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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视域下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知识聚合与开发

2022-09-08 16:50:03

李姗姗 罗梦涵 崔璐

摘 要:文章在梳理与分析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特性与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构建由资源层、数据层、知识层、价值层组成的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知识聚合与开发模式。进而以宝塔山革命旧址为实证研究对象,提出由多元化采集和建构红色记忆资源、细粒度描述和整合红色记忆数据、多模态聚合和开发红色记忆知识到情境化转化与重构红色记忆价值的渐进式实现路径,同时建议在意识形态把控、协同开发机制、知识开发尺度、保护与开发博弈等方面做好保障工作。

关键词:红色记忆资源;
知识聚合;
数字人文

分类号:D642

Knowledge Aggre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Red Memory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Li Shanshan, Luo Menghan, Cui Lu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multi-modal characteristics of red memory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knowledge aggreg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multi-modal red memory resources, including resource layer, data layer, knowledge layer and value layer. And then, taking the site of the Pogoda Hill Revolution a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gressive implementation path from diversified col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resources, fine-grained descrip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d memory data, multimodal aggregation, development of red memory knowledge to situational con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d memory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uggested to safeguard the work in ideological contro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knowledge development scal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game and other aspects.

Keywords:
Red Memory Resources;

Knowledge Aggregation;

Digital Humanities

1 引 言

红色记忆资源是指红色革命活动留下的足迹、事迹、实物及其所展现的精神遗存,[1]承载着特定革命历史时期的物质与精神积淀,蕴含着深层次的红色基因与红色血脉。随着数字技术和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以视听媒体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信息载体被广泛应用,大量新型多模态数据、资源和知识得以涌现。[2]在此背景下,也形成了包含文本、图像、音视频、实物、实景、虚拟可视化、新媒体等多模态资源的红色记忆体系。为更充分地挖掘红色文化要义与精神内涵,本文借助数字人文理念与方法,对红色记忆资源间的多元关联进行分析,构建包含资源层、数据层、知识层、价值层四个维度的知识聚合模式,并通过实证分析探索相应的开发路径与保障,为唤醒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供支撑。

2 红色记忆资源的多模态性与开发需求

2.1 红色记忆资源的多模态性

红色记忆资源依托宏观与微观语境下的时空场域、事件演进、人物关系等,经过不断交织,形成了在载体媒介、呈现形态、表达方式、维度空间等方面具有多模态特性的红色记忆资源体系(见图1)。

依据形态,其可以分为物质与非物质红色记忆资源。物质红色记忆资源主要包括红色旧址、红色建筑、红色文物、红色文献等;
非物质红色记忆资源主要包括红色事件、红色人物、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红色文艺作品等,具有不可估量的体量,有待深度挖掘和开发。

依据载体,其主要分為报刊、图书、著作等文本类红色资源,老照片、旧地图、电子海报等图像类红色资源,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红色电视节目、红色纪录片、红色短视频等音视频类红色资源,以及“数字记忆时代”再生的数据库类、情景再现类、融媒体类的数字红色资源等。

依据开发程度,可以分为原生性和再生性红色记忆资源。其中,原生性红色记忆资源是指直接形成于红色革命历史活动中而未经过复杂加工的原始红色记录,如红色档案、手稿、信函、回忆录等,具有天然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直观性等特质;
再生性红色记忆资源是指原生性红色记忆资源经过编研加工、数字化、建构创作等环节后生成的各类新型红色记录,相对而言更加生动、直观、便于利用。

2.2 红色记忆资源知识聚合与开发的必要性

现有红色记忆资源开发面临着资源纷繁复杂、组织机构分散、开发形式单一、价值挖掘不力、展现渠道受限等困境。[3]以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的延安革命纪念地系列景区为例,其红色记忆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成果仍以静态化、单一类型的实物资源展示为主,且基于数字技术和融媒体技术开发的新型红色资源也缺乏整合与关联,呈现出资源碎片化、内容同质化、关联薄弱化、开发浅层化的特点。多模态知识聚合开发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1)深度解构与重构红色记忆

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理念契合红色记忆资源的主体分散、载体多样、形态多元、不断衍生等特性,借助本体构建、语义关联、可视化呈现、叙事化开发等,可以从不同模态的红色记忆资源的细粒度关联中,梳理更为完整的红色事件脉络、展现丰富的红色革命人物精神、多维度描述红色革命故事等,通过组合、呈现、传播方式的变革提高红色记忆资源的价值实现效度。

(2)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率

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的知识聚合与开发融合文字、语言、声音、画面、动作、虚拟可视化等多元要素,并通过数据化、情境化、叙事化、可视化等手段充分调动受众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元感官,辅助理解红色记忆资源的文化要义和内涵,极大提升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接受度。

