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火第三天，我舅父去世了。舅父九十八岁，上午9点到11点之间，他靠在一张竹躺椅上休息，然后就去世了。

这是后来舅母和亲戚们告诉我的。舅父去世那天是周日，我像往常一样到止泊园看父母，母亲说你回不回去，你要是忙就不回了。

我知道母亲是希望我回去送行的，她叫舅父五哥。父母的话跟热恋中情人的话一样，有时你要反着听，他们是怕让你为难。后来到了舅母家，她说起舅父之前两天有点发闷，像是感冒了，吃了药，打电话叫大儿子从镇上回来送他到医院看看。姨娘在一边说，他那时候一定觉得很难受了，要不然不会叫儿子的，老人对身体的病痛常常都是忍着。

我请了两天假。从北海回去给舅父送行。从北海回老家不到三百公里，开车只要三四个小时，但我好多年没回去了。忙是一种借口，到一个只剩下记忆的地方，就像掉进一口深井，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舅父家在同镇的另一个村子，离我家不到十公里。上一次回老家还是2016年春节，我去了舅父家，我见到的他根本不像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蒙，身板挺直，手脚灵活。舅父家在村子最高的岭头顶，表哥表弟表妹们的微信群就叫“情系岭头顶”。在春节群发的小视频里，舅父小跑几步躲闪着鞭炮。山区过去的房子都建在山腰或山顶上，因此，高高的石级，还有清晨傍晚到山脚挑水是许多人的回忆。舅父几乎每天从那个陡峭的山坡走下来，有时还骑电动车到两三公里的圩镇。舅父有一个百毒莫侵的身体，他自己说几十年没得过感冒。他们家族似乎有长寿基因，我外婆香港回归那年去世时九十四岁，另外几位舅父和姨娘也到了耄耋之年，全都身体康健。我觉得舅父一定能寿享百年，没想到他一下子就走了。

我努力搜索关于舅父的记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脑子里泛起的全是外婆：外婆从黑色斜襟衣服的口袋里把红包掏给我，外婆脑后盘着一个黑髻，外婆说话嗓子沙哑，外婆在天井里不停地搓衣服……我上高中前每年春节都去外婆家，却想不起与舅父有关的事，唯一记得是他站在廊阶，手里拿着喂猪的潲勺，和我说话的样子。他对什么事情都既不着急也不惊奇，“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他似乎一直秉持这样的世界观。

我与大姨家的表哥同行，他在北海给儿子带孩子。表哥一路滔滔不绝地说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农村的事，就像一只鸟傍晚回到树林总是叽叽喳喳。当然我也是一只鸟，感觉飞倦的那种。陶渊明说鸟倦飞而知还。他当年也曾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吗？

表哥说起他中学的同学，他们的职业、经历和轶事。有一些我认得，有一些只知其名，他们大部分都散落在老家农村。学校是个过滤器，网眼不同，小学大部分同学漏落在村里，中学同学多数在镇里县里，大学同学在各个城市，个别到了国外。天涯若比邻，地球现在也成了一个村。

经过平山镇时我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夏天在镇对面初中下面的河里戏水;想起学校食堂那个说话总吃女生豆腐的师傅;想起教过我的所有的老师，我平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回到这里它们一个个跳了出来……那时候我头发乌黑，胸怀大志，懵里懵懂，情窦初开，一个头发扎成马尾巴的身影在面前闪过。

桂东南的春景与秋冬没有什么区别，山上的灌木一如既往地苍翠，路边的竹子一成不变垂头丧气，稻田里去年秋收的根茬长出青绿的新芽，就像刚插下的秧苗。田野里种满了房子，一幢挨着一幢，高低错落，朝向不一，有的很巍峨，有的不怎么巍峨;有的外墙有装饰，有的外墙没有装饰;有的贴着对联，有的没贴对联。这么多的耕地变成住宅，即使最迟钝的人也感觉得到出了问题。这些堂皇宽敞的楼房很多大门紧闭，看得出平时根本没有住人，它们的主人已经外出打工。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往每个村子，哪怕只有孤零零一两户人家，都铺上了水泥路，汽车可以通行无阻。

