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省考红领培优冲刺班讲义 申论

　 目 录 热点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 热点二：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孩子 6 热点三：乡村振兴，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动力 11 热点四：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 热点五：秩序与规则意识 24 热点六：精准脱贫“攻坚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31 热点七：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42 热点八：乡村文化复兴——乡村振兴的“根” 48 热点九：民营经济“不退场” 58 热点十：发展职业教育乃是当务之急 66

　 热点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一、观点出处 此句原文为：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语出《周易·系辞下》。《周易》是五经之一，记载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探索。 二、观点释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是事理到了是极限的时候就应当有所变动，变动之后即可于事通达，通达之后即可行与长久。这句话正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它概括了自然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万事万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遇到瓶颈，原先曾经有利的条件也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时要主动调整、主动变化，在调整和变化中寻求到新的发展路径，通过不断的动态调整，以保证工作、事业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 三、社会意义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在5月28日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在说到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时，总书记使用了典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习近平：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决心不能动摇、勇气不能减弱。科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习总书记在谈到科研体制创新时引用这句话，是要求我国的科研体制机制的管理能够跟上全球快速发展的科技创新，这就要敢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按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解放思想，打破部门壁垒，消除机制弊端。通过科技管理体制的创新来保证科技的创新，从而为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组织管理保障。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而图存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智慧，司马迁著《史记》旨在“通古今之变”；王安石变法也推崇“变通”精神，出台措施不是基于“祖宗成法”，而是根据现实提出革新策略；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变法维新，也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依据，提出了“变者，古今之公理也”，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在近代中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启蒙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典故。2014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2015年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他指出，“‘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总书记在讲话中，近30次提到了“改革”。他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提出希望，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才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案例链接 以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求变的过程中，率先做出的变革就是进行组织架构的创新。他们尝试通过对组织架构的重塑，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就在近日，阿里进行了一次组织架构层面的嬗变。其中尤为值得玩味的，是天猫升级为“大天猫”。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互联网企业依靠人口流量红利“躺着就能赚钱”的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它们不仅要面对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更要面对变幻莫测的发展态势和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由此，众多互联网企业也面临着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多维度挑战。也因此，我们看到互联网企业在积极求变。 1.电商企业求变，从组织架构调整开始 此次阿里做出的变革，其实是尝试去打造一个“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在阿里看来，这一系统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而在这个系统中，各个商业部门既产生数据，又运用数据，形成一个庞大而丰富的有机循环。为此，阿里进行了组织架构层面的变革。其中与大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大天猫”的上线。由天猫事业群、天猫超市事业群、天猫进出口事业部组成的“大天猫”，其实也是阿里面对新形势无奈但又积极的应对。 2.组织变动成常态：下半场的角力点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提到，互联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零距离，而零距离则颠覆了众多的传统模式。自互联网融入到社会发展进程和大众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确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国内，从1994年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已经前行了24年，并历经三次大浪潮发展。而在中国互联网历史车轮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腾讯、阿里、网易等互联网企业其实也在根据形势的不同，进行着自我变革。 今年9月，腾讯就针对组织架构进行了大调整。在这次的调整中，腾讯新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并整合社交与效果广告部（SPA）与原网络媒体事业群（OMG）广告线，成立新的广告营销服务线（AMS）。马化腾当时表示：这是腾讯迈向下一个 20 年的主动革新与升级迭代。 无独有偶，今年9月小米也进行了一次成立以来最大的组织架构上的变动。在此次架构调整中，小米新设集团参谋部和集团组织部，进一步增强总部管理职能，同时还调整了部分高管的工作分工。此外小米还改组了电视部、生态链部、MIUI部和互娱部等四个业务部，重组成十个新的业务部。京东也不甘示弱。11月20日，京东旗下的京东金融正式对外宣布更名“京东数字科技”，京东金融成为旗下子品牌，并成立与其平行的京东城市、京东农牧、京东钼媒、京东少东家等部门。 2018年整个互联网大环境云谲波诡。号称极具颠覆性的互联网行业，在潮头矗立20余年后，也迎来了自己的拐点。 五、相近观点 动静屈伸，唯变所适。——三国· 王弼 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汉·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隋·王通《中说·周公》 既有师法，又有变通。——北宋·刘道醇 变则通，通则存，存则强。——清· 唐才常 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清·李渔 六、相关文章 光明日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古语。2015年9月22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他指出：“‘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意是说，历代圣王先后继起，会通改变前代的典章制度，使百姓进取不懈，神妙地化用变通之理，使百姓各得其宜。 “变”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通”是运动变化的连续性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久”是事物运动变化后的相对稳定状态。这段话指出了应在什么情况下变通以及变通的意义，简练地概括了《周易》关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深刻哲理，蕴含着我国古人可贵的辩证法和进化思想。 《周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书。“易”有“简易”“变易”和“不易”三种含义，是说宇宙万事万物的存在是简易自然的，时时在变易之中，又保持一种恒常。变易是《周易》的最大特色。“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阖一辟谓之变”；“变而通之以尽利”……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易经》的变易和进取精神，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重视事物的新生、日新、更新、上进，主张积极的变革。《周易》卦爻千变万化，六十四卦即由阴爻、阳爻的不同变化组合而成。程颐《易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周易》中还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事物交感化育，而互为裁节取用，这就是“变”。遵循“变”的规律推广施行则无所不通。将此原理交给天下百姓，顺应客观事物变通的规律，即可成就事业。任何思想精神、思维方式，仅仅发生上层的改变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如春风化雨般化入人心，产生化成天下的作用。通过这样的系列举措，变化本身对社会产生了共通效应，才可称之为全民事业。能把求变的意义化入生活、化入社会、化入民心，这样的变革，事业可大可久。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深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变通而图存，自古至今，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在发展受阻时，应善于打破不合时宜的老规矩，灵活变通，才能寻找到发展的新出路。比如，司马迁著《史记》旨在“通古今之变”，其中的《平准书》与《货殖列传》不是根据抽象的教条来看待各地经济应该怎么发展，而是根据各地自然禀赋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追求富裕的天性，来分析和谋划经济发展。又如，王安石变法颇有变通精神，其出台措施不是基于“祖宗成法”，而是根据北宋当时冗兵和行政效能低下，农村经济剩余无法充分运用的现实提出革新策略。当清朝闭关锁国而走入死胡同时，维新派以“穷则变”的古训为依据，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提出“变则通，通则存，存则强”，“变者，古今之公理”，抨击顽固派因循守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近代中国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终因顽固派的扼杀而使得一线生机转瞬即逝。于是有了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变之不足，又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 回望过去30多年的改革，我们不断突破思想和体制束缚，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速度”，使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深刻改写。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今天的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全世界都在瞩目G20杭州峰会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语揭示了中华文化能够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带给世界的重要精神财富。

　 热点二：中国的教育与中国的孩子 一、中国教育的“美丽”与“哀愁”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 1.中国教育的“高均值”：平均水平高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 2.中国教育的“低方差”：杰出人才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也就是杰出人才少。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3.中国教育的燃眉之急：学生素养的培育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二、中国的孩子 从1993年以后孩子们就开始不一样了，这么说的理由是1993年中国取缔了粮票。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取缔了粮票意味我们吃饭不愁了。当一个民族吃饭不愁，尤其是当我们这样的民族吃饭不愁的时候，我们会愁什么呢？我们的需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人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了，家长对孩子的需要不一样了，社会对人的需要不一样了，人对社会的需要不一样了。 1.当今孩子背负情感负担 回想我们小时候，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父母很难投入过多的关注在某一个孩子身上。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六个人围着他，这六个人会把最好的付出给他。那么六个人爱一个孩子，你能体会到这个孩子的感受吗？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吗？他内心里面的苦闷你知道吗？ 2.当今的孩子对话语权要求很高 现在孩子的第二个特征是对话语权要求非常高。这绝对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来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在思考，独生子女政策虽然有很多弊端，但是它会推动民主进程。为什么呢？首先，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孩子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直接跟大人对话，为什么你说话我不可以说话呢？ 3.当今的孩子知识面宽广 现在的孩子到老师这里来未必是来接受知识的，好多课都有光盘，他可以买来光盘自己看，而且都是名师讲的。现在的老师没有权威性，不像我们小时候，家里如果没有一本书，老师就是万宝全书，现在没有这样的老师。你也别指望你做这样的老师，或者说你可能得不到这样老师的感受。老师不理解这点就会打击学生，就否定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的学生。其实这就是时代的特征，跟不上的话，那是老师的问题。 4.当今的孩子都很善良 我们所有的1993年以后孩子的父母都会说他的孩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一点，孩子是非常善良的。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理由如下：你在马路上，但凡看到一个乞丐，小孩子的脚步就有点迈不开了，他会拖住他妈妈尽量慢一点，实际上他想让他的妈妈捐点钱给这个乞丐。孩子很善良，原因是他有爱，他是浸润在爱当中长大的，他是在一个物质丰厚的时代里长大的，这样的人他一定善良，一定有爱心。 5.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 当今都市孩子现实感非常弱也是教育的结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一切现实事务都被替代了，他们只知道好好学习，而我们的学校也没有提供给孩子处理事务的可能性，除了学习和补课没有其他活动。孩子在现代化的电脑世界里生活，现实感很弱。他们在虚拟的世界体会到真实感，在真实的世界里有虚拟感，这就是他们的特征。 6.当今孩子对个性化生活要求高 我们来看他们还有一个特征，个性化要求非常高。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成“你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沙漠里的一粒沙”，现在的孩子是“我来过了，雁过留声，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来过”，他必须要展现个性。那么我们的教育允许吗？设计出来让他展现个性的平台了吗？我们班级的班会课是不是提供了呢？ 三、中国未来教育发展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研判中国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对于今日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家发展的总体安排、社会的变化、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教育自身演变的规律，可以预判未来中国教育将有十大重要发展趋势。 1.教育培养目标转向能力培养为主 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和当今社会需要的人才有着极大的不同，在未来许多职业将被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取代，许多新职业将产生。面对未来职业的改变，教育领域必须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传统上的教育是主要以知识传授和理解为主的，但在知识记忆和简单理解方面，目标必须全面地加以调整，由知识记忆为主转向能力培养为主，更加注重培养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更加注重培养人机合作的能力。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将加以调整。 2.混合式学习更加普遍 混合式学习是指面对面式的学习和在线学习两种学习模式有机结合的学习方式。混合式学习不单是两种方式的简单混合，而是混合多种教学设备、多种教学方法、多种学习策略与评价方法、同步学习与异步学习、多种课程和学习资源等。混合式学习汲取了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的优势，比单纯的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更有效，在学习计划制定、学习方法设计、学习效果评价和学习记录跟踪等有突出的优势，有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学习效果的突出优势，在许多发达国家，混合式学习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势。 3.学生的培养将更加个性化 个性化培养是指学校根据每个学生特点而采取针对性教育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与工业时代学校统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学生培养模式相对应的一种培养方式。因材施教是自古以来的教育理想之一，也是最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模式，在农业社会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说是个性化的，但是只是针对少数人群，也并不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在教育中的应用，为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提供了技术的和经济上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我国，对学生的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培养将越来越普遍，这必将成为我国教育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4.学习更以学生为中心 在工业社会所形成教学模式中，教师处于支配地位，整个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随着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的学习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正在越来越以学生为中心。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人，这需要学生在学校教育时期培养积极主动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愿望，这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的学习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人工智能将全面辅助学生课程内外的学习，这为学生的主动学习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5.教师的角色和作用将发生变化 千百年来，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起到的是主导者和知识传授者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教师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教师角色的分工更加明显，教师队伍日趋分为授课教师和辅导教师两大类，一些讲课能力强、水平高、能够契合学生需要的教师将主要担当起授课教师的角色，而许多教师将承担起辅导教师的角色，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辅导，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二是教师将主要承担起学生学习规划者和引导者的作用，而不是直接的知识传授。随着信息技术的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部分教师要承担起为学生订制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角色，将起到学生学习规划者和引领者的作用，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制定不同的学习规划，并且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 6.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终身学习是一种学习理念，在古代世界就产生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但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终身学习并没有普及，人们的学习主要是在学校中完成。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迈入知识社会，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社会对人们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日新月异，学习主要在学校完成的方式显然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社会需要人们不断更新知识和能力，以满足职业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这将带来终身学习的普及。