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读过大量徐迅先生的文章，最记得那一本《半堵墙》，安慰了我的乡愁。如今岁月深了，乡愁却淡了，但每每读到徐迅的文章，總让我有入桃花源的感觉——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徐迅的文章，其中有春日万千气象，像一片树林，有杉、松、银杏、桂、玉兰、槐、枫、柳、桦、椿、栾、黄杨、枸骨、石楠、海桐、南天竹、铁树……绍兴范文澜故居后院有一棵铁树。有年春日，在范家逗留了半个下午。铁树生命力强，喜光，稍耐半阴，喜温暖。其形古朴，茎干坚硬如铁，四季常青，老干布满落叶痕迹，斑然如鱼鳞。

这一回读到徐迅的新作《悬崖上的人生》，让我想起范文澜故居那一棵铁树。气息仿佛，况味仿佛，风致仿佛。历史随笔，容易骨瘦如柴，少了嚼劲。当下文学欣欣向荣，百花齐放，若说问题，或许有些文本过于较劲，少了嚼劲。很多文人也喜欢较劲，和徐迅交往十几年，他从来不较劲。不较劲则松，人放松了，文章才放松。

文学不是较劲的事业，自适就好。南宋洪芹，迁礼部侍郎，“帝锐意乡用而以论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适。我的退寓之心在文字，文字寓所，文章自适。文章是寄托，寄之以情，托之以理，从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姑妄言之，徐迅是最得丰子恺笔意的人，其文字之好只在自然二字，随意为上，无功令无仕进无文以载道无学以致用，放任笔墨，唯以音韵之和谐为主，时见跌宕旷逸。自然在书里，自然亦来自乡野。书香是一帘风月，乡野如满庭闲花。

天下文章都是作出来的，任谁也不能不做作，少做作就好，淡去做作之心就好。

年轻时候读过大量徐迅先生的文章，如今读得少了，因为徐先生写得少了，这回读到其新作，恍惚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胡竹峰题记

不知为什么，我每次赶到石牛古洞都是下雨的天气。雨下得很猛，天柱山一下子就浸泡在了水里。雨水从岩石的上方往下流，流到崖壁底下便发出了哗哗的声响。因为水流的声音，石牛古洞立即就有了动感……那些字好像也忽然动了起来，它们从溪水里缤纷浮起，像是沾了晶莹水珠的花瓣撒满了一溪……

在雨帘的背后，朦朦胧胧的。那些石刻，那些字，那些人仿佛一起都走了出来……就像舞台中央的灯光骤然而灭，面前黑乎乎的，我首先看到的是北宋皇佑三年（1051年）九月十六日，举着火把走来的一行人。透过他们的身影，我看到了王安石（1021-1086年）留在石牛古洞东侧崖石上的一行字：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这是一首六言绝句。在这首《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诗的旁边，清清楚楚地留有几溜行楷：“宋皇佑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过寺宿。与道人文锐、弟安国拥火游，见李翱习之书，坐听泉久之。明日复游，乃刻习之后，临川王安石。”

王安石似乎总喜欢举火把游洞，后来游安徽的褒禅山也是——就这样，正当而立之年的王安石选择这样一个夜晚走了进来，走进了通判舒州的生涯。而在到此之前，他是犹豫不决，甚至有些灰心的。在给弟弟王安国的诗里，他还诉说了自己的心情：“只愁地僻无宾客，旧学从谁得指南。”（《到舒次韵答平甫》）他担心地处偏僻的舒州民风愚昧，无人交往，他的学问得不到长进。以致到了以后，舒州同僚为他摆酒接风，他也“自嫌多病少欢颜，独负嘉宾此时乐”。（《到郡与同官饮》）但从这个“听泉”的夜晚开始，他准备将他的身心交与这片山水了。