舅父家前面的斜坡也铺了水泥路，车子可以开到半腰。一切跟记忆和想象的一样，景物依旧，斯人已矣。很多人在空地上忙碌着，洗碗切菜，烧火做饭，我打着招呼，自我介绍或被介绍着，一些人依稀认得，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从脑海里浮起;大多数人毫无印象，我自报家门，说出父母的名字，他们才恍然大悟，与我切磋着彼此的称谓是否恰当。时间如河，生活是一张网，每个人都是鱼，生活在不同的河段。

大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悲泪长流麻衣上”，下联是“哭声哀绕白云间”。对着天井的厅堂门头有两个大字：读礼。两侧也有一副挽联：

严父近期颐 抱病辞尘留遗训

儿孙今满座 披麻戴孝忆亲思

对联应该是村里的秀才写的，合辙合韵，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得懂。文化在农村往往不需要懂，它只是一种符号或象征，就像浮在水上的油花。每个村都有个把这样的秀才，他们是农村红白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虽然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但术业有专攻，自学成才，熟能生巧。他们是村里受尊敬的文化人。

我在屋子周边转了一下，想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小时候的痕迹。舅父家后面有一条巷子通往老厅屋，那条巷子比印象中逼仄了很多。我大学第一个学期回家也觉得簸箕状的村口特别小，不知道是我眼大还是心大了。巷子的右边是外公的弟弟二公的家，他生前和父亲相熟，我模糊记得他满脸慈祥的样子。他是平南县的一方名士，读过黄埔军校，吟诗作对，盛名在外，他撰写的诗歌对联四处传诵。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每个村民都认为他是四乡八邻最有文化的人，他简直就是文化的化身。

丧礼是按传统的规矩办的，冗长而烦琐，儿孙辈在厅堂守灵，“作道佬”在大门前唱斋，声音清亮，我在那儿站了半晌，听不清一个字。丧礼过程的细节让我想起祖父去世时的情景，那时候要比现在更加讲究。风俗总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迁演，这套入土为安的仪式，随着农耕文明的式微已经变得浮皮潦草、粗枝大叶，毕竟熟悉它的人越来越少。

我夹在络绎不绝的吊客中，蹲在天井听着“作道佬”的吟唱，這种吟唱形式大于内容，声音刻意地拖长，变调得根本听不出吟唱什么，但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我一次次起身，一次次鞠躬，表哥和表弟不时从厅堂出来还礼。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下午吃过饭后终于出殡，我们蹲在路边，等着抬棺的人经过，跟在后面，把驾鹤归去的舅父送到半路，晴空万里，我心里空空荡荡，跟着前面的人把手里的线香交给一位拿孝棒的亲属，每个人在路边折了一把桂叶，慢慢走回来。

在一个放着柏枝和桂叶的桶里洗过手，吃了一块发糕，拿着装着茶叶、红包和两只瓷碗的袋子，我匆忙离开。车子发动时，我忽然想起忘了和舅母道别，好在进门时已经见过她。舅父去世后，八十四岁的舅母就会搬到儿子或女儿家，岭头顶从此不再有人居住，儿女们只有在清明或重阳扫墓时才回来。高寿的舅父和舅母，像两个顽强的战士，抵抗着岁月的入侵，一个已经倒下，一个不得已撤出了阵地。

舅父居住的老宅叫“逢吉堂”，是偌大的岭头唯一有人气的地方。它的左邻右舍均告沦陷，一些房子空着，墙脚爬着青苔，青砖长出白硝。紧邻的“厚德堂”屋顶塌陷、房梁朽坏，杂草和灌木从残垣断壁中不失时机地长出来。

