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班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

　史专题学习研讨发言范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学习研讨发言

　本次集中学习研讨的专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要求，深刻领会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会前，各位校领导做了认真的准备，自学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五章和第六章，并撰写了发言提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他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打破美西方封锁的历程，指出能够打破封锁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现在面对美国故技重施，从技术上彻底封锁拦截我们，作为高校，我们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为攻克“卡脖子”技术贡献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过时。我们要有战略的冲劲，也要有战略的定力，要静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加强自主创新，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上孜孜不倦耕耘，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同济人的贡献。下面谈几点意见。

　一、

　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10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

　二、

　党的成立到新中国的诞生，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三、党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曲折。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29年，经历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29年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同时，这是党的历史既波澜壮阔又最为复杂曲折的时期，是共和国的起步和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是深刻影响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时期。

　这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东北鏖战，威震敌胆

　东北鏖战，威震敌胆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都把夺取东北地区作为己方优先战略目标。对我方来说，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工业基础好，先敌占领东北，可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重要物质基础和提供战略支撑;对敌方而言，倚仗兵力优势和精良装备，妄图将东北据为己有，抢占胜利果实，为继续推行反动统治“输血供养”。按照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东北局针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态势，先后在北满、南满等地发起一系列战役，稳定东北局势，扩大革命力量。

　　1946年5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先后参与指挥了鞍(山)海(城)战役，接连夺取鞍山、海城、大石桥等重要城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在随后的新开岭战役中，韩先楚更是率领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旋风般围住进攻敌军，全歼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一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表彰嘉奖。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韩先楚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在歼灭国民党第53军116师的战斗中，韩先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长途奔袭直取虎穴的战斗精神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作风，端掉了敌116师师部，成功伏击消灭了该师其他增援部队，俘虏师长刘润川，再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使得“旋风司令”之名广为人知、威震敌胆，以至于国民党将领也认为在东北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海峡飞渡，霹雳海疆

　　1949年底，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早日解放海南岛的战略指示，时任第四野战军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作战意图，亲自走访船工渔民，多方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掌握地形水文、海情敌情、渡海作战规律，带领部队苦练渡海作战本领，主动做好战役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出现战机即可向琼州海峡挥师南进，将胜利旗帜插上海南岛。然而，由于受金门渡海作战失利的影响，对于能否如期解放海南岛，上上下下都提出不少疑虑和担心。特别是，防守海南岛的国民党防卫总司令薛岳收容整编了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及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配备50艘军舰和30多架飞机，将由国民党海军、空军和陆军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称为“伯陵防线”，着实给只有木帆船的我军跨海作战行动带来很大考验和挑战。同时，根据当地水文气象来看，每年只有正月到清明期间琼州海峡是北风或东北风，渡海最为有利，一旦过了谷雨(4月20日)就是南风，南渡就是逆风，跨海作战难度就会更大，拖延下去不仅贻误战机甚至可能造成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解放海南岛的战略目标。

　小邦周战胜大邑商后，周人要维持统治，就必须笼络商人的宗族长。于是，作为祖先崇拜的基石，不仅周人的宗族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展起来，而且商人的宗族也被成建制地保存下来。而作为周天子，就不仅是各个诸侯国的领袖，同时也是地位最高和最大的宗族长，于是就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统治格局，也逐渐形成了忠孝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社会，忠孝核心价值观对于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推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融合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享孝、追孝和养孝

　　与殷商相比，在西周铭文和《诗经》《尚书》等典籍中，孝字不仅在数量上大量增加，而且其内容和含义都丰富了许多。

　　享孝。在西周铭文中，孝之所指，基本都是逝去的祖先和父母。享孝的基本逻辑来自于“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古人认为，人莫不饮食，而死后成为鬼神也依然如此。因此，对祖先和父母的享孝，是对其生前所享的奉养之孝的继续，是子孙继续尽孝的具体表现。

　　追孝。与享孝相同，追孝的对象也是逝去的祖先和父母，追孝是享孝的继续。周人之孝，主要出于敬仰。敬仰来自于对祖先和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和美德的崇敬。因此，在享孝的同时，对祖先和父母就既要追养，又要弘扬祖先和父母的美德。《礼记·坊记》中的“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其追孝的意思也自然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养孝。养孝即是生养，即是在家族长者和父母活着的时候予以奉养。在西周的贵族和庶民中，养孝的含义有所不同。由于贵族的衣食等生活所需可由各自的家臣负责，并无物质上的必然奉养需要，所以，其养孝主要是据以表达敬老尊长之意，所以侧重于养孝之礼而非衣食奉养。而对庶民来说，养孝则无一不指衣食奉养之义，奉养对象也主要为父母。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子辈与父母以血缘相联系，赡养父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衣食养孝观念的形成，却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周人的宗法制所确定的“亲亲”原则，二是个体家庭经济形式的出现。“亲亲”原则的确定，厘定了血缘亲族内部的亲疏关系，也明确了子辈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而个体家庭成为经济单位特别是成为消费单位时，父对子形成抚养关系，子对父形成养孝关系，从而形成以孝为纽带的紧密父(母)子关系。

