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丽云 王安轶

摘 要 20世纪初，伴随着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和迅速医用化，镭被广泛应用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受到公众的追捧。“一战”时期美国镭公司（United States Radium Corporation）将镭应用至夜光产品的生产上，并雇佣大批女工进行产品涂装。由于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环境中，该公司大批女工出现镭中毒症状甚至因此死亡。事情一经公开便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史称“镭姑娘事件”（Radium Girls）。该事件是科学家和公众对放射性认知转变的重要节点，也激发了人们对新兴科学及其潜在应用风险的伦理思考，成为了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科技伦理案例。研究认为：在新兴科学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群体应充分考虑科技伦理责任，积极防控和处理新兴科学的潜在风险，引导公众理性看待新兴科学的应用。

关键词 镭元素 “镭姑娘事件” 科技风险

中图分类号 N09∶O57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2-01-03

作者简介：胡丽云，1996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技史;王安轶，1983年生，江苏扬中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科技史、中西科技交流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科研伦理与科研诚信治理研究”（项目编号：718430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合成生物学伦理、政策法规框架研究”（项目编号：YD2110002004）。

一 引言

镭的发现是20世纪物理学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该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放射性理论的发展，其发现的过程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20世纪初期，作为新兴科学的代表，镭一经发现就被广泛应用到医学领域并迅速走进大众视野之中，镭产品逐渐成为公众日常消费的一种潮流。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镭应用的泛化其危害性逐渐暴露，科学界重新审视了镭的放射性危害并制定了相关的镭使用防护方案，公众也因此改变了对镭的认知。至此，公众对镭应用的追捧随着科学界的深入研究而逐渐淡去。在这一过程中，“镭姑娘事件”（Radium Girls）是影响科学家和公众认知转变的重要转折点，公众对镭盲目追捧的热情大减并逐渐回归理性。这一事件激发了人们对新兴科学及其潜在应用风险的伦理思考，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科技伦理案例。

纵观过去关于“镭姑娘事件”的研究文献，国外学者对该事件的研究主要立足法学和工业卫生学等视角，德维利（KA. DeVille）着眼于“镭姑娘”法律斗争的过程，从司法程序角度探讨了女工维护自身权益遇到的困难及其背后的司法弊端[1]。从事现代卫生与劳工历史政策研究的学者克拉克（Claudia Clark）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将镭所造成的疾病视为是一种新的工业疾病，并出版《镭姑娘、妇女与工业健康改革：1910—1935年》，从“镭姑娘事件”始末探讨工业疾病防范等问题[2]。另外，美国作家凯特·摩尔（Kate Moore）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对“镭姑娘”群体的悲剧进行了诠释[3]。迄今为止，国外主要从医学、法学和工业卫生学领域对该事件进行探讨，而国内学界仍无相关译介出版，更是缺乏关于“镭姑娘事件”的学术研究。且目前学界还没有从科技伦理的视角，结合当时科学家的学术研究、媒体的报道等材料对该事件进行历史分析。本文拟将其作为科技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史案例，通过对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保存的美国镭公司（United States Radium Corporation）档案材料等史料的分析，探讨前沿科学的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化的应用过程中，潜在技术风险如何发生，如何演化，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其中涉及的责任伦理问题。

二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镭的发现与早期应用

1. 镭的发现与提取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 Rntgen）发现了X射线，并于同年12月28号发表了《一种新的射线》一文。X射线的发现震撼了整个学界，继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发现。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A.H.Becquerel）發现了铀的放射性;1898年居里夫妇宣布发现了钋元素和镭元素，并首次在科学出版物上提出“放射性”（Radioactivity）一词[4]。

1902年玛丽·居里发表了《论镭的原子量》一文，初步测定了镭的原子量是226（[5]，p.4）。1910年，玛丽·居里分离出了纯金属镭，并在《放射性处理》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放射性物质的特性和新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1911年10月底，玛丽·居里受邀参加了第一届国际物理学会议——索尔维会议，这次世界顶级物理学家的盛会极大地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该会议为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放射性理论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玛丽·居里在会上就放射性研究在发现原子结构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次月，由于发现了镭和钋元素，玛丽·居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镭的发现为科学界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首先，在提炼镭的过程中居里夫妇发明了一种新的分离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其次，镭的发现是放射性理论的重大成果，该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更新、更复杂的研究课题。

