排，而农民教育工作的安排部署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因此应将其置于国家教育工作的重要层面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可借助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开展，实现农民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二）应坚持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与统筹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与统筹，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应通过党报向小农等群体说明其为何受压迫，以增强其政治辨别意识；
应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使农民接受革命的洗礼，激发其革命意识；
无产阶级政党应维护农民利益，减轻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阻力。其启示我们，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与统筹。其一，应通过细化顶层设计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8]。为更好地推进农民教育工作的开展，国家相关部门应以文件或者法律的形式详细阐明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从而为农民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相应的法理依据。第二，应加大宣传力度，以使坚持党的领导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为社会各界坚持党对农民教育工作的领导与统筹奠定思想基础。第三，应善于在开展农民教育的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19]。具体到农民教育工作领域，应善于在现实实践中总结农民教育的经验，不断提高开展农民教育工作的本领。

（三）应紧跟时代步伐开展不同内容的农民教育工作

马克思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03)。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为克服时代难题而提出的。就农民文化知识教育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解决的是当时贫苦农民因识字水平不高而被迫失声、因头脑中缺乏科学知识而饱受思想奴役等问题；
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解决的是农民缺乏革命意识等问题；
就农民农业技术教育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目的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改善农民落后的小生产方式。这就启示我们，对农民开展何种内容的教育工作不是任意的，而应紧跟时代步伐。其一，应深入了解时情。2017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8]。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新时代，把握时代脉搏，为开展农民教育工作做好前期准备。第二，选取与农民紧密相关领域对农民开展相应的教育。在经济层面，应开展农业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教育；
在政治层面，应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民主自治等方面的教育；
在文化层面，应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乡风等方面的教育；
在社会层面，应开展就业创业、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教育；
在生态层面，应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教育。

（四）应多措并举开展农民教育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利用国民学校或国民教育以及公社教师来对农民进行相应的文化知识教育；
主张通过书籍报刊、具体的革命实践等来对农民开展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主张通过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农业试验站以及农艺师来对农民开展相应的农业技术教育。这启示我们，在开展教育工作时应注重教育手段的多样性，以便形成合力。第一，加强农民教育队伍建设。唯有建设一支重视农民教育、懂得农民教育工作的干部队伍，才能有效开展农民教育工作。第二，加强农民教育场所的建设。一方面，应加强农民线下教育场所的建设，如乡村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农业学校等；
另一方面，应加强农民线上教育场所建设，如农民教育网站、网络课堂等。线上与线下教育场所可通过优势互补的方式，有效承载起农民教育工作。第三，加强农民教育资金的筹措。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对农民教育的关键事项进行专项资金投入，同时应激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社会公益组织对农民教育投入资源[20]。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对农民教育问题进行了相关关注与阐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思想的先河。当前，尽管我国农民教育事业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语境中的农民教育问题不尽相同，但马克思恩格斯农民教育思想中蕴含的科学立场、观点与方法仍对我国农民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在具体的农民教育实践中借鉴马克思恩格斯的农民教育思想，推动我国农民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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