终身学习不但要求人们从学校毕业后继续学习，也要求学校教育方式的转变，要求学校更加培养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和主动学习的精神，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学习将伴随人的一生，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热点三：乡村振兴，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动力 一、背景导入 （一）中央文件：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除了传统的强调强农富农兴农之外，还重点提到了“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二）地方政府： 2018年3月9日，时任江西省长刘奇提出“着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018年3月，江西省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努力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019年2月27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报告当中提出2019年将“推动乡村振兴和城市品质提升，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全面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促进城乡融合互动、一体发展。”提出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纵深推进农业农村改革”等等。 二、热点分析 （一）原因 1.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 2.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农村人才匮乏；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发展整体水平亟待提升； 4.农村民生领域欠账较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5.国家支农体系相对薄弱，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亟待健全； 6.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二）影响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增强我国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农业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推行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薄弱环节在乡村。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三）对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1.乡村产业振兴——物质基础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找到切合自身情况的产业至关重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产业同一化，扎堆发展，为产业发展埋下隐患。 “逐水草而居”的五千年农耕文明，形成了星星点点的小村屯、村落，在同步小康和国家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振兴乡村、实现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成为中国发展的迫切任务。如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村情的适度规模经营。 开展土地整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具备经济和政策基础。从经济上看，过去千家万户“划田埂而种”，小块农田不具备使用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条件，生产效率低，规模化程度不够，收入水平也不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土地经营分散、闲置，土地产出率难以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从政策上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民既可以放心流转土地经营权，促进规模化生产提升效率，又能安心进城务工。 开展土地整理，撤除分户而种的田埂沟壑，农村耕地面积将得到扩大，同时规模化的农地适度集中，为推广应用现代大型农业机械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升。 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正在发生质的嬗变。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将有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产业振兴，才能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依然要扭住产业不放松。一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为突破口，培育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贯通，深度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百亿级、千亿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集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产业链条延伸、产业融合、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闲及其他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达到一产、二产和三产的全面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1）通过农产品加工、传统手工制作等第二产业的发展及产业服务、休闲服务在研发、生产、营销环节的介入，延伸产业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即由一产带动二产和三产发展。（2）旅游引导的消费带动融合模式。由人流（尤其是城市消费群体）的导入，形成对农副产品及农产加工品的消费价值，进而带动产业的发展、品牌的形成以及农业的生态化与有机化升级，从而形成附加价值，产生利润，并由利润价值带动产业更大规模化发展，形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结构。由以消费为主导的三产，带动一、二产的科技化、原产地化、小规模定制化发展，实现就地体验式消费，这一模式是三二一产业有效整合的路径，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科学途径。以科技手段带动的应用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科技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其在产业促进和融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渗透优势。以科技应用带动的产业融合模式，往往是通过科技服务和科技应用转化来实现的。一方面，种植、品种优化等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能提高一产（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新产品的研发，同时通过技术推广服务来提高农民的整体技术素质。另一方面，依托加工技术和先进设施的应用，能推动二产的标准化加工水平，提高二产效率。充分发挥技术在一、二产中各环节的渗透、凝聚和组合作用，能促进农业综合价值逐步提升，模糊产业界限，推进三一二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带动模式。该模式以种养殖及农产品为基础，以文化创意为核心，通过文创农产品种植、农产加工品的文创包装与加工，以及文创体验活动及节庆的导入，构建一二三融合的发展模式。依托于丰富的农耕文化、多元化的市场消费，文化创意一方面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重塑农业价值；另一方面可以拓展产业功能，衍生出休闲农业、主题农业、创意农业、民俗节庆、文创品牌等创新业态及产品。以电商物流为引领的服务带动模式。该模式主要以物流配送为核心，带动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销售、服务以及加工企业的聚集和联动，构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实现三产（服务业）带动一产和二产的融合发展。电商物流服务往往需要借助云计算、互联网、O2O模式等科技手段，形成电子商务示范区、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多个市场主体，并通过“政府+企业”“龙头企业+农户”“特色农产品+网络营销”“电商助推脱贫”等多种模式，实现综合信息服务、产销一体化、商务智能、高效物流配送等综合性服务平台的建设，助推订单农业、精益生产，实现基于互联网及物流配送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等产业深入融合，实现农业从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拓展；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农耕体验及乡村手工艺等，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二是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开展农业科技展翅行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培育形成一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以农林结合、循环发展为导向，调整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发展高效、绿色农业；加强以高效益、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一高三新”农业发展，以及一些传统资源、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激发农业潜力。三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提升行动，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形成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新格局。产业振兴，最终要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要着力健全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农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 2.乡村人才振兴——关键 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瓶颈，目前乡村的各种条件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内生的人才脱离农村现象严重。 宏观上看，仅2017年中央财政就投入15亿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以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培育懂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400万人，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将达到2000万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先导力量。 现代农业，呼唤着乡村人才振兴。现代化农业、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崛起。 乡村人才振兴，培育体系是保障。经过探索，目前已经建成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四级建制，形成了一支拥有近2万名专职人员和5万余名兼职教师的农民教育培训专业队伍。 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人走了，村空了，地闲了，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解决农业“后继无人”问题，一是大力培养乡村本土人才。实施乡村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打造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二是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以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为重点，实施返乡人员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培育壮大新乡贤队伍，鼓励引导工商资本通过项目带动人才回流农村。三是激励人才在乡村施展才华。参照培养免费师范生、医学生的办法，在农业院校、农科类专业中探索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试点。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逐步实现村村都有大学生。 案例： （1）“用传统方法养猪浪费资源，效益低。”江西省浮梁县经公桥镇歧田村村民程志远是个老牌养猪专业户，现在用循环生态养殖方法养猪：种植玉米、红薯用来喂猪，利用猪粪建起沼气池，沼气用来炒菜烧饭，沼液沼渣用来种植蔬菜，收入比以前提高近3倍。这些得益于他的一个新身份——新型职业农民。 （2）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从事绿色产业，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把他们称为“绿领”。新希望提出一项“绿领”培养计划，准备用5年时间，发动一批涉农企业参与，无偿为农村培育10万个新型农民和农技员。在培训10万人的基础上，还将从中选拔至少100名创业合伙人，给予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的创投扶持。 3.乡村文化振兴——灵魂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化振兴就是在为乡村振兴铸魂。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加快新时代文明传习中心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深化乡村文明行动，注重家庭建设、家教传承、家风培育，形成良性文化生态。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凝聚着乡土之美、人文之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到了“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发挥江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知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乡村文化振兴，要体现深厚的文化传统。（传统农耕文明）刘永好说：“把传统留住、把文化留住，又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建构具有饱满品位特征、具有生动气息的新乡土、新农村，才能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乡村文化振兴，要体现浓郁的当代特色。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从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中找出乡土社会的合理价值，以优化现代社会道德真诚的生存环境，是当务之急。要在“关键小事”上勇于作为。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薄，乡村文化日渐荒芜。同时，厚葬薄养、铺张攀比、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风气蔓延。农村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要在红白喜事、结婚彩礼这些“关键小事”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不良习气蔓延。 强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乡村文化振兴，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案例： （1）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村委会主任翟茂胜介绍，村里租下了村民闲置的住房，改造成一座村民阅览室“桐花书馆”。村里还成立了艺术团，每逢大小节日都会为村民们演出节目，“艺术团现在火了，经常被邀请去邻近的村庄演出。” （2）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农民杨昌芹，是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的传承人。杨昌芹说：“准备将赤水竹编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帮助大伙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4.乡村生态振兴——支撑 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环境整治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乡村空间重构（乡村空间分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交流空间、信仰空间、道德空间、商业空间等类型，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乡村空间的高品质打造，即为村庄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结合了乡村景观小品的设计建造，为发展第三产业打下基础，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打造宜人的环境空间。）、建筑风貌改造、基础设施提升、村景美化、夜景亮化等。 “厕所革命”在深化。“小厕所，大民生”，农村厕所是乡村生态振兴中的短板。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2004年—2013年，中央累计投入82.7亿元，改造农村厕所2103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74.09%。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85%。目前，我国正在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生态振兴，要落实生态发展理念。刘永好表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底色，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增强农业生态产品供给，提高农业生态服务能力，推进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推进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要实施农业的绿色发展。以绿色生态为导向，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农业发展格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首次提出农业绿色发展“三不、两零、一全”的总体目标，就是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全利用。同时，从资源利用、产地环境、生态系统、绿色供给等方面，将总体目标细化为到2020年的具体目标和到2030年的远景目标。 加强农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完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建设健康稳定田园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促进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要在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上下功夫，建立耕地轮作休耕、节约高效农业用水等制度，健全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要在产地环境保护治理上完善制度，紧扣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工业城镇污染向农业转移防控机制，健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制度，完善秸秆、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制度，建立废旧地膜和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制度。 5.乡村组织振兴 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群雁要靠头雁领。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乡村党组织就是主心骨。乡村组织振兴可以动员乡村经济要素，实现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 乡村组织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从党政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实施农村“头雁工程”，培养能带富、善治理的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要在返乡回村的“能干人”、下乡创业的“实干家”中发展党员，用知识、能力充实党支部，提高党支部领导服务发展的能力，加快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空壳”问题，实现乡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压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推动过硬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打造千千万万基层坚强战斗堡垒。 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当前，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家庭离散化态势显现，村庄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等现象普遍存在，“三留守”问题突出，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现象比较严重，小官巨贪、村霸控制等现象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必须把夯实基层组织作为固本之策，解决乡村振兴中的迫切问题。 需要完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和平安乡村，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建设风清气正的平安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以党的领导统揽全局，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沉，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评、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素材积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3年11月在山东考察 “三个必须”：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年12月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 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2018年6月在山东考察