现代化为去世前的舅父提供了生活便利。儿女们像鸟一样远走高飞，隔一段时间回来探望一次，像运送弹药给养的后援。他们给两位老人配备了风扇、冰箱、热水器、煤气灶、手机，还安装了水泵，轻轻合上闸，就能把水从山脚的水井抽上来。这些与时俱进的“武器”，帮助两位故土难离的老人进行着顽强抵抗。

其实这样的战斗无处不在，没有硝烟，只有沦陷，农村很多老人伴着老宅正在老去，守兵日益减少，“友邻”不断撤退。随着人的离去，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风俗也会随风消散，沉淀成回忆。那些矗立在道路旁、田野里，靠着打工挣钱建造的青砖或水泥楼房，只是徒劳无用的“马其诺防线”。

一切就像里尔克的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回来头一天我住在表哥家里。我忽然想起很久没有在农村过夜了，吱吱唧唧的虫鸣灌满耳朵，一夜未歇。三月的夜晚凉意逼人，居然有这么多虫子。我猜想着虫子的种类：蚯蚓、地狗、蝼蛄、蟋蟀、蜢蚱、龙虱、蝎子、青油虫、臭屁虫、屎壳郎、雷公狗……白天是人的世界，夜晚是虫的天地，它们不知疲倦，纵情欢唱，不知道是否因为感觉到田野重新成为它们的天堂。

夜幕沉沉，天上没有星星，听不到狗吠，也没有人声，我在睡梦中醒着，村子在清醒中睡着。

被藤蔓劫掠的村庄

九月初我下乡的时候，看到很多藤蔓挂在路边的灌木丛、房屋的围墙，还有房前屋后的篱笆或果树上。以前貌似没有这么多的藤蔓，它们像土行孙一样，一下子冒出来，生机勃勃，气势汹汹，好像要把全世界都占领了一样。

我喜欢下乡，每次下乡就像鱼回到水里。到任何一个村子，我都感觉像故地重游。形状大同小异的房子，像儿时伙伴一样能叫出名字的树木和作物，让我触景生情想起与黄鳝泥鳅打交道的田埂，田埂上颠着走路的狗，田头悠闲地低头啃草的牛，连倒映在水田里的蓝天白云也和城里不同。以前看到所有的东西都很亲切，现在无处不在的藤蔓，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

镇里到村里的路基本都是水泥路，不是已经修好，就是正在翻修或新修。农村的路越来越好走了，但路上的人和车并不多。政府像阳光普照，努力照进每一处角落，不能让一个儿童失学，不能让一个受灾群众得不到救助，不能让一个村子掉队……而农村正在“空壳化”，许多房子都空置着，包括那些新房。每个村见到的几乎都是老人，他们像是被筛出来的谷壳，三三两两“堆”在村头某棵荔枝树、龙眼树或榕树下，打麻将、甩扑克或下棋，抑或漫无主题地吹水（聊天）。

也许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永远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一边是使用效率不高的道路设施，一边是故土难离的老人就医、留守儿童上学，还有逢年过节外出打工的、当老板的、做干部的“游子”们回乡，他们渴望的交通便利。

“空壳化”最明显的就是学校。一些学校已经不再使用，关门闭户，墙皮剥落，球场长满杂草，每个新学期开学，都有一些教学点“拼”到别的学校。村干部说，现在留守儿童也少了，父母外出打工大都把小孩带在身边。除了废弃的学校，其他的公共设施越来越健全，村委会办公楼都是崭新的，几乎每个村都有戏台，有篮球场，有养老院和图书室……但我经过的两个篮球场都野草茂盛，有一个倒是平整光滑，它是新建成的，就在一条河沟旁，场边却没有围网或栅栏，打球时篮球“分分钟”会掉到河里。

南方的秋天阳光充足、雨水充沛，人们夸口的这种宜人气候，赋予植物无限的生命力。远山近岭、坡地和田野仍旧葱茏蓊郁，植物仿佛都在攒足劲生长，吱吱地往外冒气——这是一股杀气吗？这些繁茂的树林和丛生的野草，像一支绿色大军，正在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包抄和驱逐着人类。

