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废科举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其后果既可惊又可骇，既可喜又可忧。在科举制度止百年的今天，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说，还是从为现实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说，总结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反思废科举的利弊得失，都有必要且有意义。

关键词：科举制；考试

在不停奔逝的历史长河中，影响其流向的往往只是为数下多的关键时段，某些日子发生的事件可能成为历史进程的转折点。100年前废止科举制，便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至深且巨的重大历史事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布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纸诏书，宣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今年是废科举100周年，又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此于载一时和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很容易产生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对科举制这一重要的历史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

一、“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烯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4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赞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倦倦若此。”晚唐八十年间，只有四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而这四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蔼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五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就是在这样动乱的年代，除了后粱有三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二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即使是在国运日危之时，南唐后主李煜犹留意于科第。据《十国春秋》卷17《南唐·后主纪》载：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宋兵已将南唐首都金陵城团团围住，南唐政权危在旦夕，却还照样举行科举考试。当时，“举国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张洎犹谓北师已老，将自循去，后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员外郎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往往是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惟一没有被动播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惟一避难所。”1866年，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五百余年一贯制。这是极为独特的。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历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农民起义军如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古代朝鲜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要请示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的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科举考试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粱章距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急剧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中国人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走到了尽头。

二、“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

从1898年戊戌变法改革科举，到1905年9月科举制的废止，科举制的革废方案屡经反复，往往是改革或渐废的方案刚公布不久，便被后一道诏令所取代和否定，以至原计划在1911年废科举的规划提前到1905年实施。这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与科举时代几次废科举的尝试皆以失败而告终有所不同，科举制在20世纪初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是前所来有的。将进化论译介进中国的严复洞悉世事变迁之理，他曾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盏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严…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科举制遭遇到亘古未有的严重挑战。

一贯运行有序的科举制，在20世纪最初几年却乱了套。虽然统治者极力维持科举制的正常运转，但其周期却被打乱。本来1901年应该举行的乡试和1902年应该举行的会试，都推迟一年举行，而且都改成恩正并科。1903年刚举行过会试殿试，1904年又举行了一科会试和殿试。而且，因顺天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最后两科会试都不在京城举行，这是明清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从考试内容来看，1901年的诏令规定，以后的科场不再考八股文，代之以近代时务，考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等，科举制几乎脱胎换骨了。另外，会试在点名入场等方面都不按常规，有的地方科试还出现闹场的现象。这一切都显露出科举制衰废的征兆。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1903年以后，张之洞等大臣不断在酝酿废科举的办法，报刊也经常在谈论废科举之事，欲废科举的传闻在社会上此起彼伏。而科举妨得学堂的现象是导致提前废止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在1903年的时候，尽管京师大学堂已开办有年，且已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更大。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均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人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中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据1903年底王仪通为《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所作序文中说，该年大学堂学生醉心于举业科名，“至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者盏十之八九焉。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迨九月中，各省次第放榜，获隽者利速化，视讲舍如遭庐，其失意者则气甚馁，多无志于学，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阅月而一旦终矣。竭管学大臣、中外教习、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焉？”

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兴办学堂，清廷选择了立废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靖方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生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材始盛。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材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立停科举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奏请很快得到谕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