2. 镭的医学应用

当镭被正式提炼出来后科学家开始展望镭的应用前景，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它在医学中的应用潜力。镭会放出具有强大穿透力的α、β、γ射线，这三种射线的能量可以破坏细胞的染色体，使细胞生长停止，所以能够用于对抗快速生长分裂的癌细胞。

当时镭在医学上的应用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镭盐以及镭射气（Radium Emanation，即氡）。人们将镭盐装入小管贴合皮肤来治疗狼疮与皮肤癌，或制成镭盐稀释液由患者口服或者注射到患处。还有一种名叫“镭浴”的疗法，病人通过向浴水中放入镭盐制剂在家中接受治疗。镭射气则主要被用于治疗肺结核一类的肺部疾病，病人通过吸入镭射气，经肺部表面吸收将其融入血液循环中。“镭射气催化器”可以将镭射气贮存在水中，这一类装置也被广泛面向大众销售（[6]，页339—342）。最终，这种放射疗法扩散到了社会中：镭治疗不仅被应用于专业的医学治疗中，患者还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含镭制剂与药物等进行自我护理。

3. 镭应用的泛化：从医学领域到日常消费品

镭展示了巨大作用和潜力，科学家们不遗余力地对其特性进行宣传。1904年2月6日，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名为“阳光晚餐”（Sunshine Dinner）的活动，学院邀请了大约80位学者并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镭的介绍和科学发展的学术报告。会后学院为各位与会学者准备了一小杯含镭的酒，灯熄灭后科学家们举起发光的玻璃杯，喝下了这种含镭的酒水，以庆祝科学的发现[7]。由此可见，科学界对这种新兴科学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学界对镭的关注也引起了各类报纸和杂志对其稀有性、发光特性、功效以及应用前景的大量报道。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诸如镭能够杀灭细菌、治愈失明、甚至能使黑人皮肤变白、确定未出生孩子的性别的报道。此外还有报导称治疗胃癌的方法是饮用放射性饮料，因为“液体阳光”能够治愈有病变的部位。1904年4月22日，纽约时报曾报导镭是病痛的杀手，它可以使患有皮肤癌的人感受不到疼痛，甚至可以在1—3天内使眼部疾病痊愈（图1）[8]。同年，甚至有报纸把镭称为“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文中宣称镭能够放出热量而不损失任何物质，颠覆了公认的能量守恒定律，它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9]。

科学界的积极态度和媒体的大肆宣传使得大众对镭的应用前景充满期待。敏感的企业家迅速捕获了这一信号，镭产品被他们打造成一种既时尚又健康的新科技产品，号称含镭的产品在欧洲和美国的市场上纷纷涌现。1905年后，人们有可能在早上醒来后用含镭的牙膏刷牙，喷一点点镭护发素，或者将含镭的巧克力棒当作下午茶……每一种产品都将镭与消费者的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10]，p.308）。

三 科技风险的出现：“镭姑娘”群体的诞生

1. 雇佣“镭姑娘”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20世纪10年代开始美国迅速地将镭的实验室研究转向商业化生产。1913年，有着化学和医学学科背景的冯·索乔基博士（SA von Sochocky）美国镭公司由冯·索乔基博士（Sabin Arnold von Sochocky，1883—1928）创立。冯·索乔基拥有医学、物理学、化学背景，曾在维也纳、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等地的技术研究所学习工作，并在巴黎旅行时结识了居里夫妇，随后他便对镭的医学应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06年冯·索乔基来到美国成为了一名医生。1928年，冯·索乔基因放射性元素伤害去世。发明了镭夜光涂料——“Undark”。“Undark”涂料是镭和硫化锌的混合物，镭的放射性质会使硫化物产生荧光，将涂料涂在手表数字上可以使其在夜晚发光。该涂料一经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如英格索尔手表公司（Ingersoll Watch Company）等著名钟表公司都与冯·索乔基签订了订购合同。随后冯·索乔基建立了美国镭公司。1915年后，美国镭公司开始为政府提供夜光仪表盘、炮狙瞄准器以及夜光野外手表等供潜艇、飞行人员和地面部队使用。军方订单成为了公司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战”时期军方订单数量陡增，美国镭公司在奥兰治增设了新的提取和加工工厂，并雇佣大量女工为夜光表盘上漆。