舒州大地也迎来他“怅望”的三年时光。

通判虽是一个副职，属于地方小吏，但也是由京官选派而来，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是朝廷的眼睛。王安石接受这一官职，心情极为复杂。他位卑志高，时而踌躇满志，时而也有“青山满天地，何往为吾丘”（《凤凰山二首》）的疑问。驱马舒州山水，他甚至产生了“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凤凰山二首》）的想法，滋生了“毋为百年忧，一日以逍遥”的及时行乐思想。只是一到舒州，就遇上大旱，他无暇多思，只能与舒州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为了祈愿风调雨顺，他洋洋洒洒写了《祈雨文》《谢雨文》两篇文章，和当地老百姓一起求雨；
为救荒济贫，他跋山涉水，发放粮食。“蓦水穿山近更赊，三更燃火饭僧家。”（《发粟至石陂寺》）偶有闲暇，与同僚“幽菊尚可泛，取鱼系榆条”，（《招同官游东园》）也一起采菊钓鱼了。

“盖自三年至五年，所见闾阎之疾苦，官吏之追呼，无不具托于诗篇。”这是清代学者蔡上翔总结他为政舒州时说的话。此言甚是。舒州三年的从政，正是王安石一生中深入基层、当地方官时间最长的。他在舒州写的诗篇，反映的也都是当时生活艰难、民生凋敝、官吏无能的种种社会弊端。

最典型的是他的《发廪》《感事》《兼并》三首政治诗。在这三首诗里，他把亲眼看到的社会黑暗揭示出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发廪》）“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感事》）“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兼并》）……这些诗既有对富豪掠夺人民土地财产的强烈不满，也有对尸位素餐者的极大愤慨，还有他对丰年吃不饱饭的老百姓的忧心和愧疚；
更有他对自己为政三年，没有让老百姓摆脱贫困的自责……舒州三年，对他的宦海生涯，对他后来改革思想的萌生和形成，乃至对整个北宋政坛产生的影响都不可轻视。要说他“变法”的思想在这里具备雏形并非言过其实，说他这三首诗可以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媲美也不为过。

不仅勤政爱民，他还爱好读书。经常在“潜峰阁”挑灯夜读。

现在，这里还留有一个“舒王读书台”。说他在赴任舒州的一艘夜行船上，遇上一位貌若天仙的女子，双手捧一颗宝珠，踏浪而来，对他说：“常闻君勤奋好学，特献上一颗夜明珠伴君夜读。”说罢，便在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安石抵达舒州后，政务之余便将“夜明珠”放在案头，夜夜苦读，甚至通宵达旦。潜峰阁的青灯光影就像天上皎皎的月亮，以致当地人把这一景观比喻为“舒台夜月”，把潜峰阁称为“舒王读书台”。他在这里读书，辑录了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部诗集，亲自撰写《老杜诗后集序》，又写了首《杜甫画像》的长诗，对杜甫的诗歌极其推崇，

宋人邵伯温《邵氏见闻录》有他一则轶事，说他吃饭总敷衍了事，只吃眼前的鹿肉丝，筷子从不搛别的菜，以致人家误以为他喜欢吃鹿肉，第二天又给他送来鹿脯……作为性情执拗、被大宋王朝称为“拗相公”的一代宰辅，这种传说倒是符合了民间对他的一些期待与想象——他确实是一个容易留在民间故事里的人。

时至今日，这里的民间也还流传着他的故事。

比如，说他不修边幅。治所南边雪湖岸上有位何翁隐士，他多次拜望都吃闭门羹。有一次，他乘其不备闯进何府。何翁装作在身上捉虱子，以此谢绝。可不等何翁在身上捉出虱子，他就从自己胡子里捉出虱子递给何翁。两人相视大笑，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他的诗“有兴提鱼就公煮，此言虽在已三年”（《书何氏宅壁》）写的就是这位。在另一个故事里，说他在舒州乡下买米粑，与一漂亮的老板娘打赌，说老板娘若能对上对子，他就送她一幅字。他随口戏谑一联：“大大一对白娘子包。”岂知老板娘机智异常，张嘴就对出下联：“长长两幅王先生字。”害得他白白送出一幅字。

在舒州任通判三年，由于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欧阳修极力推荐，他曾有過两次到京城任职的机会，但都被他找理由推辞了。特别是至和元年三月，他在舒州的任期已满，朝廷任命他为“集贤校理”。这个职务在宋代士大夫们眼里是清要之职，但他断然拒绝。他写了一首诗：“戴盆难与望天兼，自怪虚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以表达自己的胸襟与抱负。