　　总的看来，西周之孝有以下特点。一是孝的各种含义是按照事死如事生、而非事生如事死的逻辑展开的。这个逻辑关系在后来的《礼记·祭统》中就表达得很清楚了：“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二是西周孝义中的享孝、追孝、养孝，以及所内含的“亲亲”原则，确立了以后孝道发展的基本方向，并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和大力弘扬，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它的印迹。比如，笔者于2018年秋赴福建古田学习时，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写作地，突然看到一处民居的大门上落着白色的横联：“呼天何恃”。一见及此，我马上想到《诗经》中的“无母何恃”，知是此家主人的老母亲过世了。在此交通不便的闭塞深山之中，竟能看到如此，我不禁感慨儒家孝道文化的流风所及和深刻影响。

　忠观念的萌芽

　　忠这个字，均不见于现存的甲骨文和铭文，也不见于《尚书》(今文《尚书》)《诗经》《春秋》《仪礼》诸书，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作为观念的‘忠’，在春秋以前尚不曾产生”。那么，在西周，忠的观念是否真的就没有一点消息?

　　作为观念的忠，我们研究它的起源，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人类的活动总是先有实践，后有对实践的思考和认识，并由此产生相应的观念和理论。二是，春秋时期已出现了忠的观念，它可以证明春秋时期的“有”，不能证明之前的“无”。三是，在春秋时忠的观念已普遍流行，这应是公认的事实，在之前，忠的观念必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如果对此再作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左传·僖公九年》中，也就是公元前651年，荀息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文中的“知无不为”，就是尽心尽职的意思。而此事又见于《国语·晋语二》，因而十分可信。《国语·晋语二》中的“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的表述，与知无不为完全是一个意思。

　　从思想观念的发展规律来看，作为一种观念，其发展必然是先具体后抽象，先单独成立后与其他观念相联系，然后就是含义日趋丰富和多样，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从忠来看，忠最早出现的时间为隐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20年，这时去西周只有51年，而且忠字一出现即是“忠信”并举。如果再从与忠并举的情况来看，在《左传》中并举次数最多的就是“忠信”一词，共出现了12次之多，另外还有不少文中并举的情况，即文中虽然没有忠信连用，但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叙述。

　　按照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忠在《左传》中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尽心尽职的意思就如同一条暗流，一脉相承而下而未曾间断。忠一出现即与信对举，而且这一对举成为之后的主流。这两条能够说明，在忠字第一次出现时，即是一个比较成熟和含义清晰、稳定的观念，在此之前

　 ?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是1952年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的要求，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外出考察发出的伟大号召。从此，揭开了新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序幕。

　 ?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是1952年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的要求，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外出考察发出的伟大号召。从此，揭开了新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序幕。

　毛泽东情系母亲河

　? ? ? 黄河是我国的母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是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1936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诗词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大河”指的就是黄河。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专门去看过黄河，说道：“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1948年3月，毛泽东到达吴堡县川口，准备东渡黄河，他面对黄河，伫立良久，自言自语道：“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

　? ? ?之所以不能藐视黄河，是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母亲河。但由于发生过无数次水患，黄河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治理黄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6年3月，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机构，负责黄河全流域的治理和开发工作。

　? ? ?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黄河未发生水患，但毛泽东对黄河的关注并没有放松。1950年夏天，安徽、河南交界地区突降暴雨，引发的洪水迅速顺着淮河下流，导致淮北地区大量房屋被冲毁，大片土地被淹，许多民众来不及逃避而被淹死。

　? ? ? 淮河水灾使毛泽东自然地联想到黄河。他深知如果黄河水泛滥，其水灾就远非淮河可比，人民将遭受更大的苦难。所以，他要求中央水利部门和黄河沿岸各省一定要密切监视黄河水情，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到他那里。毛泽东每天休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黄河情况的报告。

　连续三次强调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 ? ? 1952年10月，鉴于毛泽东日夜操劳，中央政治局建议他休假以调养身体。不料，毛泽东决定利用休假时间考察黄河。这样，他的休假时间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离京考察。他亲自确定了溯黄河而上、历史上有过黄河水灾流域的路线。

　? ? ? 10月2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一周的考察黄河之旅。他在视察济南时，当山东省领导说到这里的黄河底要比济南城地面高出6至7米时，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这很危险，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的大坝修好、修牢固，千万不能出事，雨季发大水时，你们要发动群众到堤坝上防守，密切观察水位情况，如果有险情，就要把军队调上去，坚决守住大坝，决不能让黄河水漫出来淹了济南城，不能出事。同时又说：黄河发洪水，危害十分严重；即使黄河水测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也要防止测渗。毛泽东告诫不仅要关注洪水，还要关注测渗，考虑问题十分细致。