据公司档案记载，在美国镭公司的涂装工作室里，每个女工身边都有一个装着24个表盘的托盘，并配有用来给表盘数字上色的“Undark”涂料。涂料放在直径约为一支普通铅笔粗细的小瓶中，女工们将粉末从小瓶中倒入一个顶针大小的陶瓷坩埚中，加入一定量的水和阿拉伯树胶作为粘合剂，再用小玻璃棒搅拌，直到形成一种类似油漆的物质。为了使笔尖更顺滑，她们会在涂完一个表盘后习惯性地用舌头舔一下笔尖，随后再用剩余的涂料去涂下一个表盘（图2）[11]。根据美国阿贡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的数据，1915—1924年期间美国有1069名女性、145名男性从事过镭发光表盘涂装工作[12] 。美国镭公司在1915—1928这近10年共雇佣了近800人，雇傭数量在1917年达到顶峰，仅一年就有约300人加入该公司[13]。

2. 镭中毒现象

在长达十年的生产过程中，公司并没有对这些“镭姑娘”采取防护措施，而“镭姑娘”自身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也一直未能意识到镭的危害。据1916—1925年间在美国镭公司工作过的女工回忆道，一开始她们还能用水去冲洗刷子，但后来水被拿走了，因为这样导致涂料的浪费。对于女工们自己来说，镭也是新奇好玩的东西：她们会把“Undark”涂料抹在头发上、用来做指甲油，甚至会把镭涂料带回家用来画画。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辐射造成的身体问题逐渐出现了。

最早注意到自己生病的“镭姑娘”叫做艾米莉亚·玛吉（Amelia Maggia）。1921年，玛吉的下牙龈和下巴出现了剧烈疼痛。同年10月，她向口腔疾病方面的专家约瑟夫·克内夫（Joseph Knef）求助，由于此前没有相似病例，克内夫医生并没有诊断出疾病的原因。克内夫医生认为她患有一种与磷中毒相似的疾病，不过奇怪的是检测之后发现玛吉的身体里并没有磷。克内夫只能通过拔牙来阻止感染，但拔牙后留下来的伤口很难愈合甚至形成了更大面积的溃疡。疼痛也在玛吉全身范围内蔓延开来，她的下颚骨、臀部和脚都出现了疼痛的状况。1922年9月12日，也就是病发不到一年，24岁的玛吉去世了，死亡证明上写着“溃疡性口腔炎、梅毒”（[3]，pp.39-40）。随后，工厂里其他女工如凯瑟琳·肖布（Katherine Schaub）、艾琳·鲁道夫（Irene Rudolph）、格雷斯·弗莱尔（Grace Fryer）等人都相继发病。

镭夜光涂料的广泛使用使得其积累性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出现了：在美国镭公司工作的女工们患上了辐射病。这种影响还在不断扩散，尽管“镭姑娘”们一直忍受着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却对原因一无所知。

四 科技风险的暴露：“镭姑娘事件”的判定

1. 政府部门主导的初步调查

1922年12月26日，参与女工诊治的一位医生认为疾病与她们的职业相关，因此他把检测报告交给了工业卫生司（Industrial Hygiene Division），要求他們对此进行调查。这个案子引起了卫生司主任卡斯特（Charles Craster）的重视。他认为“如果这是一种职业病的话，那么更多的工人患上这种疾病只是时间问题”[14]，因此立即委派检查员前往美国镭公司调查。检查员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和女工们的工作行为有关——舔舐蘸有涂料的刷子可能导致中毒。于是卡斯特写信给新泽西州劳工部（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Labor）副部长，让他派人去工厂做进一步的调查。卡斯特还将美国镭公司使用的“Undark”涂料样品一并寄过去，请他们对样品进行化学分析，看看里面是否含有白磷。