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舒州。从石牛古洞开始“怅望”的神情里，一步一步，信心满满地走向了繁华的京城，成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语）——只不过，这时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经历了初到舒州时的茫然，再到“欲辞潜皖更踌躇”的心路历程，对舒州人民有了依依不舍和“自羞”的情愫。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他在金陵（南京）孤寂地离世，孤傲执拗的“改革者”背影凄然地消失在北宋的天空，他再也没有回来。但穷其一生，他一直没有忘记舒州，也没有摆脱与舒州的关系——元丰元年（1078年）受封舒国公，病逝当年被追封为舒王。

还是在受封舒国公时，他认为是朝廷对他最大的肯定和恩宠，竟高兴得一口气写了三首诗——他怀想“落木云连秋水渡，乱山烟入夕阳桥”（《九日登东山寄昌叔》）的舒州山水，思念“皖城终岁静如山”（《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的日子，自觉“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封舒国公三绝》之一）元丰七年（1084年），见到舒州的逊师，他又写诗，云：“亦见桐乡诸父老，为传衰飒病春风。”遥望留有遗憾的舒州，他的内疚和羞愧感与日俱增：“看君别后行藏意，回顾潜楼只自羞。”“相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

不羞的是他那留在舒州的一首首诗，刻在石牛古洞的一方方石刻了。他的“竟怅望以空归”那首六言诗，连他政治上的反对派，苏门“四学士”之一、北宋文学大家晁补之看到，也不由得心存敬意，云：“盖公在江南时所书野壁辞，凡二十四言，世以谓具六艺群言之遗味，故与其经学典策之文俱传焉。”这一方石刻历经九百多年的风雨，就像他抛向波澜壮阔的生命大河里的一只铁锚，牢牢地嵌入了古皖之地。

石牛古洞就像天柱山的一只嘴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诉说着什么，又像是天柱山三祖寺的一只耳朵，总在倾心谛听什么……这里，第二个朝我走来的就是黄庭坚（1045-1105年）了。他在舒州逗留的时间不长，但他以此为家。他自号山谷、山谷道人，摩围老人、摩围居士……把自己唯一的爱女嫁给李公麟的侄子李文伯。他在此挥就的诗篇，已成为中国文学天空中一抹绚烂的霞光。

这位北宋的大诗人、大书法家自幼聪颖，七岁时便写《牧童》诗，八岁时写出《送人赴举》诗，两次乡试均为第一。英宗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神宗熙宁五年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任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令。

虽然他的履历有“徽宗起知舒州”之句，但他实际并未就任。他到舒州全是因为六舅父李公择，也即是李常在这里当官的缘故。李常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治所正在舒州。据资料考证，他一生只在元丰三年两次到过舒州，分别是那一年的秋天和冬天。也即他的恩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的年份——“长我教我，实惟舅氏”。自从十四岁时父亲过世，他就跟着舅父李公择在这一带生活，他对这里应该不很陌生。

也就比王安石大五岁——他三十五岁时来到石牛古洞。在石牛古洞，面对王安石三十年前留下的石刻，他有些兴奋，也有些忐忑，写了一首六言绝句：

“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

这诗有禅意，似是脱胎于《景德传灯录》“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之句。后来在《山谷诗集注》中，他自注云：“荆公通守舒州，尝题诗云……故山谷拟作。”意犹未尽。他还写了同样充满禅意的一首诗，名为《题山谷大石》：

“畏畏佳佳石谷水，冬冬隆隆山木风。炉香四百六十载，开山者谁梁宝公。”

走进石牛古洞，倏然看见一头青牛跪卧溪畔，似饮水又像是撒欢，朝他哞哞叫唤。他恍恍惚惚，思绪萦回，仿佛就回到了自己童年，脱口叫一声“青牛”，他兴致勃勃在石牛溪旁大石上写了一首诗：“郁郁窈窈天官宅，诸峰排霄帝不隔。六时谒天开关钥，我身金华牧羊客。羊眠野草我世闲，高真众灵思我还。石盆之中有甘露，青牛驾我山谷路。”然后，又在石壁上刻下题记：“李参、李秉夷、秉文、吴择宾、丘揖观余书青牛篇，黄庭坚庚午小寒。”