　? ? ? 10月30日上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察看黄河大堤。当天晚上，他在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就河南工作和治理黄河问题交换意见时，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关于治理黄河的伟大号召。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要找当地的方志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这一次，也不例外。午夜，他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专门了解黄河泛滥史。

　? ? ? 10月3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前往郑州，行前，他对河南省委、河南省军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 ? ? 31日上午，毛泽东来到黄河岸边的邙山山顶，他对陪同的河南省委、郑州市委负责人说，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危害人民的害河。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治服它，决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

　广邀外国记者来访

　中共高度重视外国记者来访，并将其视为与外界交流的难得机会。斯诺之所以能到陕北访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提议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根据地。正是在中共的邀请和推动下，斯诺成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来调查了解”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的外国记者”。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是在正式接到中共的邀请后，到延安访问的。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一次人数多、规模大的集体性访问。虽然此次访问历经曲折，但中共的热情邀请是其最终能够成行的重要原因。1944年2月中旬，董必武同各国记者谈话，邀请他们前往边区考察。2月26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做准备工作。周恩来于28日即回电，安排专人护送记者团赴延。3月9日，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对记者团访延表示热烈欢迎。4月30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11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即可动身”。屡次盛情相邀，充分展现了中共诚恳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国记者们的顾虑和担忧，最终促成了他们的西北之行。

　中共对来访的外国记者，都以礼相待，高度重视接待和服务工作。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接洽访问之英美人员，不仅不应该采取不合理或冷淡的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之前，周恩来专门召集边区党、政、军、民、学各部门负责人开了动员会，介绍记者团具体情况及其来访目的，传达中共中央接待方针政策，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来帮助做好接待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对此也甚为关注，强调要妥善安排各项接待工作。据胡乔木回忆，“事实上，凡涉及外交，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有时甚至连一些细小的事务也由他亲自布置安排”。中共对外国记者来访的重视还表现在，几乎每一位来访记者，都能得到中共领导人的亲自接见，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斯诺曾回忆，他与毛泽东会“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英国记者贝特兰回忆，某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把他和翻译送到院子里，还盛情邀请说：“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一起再多谈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介绍中共的有关政策。其中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从14日下午3时持续到15日凌晨3时，长达12个小时。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地访谈交流，是对外国记者来访的积极配合与协助，收到了“宾主尽欢”的良好效果。“毛主席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

　开放记者自由采访

　在接待外国记者来访的过程中，中共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而是采取用事实说话的宣传策略。因此，“开放”和“真实”成为外国记者在延安的最大感受。1937年5月，海伦·斯诺抵达延安。在历时4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中，她访问了斯诺1936年已结识和未结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广泛接触了苏区的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儿童。她所采访的人，不少于65位。她所提出的数以千计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圆满的答案。从中可见外国记者的走访时间之久、接触人员之多。对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中共制定的接待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考察。周恩来强调，要争取他们来看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其他单位，争取他们看后把边区的实际情况宣传出去。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进入边区后，在为期3个多月的实地走访中，记者们可以自由考察参观，不受任何约束。王震就曾在接待参观团时明确表示：“我现在重新向你们保证，你们有权自由考察我们的任何工作，我们最欢迎你们这样做。”其间，参观团成员既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自由参观了学校、医院、报社、工厂、边区保育院等机构，与作家、学生、工人、农民进行了广泛交流，围绕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以及边区各项政策进行深入走访、座谈。8月下旬，5位外国记者还前往晋西北根据地，实地观察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同，中共可以说是向记者们进行了全景式开放，并为他们的自由采访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条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比任何的隆重款待都更为重要。美国记者斯坦因曾说：“看来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而且愿意协助我们工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

　在此基础上，外国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照片、电影、讲演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这些正面宣传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秉持真实、客观的新闻原则，对自身“眼见为实”的情况所进行的如实报道，没有任何的生编乱造或夸大其词。这与国民党政府人为制造的宣传有着根本的差别，也充分体现了中共的政策精神，即“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导我区的真实情况”。

　积极提供新闻素材

　事实上，外国记者在赴陕北访问之前，大都有备而来，即他们心里都有一些疑惑和问题想要弄清楚。斯诺在访问延安前心中积攒了众多的疑惑，如“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等。为了协助外国记者探明真相，中共除鼓励他们实地考察、自由参观外，还积极主动地提供他们所关心的新闻素材和资料，以利于他们更加深入地把握实际情况。在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周恩来明确提出，“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在外国记者访问期间，边区政府负责人还给每位记者分发了李维汉起草的有关边区建设简述的书面材料，内容涉及边区的发展历史、政治纲领、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使之对边区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此外，中共提供的各种档案、文件、公开报道等资料，与记者们的亲见亲闻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极大增强了他们新闻报道的说服力，也形成了反驳各种不实之词的“证据链”。在安排记者团实地参观的同时，边区政府各部门还穿插安排了一系列的座谈会、招待会、领导人访谈等活动，向中外记者介绍宣传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如安排朱德、贺龙、叶剑英等军方代表接待，介绍中共的军事和抗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