　热点四：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一、背景链接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2017年5月26日，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来贺信，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在讲话中指出，大数据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要加快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快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智能制造，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二、综合分析 从技术进展看，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加强大、5G网络和卫星网络技术的产业化，以及物联网技术及操作系统的新突破将推动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块链、生物识别、VR/AR等多种数字技术的成熟，新技术的跨界融合趋势最终还将导致数字技术与航空、材料、生物、能源等融合之后产生未知技术。 从产业发展看，家庭部门在经济上参与的广度、频度和深度日益提升，企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决策完全以用户为中心，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各种数字技术大面积渗透到传统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各个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甚至可能远远超过其创造的行业价值。 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看，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数字经济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并纷纷出台各自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促成通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总体而言，随着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不断取得突破，尽管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着一定的负外部性，但数字经济也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变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规模大、增速快、渗透不均衡。2015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就如何应对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作出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在国内，“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从最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看，截至2017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东西部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与国外相比，渗透的广度在总体上已经初步具有比较优势。但数字化技术渗透的深度仍有待提高，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数2016年排名世界第25位，大大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诸如机器人普及率等一些主要的渗透率指标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果将数字经济分为信息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经济智能化三个发展阶段，我国当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以中国的市场容量和发展速度来说，数字经济的规模未来肯定是世界首位，因此，过多关注数字经济的规模，意义不大。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应重点聚焦于如何提高数字化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的渗透度、提升数字经济对我国发展新动能的贡献率。 三、相关问题 1.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指导经济发展的需要。 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分类界定涉及数字经济的统计问题，是研究数字经济的基础，但目前对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内涵并无统一认识，从而既难以准确认识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既有研究惯于用数字经济产出在GDP中所占比重或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比重来认识和判断其发展状况，但这仅能反映数字经济的一个侧面。 2.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同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突出。 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领先于制度规范，传统工业经济的治理制度和体系的改革过于滞后。首先，当前中国尚未确立起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大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已成为制约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其次，数据的开放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形成严重冲突，同时，数字经济的海量数据及创新迭代快速等特征使得传统的知识产权管理方式失灵。 3.数字经济的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和规范滞后于数字化创新的时代需求。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对其产品与服务的标准规范的前瞻性、及时性要求更高。一是数字经济下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会导致人身安全等问题。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往往会引发文化、社会伦理和认知等层面的巨大争议。以大数据产业为例，即使在数据交易与应用前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但从技术角度看，看似不泄密的数据也可以通过信息挖掘转化为能够辨识的个人隐私信息。三是工业经济时代，我国在国际标准、规范制定上一直处于被动局面，需在数字经济时代抓住机遇，掌握更多领域标准规范制定的主导权。 4.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面临潜在的“数字北约”威胁。 发达经济体间信息和数据流的连接程度是新兴经济体的九倍，而欧洲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在所有大洲之间最为密切，美国从欧盟进口的数字赋能服务中一半以上用于生产美国出口产品，反之亦然。欧美双方互为彼此最大数字贸易伙伴，美欧双方极可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联手构建“数字北约”，从而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相关对策 我国网民已经占全球网民数量的近1/4，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短短22年，我国继从“自行车王国”变成“车轮上的国家”之后，又在成为“网络上的国家”，并实现了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保持这一优势，需要进一步消除互联网发展的数字鸿沟，弥合基础设施、技术以及观念上的数字鸿沟，破除体制与机制性的障碍。一方面，坚持网络主权，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快在国内及国际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保障国家网络安全和人民的网络权利;另一方面，加快国家信息化建设步伐，推动国家互联网战略加快实施，破除信息壁垒及数据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使全社会能共享基本公共数据，便于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能够及时无偿获取。没有基本公共数据的社会共享，我们对大数据的利用就会落后在起跑线上。 数据利用是目的，数据安全是前提，在这两者之间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应不断在数据利用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此外，大数据发展不仅仅意味着技术领域的创新，还应在政策制定、制度保障、能力提升等各方面协同推进，逐步构建起现代化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与能力，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数据应进一步从热门话题走向实际应用，落地生根，做实做强，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服务于社会民生。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开放共享至关重要，数据资源只有在交汇融合后才能产生高价值的应用。与此同时，不可忽视对数据的安全保护，除了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数据要进行严格保护外，还应特别加强对于公众个人隐私数据的保护。 五、权威论述 2017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寄来贺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用日益凸显。贵州省主动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相结合，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社会不断进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聚焦前沿，聚焦共赢，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开创人类社会更加智慧、美好的未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敏：数字经济在实现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上有着的新引擎作用。在他看来，这种阶段性的消费扩散成一种更加常态化的消费体验，数字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是中国经济实现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新的引擎。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数字经济代表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国内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从国际来看，联合国等权威国际机构发布多项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英美等发达国家相继制定数字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措施，各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热点五：秩序与规则意识 一、热点案例 8月21日上午，有网友发帖反映，在从济南站开往北京南站的G334次列车上，遇到一名男乘客霸占别人的靠窗座位，不愿坐回自己的座位。当事女乘客叫来列车长后，该男乘客自称“站不起来”。列车长问其是否身体不舒服或者喝了酒，对方回答：“没喝酒。”列车长问：“没喝酒为什么站不起来？”对方称：“不知道。”并表示到站下车也站不起来，需要乘务员帮助找轮椅。他拒绝坐回自己的座位，并称让女乘客要么站着，要么坐他的座位，要么去餐车。 座位被占的女乘客是一名刚毕业的女生，从济南西站上车，而当事男乘客自己的座位与该座位仅隔着一两排。最后，列车长和乘警劝导男乘客无果，女乘客被安排到商务车厢的座位，直到终点。 网上的事发现场视频，让众多网友对男乘客的行为感到愤怒，都纷纷呼吁铁路部门应将其纳入黑名单，限制其乘坐火车。此外，在事发视频中，男乘客的面貌清晰可辨，其车票信息也隐约可见，一些网友以此为线索对其进行人肉，陆续找到其姓名、出生年份、籍贯、微信号、手机号、支付宝账号等个人信息。22日上午，多位网友尝试添加当事男乘客微信，在验证信息中对其进行指责，但由于“操作过于频繁”，其微信号已无法添加。 有网友爆料，该男子为孙某，山东人，在韩国一所大学修读博士。有网友还贴出孙某事后和朋友的微信对话，他称：“今天我把一车厢人耍得团团转，包括列车长、乘警，还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在发现自己身份曝光后，孙某在互联网发出一段面部打了码的道歉视频，称对霸占座位一事深表悔恨和自责，“向当事人和全国人民表示诚挚道歉”。但孙某也称，女乘客找来列车长后，他觉得列车长偏向女乘客，“自己就有点不理解，所以态度不太好。” 济南铁路局方面23日回应说，列车工作人员在处理该事件过程中的言行和应对方式得当，尽到应尽职责。针对“座霸”行为，尚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参照处理。“目前济南铁路公安局已介入调查，如有调查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 调查取证完结后，济南铁路公安处给予其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铁路客运部门在铁路征信体系中记录该男子信息，并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购票乘坐火车…… 二、各方评论 [新华锐评] 最近，一段高铁“霸座”视频引发热议。有关部门经过调查，依法对“霸座”者作出处罚。公共场所遵守规则，是文明素养的体现。只考虑自己，不顾及别人，到哪儿都不受欢迎。从扒门等人到霸占座位，对个别人的任性胡来不能姑息，该管就得管，该治就得治。 [人民微评] “霸座”男已被处理，相比罚款，信用上留下的污点恐怕一辈子都“擦”不掉。一时耍无赖，却背负长久代价，为天下人耻笑，教训可谓深刻。如果“霸座”男当初懂得自我约束，何至于此？如果执法者当时依法处理，该事怎么持续升温？当敬畏人心，敬畏法律！ [人民日报评论员]

　火车票，就是乘客和铁路方之间的一个契约，乘客付费买票，按照铁路的规定进行乘坐，铁路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最基本的。但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铁路方面提及对于女乘客的失职问题，而是一直聚焦在孙某行为范畴的界定上，一句“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参照处理”便掩饰了处置问题能力的不足，撕毁了铁路和女乘客之间的契约关系，暴击了广大乘客的安全感。 当然，铁路方面也是有苦难言的，毕竟遇到无赖，文明的方法不管用，粗暴的方法可能就会摊上事但有苦衷并不代表可以不履行责任。虽然铁路服务人员也为女乘客安排了商务座，但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实则是对恶的妥协。这种和稀泥息事宁人的处理方法结果是：女乘客一肚子闷气坐在商务座未必觉得舒服；霸座男孙某安然无恙坐到了终点，并大摇大摆出了站；广大网民对今后乘车的权益保障打了问号。 孙某现在也许已经付出了不对号入座的代价，但需要学会对号入座的不仅仅是孙某，这件事应引起全社会的思考，我们的公平正义应该如何维护，什么方式才是得当？如果背负着重重顾虑而漠视规则和责任，才是真正坐错了座位，损害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了。 谁还欠一个道歉，请对号入座。 [钱江晚报特约评论员] 在这起事件中，明明法律有清楚的规定和明确的授权，可为何列车工作人员，尤其是乘警，在劝导孙某无果后便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反而让被占座的女乘客移步商务车厢，直到终点？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现场处置权的列车乘警的这种消极不作为，导致被占座乘客的合法权益在受损后得不到及时的维护，同时也给了孙某撒泼耍无赖以底气，最终逼着公共舆论不得不挺身而出，走上前台，以一种看似越界的方式来加以纠正。 换言之，如果乘警当时能够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所赋予的职权，及时果断出手对“霸座”的孙某采取强制措施，该抓的抓，该罚的罚，该上黑名单的上黑名单，那么这起事件完全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妥善解决，而公共舆论恐怕也就会止于“拍手叫好”，而无需像现在这样大动肝火，越俎代庖了。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件小事，调查起来难道有那么难吗？ 事实上，公权力的不作为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许多情况下，公权力的使用往往存在该行使的时候不尽职行使，不该滥用的时候却总是遭到滥用的问题。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都有悖于依法执法的基本原则，都会催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逼得民众不得不求助于各种私力救济的手段，来弥补因公权缺位带来的正义缺失。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公权力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令人肉搜索具有了某种“正当合理性”与“现实必需性”，前者一天不纠正，后者便一天不会消失，两者一体两面，相生相克又相互依存。 所以说来说去，这起事件最终还得从规范公权力行使的角度来寻求破解之道。相比孙某个人的撒泼耍赖，公权力的不作为或乱作为无疑更应该引起重视；与其争论“人肉”是否合理，有无必要，如何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依法执法目标的落实，无疑才是真正需要反思，并着手解决的问题。 三、深度分析 颇受社会关注的乘客“霸座”事件有了最新进展，铁路公安部门经过调查取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给予“霸座”男孙某治安罚款200元处罚；铁路客运部门根据有关失信惩戒制度，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孙某乘坐火车。这样的结果虽然有些迟到了，但总算是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在“霸座”事件告一段落之时，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何一起看似司空见惯的事情却引发轩然大波？ 的确，在日常生活中类似孙某的“霸座”行为屡见不鲜。社会公众对于此类行径早已不满，这种不满日积月累，此次“霸座”事件如同引信一样，引发了人们积郁在心中的不满乃至愤怒。正因如此，事件曝光后，引起了网民大规模、全方位的人肉搜索：身份证、生活照片、工作信息乃至孙某此前的斑斑劣迹都被公开于网上。虽然基于法治的理念，我们不乐见、不主张、不支持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任何“以暴制暴”的网络行为，但网民的这种自发举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舆论对无良行为和无德者的强烈谴责，相信众口一词、同仇敌忾的舆论讨伐给予了孙某强烈震撼。 如果说孙某的“霸座”行径让人们愤怒的话，那么，有关方面在事件初期的处理和应对却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从媒体报道来看，孙某在列车长与乘警多番劝阻后仍然不予改正，继续表演着无赖闹剧，在这种情况下，负有维持车内秩序的列车长与乘警居然束手无策。 以法治原则论及是非，“霸座”事件中的法理并不复杂。从依法履行合同的角度来看，火车票是旅客与铁路运输公司之间的合同，从旅客持票时起，运输合同即成立，根据车票上的座位号就坐是旅客的合法权益，铁路客运部门及乘警确保旅客在此座位上就坐应该是其起码的职责和义务。当旅客遇到诸如“霸座”等行为时，在私力救助不能的情况下，乘警应有权使用强制措施，通过施加公力救济确保旅客的合法权益。从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霸座”行为侵犯了其他旅客的合法权益，造成车厢秩序混乱，乘警当然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采取一定强制措施。 可以说，事发现场铁路方面过于“温良恭俭让”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此次舆情进一步发酵。应该承认，行政执法机关这种对于严重失德乃至违法行为过于“温良”的处置态度在当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态度客观上怂恿和纵容了一些严重失德乃至违法者，使之常常表现得无所顾忌；而在另一方面，受到侵害的人们却往往显得无助、无奈。实际上，网民们这次对“霸座”无赖共同的愤怒讨伐，体现了当下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的一种对于失德违法行为愤懑的情绪和谴责的态度，以及对于通过法治化手段有效惩治无德违法者的强烈期待。社会公众对于法治社会的感受通常不仅仅来自于一些大要案件得到怎样的公正审判，而是在于这些身边的看似不大不小的处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失德违法行为能否得到及时公正的依法处置。 进一步来说，对于那些严重违反道德的“小事情”，法治社会不能、也不应该作壁上观。毕竟，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体现和弘扬主流的道德观念，如果对于社会大众所不齿的严重失德违法行为，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法律的价值又从何体现呢？事实上，即便是现有法律也为惩治失德违法行为提供了足够空间，除了一些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外，还有很多法律原则可以让执法者在面对无德违法者时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法律依据。 “霸座”事件有了初步的处理结果，使这起热点事件有了明显的正向价值，它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绝不应姑息迁就严重失德违法者。任何社会主体都应对法治心存敬畏、崇尚规则、谨守分际；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不仅要熟悉法律条文的表面含义，更要弄懂文本背后的道德意涵，既要依法打击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又要灵活运用法律武器严惩失德违法劣行以示惩戒，真正做到以法治保障道德、以道德滋养法治，在自身“学好法、普好法、执好法”的过程中，引导全社会齐心协力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 四、理论背景 公民规则意识应是公民意识中的最基本或核心的要素。公民规则意识是指公民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认同，进而把法律有效地内化为其自觉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形成一种自觉的程序规则意识和自觉服从与遵守法律的自主自律意识。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其行为方式要体现理性精神和符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地说，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这里既包括公民对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维护，也包括公民权理性实施的正当性；既包括公民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也包括公民消极被动、或被迫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既包括公民的法律意识， 也包括公民的公德意识。强调公民规则意识与强调权利意识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要求每个公民缺乏自主地奴性服从法律，成为法治理的对象，而是要求每个公民在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能够理性地行使权利，积极主动地服从规则。 公民规则意识的确立，是由法治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公民的规则意识体现着对法律规则的自觉服从、遵守和对法治秩序的认可，而秩序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法治就是规则之治，法治是以理性规则秩序为运行的基础，法治就意味着秩序。 确立公民规则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要求。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是一个呈现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图景的复杂社会。在公民社会里，不同的利益主张和权利要求在此间互动交融及冲突，而且日益呈现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因此，公民社会并不希望也不可能通过减少多样性或压制冲突而谋求相一致的道路。为此，公民社会要接受这种利益和理想的多样性。它允许个人及机构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但并不允许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而是要对冲突进行合理的控制来达致公民认同、社会整合合理性规则秩序。这就意味着，“公民社会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与协调，必然导致高度的法律需求与创设”。也就是说，要建立对冲突进行合理控制的理性规则秩序，就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确立公民社会“自主自律、宽容共存的自由理性诉求”。因为，“没有规范性约束的自我利益的追求使所有有关各方的自我利益大都遭到挫折”。为此，大家都必须遵从共同的、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和自由的理性规则——法律。这自主自律的公民社会规则秩序，不仅奠定了法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公民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五、案例链接 案例一： “霸座男”这一波在网上影响还未结束，又被曝出一位“霸座”女子！！ 这几日正值开学季，很多大学生都开始返校了。小晴是一名大学生，学校在吉林长春。8月22日晚上，她和同学一起登上从济宁开往济南的火车，打算在济南换成高铁前往长春。小晴和同学上车各自放好行李之后，小晴发现自己的位置被人占了，而且占座位的人已经睡着了。 通过网上的视频，可以看出占座的这位女士年龄大约在40岁，穿着红色的上衣。小晴跟她说这是自己的位置，这位霸座的女士迷迷糊糊回应了几句话，但是并没有要起来的意思。然后接着告诉小晴：长途列车不用对号入座。小晴对这位女士的说法非常诧异，然后就找到了列车员。 但是，几经劝说并没有解决问题。列车员表示，这位霸座的女士就是从隔壁车厢被赶过来的。无奈之下，小晴之后和其他无座的人一样挤在车厢的连接处，等到有空位就过去坐一下。 案例二： 近日，军报记者微博发布消息：“火车上出现‘豆腐块’，大家纷纷点赞！”微博一经发布，更多网友为子弟兵点赞。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随着高原驻训任务的圆满结束，千人百车浩浩荡荡开始机动返程。在车站前，一群穿戴整齐作风严谨的子弟兵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候车。原来，此时正是凌晨四五点钟，车站内候车大厅的座椅上躺满了出行的旅客，为了不影响他们的正常休息，子弟兵便悄悄在此候车。“没有多余的口令，我们便没有多余的动作。”天色渐亮，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但官兵们还是坐在自己的背囊上纹丝不动。车站上上下下的行人看到这队整齐的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你们最可爱！”伴随着列车的到来，官兵们整理行装，走着整齐的队列向所在车厢位置前进。 “普通旅客上车后一般都是倒头大睡，然而这群‘旅客’却不一样。”列车工作人员讲到，“他们把自己的行李安顿好，随后开始收拾凌乱的铺位，这个举动让乘务员很是惊讶。” “数分钟后，‘豆腐块’般的被褥放置在列车的铺位上，随后又开始打扫车厢卫生，这真是一支作风过硬的部队。”列车长赞叹道。“虽然不是军被，普通的被子不容易被叠成‘豆腐块’，但只要用心，就都一样。”官兵们整理着自己铺面上的被子，对笔者说道。到站以后，本以为官兵们会像其他旅客们一样，剩下凌乱的床铺拎包走人，但当列车工作人员再次踏入车厢时忍不住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个美好场景。