天柱山层峦叠嶂，是道教第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苍苍莽莽中有司命真君所居的司元洞府。那时，这里道宫幢幢，道场林立，有一种神秘的道教祖庭文化气息。与上面两首诗迥然不同，他的这首诗诗风突变，瞬间就说他是一位堕落凡尘的“金华牧羊客”。如今“高真众灵思我还”——黄氏祖寓婺州（即金华）。而《神仙传》上也说：黄初平年方十五，为家牧羊，由一道士携至金华山，历四十年，成为神仙。后来他的哥哥找到他，问羊何在，他喝令满山白石化为数万只羊……登上石牛背，恍若骑上出关的青牛，黄庭坚流露出夫子自道的道家心性。

他是愿意相信人有“夙根”的。有一地似曾相识，他就觉得前生到过。宋人笔记《春渚纪闻》等书，也有他前世是一位闺中才女的记载。说那位才女平生最大愿望就是“身为男子，得大智慧，为一时名人”。才女熟读《法华经》，所以得以托生于他。还说他被贬至四川涪陵时，梦见一女子说坟里的棺材朽坏，尸身腋下有蚁虫咬噬。他的腋下本有湿癣。于是他真的找到这座坟，为她改棺重葬，腋下的顽疾也不药自愈了。

前世抑或今生，因“乌台诗案”而带来的种种人生的失意、苦闷和迷惘顷刻间烟消云散。骑着青牛，牧笛横吹，他仿佛找到心中的一处世外桃源。后来著名画家李公麟以此为背景，画了一幅《鲁直坐石牛图》，题曰：“鲁直坐石牛上，题诗石上，所谓‘青牛驾我山谷路’也。”并请人刻在了溪边的石壁上。可惜这方石刻，不知何时被人盗走，石壁上兀自留下个凹处，让人唏嘘不已。

李公麟（1040—1106年）字伯时，舒州人。神宗熙宁丙科。历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为中书门下后省删订官、御史检法。好古博学，长于诗。他与当时舒州的李亮工（公寅）、李元中（冲元）号称“龙眠三李”，与黄庭坚交情尤其深厚，且终生不离不弃。黄庭坚把女儿嫁给其侄李文伯，便是这种关系最有力的见证。

与舒州结下秦晋之好，成了儿女亲家，也给舒州增添了一桩喜事。黄庭坚没有理由不喜欢舒州。但毕竟是客游舒州，他在此写诗，尽管一写就写成了千古流传，但那只能说是他的过人之处。

《宋史》对他那次游历舒州是这样记载的：“初，游潜皖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盛，因自号山谷道人云。”那次，他与表弟李秉彝（夷）等游览潜峰、山谷寺、万松亭诸名胜，盘桓了五十余天。在舒州，他在延寿寺徘徊徜徉，欣赏芍药、牡丹、春笋……拜谒前辈王安石读过书的潜峰阁，追寻“梅蕊破颜冰雪，绿丛不见黄甘”的友情，登上“擢秀阁”，饱览“岁晚对烟景，人家橘柚间”的舒州黄昏……听说有“烟波钓徒”之称的唐代大诗人张志和后人隐居在此，他还兴冲冲地邀他煮泉品茗，作“灵龟泉铭”。特别有趣的是，在陪同的朋友丘揖的家里做客，看到父亲亲手点校的一部《韩愈文集》，他激动不已，手舞足蹈，赋诗曰：“中有先君手泽，丹铅点勘书诗。莫惜借行千里，他日还君一鸱。”（《从丘十四借韩文二首》）不仅要还丘揖一壶酒，看丘揖临摹王羲之《兰亭序》，他还把自己收藏的几本王羲之字帖都给了丘揖。据说，那次他把“少负奇气，七岁能诗”的外甥徐俯也带在了身边。

他对舒州山水如痴如醉，现在，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家乡找到一些答案。

他在家乡江西双井的居所背靠凤凰山，面对修明河的明月湾，十里秀水穿村而过。四周象形山、虎形山以及狮形山逶迤环抱……让人讶异的是，石牛古洞面临潜水河，背靠的也是凤凰山。周围也是连绵不绝的天柱山峰。他七岁时写的《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里也有一头牛，一头石牛。所谓“青牛驾我山谷路”也。