劳工部派遣了检查员厄斯金（Lillian Erskine）前往美国镭公司进行调查。厄斯金仔细调查了该工厂的生产流程，其中镭的生产和表盘上色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1923年1月25日，厄斯金将检查结果上交劳工部，报告中提到了镭的生产和涂装方式的问题，但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关于镭会导致骨骼坏死的先例，鲁道夫和其他女工的病可能只是一个巧合，都是由于不当的牙科手术造成的[15]。与此同时劳工部安排了化学家萨玛托尔斯基（Martin Szamatolski）对涂料是否含磷进行检测。在简单判定后，萨玛托尔斯基认为涂料并不含磷，这一结论也部分因为美国镭公司从未提到过白磷是涂料的一种原料。然而萨玛托尔斯基在没有对女工进行镭检测的情况下，提出了见解：他认定女工下巴的严重病症是由镭造成的，建议公司通过印刷传单来提醒每个操作员工注意避免将涂料弄在皮肤上，尤其是放入口腔内，并一定要让员工们注意清洁卫生[16]。

然而，萨马托尔斯基的调查论断并没有成为主流结论而遏制事件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由于劳工部不具备镭相关的专业学科知识，调查员们仅根据常识进行判断，未能得出科学结论;另一方面，专业学者由于缺少进一步的调查依据，其声音并没能得到劳工部的认可。最终，出于商业发展和法律方面的考虑（事实上当时的法律在新兴科学应用领域缺少相应规范），劳工部并没能够采取任何有效处理措施，而美国镭公司可以继续进行商业生产 [17]。

2. 科学家的介入与进一步调查

1924年，工厂中至少有8位女工的病情严重恶化，很多女工因为听说了涂料有毒的传闻而拒绝到美国镭公司工作，一些在镭公司工作的女工也由于害怕得病而陆续辞职。为了解除劳工急缺危机，镭公司聘请了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医学博士、公认的职业病专家德林克教授（Cecil K. Drinker）进行调查试图以正视听。但是，经过对美国镭公司工厂的参观和对女工的了解后，德林克认为就从科学研究文献中掌握的内容和美国镭公司的工厂情况来看，镭很可能是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德林克提出除了涂料产生射线造成直接伤害这一可能以外，由于女工长时间暴露在镭辐射的环境中，镭也可能会被人体缓慢吸收并沉积在骨头里[18]。但是美国镭公司总裁拒绝承认德林克的调查结果，公司坚持认为工作中这种小剂量的镭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并希望德林克能够进一步通过动物实验来推翻这一结论。三个月后，德林克就动物实验的结果给美国镭公司回信，称在猫身上用“Undark”材料的实验结果表明“Undark”中的镭会沉积在骨头当中，建议镭公司务必采用相关预防措施防止事态的恶化保障员工工作安全。

此时，由于投诉不断，新泽西州劳工部多次要求美国镭公司提供相关报告。在政府的压力下，美国镭公司一方面以德林克的名义向劳工部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报告，称材料无害;另一方面则迫使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推迟发表研究结果。后来的信件和证据表明美国镭公司在1924年首次试图通过恐吓手段压制德林克等科学家公布这些证据。这可能是因为直到1922年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德林克教授所在的系仍然是由商业资助的，即使在1924年商业公司也一直为他们的研究项目提供赞助，“冒犯”像美国镭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是非常不明智的。

第二个调查“镭姑娘事件”的是专门研究工业疾病的霍夫曼博士（Frederick Hoffman）。霍夫曼博士向那些曾为女工看病的医生和牙医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对那些受影响的女工进行了访问。另外，他还参观了一些其他的镭涂漆工作室。经过走访调查，霍夫曼在医学顶级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镭坏死”“Radium necrosis”也称作“Radium jaw”。镭坏死或说镭下颌，这是一个历史上专门用来形容女工所患疾病的词语。由于摄入了大量的镭，女工们的下颌骨和上颌骨呈现一种坏死的症状。的文章。文章结论认为：“由于不断向身体中摄入微量放射性物质，这些女工被慢慢地毒死了。”[19]霍夫曼意识到，问题在于女工们日复一日地往身体里摄入镭涂料时产生的累积效应。“Undark”涂料中的镭含量可能很小，但当女工们连续三四年每天吞下它的时候，已经有足够多的镭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且哈佛小组的科学家们已经了解到镭在身体内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最后霍夫曼说：“镭累积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们破坏了红细胞，导致身体出现贫血和其他疾病，包括坏死问题，而且这种疾病影响最坏的一面是它在身体中潜伏好几年才会表现出对身体的破坏性。”[19]这是第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中披露女工疾病与职业关系的研究报告。但由于霍夫曼采用的是走访研究调查，也没有相关的实证依据，所以他的研究报告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最终在“镭姑娘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埃塞克斯郡（Essex County）的法医马特兰德（H.S. Martland）。他曾就读于纽约医生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in New York），随后在纽瓦克市医院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病理学家。1925年6月7日，美国镭公司的首席化学家莱曼（E. D. Leman）突然因贫血去世了，马特兰德对莱曼进行了尸检。经分析，马特兰德怀疑莱曼的死亡是镭中毒造成的。但是这仅仅是推测，如果要完全确定莱曼的死因就必须对其进行进一步专业检测。马特兰德用静电计对骨灰进行了测试，这也是医学史上第一次对人体的放射性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其骨灰充满了放射性，由此可以确定莱曼死于镭中毒。但是作为配合马特兰德检测的条件，美国镭公司要求马特兰德对检测结果保密。