(3)帶动多元红色业态融合发展

相比于传统开发方式,知识聚合与开发更需要以统一的资源描述框架为基础,在数据的挖掘、关联与建构中实现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体系的标准化、协同化、系统化建构,由此为红色记忆资源纳入“文旅融合”“文教合作”“乡村振兴”等新兴业态奠定基础,打造红色旅游线路、红色产学研基地等多元业态集聚与共融的新图景。

3 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模式

依据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的内生特性与外化表征,可以通过资源层、数据层、知识层、价值层的聚焦、赋能和转化,逐步实现“红色资源-红色数据-红色知识-红色基因”的知识聚合、多元开发与价值呈现(见图2)。不同层级之间存在渐进演化、升级再构的逻辑关联,其中资源层是保障、数据层是路径、知识层是目的、价值层是导向。

3.1 资源层:多元采集与序化整理

资源层旨在明确资源采集范围与标准,兼顾横向覆盖与纵向拓展,为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知识聚合与开发提供底层数据支撑与资源支持。一方面采取馆际合作、多方联动的方式扩充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借助数据自动采集、数据挖掘等技术提高资源获取效率与质量。并对碎片化、异质化的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进行规范化描述与存储,重新分类、排序和组合,初步形成结构化、体系化、规范化的红色记忆资源有机体。

3.2 数据层:细度解构与聚合建构

数据层旨在重构物质与非物质、原生性与再生性等各种载体红色记忆资源的数据颗粒形态,即由粗粒度转为细粒度的一系列结构化的组织过程,以实现标准化红色档案资源体系的构建。[4]一方面,依据各记忆元素的属性、特征、表现,挖掘不同模态数据间的潜在关系,在数据聚合中对分散的记忆元素进行深度序化组织。[5]另一方面,借助文本分析、聚类分析、主题分析、内容挖掘、时序分析等关联数据技术,[6]对不同模态红色记忆数据之间的关联特征与映射关系进行语义标注与语法关联,生成语义映射表,在数据的多维聚合、深度组织、关联构建中形成具有丰富语义关系的红色记忆知识源。

3.3 知识层:关联挖掘与互动服务

知识层以建构面向更广阔应用场景和记忆实践的多维融合红色记忆知识网络为目标,通过变革存储、呈现、开发、利用方式,挖掘红色记忆资源的深层价值。一方面,利用可视化技术对多模态的红色记忆资源进行揭示与挖掘,在聚合中对资源内容进行追溯和拓展,从而为用户提供可检索和调用的专题数据库及数字化平台。另一方面,借助多样化知识开发方案,进一步根据用户的检索喜好生成相关推荐或检索指南。如构建面向不同用户的红色记忆资源检索画像,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私人定制式的专享知识服务,并在整合与关联中实现复合型开发。

3.4 价值层:记忆重塑与价值升华

对于价值层而言,红色记忆资源的特定价值导向赋予了多模态知识聚合开发更深层次的内涵。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红色记忆资源以客观文化形构为载体、以遥远过去为时间视界、以身份认同为建构归属,[7]记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奋斗史,契合“记忆之场”理论的物质、象征、功能三维表现。[8]物质红色记忆资源能够形塑、传承红色记忆;
非物质红色记忆资源能够表达和书写红色文化与红色精神;
而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又可以将其承载的记忆、情感、认同等加工、重塑和升华,以重构红色革命时期的“记忆之场”。

4 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路径

宝塔山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保存有大量革命时期的文章、老照片、影像资料等珍贵红色记忆资源,故而以其为例分析渐进式推进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的实现路径与方法。

4.1 红色记忆资源的多元化采集与建构

经过实地调研,宝塔山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主体多元、分布广泛,且现有开发多借助官微、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传播,未形成体系化的红色记忆资源网络。为此,可依据陕西省红色档案资料征集保管和编研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要求,构建与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多元合作机制,按照人、事、物、魂的架构统计和征集延安红色记忆资源,最大限度地拓展红色记忆资源采集来源与范围,逐步形成以宝塔山为中心并向周边地区辐射的红色记忆资源体系。此外,还可以通过录制老红军口述档案、建立烈士英名录等方式加强红色记忆资源的主动建构。

4.2 红色记忆数据的细粒度描述与整合

紧跟数字时代步伐,参照《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等规范,对多元采集和建构所得的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红色记忆资源进行细粒度的识别、描述、语义分析和规范化存储,实现宝塔山相关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存,[9]并基于语义映射进行关联创建与数据整合,打造跨模态、层次化、高可用性的红色记忆数据存储和利用体系。在此基础上,与延安大学的“延安时期红色文献数字研究平台”合作,建立各类红色记忆专题数据库,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服务,并通过VR可视化或实地记忆再现等方式将资源活化。[10]