　 热点六：精准脱贫“攻坚期”，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背景阐述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上指出“现在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坚定信心不动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6天时间内先后参加内蒙古、甘肃、河南、福建代表团审议。“脱贫”成了他与代表们的必谈话题。 历程：改革开放40多年的扶贫开发之路总体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阶段，2013年以前的“撒胡椒面式”、“大水漫灌式”区域扶贫开发以及2013年之后的“滴水细灌式”精准扶贫。 1.2013年以前的“撒胡椒面式”、“大水漫灌式”区域扶贫开发 （1）实物救济“输血”扶贫 1978年12月，邓小平（1978） 指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1979—198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为重要内容的农村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收入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减贫成果（1978-1985） 年份 贫困发生率 减贫人口（亿人） 1978 30.7% 2.5 1985 15% 1.25 注：扶贫标准——100元贫困线，年均减贫1786万。 （2）政策扶持“造血”扶贫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反贫困计划，尝试改变以往无偿救助为主的扶持政策，转而以生产帮助为主、无偿救济为辅。其主要内容是为贫困农户提供信贷资金，实行以工代赈，兴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农田，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扩大就业机会等。 1984年，中央颁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通知》基本目标是解决贫困地区的基本温饱问题，对策是经济开发。当时，对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扶持主要是用于发展生产，改变生产条件，增强地区经济活力，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扶贫开发政策，注重经济开发、多种经营、商品经济等问题； 198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为了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国家先后设立了7笔扶贫专项资金：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支持老少边穷地区贷款、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贷款、“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资金、国家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县办企业专项贷款； “七五”（1986-1990）期间每年增加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十亿元，通过实行以工代赈，发展贫困地区水利、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当时的以工代赈直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的基本需求，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消化了部分滞销产品。“七五”扶贫开发的基本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 “八五”（1991-1995）扶贫开发工作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两个稳定： 一是加强基本农田建设，当时的考虑是一人开发半亩到一亩的基本农田，提高粮食产量。主要做法是保水、保肥、保土，治山、治沟、种草、种树。主要目的是通过建设基本农田解决贫困地区粮食增产问题，进而解决吃饭和增收问题。二是发展多种经营，进行资源开发，建设区域性支柱产业。当时的经验是一户有几亩经济林或者几头牛、一群羊，就可以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一个村抓住一两个优势项目，一两年就可以收到明显成效。这一时期开始，扶贫工作更加注重从单纯救济向经济开发转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扶贫政策逐渐考虑从按贫困人口平均分配资金向按项目、按效益转变，从资金单向输入向综合输入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管理等转变。 减贫成果（1985-1992） 年份 贫困发生率 减贫人口（亿人） 1985 15% 1.25 1992 8.8% 0.8 注：扶贫标准——100元贫困线，每年减少贫困人口624.8万。 n 解决温饱为主的“开发式扶贫” 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集中资源用7年时间解决 8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战时期。 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集中资源用7年时间解决 8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战时期。总的要求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效益，积极创造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条件（陈俊生，1994）。”在扶持范围上，以调整后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为扶持的重点，中央财政、信贷、以工代赈等扶贫资金主要集中投放在国定贫困县 ； 扶持资金投放上，以调整投向后的中西部省份为重点，重大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 扶贫资金投入结构上，以中央投入为主，加大省市投入； 扶贫责任制上，强调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以省为主。当时扶贫工作的目标是解决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实践证明，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是当时最有效的扶贫产业，贷款回收率也相对较高。主要做法是，通过扶贫经济实体组织经济开发，将经济开发和扶持到户结合在一起，把解决温饱的工作指标量化到户，提高资源开发的水平和效益。扶贫信贷资金统一由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来管理，将扶贫资金的分配使用与效益直接挂钩，把到期贷款回收比例作为衡量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让扶贫经济实体承包扶贫项目，统贷统还，而非直接向农户分散贷款。1994—2000年，中央政府每年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10亿元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实际上，中国政府的扶贫投入由1994年的97.85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48.15亿元，累计投入中央扶贫资金1127亿元，相当于1986—1993年扶贫投入总量的3倍。经过数年的扶持，贫困人口的结构和分布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资源较多的重点县脱贫速度明显加快。到2000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200万人，占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3％左右，中央确定的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国务院新闻办，2001）。 减贫成果（1985-2001） 年份 贫困发生率 减贫人口（亿人） 1992 8.8% 0.8 2001 3% 0.32 注：扶贫标准——100元贫困线，每年减少贫困人口624.8万。 到21世纪初，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大面积绝对贫困现象明显缓解，新阶段的扶贫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2001）。 当时面临的情况主要是： 从贫困人口分布状况来看，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相对集中； 从外部环境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开发受到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 从发展的机遇来看，有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一般性的扶持政策难以奏效也是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解决温饱问题阶段性任务完成后，需要确定下一阶段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和范围。 n 巩固温饱成果，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 200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确定的基本目标概括起来是：“巩固温饱成果，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21世纪头十年扶贫开发战略主要是“一体两翼”：“一体”是用整村推进来改善14.8万个贫困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提高贫困村的发展能力；“两翼”是指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龙头企业产业化扶贫，主要目的是促进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政策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并获得稳定的就业，这是一种“非农产业”的脱贫路径。扶持各种类型的龙头企业的目的是带动贫困地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化发展，直接和间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除“一体两翼”外，适当的公共转移政策和众多的惠农政策，加上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和缓解贫困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 2.2013年之后的“滴水细灌式”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中央做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调整了以往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扶贫开发模式，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精准扶贫就是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作为主要扶持对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扶持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层面上。这种策略调整是基于中国现阶段贫困人口小集中、大分散的客观现实以及贫困人口没有从以往的区域扶贫开发中平等受益的实际状况做出的。 （1）政策背景： 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19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上指出“现在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有两年时间，正是最吃劲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懈做好工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坚定信心不动摇。” （2）几个概念： “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 “1236”扶贫攻坚行动：“1”就是紧扣持续增加收入这一核心；“2”就是做到不愁吃、不愁穿；“3”就是落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个保障；“6”就是实现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素质提升六大突破。 精准扶贫考核“一加一减”：即把减少贫困村、贫困人口和贫困面的“减法”及提高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扶贫对象生活水平的“加法”作为衡量各级班干部扶贫攻坚成效的主要考核指标。 二、热点解析 （一）成绩： 2012年到2017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近7000万，相当于每分钟至少有26人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贫困县数量实现了首次减少，减少了153个。创造了中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 （二）问题： 1.脱贫过程中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只“栽盆景，搭风景”，扶贫过程中没有秉持“求真务实、苦干实干，真脱贫、脱真贫”理念。一是包保人员层次多，有市区镇村四级干部，有党政部门工作人员，也有教师、医护人员、行业协会负责人等，人员结构复杂，扶贫政策培训难，更不便于管理，导致扶贫手册填写不规范。有的帮扶干部一人要联系五、六个贫困对象，精力有限，不能达到理想的帮扶效果。二是督查考核不能因地制宜。现在上级督查主要是看档案信息、扶贫手册，走访难免走马观花；一些干部因为表格数字的逻辑错误被严厉追责是不公平的；还有的督查、第三方评估人员只听贫困户意见，不听扶贫干部反映实际问题，导致追责存在片面性。处理了一人，打击了一群帮扶干部的积极性。三是帮扶缺乏激励机制。一些镇、村扶贫专职干部人员调动频繁，不能做到专职专责，只有无限责任，没有奖励晋升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考核激励制度，扶贫干部的后续管理和保障不到位，存在扶贫干部身入而没有心入，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扶贫效果。四是扶贫不扶志、扶智。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帮扶人员忽视思想引导，不愿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愿进行细致的调研帮其梳理发展策略，大都是直接给钱走人。一些贫困户长期企盼工作队送温暖，相互攀比谁的帮扶者官最大、谁送的最多。所送的经费物质不是用于发展生产，而是用于生活开销或打牌赌博。有则一顿充，明日敲米桶。甚至连送去的种羊、种猪、种子等发展用物资也坐吃山空。五是帮扶政策难以落地。一方面是产业扶贫到户实施难度大，帮扶办法不对路无法形成规模效益。几年来扶贫工作重心更多是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很少强调能力培养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存在一定盲目性，要么“一刀切”，要么无所适从，缺乏发挥自身优势的好项目；另一方面是政策之间“相互掐架”，在产业扶贫上大力倡导贫困户发展养殖业，可与当前环境保护大政策有冲突，一些贫困户辛辛苦苦建起养鸡、养猪等养殖产业，在环保督查中被取缔关闭。还有建立生产基地或生态园地、养殖基地等需要流转土地，但很多已被纳入国家农田、林业保护范围，存在政策冲突，手续批不下来。 2.扶贫对象上存在“消极脱贫”现象。有一部分好逸恶劳、赌博酗酒者、因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致生活无着者被纳入扶贫对象，从而带来价值导向错误，一部分勤劳者或尽孝者会降低热情，产生攀比和坐等要的心理。有的老人已经进城跟子女一起居住多年，但听说扶贫可以改造老年人的危房，特意从城里或镇上搬回村里的已经遗弃的危房里居住，要求危房改造或者易地扶贫搬迁。在医疗保障程度高的地方，出现了部分贫困户长期住在医院不愿出院的情况。 （三）原因： 1.地域性导致的贫困——老少边穷地区 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由于先天的资源廪赋、人力资源、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发展动力不足、基础较差，而一些资源占优、地理位置较好的沿海等发达地区则发展良好。长此以往，先天的条件差加上后天的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不同，以及对于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吸引力的不足，传统的“老少边穷”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多。 2.因病因教因灾因故致贫 农村贫困人口，亦或是普通农村人口，长期以来，以农业为生或以务工收入为主要来源，收入较为单一，而且农业收益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再加之，一直以来农村和城市实行的是“二元式”发展模式，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各种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大量的优质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集中分配到了城市地区。在城市能够享受较为完备和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公共服务，而农村地区则长期处于公共服务的“真空地带”，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都处于滞后状态。而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农村贫困人口，甚至是普通农村人口在面临重大疾病、自然灾害、重大变故、教育支出时往往处于劣势状态，往往会因为缺乏必要的保障，加之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所以一旦面临这些问题，即使条件尚好的也容易“返贫”。 3.错误价值观导向，拒绝脱贫 农村当中存在一部分“懒汉”思维的人群，这部分人群，由于好逸恶劳思想的作用，长期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造成长期以来习惯性的等待政府来为他脱贫的消极脱贫行为。除此之外，包括广大农村地区在内的全国一些地区，存在着价值规范“真空”状态，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社会中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价值规范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有还未完全形成，这就导致人们在思想上缺乏规范的指引，才导致了一些道德失范的现象出现，如：为了争得所谓的“贫困户”名额对父母不管不顾、即使已经达到脱贫目标也“拒绝脱贫”等不良现象。 （四）意义 1.精准扶贫集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5年来，我们动员了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使减贫事业取得重大成效，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3.1%。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生动体现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活力。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光荣脱贫。（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通知》） 2.精准扶贫彰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突出。贫困问题严重影响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质量和获得感，也是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绊脚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中各方面资源力量深入贫困地区，深入了解贫困群众，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精准化要求开展扶贫工作。随着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东西部协作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各项措施稳步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如今，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冲刺阶段，剩下的都是一些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党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坚决打赢这场硬仗，兑现我们党“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彰显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3.精准扶贫的巨大成效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扶贫经验。精准扶贫不仅惠及中国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更为世界的减贫扶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获得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牛津大学人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宾娜·阿尔克教授认为，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方面，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奥都索拉十分赞赏中国精准扶贫的方略，将其称为全面而创新的扶贫方法。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秘书长冈萨勒·费尔南德兹·利科纳表示，中国的扶贫成果显著，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摆脱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世界扶贫经验。 精准扶贫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深刻阐释，提升了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重大实践。