此时，更多的镭公司女工出现了愈发严重的身体情况，作为镭公司的创始人、医学专家，早已离职的冯·索乔基主动请求與马特兰德合作一起去帮助那些生病的“镭姑娘”们。他们设计了两种方法对女工体内的放射性进行检测：一是γ射线测试法，即让病人坐在验电器前，用机器读取来自骨骼的γ射线;二是呼气法，他们认为当镭衰变为氡气时，如果镭存在于女孩的下颌骨中氡气可能会伴随呼气呼出。病人将呼出的气体吹入瓶子后再用验电器检测气体，这样就可以测量出气体中氡的含量。通过测试他们发现几位女工和冯·索乔基的体内都充满着放射性。此外，马特兰德还为一名去世的女工做了尸检：她的嘴里面充满了凝固的、陈旧的、黑色的血液;跛行的左腿比右腿短了4厘米，从她的骨髓中更是找到了放射性伤害的明显证据——骨髓“整个呈暗红色”与健康人体内的骨髓呈现黄色有显著差异[20] 。

1925年12月5日，基于检测结果，马特兰德法医、克内夫医生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使用和处理放射性物质时存在一些尚未被认识到的危险”的论文 [21]。马特兰德提到他调查了受雇于美国镭公司工厂的12位女工和5具女工的尸体，这些女工都有贫血的状况。他们的结论是，这是“一种迄今未被承认的职业中毒形式”，也特别指出注射或摄入镭的这种治疗方式是十分危险的，已知的放射性疗法不会产生任何疗效。文章指出经过长期接触，镭会沉积在体内的网状内皮组织中，其放出射线中的α粒子会轰击破坏体内有机物的结构，影响正常的造血功能并进一步破坏免疫系统。之前的放射疗法治疗贫血看似有效则是因为在镭中毒的早期阶段身体受到刺激反而会增加造血量，但从长期效果看过度刺激会使得造血组织疲劳，从而诱发更为严重的贫血症状。这篇文章首次解答了“镭姑娘”的疾病谜团，也是科学家第一次通过静电计证明放射性在人体中的存在，血液数据直接清楚地证实了放射性对人体的危害影响。

然而在1925年，科学家们的结论在相关的镭产业公司和医学界看起来是非常激进的，并没有立即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但得出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的结论仍然是“镭姑娘事件”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为该事件的解决带来了曙光。

3. 大众媒体的报道与法律诉讼的胜利

马特兰德先是将“镭姑娘”死亡的案例和初步的论断披露给了媒体，《纽约时报》等报纸以“开始广泛调查镭致死事件”“美国劳工部开始寻找‘镭坏死’的原因”等标题对美国镭公司工厂女工的离奇死亡进行了连续的报道[22]。镭元素的发现者、法国科学家玛丽·居里看到报纸上的事情后，她告诉法国的报纸媒体说她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即使在战争时期，许多工厂都在从事与镭有关的生产，法国的工人使用的是带棉絮的小棍子，而不是刷子。尽管这五名新泽西妇女可以生吃肝脏以用于抵消辐射病引起的类似贫血的影响，但她们不太可能依靠这个治愈镭中毒。我非常乐意提供我所能提供的任何帮助，然而，一旦这种物质进入人体，想要清除它是非常困难的”[23]。玛丽·居里听到人们对“镭姑娘”可能会死亡的反应后，于1928年6月4日说：“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敢对新泽西州的那些女孩是否会死发表意见。但从报纸对他们工作方式的描述来看，我认为她们必须改变使用镭的方法。”[24]