4.3 红色记忆知识的多维度聚合与开发

依据红色记忆数据的多重关联可以进一步提炼知识主题、拓展知识场景、深化知识应用,从而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红色知识服务。宝塔山已初步实现面向主题、时间、地点、事件等的红色记忆知识检索服务,并借助VR技术和互动科技等初步提供了情境化、交互式的知识服务,如“红色情景体验剧”节目通过还原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和模拟场景中的风雪天气,使用户身临其境地体验和了解红色革命历史。未来可与相关部门协同搭建集成性的延安红色知识服务平台,结合特定主题,从多个维度对各类红色记忆数据进行再组织和再呈现,实现知识层面的复合式开发与服务。

4.4 红色记忆价值的情境化转化与重构

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与标志,宝塔山红色记忆资源具有独特价值,1953年版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的正面图案及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都是“延安寶塔山”。为更好地发挥宝塔山在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传承中的灯塔与火炬作用,可以从更宏大的视角和高度对红色记忆价值进行情境化、生态化的建构和再现。如在“延安红街”嵌入更多红色文化元素,充分利用宝塔山周边的红色记忆资源,以红色记忆与红色文化为主题,打造汇集红培研学基地、红色记忆博物馆、红色文化美食街等多种红色业态于一体的红色记忆资源生态,提升红色记忆资源开发利用效度的同时,重构延安时期的红色记忆之场。

5 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保障

5.1 把控好意识形态与文化导向

红色记忆资源蕴含着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在探索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的过程中,要坚决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红色记忆资源的思想引领与文化导向作用,坚守红色文化主阵地。具体而言,红色记忆产品与服务的开发不能因盲目追求技术创新和商用价值而走向庸俗化,要自觉抵制有悖红色精神传承的衍生产品,同时加强对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审查和把关工作。

5.2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开发机制

鉴于红色记忆资源的多模态特性与多元保管格局,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协作机制,以推进跨部门、跨模态、跨区域的红色记忆资源建构与开发工作。如文档图博、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联合制定资源层、数据层、知识层、价值层所需的各类标准与规范;
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开发方式、整合共享机制、价值转化模式等。以宝塔山为例,可以由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主导,政府或专设机构管理监督,宝塔山、枣园等红色记忆资源保管机构共同参与,优势互补,推动红色记忆资源的多元融合。

5.3 兼顾开发工作的广度与深度

为确保红色记忆资源的价值得以充分彰显和实现,需要在开发工作中兼顾务实与创新、广度与深度。一方面,以红色文化为内核,在特定成本效益下,开展红色文艺创作、红色叙事展陈、红色场景营造等多元服务形式,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红色文化体验平台,不断拓宽红色记忆资源开发服务的广度。[11]另一方面,延伸红色记忆资源知识聚合的深度和层次,实现对红色记忆资源的创新利用,如将红色精神、红色印记、红色故事等元素与“报、网、端、微、屏、播”等多模态的表现形式相结合,激发红色记忆资源的内在活力,进而再借助深度机器学习、用户行为分析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精准化的红色知识服务。

5.4 恪守传承与开发的正和博弈

正和博弈是指一些参与者以同盟、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博弈。在红色记忆资源多模态知识聚合与开发过程中,要明确传承保护为要义、开发利用为驱动的辩证关系,兼顾遗产理念与产品理念,实现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正和博弈的目标。通过贯彻遗产保护理念、完善管理结构、搭建基础设施、培养保护人才等,规避对红色记忆资源的损毁与破坏,在此基础上加大红色记忆资源的开发力度,最大化满足社会的红色记忆资源利用需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风险评估模型的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等级保护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CTQ038)和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延安红色记忆资源的保存与利用”(项目编号:S202110697195)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刘晓芯,杨不为,罗梦涵,李姗姗.数字人文视域下延安数字红色记忆资源的开发与保护[J].陕西档案,2021(2):24-26,29.

[2]林雯.电影海报多模态话语分析——以《禁闭岛》电影海报为例[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1):93-96.

[3]刘一鸣,谢聪玉.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J].图书馆,2021(11):94-99.

[4]赵红颖,张卫东.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数据化、情境化与故事化[J].档案与建设,2021(7):33-36.

[5]徐晨飞,包平,张惠敏,姜霖.基于关联数据的方志物产史料语义化知识组织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6):78-88.

[6]魏亮亮.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知识服务模式转型探析[J].档案学研究,2021(4):72-79.

[7]陶俊怡.红色基因传承的文化记忆维度[J].新疆社会科学,2021(5):131-138,164.

[8]王玉珏,许佳欣.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理论及其档案学思想[J].档案学研究,2021(3):10-17.

[9]李金格.红色档案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及策略研究[J].北京档案,2021(11):39-41.

[10]张文馨,李姗姗,张睿,任世晴.社会记忆视域下数字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建构与开发[J].北京档案,2021(6):31-34.

[11]葛文洁,霍艳芳.新文科背景下“档案+红色文化产业”升级发展路径探析[J].档案与建设,2022(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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