可以说，精准扶贫既是实践创新，又是理论创新，既是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精准扶贫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形成系统的思想，不仅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五）对策 1.做好“加法”，注重脱贫攻坚实效性，让脱贫攻坚有合力 一是要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下足“绣花”的功夫，锁定脱贫攻坚不“玩花架子”，干部思想认识不“跑音走调”，驻村帮扶人员“演好角色”，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和扶贫智库或专业咨询团队，完善扶贫工作考核、奖励、晋升机制。 二是注重扶贫工作考核的科学性。加大对基层干部的关怀和保障工作，比如建立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加强行业部门数据库的互通互联,让数据多跑路，而不能只当甩手掌柜，把压力和矛盾都留给基层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准扶贫政策不走样、不变形,基层干部才能静下来、沉下去，找准“穷根”，治好“穷病”，带领贫困群众走向康庄大道。 三是要完善对接、帮扶、引导机制、助推机制。充分发挥好扶贫工作队的作用，使扶贫工作队成为“政策漏斗”“精确滴灌”的管道，成为群众欢迎、干部满意的脱贫“催化剂”和致富“助推器”。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参与扶贫，促进社会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聚集；坚持激励导向提高群众参与度，运用市场手段推进扶贫开发，鼓励群众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发展产业，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促进贫困户在产业链上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实现精准脱贫。 四是建立公正的“双考核”机制。既考核官员，又考核贫困户。现在的脱贫的考核机制主要是针对贫困户属地的党委和政府，但对贫困户个人缺乏考核机制。建立“双考核”机制，既明确政府职责和奖惩，又明确贫困户的职责和奖惩，有助于调动双方的积极性、发挥扶贫工作的制度优势。 2.做好“减法”，实施脱贫越线计划，让贫困户出库 一是严格进入、进出机制，加强建卡立档贫困户动态管理。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有的读不起书，有的看不起病，有的住危房，有的没有劳动能力，有的缺乏启动资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积极实施有针对性地扶贫，建卡贫困户之外的贫困人口、边缘贫困人口，发动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帮扶，防止出现贫困线上徘徊的人群体。 二是着力加强对贫困对象正确价值的引导。坚持进村入户宣传扶贫政策，加强贫困户带动示范、先进文化引领，逐步破除部分群众攀比心态和“等靠要”思想，摒弃“争当贫困”、“不愿脱贫”的不良风气，形成共谋脱贫的良好局面；着力加强对贫困户的扶志转化。运用经济学手段，“感恩”引导方式，调动激发农村贫困户脱贫奔康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那些希望靠扶贫资金均沾的富裕家庭剔出来；要把那些因懒致贫的对象剔出来；要把那些因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致生活无着落的对象剔出来。让大家真正明白，扶贫是助推脱贫的助推器，而不是天上掉馅饼。 三是推动参与式扶贫，提升贫困户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发挥贫困农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作用，让他们有机会或责任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与意愿参与扶贫开发的全过程，并借此改造贫困农户的依赖思想和守旧意识，逐步提高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调整扶贫资源分配办法，把扶贫资金更多地投向“发展的穷人”，形成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减少以至停止对农户生产经营项目的无偿资金支持，引导贫困人口树立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参与竞争意识，逐渐培养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使有限的扶贫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投资效益。 3.做好“乘法”，实施立体发力计划，让贫困户收入整体“越线” 一是加强和完善贫困户危房改造。在数据清洗及贫困户入户核查基础上，坚持“应进尽进”的实事求是原则，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上不设指标，不按脱贫年限设限，确保危房户应改尽改。 二是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推动土地流转，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权益保护。支持贫困户将承包林地、土地通过托管、租赁等多种形式投靠大户、规模企业，增加务工收入和现金收入。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到农村兴办农业产业园、农场和各类实体，贫困村可以集体林地、土地入股，贫困户可以扶贫贷款入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贫困户实现收益保底、按股分红。 三是探索产业帮扶新模式。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建设，产业化经营，全产业链开发”的精准产业扶贫思路，推行“1+1+N”脱贫攻坚帮扶模式，即1名包保责任人、1名帮扶结对能人、N项就业解困岗位，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重点打造以苗木花卉、果蔬种植、光伏为主的主打扶贫产业，对因环保问题而关闭的贫困户养殖场，实行生态补偿，支持产业转移。 四是落实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兜底政策，持续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简化健康扶贫兜底政策办理程序，在各医院实行一站式窗口服务，不能让老百姓围着相关部门跑办各项政策落实的繁多手续，而应让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跟着群众需求做服务。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及时有效的助学体系，确保贫困家庭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实现一个不落、一分不少。 五是扶贫首先要“扶志”。对于丧失内生发展动力的贫困人口，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生产、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目前过于强调“物质扶贫”、忽视“精神扶贫”的问题，通过开展文化扶贫，帮助这部分主观原因不愿意脱贫的贫困户树立“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正确观念。对一些生活条件很差的光棍、懒汉主要应该是各种形式的精神帮扶，如从要求他们改变生活习惯开始，把改变习惯和行为作为帮扶的前提条件，通过引导将贫困人口发展愿望转化为提高自身能力的渴望。让他们参与各种扶贫项目边干边学，从了解扶持政策中增强自信心，从学知识、学技能、强素质中增强自信心，从边干边获得收入中增强自信心。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帮扶责任人做更细致耐心工作。如甘肃省榆中县组织贫困村对贫困人口免费发放积分卡，通过参加村里组织的公益活动、义务劳动等获得相应的爱心积分，积攒完成一定的积分后可到帮扶单位、慈善机构、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捐赠的“爱心超市”兑换商品，较好的激活了贫困人口积极向上的愿望、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 4.做好“除法”，实施全方位督导，让干部不出事 一是实施全方位监督计划。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严厉杜绝懒政怠政现象发生，制定完善的扶贫成果验收机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实行定期例行考核，督促提高扶贫干部工作能力。严肃查处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防止干部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优亲厚友、雁过拔毛、强占掠夺等现象发生。 二是坚持把精准有效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突出问题导向，合理确定进度，确保脱贫攻坚实效。要对精准识别对象，全面开展档外对象普查和返贫筛查，切实做到贫困人员一个都不漏掉、非贫困人员一个都不能纳入。要对精准帮扶举措，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对有资源有劳动力但无门路的、因学因病致贫的、无力脱贫无业可扶的、缺基础设施缺技术资金的以及其他原因的要对症施药，措施到户，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和“虚假脱贫”“数字脱贫”。 三是责任要再压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带头安排部署、带头驻点联系、带头调查研究、带头检查督办，切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热点七：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背景链接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使我国社会治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持续增长，我国社会也发生巨变，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复杂化，财富和收入差距较大；职业选择和劳动就业市场化，社会流动加快；处于原有单位体制之外的“社会人”成为就业主体；社区社会化，在原有的熟人街道社区、单位大院社区之外，出现大量商品房陌生人社区，还有城乡接合部的杂居社区；家庭小型化，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等不断增多，家庭的教化功能有所弱化；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重塑道德约束和社会信用；等等。这些深刻的社会变化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随着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更需要多样化、个性化、高性价比的消费产品，不再满足于大批量、排浪式的大众消费；更加重视与健康有关的食品安全和医疗安全，食品安全感和医疗安全感已经成为影响总体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更加渴望看得见蓝天、呼吸清新的空气、饮用清洁的水，生态环境污染和恶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等等。这些社会生活层面的新变化，也对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人们对主观感受和价值追求的重视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随着物质需要逐步得到满足，人们有了更高的社会心理需要。面对快节奏、工作压力大、存在未知风险、由陌生人构成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孤独、抑郁、压力、焦虑需要疏导和释放渠道，也更希望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社会参与意识都在日益增强。这些社会心态层面的变化，也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 网络社会的兴起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造成无限扩展的虚拟社会空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无数方便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和挑战。特别是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步入实时、交互、快捷、高频的“微时代”，自主开放的自媒体话语权，隐蔽性的信息源，交互快速的传播方式，碎片化、泛娱乐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等等，使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互动。这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以新的机制形成，传统的社会管理已难以奏效。尤其是网络犯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暗网”成为毒品、色情、暴力泛滥的黑色空间。网络社会治理成为考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 新型社会风险对社会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推进特别是新科技不断产生，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现代风险不同于传统风险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其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可能造成大范围社会恐慌。比如，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普遍社会紧张和社会不安；未知流行病和生态环境危机引发的社会恐慌；股灾、银行倒闭、债务危机等金融风险可能导致的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等等。新型社会风险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考验着各国的社会治理。 二、综合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重大转型阶段，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多重转型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惑。 这其中首要的便是理论困惑。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现有西方主导的教科书式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与我们的实践脱节，社会治理实践亟须社会治理理论方面的创新与指导，而且建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土壤也被认为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从实务界到学界普遍困惑于建设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来指导实践。以“小政府、大社会”的讨论为例，虽然不少人认为深圳等地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便是“小政府、大社会”，但鉴于这些创新地方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人口结构和公民素质的特殊性，该模式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相对落后地区能否实行尚有疑问。一些学者则直接指出，不同地区、社会结构、历史处境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显得不切实际。 伴随理论困惑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无所适从。不同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有维持社会秩序和活力、再组织社会、凝聚共识、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引导预期的多重目标，这增加了具体工作的难度。比如，地方政府在发展社会组织的态度上时常存在疑虑和摇摆，标准不一，结果是走向功利化，选择性发展在政府看来有用的或者自身力所不及的。再如，执法系统在执法过程中有时对自身缺乏准确定位，社会治理中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并存，损害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表现到结果上，即使是我国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人员，对目前的社会治理状况也不尽满意。仅有40%的受访者对社会治理整体情况明确表示满意，包含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在内的各方面满意度无一超过50%，新时代社会治理有待全面加强。其中，就业、依法治国、政府效率方面表现稍好，满意度分别为46%、37%和37%，集中反映社会秩序及活力的社会道德、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的满意度分别为29%、21%和19%，教育、养老、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等基本民生事项的满意度均低于20%。 三、相关问题 矛盾纠纷不易化解。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断产生，随之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缺乏一些制度规范，也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导致一些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快，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矛盾和纠纷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化解，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也给社会安全稳定埋下了隐患。 安全防控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压力不断增大。尤其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针对目标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一些从事邪教活动等不法分子把农村作为进行违法活动的重点，加之老人和儿童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限，极易产生各种群体性问题。 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当前，虽然通过“大学生村官”等活动，解决了一部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思维理念相对落后。当前，个别地区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对于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足够重视，甚至盲目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同时，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很多地区还存在较强的“官本位”思想，很大程度上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 治理方式创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过多，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做到“疏堵结合”，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倒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上，导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落实。 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阻碍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给新时期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遵循。但是，在个别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域中，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 四、相关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共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并举。 推进多元共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统筹协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能力，必须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通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架构，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和服务群众职责，有效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统筹下，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居民自治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建互融、协同推进。 全面依法治理，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和诉求表达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化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问题。党委、政府带头严格依法办事，对重大公共决策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法院和检察院要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大力发展法律援助工作，引导基层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诉求。 坚持以德化人，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治内涵。大力加强文化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化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神内涵，努力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产生。挖掘区域内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工业文化资源，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完善居民自治，充实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力量。打造群众自治平台，推进社区减负增效，让社区居委会回归居民自治本位，沉下心来抓治理、抓服务。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根据居民需求，组建矛盾调解、设施维护、环境整治、文体活动等专业自治委员会，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强化居民自治主体地位，组织开展邻里守望、邻里关怀，促进邻里相亲、社会和谐。 大力创新“智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能力。坚持点线面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网上网下结合，建成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系统。全面推行城乡网格化管理，配强专职网格管理员队伍，第一时间收集群众诉求，第一时间解决群众问题。加强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整合政法、综治信访维稳、网格员、志愿者等工作力量，整合社会治理信息资源，建立信息汇总分流、矛盾排查分析研判机制，对各渠道各类信息及时进行数据分析、跟进处置、妥善化解，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权威论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人民网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习近平

