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组织形态》读书报告

　一、图书基本信息

　作者：王奇生

　书名：《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二、内容简介

　该书着力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探索国民党败退的“失败的种子”。

　作者王奇生在广搜博采、坚实考订史料的基础上，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做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方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

　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之后，王奇生先生提出：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即：“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治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

　三、三点读书体会

　 （一）研究党史应当兼顾“党治史”和“治党史”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中，王朝政治体制对社会运行发挥主导性作用，皇帝、官僚阶层和平民之间，实现有限的相互制约。经历剧变的近代中国，其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

　要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把握20世纪的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大趋势（即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重要切入点，研究政党史是一个重要方向，而研究国民党党史更是重中之重。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以往研究国民党党史，学界多从国民党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角度入手，而对国民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关注不多，这不利于全面地了解国民党党史。王奇生在吸取国民党党治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更多地关注国民党治党史，为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开辟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实，政党政治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通过政党政治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我们在研究国民党党史时，既要研究“党治史”，又要研究“治党史”，在研究其他政党的历史时，也要兼顾“党治”和“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关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可借鉴国民党经验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两者的组织机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区别在于国民党只学了表面功夫，只学苏俄政党的组织形态，却不学苏俄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共产党是在全面学习，当然也适当地做了些修正。今天，我们研究国民党党史，对于大陆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十分涣散，严重制约了训政的力度。就像王奇生所说的一样，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张“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政治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对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中共应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巩固群众基础。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制度，不断吸收能够在群众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民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对欧美国家和苏联的做法兼收并蓄——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成立了五院，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中的中执会、中政会。但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集权的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构。这种混合的制度使得国民党陷入尴尬的境地：它追求集权使得民主宪政的蓝图成为泡影，他宣扬民主使得国民党党外势力攻击其集权的做法。难怪陈果夫抱怨说“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

　当下，中国共产党坚决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国外的政党经验和民主政治建设经验。中共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建设民主政治时，沉着应对国外宣扬的民主舆论，不盲从国外所认为的民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框架下，逐步地完善民主政治。

　 （三）重视史料的“信道”作用

　台湾读者认为王奇生的这本书“尽收学术与政治的分野”，“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这些评价是中肯的，王奇生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好评，是因为他较好地继承了中国秉笔直书的传统，十分谨慎地进行史料的鉴别和取舍。王奇生先生曾在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对近代史料十分了解。该书中所用的史料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考察当时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在写作过程中，王奇生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均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王奇生先生深厚的史料功夫，为他的著作添加了许多分量，启发我们在史料运用上要多花功夫，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构建让人们满意的信史。

　查尔斯?比尔德曾提出“历史三形态”说：第一种是“作为过去实况的历史”，即自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以来“所做过、说过、感觉过和想过的一切”；二是“作为记录的历史”，即“能提供我们已经或能够找到的保存过去实况的知识”的“纪念物、文献和象征”；三是“作为思想的历史”，即当代人对过去的认识，只有这种历史才是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的“真正含义”。关于“历史三形态”说，李剑鸣先生认为，第一种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一切，是“原生态”的历史，是“历史本体”，它是不以人们是否知晓它而发生转移的。第二种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一切留下的痕迹，如文字记载、实物遗存、口头传说等，属于史料的范畴，是“历史认识客体”，其中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需要进行考辨，实物遗存需要运用专门的知识和技巧进行解读。第三种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通常以史学论著的形式出现，它的价值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吸收来体现；而且，随着观念的更新、认识能力的增强和史料的发现，这种历史会不断发生变化。李剑鸣先生指出，对于一般人来说，前两种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接触的历史，不过是史家提供的关于过去的知识。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前两种历史则是至关重要的：他以第二种历史为中介来构建第三种历史，并以尽可能接近第一种历史为目标。虽然他可能难以绝对清晰地看到第一种历史的完整面貌，但第一种历史的存在，不仅是他探索的指路星辰，而且也对他的研究方式构成根本的制约。历史学家只有了解三种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工作方向。

　如果说，作为“历史本体”的第一种历史是“信源”，那么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第二种历史就是“信道”。作为“信众”的历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主要是通过“信道”来感知“信源”。所以，追求历史真相的我们，要重视“信道”的铺设，要重视史料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