1927年5月18日女工弗莱尔正式起诉美国镭公司，很快纽瓦克晚报就用头版头条为她进行了报道。这个报道让其他“镭姑娘”也站了出来，1927年夏天包括弗莱尔在内的五位女工同时因为她们的疾病要求美国镭公司给予应有的赔偿。媒体开始不断地报道这五位姑娘的集体诉讼事件。

在诉讼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当时世界上最出名的报纸《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的编辑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道：“这简直是对正义的嘲弄，对这种拖延找不到任何借口。这些女人都快死了。这五个残疾的女孩为了减轻活在世上最后日子中的痛苦而去为了可悲的一点金钱而斗争，这种案件难道不是最需要被迅速解决的吗？” [25]这篇有影响力的社论立即得到了全美民众的支持。在律师的建议下这五位“镭姑娘”接受了采访，很快获得了公众的同情。有人写信给报纸：“请求开庭，取消延期，给这五个女人一个战斗的机会！”“镭姑娘”们收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信，“到处都有人在问为什么这五个女人得不到公正，她们……只剩下一年的生命”（[26]，p.83）。公众的关注使得“镭姑娘事件”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焦点之一。

德林克的报告和马特兰德的调查报告公布后，学界对镭中毒的了解逐渐加深。在学界认识的深入与大众媒体的不断报导下，镭是“镭姑娘”们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终于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然而1928年弗莱尔等人发起的群体诉讼却仍然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美国镭公司进行了经济赔偿却规避了法律责任。这一结果与1926年对镭公司发起的最早的三起诉讼的结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尽管如此，镭公司还是关停了在奥兰治的工厂，大众对镭的危害性也产生了较为清晰的认知。“镭姑娘事件”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该事件成为放射性元素从“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向需要严格管控的危险品转变的分水岭。

五 “镭姑娘事件”的影响

虽然“镭姑娘事件”以和解和赔偿的形式暂时告终，但该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促进了科学界对镭放射性危害的深入研究

在“镭姑娘事件”之前，尽管居里夫妇等放射化学家们对镭的短期危害有一定的意识，但是学界对镭的长期危害及剂量并不是十分了解。“镭姑娘事件”发生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美国阿贡实验室对镭表盘涂装工人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跟踪检测。194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文斯博士（Robley D. Evans）得出结论：人体中残余镭的耐受水平不应超过0.1μCi，这是进行研究时所允许的最大人体负担。这个新标准成为了原子能委员会使用的标准[27]。放射化学界对RAD计数和mSv环境计数单位做出了区分，盖格计数器等测定仪器也得到了进一步改进。

2. 加快了学界对镭保护方案的确立

1925年第一届国际放射学大会在伦敦举行，大会强调了建立放射保护委员会的必要性。1928年第二次国际放射学会议于斯德哥尔摩举行，会上国际X射线和镭保护专业委员会（International X-ray and Radium Protection Committee）正式成立，并明确了该专业委员会的职责——研究、制定辐射防护标准。会议首次通过了X射线和镭保护方案，方案中规定了最大容许剂量当量和限制当量，并特别提到：为了保护身体免受穿透性γ射线的伤害，在处理镭时应使用不少于一英寸厚度的铅屏，而且只应在实际工作中接近镭，而且时间应尽可能短。防护标准的制定为各个领域放射性相关工作的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

3. 转变了公众对镭应用的认识

20世纪上半叶，公众对镭放射性应用的态度一路走低。镭刚出现在大众视野时，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大众，他们对镭的应用都持有积极的态度;“镭姑娘事件”后，社会对镭的认识则从健康保健物品转变为极端危险物质。尽管含镭产品并没有立即在所有地区完全消失，20世纪30年代后含镭产品的数量确实在持续下降。“镭姑娘事件”作为一例影响重大的群体性放射性伤害事件，让公众深刻地认识到镭的放射性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在此之后，镭的应用也由市场商品的泛化重新回归医疗领域，公众对此持保留理性的态度。