它们实在太强悍了，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仅快速占领了不再耕种的田坎，侵入村落里遗弃的破败老屋，连一些新建的水泥楼房，野树和藤蔓也公然“登堂入室”，攀爬在墙壁和屋顶上，门口和天井的水泥地板，也有野草见缝插针地生长，仿佛存心欺负这些巍峨宽阔的房屋里那些七老八十的长者，奈何不了自己。

我认得大部分的灌木和野草：孑然独立的鸡屎木，枝茎和叶脉都是红色的鸡冠花，叶片粗大、绿得滴翠的野芋，叶子三叉的牛奶树——要是开五叉就好了，它可以顶替名贵的中药黄芪;还有野芭蕉、苎麻、蓖麻、野菊、姜黄、毛蕨、鬼谷子、鸭脚木、香丝草、田淡菜、板蓝根、车前草、两面针、山蒌……还有一种辣蓼，小时候父母挖回来煲水给患痢疾的小孩喝。它们在路边的坡地或水沟旁，肆无忌惮地舒展着，有的还把“胳膊”和“脑袋”伸到路面上，丝毫不害怕被践踏或碾压。在不少路段，它们的进攻居然得逞了，已经占据了道路，让经过的人望而生畏，担心里头会藏着蛇。

在侵袭的野草中，一种金黄色的藤蔓最为猖狂，它只有牙签大小，我叫不出名字，随便掐一截丢到树上，很快就会像天女散花一样，密密麻麻地缠满树枝，每一棵树都会变成一個金发女郎。另外，明显是瓜子乱丢长出来的南瓜或丝瓜的藤，在房前屋后乱爬，爬上了围墙和电线，黄色或白色的小花绽放，像在飒飒秋风中吹着胜利的号角。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跟藤蔓一样，灌木也十分嚣张。在靠近水渠或河沟的堤埂上，一种比人还高的无名树，开着像满天星一样的白色小花，它们肆无忌惮、张牙舞爪地伸展着枝条。一位村民说，这是外来的野生物种，十分滥生，过去砍它的枝条做瓜棚或豆架，现在没人砍了，它的花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长出来。

同样难以对付的还有人们熟悉的水葫芦。从一个水库附近经过时，我看到路边的河沟里塞满了水葫芦，把水面挤得密不透风。我太熟悉这种水生植物了，小时候在长满水葫芦的池塘里捉蝌蚪，只要拎起一个水葫芦，就会带起来一大串，蝌蚪就藏在它暗红色的根须里。村里人把它们打捞起来，剁作喂猪的饲料。大概是大量用做猪饲料的缘故，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泛滥成灾。

说到养猪，我一下子意识到，好像下来后一直没有看到过它们。以往每次下乡，见得最多的，除了狗就是“二师兄”，它们腆着触地的肚皮，在竹根里转悠，或者在垃圾堆里乱拱。村里的狗几乎都在睡觉，它们却总是在觅食。谁说它们懒呢？懒是因为人们喂得太勤，把它喂得太饱了。它们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把屋前屋后弄得污水横流，难以插足，散发出的那股又馊又臭的味道，钻进人的头发和毛孔里。今天居然一头猪也没见着，仿佛全部死光了一样。不过我想就算家家户户都养着猪，也对付不了这么多的水葫芦，因为现在喂猪都用兑好的现成饲料。再说，家里留守的老弱病残，哪里会有力气打捞它们呢？

与这些一阵风种子就四处播撒、落地生根的树木，一场雨就舒枝伸叶、拔节而起的野草相比，人的力量似乎软弱得多。人们明显在抵抗。挂在路边树上的标语，矗立在草丛中的宣传牌，还有田头的线杆，线杆上的广告，像蛇一样蜿蜒伸向所有村子的道路，都在宣告这些村落仍然掌握在人的手里，但这些向“最后一公里”进军的人类活动，处于咄咄逼人的绿色包围中。