　 热点八：乡村文化复兴——乡村振兴的“根” 一、背景介绍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明确提出将“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之一。 2018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专篇提到“繁荣发展乡村文化”。 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也提到要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乡村文化将与乡村产业升级、社会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提升等要素互为表里，共同完成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 2018年8月1日，江西省民政厅发出通知，指出殡葬改革既要积极稳步推进，又要坚决防止“一刀切”“运动式”的倾向；各地党员干部要带好头，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提高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对简单过激做法，该制止的要立即制止，该纠偏的要立即纠偏。（不正确对待乡村民俗、文化的负面例子） 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除了传统的强调强农富农兴农之外，还重点提到了“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二、热点分析 （一）何为乡村文化？ 基于乡村地域特性和乡村社会性质，乡村文化是指乡村区域的村民在生产、人际交往过程中，为满足生存、生活需要，共同创造、集体享有的人类创造物的总和。既包括物质产品、符号表征等物化层面创造物，也包括价值体系、语言、行为方式等非物化层面创造物。 乡村文化可分为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乡村整体的文化形态。其中，非物质文化还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都是无形的，他们都需要借助载体进行呈现，在文化传承与更新方面难度较大。 1.物态文化 物态文化是指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如村落形态与风貌、乡村建筑、生产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等。 2.非物态文化，包括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具体而言： （1）制度文化是乡村基于自身稳定和关系协调，由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形成的规范体系。 （2）行为文化是乡村社会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慢慢衍生出的习惯风俗。 （3）精神文化是乡村社会成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包括家族文化、宗教文化、乡村审美、孝道文化等。 乡村文化具有乡土性、共有性、延续性、时代性四大特征。 （1）乡土性：乡村文化是一种“有根”的文化，有着“生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认同感，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 （2）共有性是指乡村文化是乡村成员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形成的，并在非强制状态下共同遵守。 （3）延续性是指乡村文化是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并通过乡村成员的后天习得而不间断地传承着。 （4）时代性是指乡村文化精神内核虽然稳定，但也会随着时代趋势的强大力量而发生巨变。 （二）面临的问题与机遇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畸形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 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质和文化家园，亦步亦趋地跟在城镇化列车后面踉跄前行。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 在这之下，现实农村社会当中，也有许多乡村文化困境的具体体现：为了蝇头小利不赡养父母，兄弟之间相互推脱或者等着村干部和政府给父母养老，霸占父母养老金存折，霸占父母拆迁补偿款；社会风气异化，天价彩礼、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婚礼闹洞房时的一些低俗现象；赌博风气盛行；传统伦理规范缺失；人情冷淡等等。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当中,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差序格局”,文化网络的力量随处可见。邻里、亲缘、老人在联结社会关系纽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村庄舆论对成员的约束力比较强。但是,这种情况在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在市场理性、城市文化和现代性这些宏大历史思潮的冲击下,乡村文化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乡村发展与乡村传统文化、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 在当下人们看来，仿佛“落后”“贫穷”“愚昧”已经就成了农村的代名词了，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根基是在哪？源头是出自哪里？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能用理论说服人们，乡村必须为城市牺牲，传承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必须让位给“现代文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了乡村，更没有那一种理论说得清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从情感上说，拥有6亿多乡村原住人口、绵延5000年的乡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体说来，即如下： （1）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延续危机。乡村文化通过乡村社会成员的后天习得进行延续。而当前乡村面临着产业凋敝、原有成员离开乡村共同体的发展窘境，“空心村”状况日益严重。这就使得乡村的常住居民以老人为主，乡村的传统文化无人继承。 （2）乡村文化创新人才缺乏。一种文化需要汲取新的外部养分，并通过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融合创新，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当下的乡村，乡村文化延续都成问题，更谈不上对外来文化的涵化与创新。而缺少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亡。 （3）乡村文化与外来文化难以融合。在乡村缺少自身造血能力的情况下，产业下乡、企业下乡、创客下乡等新生的乡村发展力量开始承担起乡村发展的重任。从现实状况来看，外来人口进入乡村，带来与乡村文化迥异的外来文化。但乡村原成员与新成员间难以融为新的乡村共同体。这种文化上的隔离严重阻碍了乡村在社会结构、经济产业方面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体系和长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曾用一个很“文艺”的词表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乡愁”。这个“乡愁”所指称的意义就是，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抹杀乡村精神，不能抹杀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既要留住青山绿水，又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就是让“乡愁”切实落地，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复兴，就要是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重建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 （二）乡村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以农耕开国的民族，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除了领先世界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以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脉。 这些乡村文化传统资源，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劳动方式、民族习俗文化、历史发展机缘等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个性化，二是多样化。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使我们民族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那是因为在根本上，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进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奋发图强。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用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底气和元气，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生产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发现了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不是为了消灭乡村，更不是与自然界对立对抗，而是促进城乡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多元共生、全社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这个思想资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我们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达到这个认识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话语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即从近代以来要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到如今建立对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价值必然回归。 （三）如何推动文化复兴？ 1.乡村文化复兴的目标 简单来说，我国乡村文化的复兴目标主要有三个：承继、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承继——再现绅士与农夫同源、知识分子与耕者并处的社区结构，打造传统村庄耕读相济、礼存诸野的生存空间，再造乡土中国培育人才、培育文明的能力。 创新——融入重视个人空间、建设共同平台的现代精神，化解融入市场经济与保持个性品质的两难处境，寻找更自然、更持续、更效率的农耕与社区规范。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发挥文化的创造精神与凝聚能力，修复乡村的社会结构、经济体系、生态环境，形成乡村与城市动态平衡、文化与其他发展要素有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2.具体而言，如下几方面着手 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怎样的关系？建设怎样的乡村文化？这些问题根源于对乡村归属与定位的认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乡村本位，让广大农民受益。只有农民受益，才能继续维系乡村的稳定，使乡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乡村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又是为农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社会、特别是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让每位农民都有足够的获得感，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凝聚起来。只有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文化才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进而滋养全社会。这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1）尊重乡村、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乡村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如果仅仅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可能会得出乡村比城市落后的结论，但以文明观点而论，乡村则有另一套价值。因此，复兴乡村文化，最要紧的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发现、维系和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使之与现代价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长出新的价值。所以，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是发展建设乡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乡村自身、依靠农民自觉行动，才能挽回乡村的衰败，激发农民的自尊和自信，也才能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当然，乡村文化不能为乡村所独有，但是，乡村文化一定要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精神滋养，树立为乡村人所认同、所遵从的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人，应该对乡村怀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乡村与农民的前提下，在理解农民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对于乡村而言，恰恰还要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守住乡村的根基，塑造乡村文化的尊严。 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的同时，利用好基层村集体组织，发挥村集体协调统筹乡村文化复兴的角色。村集体主动做好政府、企业、原住民和外来居民的文化诉求沟通工作；同时平衡各方文化服务资源，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平衡体系。 （2）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治理的设计是三治统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让文化发挥沟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当前基层干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乡村的实际出发，必须找到村民无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和村庄共同体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价值观上进行切实的引导，提出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捍卫和滋养乡村的文化根基。通过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内涵来动员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 我国古代经典《礼记·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这个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轻易改变本地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乡村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其生存规则中，国家法律是基本底线，日常的行为规范又是以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老规矩”或非正式的“村规民约”为基本制约的。乡村的稳定与和谐，要把以这些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把这些普通村民都乐意共享、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出来，形成德治、法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 （3）保护传统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 乡村由独特的自然环境、作物植被、生产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生活样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语言器具等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灿烂的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中国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如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31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名录中，中国有11项，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传承和使用着。自2014年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各地也相应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新贡献。除此之外，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也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屹立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体现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契机。而民族文化的根脉就在广大的乡村。在长远来看，乡村文化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并重获世界尊重认同的必需条件；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保护乡村文化。 （4）从城乡优质元素互动促进文化复兴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自有现代文明的弊病。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经遭遇经济发展的“八次危机”，这些危机都是通过向乡村释放产能、向乡村转移人口、帮助乡村发展来化解的。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乡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输送土地、粮食、人才和劳动力。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在当前社会格局中，向农村投入物力、财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不但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是乡村的多重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然，这个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的，也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乡村文化元素，与城市形成互动。 ①给乡村温度，促进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城乡互动视域下的文化，既区别于城市，也区别于传统乡村。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但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有差别，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乡对立，而是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城乡文化交融，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因此，促进城乡进一步互动，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良性互动、相互融合、共建双赢才是正途。 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情感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这就是“乡愁”和“乡情”。但是，搞建设不是写抒情诗，城市或乡村都不是乌托邦、桃花源，不能过分浪漫化。到今天为止，乡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发活力，需要先进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泼泼的人才。建设乡村新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参与。在顶层设计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让更多农民工、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在“乡愁”、“乡情”的感召下，满怀报效乡梓的志向，携带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返乡、下乡创业发展或下乡居住。他们是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到来，将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通过产业发展展现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村民在收入提高的同时自然会自觉保护、传承其文化形式。 善用民间机构与个人的力量。民间文化组织、乡村发展研究者、返乡田居者等民间力量在文化认识、乡村发展模式等方面有较为深刻的思考与丰富的发展资源，他们参与乡村建设往往是以乡村文化认同为基础，因此，由他们来重新定义乡村文化特质，扭转乡民“城市文化先进，乡村文化落后”的观念将更加有效。 下乡企业积极参与。将企业产品与乡村各地特色文化结合，发掘乡村文化背后的内涵，通过企业产品的传播进一步促进和让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同时可与政府合作，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下乡）提供与产品推广有机结合。 ②保护自然生态，筑牢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方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命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中国的乡村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有许多重要经验和规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现代文明话语中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可惜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现代化技术的盲目崇拜，使这一套传统几乎被丢光。今天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传统，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依靠原有的乡村生态优势，借助生态文明战略的东风，直接将它们带入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优势也被西方学者关注到。如美国生态学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天人合一）这个提醒可谓语重心长。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具体落实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课题。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汲取智慧，也将为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提供良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也是一次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次确认。“生态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自然生态，让乡村所蕴涵的生态文明价值逐步显示出来。