六 新兴科学的发现与其潜在风险防控的讨论

1. 新兴科技潜在风险的诱发机制

根据整个“镭姑娘事件”的经过，可以看出在新兴科学的发现、应用、传播、泛化的过程中，涉及各个行业、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伦理。在此事件中体现了新兴科学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如下问题：

（1）商业利益与科技风险的冲突问题。1925年，美国镭公司为了免于受到处罚，不断掩盖、伪造事实为自己进行辩护。企业家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对镭的潜在危害性没有清晰的认知，并急于把产品推向市场。这导致了科技的风险未能在实验室环节做到规避而过早的走向市场化，科技的风险过早的转嫁给社会，造成了群体性伤害事件的发生和对社会不可逆的影响。

（2）媒体对新兴科学的传播责任问题。大众媒体作为科学与公众、政府之间的桥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媒体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是具有两面性的。大众媒体对镭的报道成为了公众追捧镭的原因之一。早期很多非科学大众媒体对镭的报道很少涉及其本质，缺乏一定的科学素养，基本只顾吸引大众的眼球。到1903年放射性这个话题牢牢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那一年出版的文章比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报纸也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趋势，例如《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在1903年发表了13篇关于镭的社论和23篇报道，而在此之前几乎什么都没有报道。

（3）政府对潜在科技风险的防控意识问题。“镭姑娘事件”早期，除了科学界对镭的长期危害不甚了解之外，在女工相继出现问题后政府部门调查时没有及时处理，直至女工们开始正式起诉美国镭公司后这些事情才得到了媒体的披露。

2. 科学家在新兴科学发现和应用中的责任

科学家是最先掌握科学前沿知识的人，在新兴科学的发现和应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科学家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为政府提供咨询工作。当今我国政府在科技风险治理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完善科技伦理体系的时候需要建立多方协同合作机制，科学家需要为政府提供与科技相关的政策咨询。

（2）将科学知识普及给大众。自媒体时代新兴科学走向大众的渠道更丰富，信息也更鱼龙混杂。科学家们需要为公众提供正确和清晰的科学引导，使公众在面对市场上打着新兴科学旗号的各类商品时具有理性的认识能力和科学的辨识能力。

（3）对企业的技术发展进行监督。科学家与企业间应构成互助有机的整体。其中科学家在企业开展科技活动时有必要对其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或审查;在发生科技伦理问题时则有必要组织开展调查，对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加强研判、提出对策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见http：//www.gov.cn/zhengce/2022-03/20/content_5680105.htm。。

3. 公众在新兴科学发现与应用中的责任

如何引导公众在新兴科学发现与技术化过程中承担相关的责任，其实在20世纪早期的案例中就有所启示。一方面，公众的价值偏好和消费倾向对科技活动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会公众的不当行为会造成或加剧某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近年来科学技术在为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健康、环境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带来了许多问题，致使部分公众对科学的未来产生怀疑和恐惧心理。公众对于新兴科技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专业判断力，其认知程度容易受到特别是来自媒体的报道的引导。因此，增强公众的科学素养，增强各方科学伦理意识、提高新兴科学应用的风险意识是我们当今科技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镭姑娘事件”发生在20世纪初新兴科学技术方興未艾之时，1922年第一例女工因辐射而离世，至今恰好100周年。由于其后续的深远影响，该事件至今仍处于人们的关注当中。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却又饱含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科技实际应用中保持警惕、注意伦理的规范与约束是我们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回顾，能够为我们对现代科技发展提供警示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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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Risks on Applying of Sci-Tech

The problems and warnings of “Radium Girl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U Liyun， WANG Anyi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iscovery and rapid medical use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radium was widely used in all areas of people’s daily life and was sought after by the publi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United States Radium Corporation has applied it to the production of luminous products， and hired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workers for product coating. Due to long-term exposure to the radioactive environment， many female workers suffered from radium poisoning and even died as a result. Once the event was publicized， it has caused a strong social impact， known as “Radium Girls” in history. This incident worked as a vital node in th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towards radioactivity， which stimulated people’s ethical thinking about emerging science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risks， and served as an important ethical ca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ll groups including scientists should fully take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emerging science transfers from laboratory to market， prevent， control and deal with the potential risks of emerging science actively， and guide the public to view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science in a rational way.

Keywords：
radium， Radium Girls， risk of sci-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