大自然在进攻，而人在坚守。無人居住的房屋里，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丢弃在屋角，门楼下的石磨、石磙被废弃，情形一如撤离阵地时的丢盔弃甲。水田里青绿的晚造秧苗，在微风中像千军万马在晃动，但它们不像是人类栽种的作物，相反是与野草挽起臂膀的同盟军。偶尔看到一个扛着铁锹放田水的农民，让我想起鲁迅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也许人们应该把“阵地”构筑在镇里，把教育的、文化的、娱乐的、卫生健康的、体育的、福利的公共设施布置在镇里，毕竟镇里人更加稠密，毕竟已经修了道路，分散在各个村子的学生可以在资源整合的镇里入学，五保老人可以集中在镇里供养，电影院和戏院也不会无人问津，不致因为“战线”分散漫长，顾此失彼。

我参观了一个大族的宗祠，它整洁而空旷，黑乎乎的瓦面和斑驳的墙壁，仿佛从时光的枪林弹雨中冲出染上的硝烟。赭红色的大门门框已经变形，天井里的青砖长着苔藓，廊阶和耳房则留着修修补补的痕迹。

与分散的民居相比，宗祠像是这场农耕社会转型鏖战中坚守的重点阵地。大多数村落的宗祠早已沦陷，这里还算坚固。大门外墙上，挂着一块县政府颁发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在它的旁边，则是前不久同族金榜题名的准大学生名录，以及捐资助学的乡贤大红榜。在每个数额不等的奖金获得者后面，都用钢笔写着“某一房后裔”字样。我注意到一些人的住址分别在北海、合浦、浦北、防城，显然宗族的后裔早已在别处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些受嘉奖的学子也许还记得这里是他们的根，但他们的下一代呢？

我站在宗祠外拍了几张照片，无意中低头看到，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卵石地板上，密密麻麻长满了地锦草。这种暗红色的野草非常滥生。可以想象，一旦宗祠人迹不到，它们很快就会乘虚而入，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像在这之前在一个客家围屋看到的情形：布着大小射击孔的墙壁上，薜荔像一张披散的绿色大网，网上挂着一个个鸡蛋大小的果，显示出它们旺盛的繁育能力，让我想到那句熟悉的“千村薜荔人遗矢”的诗。

我脑子里闪过一部纪录片的画面：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在人们陆续迁走之后，那些厂房、办公楼、宿舍很快爬满了藤蔓，屋顶塌陷，窗棂开裂，灌木在墙壁上扎根，石板生满苔藓，野草从水泥路面的裂缝里钻出来，蛇、野兔、狐狸、猫头鹰、蜈蚣、老鼠等动物成为废墟的主人，大自然仿佛用一只巨大的魔爪，捂在这片一度机器轰鸣、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把它变得阴森可怖。一位红树林专家曾经告诉我，人类活动是对自然界最大的影响，大自然有着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被损毁的红树林根本无须人工种植，只要把原来生长红树的滩涂圈起来，不再允许人们进入其中赶海和养殖，红树林很快就会繁育成林。

春华秋实，物候常新。植物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凋落，草木荣枯，如一只嚓嚓行走的自然之钟，提醒着我们岁月不居、时光倥偬，提醒着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发生的变迁和更替，引发怀旧的惆怅和年华老去的伤悲。行军道上一棵柳树，让途经金城的东晋大将桓温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宗庙遗址的几株野麦，让周朝大夫感受故园不在的黍离之痛。从某个角度，这千年未遇之变局，何尝不是发生在乡村的一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人类一直以大自然征服者的身份出现，现在这些居民日渐稀少的村落，这些越来越多被野蔓杂树占据的故乡，固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这象征蓬勃生命的绿色，提醒着人们怎样去认识自然、善待自然，怎样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梁思奇，广西作家协会理事。曾任新华社记者，现在机关供职。近年来在《广西文学》《作品》《天津文学》《青年文学》《美文》《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苦旅》，杂文集《世说“辛”语》《我的动物故事》。长篇纪实散文《生于六十年代》获第七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

责任编辑 韦 露3BD9E3CE-382E-4E03-A011-C5653442A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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