不仅是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观光休闲，而且也将吸引城市人群参与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城乡的深度融合。 （5）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构建乡村文化管理保障体系 乡村文化管理保障体系涉及文化制度、产业、资金和人才等多方面因素。 在文化制度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根据实际简政放权，通过宏观政策释放文化建设力量，并根据反馈随时保持政策的弹性机能。 在文化产业方面：政府应对重点扶持的相关企业给予财政、土地、审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并保持可持续性。 在资金保障方面：政府应建立多元化的乡村文化资金渠道，并通过与金融机构、文化基金等的合作，为乡村文化提供建设资金。 在人才管理与保障方面：政府应进行文化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岗位责任制，为各项文化政策的落实提供人力保障。 乡村文化的建设除受制度、文化企业、资金、人才等直接因素影响外，乡村的教育体系、信息化体系、法律保障体系等也影响着文化的建设水平。相关部门应协力合作，保障乡村综合体系的平衡与发展。 总之，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于把农村建设成新型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农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看，乡村不会全部消失，乡村的文化价值也不会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和了解乡村文化之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把我们的根留住，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我们今天怎么做，明天乡村就是什么样。所以，乡村的未来，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热点九：民营经济“不退场” 一、背景导入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谈到“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三个没有变”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019年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2019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2018年以来，常委会聚焦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放宽市场准入、缓解融资难等持续建言，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下大气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 2019年1月8日，江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二、热点分析 （一）问题 近来，在内外多重因素叠加的背景下，民营经济遇到了相当严峻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 1.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分布在产业链的中下游，不仅规模偏小，而且技术落后，创新能力弱，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和国际经济环境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给我国经济和市场预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就前者，即我国经济转型现状而言，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扩张速度已经放缓，但消费结构全面升级，需求结构快速调整，对供给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必然给企业带来转型升级压力。而不少民营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规模小，偏重劳动密集型，抗风险能力弱。在市场有波动、经济有起伏、结构在调整、制度在变革的复杂背景下，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必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当前不少民营企业因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向、付出的巨大转型成本、缺少转型升级的必要支撑条件而焦虑不堪，驻足不前。就国际环境局势而言，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出口市场空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民营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一些民营出口企业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些为出口企业配套或处在产业链上的民营企业也会受到拖累。 2.生产要素成本攀升，广大民营企业的盈利水平普遍下滑，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遭到打击。最为明显的是这几年劳动力成本、土地和房租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较快而且具有一定刚性，那些处于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尤其是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一般比大型企业高30%以上。而且，针对中小企业融资产品较少，多数只能提供一年以下的流动资金贷款，而企业从投资到获益往往需要二至三年时间），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有的民营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只能高价融资，这对那些本来盈利就微薄的中小企业来说是雪上加霜。 3.实际税费负担较重。这几年政府一直在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而努力，但结果并未达到预期，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对于企业而言减税的效果抵不过收益的下降。另外，在“营改增”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规范征管给一些要求抵扣的小微企业带来的税负增加；在完善社保缴费征收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征管机制变化过程中企业的适应程度和带来的预期紧缩效应。还有，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搞“一刀切”，“运动式执法”使得一些民营企业失去了缓冲期。 4.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不健全，企业面临较大的交易成本。这些年，我们强调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行政干预要素分配，以及局部的隐性壁垒等制度性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二）意义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为什么说功不可没？看看这一组数字“56789”：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具体而言： 1.民营经济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能优化产业结构。 （1）就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言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按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

　“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发展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更是兴起了新一轮创业兴业、发展民营经济的热潮，很多知名大型民营企业都是这个时期起步的。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万亿元。从1978年到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平均每8年翻一番，年均增长9.5%。从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可见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 （2）就优化产业结构而言 民营企业市场敏感度高、适应性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鲶鱼效应”，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台竞争、相互促进，调动和激发了全社会的竞争活力，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40年来，民营制造业从零起步，现已占到全国制造业投资的85％以上，助推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2017年，民营工业资产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资产的42％，所有者权益占55％，营业总收入占55％，利润总额占53％。民营企业在轻纺、食品、电子、普通机械等普通制造和出口方面已占绝对优势，在重大装备、高技术等高端制造和出口方面，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是半壁江山。当前，新兴产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主导，电子商务、社交软件、网络支付、共享经济、人工智能等很多产业都原创于民营企业。 2.民营企业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 税收是国家财力的源泉、国力的基础。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伴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壮大，上缴税收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成为我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税收完成15.57万亿元，其中，全部民营经济8.2万亿元，占52.6%；民营经济税收增加额占全国税收增量的67.1%。也就是说，民营经济为国家创造了1/2以上的税收总量和2/3以上的税收增量，已经成为国家财力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3.民营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中小企业贡献了70%以上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在我国，广大民营企业借助自身对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先天的敏感性，抓住发展机遇，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自身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目前，民营企业已经占中国专利申请的80%以上、发明专利的60%以上、新产品提供的70%以上，为科技兴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多年发展，像华为、阿里、吉利等不同领域的、有规模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不断技术创新站到了全球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涌现和培育了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引领产业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民营企业，以及产业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投身于技术创新的大潮中，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用技术创新驱动未来发展，保持竞争优势。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 4.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主体并进一步助推城镇化进程。 充分就业是国家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由于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涉及产业范围广，用工多，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这样就成为了当地和异地各个层次求职者的自然选择。资料显示，1978年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到2017年个体工商户达657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3000多万，民营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存量的80%、增量的95%以上，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城镇化进程与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正相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0.64％增长到17.92％，年均增速稳定且缓慢；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率持续较快提高，到2017年提升到58.52％。让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镇，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就业问题，而民营经济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亿人，绝大部分在制造、建筑、服务业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就业。一些农民工在民营企业稳定就业后，留在城市成为新市民，还有的在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和营销渠道后，开始返乡创业，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推动力量。 5.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深度参与和有效助推脱贫攻坚。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初创期的民营企业普遍规模小、实力不足，许多企业甚至是负债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企业为自身发展，更看重眼前利益，甚至不惜牺牲社会公众利益的现象。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已经从只关注企业自身发展向关注自身与社会发展并重转变，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从光彩事业到希望工程，从扶危济困到抗震救灾，从支持社区建设到投身精准扶贫，许多民营企业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就是其中典范。 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回馈社会、造福人民，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94年4月，为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支持下，10位民营企业家面向全国民营经济人士倡导发起了以共同富裕为宗旨、以扶贫开发为主题的光彩事业。20多年来，光彩事业通过投资开发、创业就业、人才培训、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等形式，创造出互利共赢的开发式、造血式扶贫模式，成为先富帮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光彩事业共组织开展33次“光彩行”活动，签约项目数6千余个，辐射全国16个省（区、市）的贫困地区，公益捐赠20多亿元。2015年以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与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发起“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发扬光大，取得显著成效。到今年6月底，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帮扶755.9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产业投入597亿元，公益投入115亿元，安置就业56万人，技能培训58万人。 6.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加入WTO之后，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2017年，民营企业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进口总额中，民营企业近30%。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国，这其中，民营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对策 1.坚持党的领导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民营经济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40年来，党中央把方向、定政策、促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加强民营企业党的建设，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制度支撑和政治保障，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体人民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起初，很多人认为雇工超过8人就存在剥削，有些地方采取了限制的措施。 1988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 在1989-1991年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姓社姓资”争论加剧，民营经济发展增速出现了回落。这个阶段，民营经济主要构成包括：农民“洗脚上岸”办的企业，返城知青和城市待业青年举办的个体工商户，城市民营科技实体等。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重要论断。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存在和发展，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扭转了民营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此后3年，私营企业户数年均递增超过50％。 党的十五大首次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你到了20多岁，突然你爸妈跟你说，儿子我们一直对你隐瞒了真相，其实我们家有亿万资产，为了怕你从小堕落，所以一直没跟你说）与此同时，以产权改革和“抓大放小”战略重组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拉开帷幕，民营经济迅速填补国有企业退出的市场领域，实现又一轮快速发展。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首次明确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极大激发了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小企业促进法、反垄断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重要法律相继出台，围绕促进个体私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和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先后出台4个综合性文件，使民营经济法律和政策体系日趋完善。 党的十七大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新方向。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民营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党和国家相继出台鼓励民间投资、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等政策文件，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有了更加公平、开放、宽松的环境。 2.企业家精神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大致形成了4代民营企业家群体，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84一代、南方谈话之后的92一代，世纪之交的互联网一代和十八大以来的“双创”一代，他们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为推动我国经济繁荣、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推陈出新、代际接力，他们的成功为改革开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失败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做大了国民经济的蛋糕；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亲身实践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企业家功不可没。面向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让亲商、安商、富商观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安心、专心、放心谋发展，让企业家精神引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要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增强企业获得感。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要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稳定缴费方式，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要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降低企业成本。 4.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高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高山”：一是要采取针对性手段，直击“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充分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二是要充分发挥金融机制的积极性，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同时，要充分考虑行业差异问题，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向农业、农村领域民营企业贷款。三是要建立多元化融资手段。要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发挥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投资、股权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作用。要充分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四是建立民营企业救助机制。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要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业进行必要财务救助。地方政府可以组建政策性救助基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在严格防止违规举债、严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前提下，帮助区域内产业龙头、就业大户、战略新兴行业等关键重点民营企业纾困。 5.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要切实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纠正政策偏差，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方面积极落实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当前各级政府要借助“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服务为导向，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家对政策的稳定预期 6.完善政策执行方式。 继续深化改革，形成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一要建立完善各级民营经济组织协调机构。建立和完善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牵头协调机构及职能，协调推进有关部门及行业组织的职能优化调整，提升管理服务效率。二要科学构建民营经济运行监测体系。科学构建针对我省民营经济特点和短板的指标体系，及时跟踪民营经济运行动态，增强政策调控的科学化水平。三要打通服务民营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加快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综合服务体系，整合政务资源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统筹政策、服务、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工作，特别是要以基层政府为依托，实现服务平台直接对接民营经济。四要继续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提高政务服务工作信息化水平，加速实现“政务服务+互联网”，以政府自身改革为民营经济降成本提效率。 7.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习近平在2016年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首次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一要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商环境。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文化的影响，“官本位”、“重人情”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要加快转变思想观念，健全各类监督制度，以我省优秀深厚的红色文化基因确保政商关系的“亲”与“清”。二要切实增强与民营经济的紧密联系。推广建立各级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联系制度，健全对各类民营经济主体的定期走访制度，充分了解民营经济真实诉求。引导民营企业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三要健全相关奖惩机制。真正以群众满意为首要目标，将民营经济主体满意度列入政府考核指标，建立完善奖勤罚懒的具体制度。

　热点十：发展职业教育乃是当务之急

　响应中国制造2025的需要，培养大国工匠的需要 应对国际竞争和挑战的需要 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 满足民众多层次教育需求的需要 一、背景导入 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继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之后的又一次中央层面出台的关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无疑再一次凸显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15年7月27日，教育部以教职成〔2015〕6号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而且在这份被看做“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的方案，第一句话就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不仅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国职业教育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加快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中央政府在多个场合提到职业教育无一不体现其重要性。 二、热点透析 （一）意义分析 1.职业教育更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职业教育发展得好，能提供更多样化的成长成才路径，有效分流高考升学的压力，从而缓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为深化教育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还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 2.从就业创业的维度讲，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壮大需要数量充足的技术技能人才作为支撑，职业教育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的职能，对接市场需求、更大规模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创业。 3.职业教育对于国家发展极为重要。世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需要一流的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也需要一流的能工巧匠。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中国制造2025，美国打击中兴，在全世界范围内“围堵”华为，中美贸易战等等，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提质增效的阶段《为什么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原因：1.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经济外部需求萎缩，2008年至2016年底，全球经济增长由前10年的年均4.13%下降为2.85%，全球贸易增速由年均11%大幅下降为0.21%》；2.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更加明显，带动外向型经济的传统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3.国际创新驱动竞争更为激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当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迎面走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图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些新挑战倒逼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创新驱动型转换。但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够，使得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状况，我们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需要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发展高质量型的经济腾出空间、留出时间。4.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加快，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高端制造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更加突出，但国内企业的现有产品供给还不能很好满足需求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需求（乡村振兴）、高端制造品需求、高品质服务需求等高端需求转向海外市场。近年来，我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国外采购消费品，到海外留学、旅游、就医，就是国内供给质量不能很好满足国内需求的真实反映。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4.强化职业教育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兴村先兴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教育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如何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加强农民职业教育，补齐农村人才供给短板，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大课题。 5.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方式的影响，一直重视学术性、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不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劳动力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问题，即求职者找不到合适自己专业的岗位，公司招不到符合自己岗位要求的员工，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不对称的状态，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改革，大力培育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技术型人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有效地缓解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压力。 （二）存在问题 1.体系建设不完善：职业教育长期孤立冷落。 2.制度标准不健全：职教理念、办学模式创新不足，各层次职业教育之间、教育与产业之间脱节，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 3.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职业教育资源的低效利用与空耗。 4.社会认识存在偏差：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传统认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社会上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只有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才会就读，对于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不认可。 5.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的渠道窄。按照现行国家教育体系布局，职业教育仅有中职和高职，职业型人才的上升瓶颈很明显，渠道狭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 （三）如何化解 1.总原则：与社会发展、市场需求相对接，努力提升质量；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理顺政府、学习、企业及社会机构的关系，形成合力。 2.具体对策： 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推动职业院校教学改革，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 高质量职业教育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有其特定的规律，只有牢牢把握教育规律、按照规律培养，才能使人才辈出、活力涌现。培育人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全链条上精心浇灌。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都需要持之以恒地投入保障，在每个环节贯穿“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我们要有直面问题和挑战的勇气和决心，激发各类教育的深层潜力和“新动能”，特别是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这个迎来丰收的阶段，把育人的目光放在社会发展的维度来考量，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培养出从各个方面推动国家进步的高质量人才。 政府：把握好正确的改革方向，按照“管好两端、规范中间、书证融通、办学多元”的原则，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学生质量标准两个关口。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为服务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和职业教育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与人才支持。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完善评价机制，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健全多元化办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扶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育。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 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搭建法律框架、制定课表等等，政府的角色由当前的主办职业教育转向管理职业教育，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办学。（放管服改革——引导、规范和督导） 企业：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办学，提供岗位实践、资金等等，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主动与学校合作，开展实施订单式培养、创新定向培养等模式，通过与职校合作，实行以“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和“招生即招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学徒制，提前储备与企业发展所匹配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提高人才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度。例如：少数由大企业举办的学校也在此列（如由中国一汽集团举办的长春汽车高等专科学校、由南京机电集团举办的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职校：（1）适应现阶段国情要求，促进骨干职教集团完善本行业职业标准。职业标准是建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的前提和基础。在德国，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牵头，工商行会等六大行业协会会同雇主协会、政府机构及各类职业教育专家，根据企业需求原则、相对稳定原则、广泛适用原则将职业划分为365种，并用4年左右时间制定每种职业的具体标准。其特点呈现出“多方合作、组织保障”的职业标准制定流程，“上下贯通、左右融通”的职业标准体系，“能力本位、追求实用”的职业标准内容框架，“功能多元、面向未来”的职业标准发展定位。全德统一双元制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考核要求。中国现行的职业标准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国家职业标准由政府劳动与人事部门掌控，企业用人标准由各层各类企业制定，学校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企业用人标准（岗位标准）所制定的人才培养标准则由教育部门掌控，导致“职业标准在相当严重的程度上脱离了经济、生产和生产者的要求，无法适应产业、行业、职业和实际生产技术技能飞速发展变化的形势，难以满足企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需要”。相同专业在不同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考核标准完全不同。（2）围绕岗位胜任和岗位迁移能力提升，突出通用技能培养。一是要重视学生通用技能培养。二是要重视学生科学价值工程观培养（即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熏陶）。（3）定位应用性人才培养，提高学生的自学习能力。现代工业时代，知识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课堂教学，教育学生学会自学乃是教育之本。德国“双元制”有一种培训应用工程师的理念。教师在讲解相关知识、分析项目和具体任务后，学生要进行信息资料收集并进行技术认证、决策、执行和评估。在此过程中，教师只起质疑、监督、技术指导作用。从中国情况看，尤其要重视提升职教学生的自学与询问能力、手册应用能力、产品或知识推广与介绍能力。 社会：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教育观（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传统认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也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从理想到现实长路漫漫。）。 （四）德国与日本的职业教育 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企业制，指企业直接负责学生的职业专业理论、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的教育。二是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多国实施的“双元制”，指将在有相关资质的企业（教育企业）里进行的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的教育与在职业学校里进行的职业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相结合培养职业人才的教育制度。企业为“一元”，职业学校为另“一元”。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职校制，指职业院校负责职业教育学生全部的职业专业理论、职业技能和工艺知识的教育。 在德国高中阶段的毕业生约65%的年轻人选择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双元制”的优点主要表现为：学生分别在职校和企业学习并通过实践可以极大地扩展能力，企业实训教师依托企业最新技术发展可以及时更新知识，职业教育的举办者和客户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很大的参与机会，生产性劳动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具有积极作用，行会举办的跨企业培训中心作为学习场所补充有利于弥补（单一或较小规模）企业生产实践学习的不足。 职校制的优点是学生的知识体系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的是往往脱离企业需要，使得职业教育资源无法获得合理配置。 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制度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原因主要如下： 1.文化传统不同。“教育有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德国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有三：一是人生无贵贱、职业无高低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动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和他创立的新教路德宗。路德提出“惟独圣经”（sola scriptura）和“惟独信心”（sola fide）的宗教改革主要观点，他关于“因信称义”和“人人皆僧侣”的主张及其一系列教育思想，对近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美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德国，“蓝领”和“白领”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等没有明显差距，同时立交桥式的教育体系畅通了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渠道。因此，传统上德国80%的年轻人选择完成职业教育成为技术工人而不是去大学学习。二是崇尚技能的传统。德国对职业技能的体验从小学开始，在中学进一步过渡到对职业技能的崇尚和认可。18世纪，受欧洲杰出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影响，德国的小学就设有手工课，女孩以缝纫针织为主，男孩以锤子等工具的使用为活动主体。1968年受世界性左派思潮的影响，德国公众认为男女有别的手工课是对妇女的歧视，于是取消了手工课，但重视技艺的传统以艺术课、绘画课和课外活动的形式保存下来。笔者在莱比锡手工业行会教育与技术中心亲眼看见幼儿园组织孩子在那儿参观和体验。三是社会各界与私人资助职业教育发展的传统。德国企业多以能够成为参与双元制办学的教育企业自豪。在德国，所有企业都可以搞培训，但只有大约1/4的企业有资格办教育，这些教育企业以承担教育为责任和荣誉而不以教育为赢利。黑格尔·福斯特（Helga Foster）博士和汉斯－彼得·施密特（Hans-Peter Schmidt）博士都反复强调：“德国是一个原材料匮乏的工业国家，它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中国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传统认识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也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从理想到现实长路漫漫。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标志着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认识在不断增长。 2.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德国是世界级工业国，它是制造技术、工业软件、工业电子技术的主宰和全球制造产业领先的供应商。中国是刚从农业国转型的新兴国家，是全球新技术的机械应用者和新产品的市场，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创造的附加值低。历史上，德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19世纪中期，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已经高度发展，而德国还是落后的农业国。不少德国人模仿复制英国产品，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工作时间又被资本家无限延长，这使得德国商品成本非常低廉，挤占了英国的商品市场。为此，英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法》，强制所有德国产品要进入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市场，都必须打上“德国制造”的印章。但正是这些反制措施刺激德意志民族卧薪尝胆、精工制造，成就了“德国制造”近130年的成长神话。 3.劳动力市场不同。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德国处于产业链的上游，企业为了获得高技术技能的劳动力，不得不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这是德国“双元制”建立的企业经济驱动力。二战后德国经济复兴，人力资源匮乏，西德和东德分别从土耳其和越南大量吸纳急需技能培训的劳动力，这也凸显了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的经济社会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下游，大量低端的低技术技能的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涌进城市和工业，劳动力市场需求具有劳动密集型和新技术的机械性应用者的特征。在这两种状况下，企业都不容易直接感受到职业教育对其生产价值附加值的意义。 4.产教融合模式不同。企业制职业教育模式的优点在于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技能性，不足之处是由于过于强调实用性和针对性，学生的技术和岗位迁移能力弱。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优点也是最大特点是产教深度融合。职校制职业教育模式的优点在于教育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之处是教学内容往往脱离企业需要和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