此情此景，不知暗合了他的怎样一个生命密码？

元丰三年十月，也就是赴吉州太和任知县时，他自金陵溯江而上，凑巧六舅李公择自舒州治所外出巡察。不知无意还是有约，两人在皖水入长江处相遇。风雨连绵十几天，甥舅两人喝茶饮酒、读书聊天；
对床夜语，抵足而眠。黄庭坚情不自禁地想起诗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一诗，反复揣摩吟咏其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他迷离不已。与舅父分别后，他把这十个字放在自己写的十首诗的韵脚，将童年以来舅父给予的关爱一一溢于言表，最后，动情地说“何以报嘉德，取琴作南风”。他取“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辨乐解》）的典故，希望能像舜那样为民解忧纾难，为民增财添富……

由于赴任在即，黄庭坚惆怅地告别了舅父。临别之际，他写诗呈给舅父：“昨梦黄粱半熟，立谈白璧一双。惊鹿要须野草，鸣鸥本愿秋江。”意思是说这次见面很快乐，昨夜睡得很香，还梦见自己当了大官，获得重赏。宦海沉浮，他已然是一只受惊的小鹿，只求像江上的鸥鸟能自由自在飞翔就好了……诗里突然透露了一种无名的悲伤。

仿佛预感前路虎视眈眈，命运的大网张开了狰狞的大口。

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初九，黄庭坚领太平州（治在今安徽当涂）事，仅仅当了九天太守，就再次被免除职务。据《年谱》记载：“崇宁元年七月甲午，系舟达观台下，待舒城家问。”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将《元祐奸党碑》颁布天下，又开始新一轮对元祐党人的打击，黄庭坚名列其中，由此遭逢噩运——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公爹，也曾是他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时的同僚赵挺之当了副宰相。此人为人阴险，卑鄙无耻，与他一直不和。果然，转运判官陈举秉承赵挺之意旨，呈上他写的《荆南承天院记》片语，将他以“幸灾谤国”治罪，贬到当时蛮荒的宜州（广西河池）。

六年的贬谪生活，给黄庭坚一家带來了沉重的打击，也使他的身心遭到致命的摧残。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欲将他流放永州（今湖南），但九月三十日，他没有听到诏令就溘然长辞，生命的光辉凝结在了六十一岁的人生刻度上。

据说，他死前最快意的事就是饮完酒，把脚伸出了那栏杆外面淋雨，然后说：“吾平生无此快也！”

狭长幽深的石牛古洞，一股股溪流如抖落的白练。流水沿山谷的石壁急湍而下，或穿岩击石，訇然作响；
或百回千转，溅雪飞玉；
或潺潺湲湲，窃窃私语……有了流水，这里不仅有了动感，还有了人迹，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人文气息和永恒生命的影子。留字或没有留字的，来过或没有来过的，都像影子一样存在于这里。人影憧憧——这里，留下的最大的影子就是苏东坡（1037-1101年）——苏轼了。他没到过石牛古洞，但却像影子一样真实而诗意地存在。他的诗，他的为人，他的故事……在这里到处传说。

“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

石牛古洞岩石上这首六言诗，因旁边刻有“荆公”二字，就有人说是王安石后来补刻的，也有人猜是黄庭坚步王安石诗韵而作。但两人的诗集均没有收录。因此，这首六言诗就成了诗坛的一桩疑案。于是有人喟然长叹，说，如果这诗是苏轼——苏东坡写的多好！

这当然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因为从苏轼的生命轨迹和他的诗文看，他没有到过这里。他与舒州的关系只是朋友、只是诗歌的关系。

第一次知道舒州，他是在杭州通判任上。熙宁七年（1074年），朋友柳子玉要到舒州任灵仙观监，他赠诗一首，劝勉朋友，也期待“何时梦入真君殿，也学传呼观主来”。（《送柳子玉赴灵仙》）熙宁十年（1077年），朋友王景纯致仕归隐，他赠诗一首，与之开玩笑说“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送仲素寺丞致仕归隐潜山》）他与王安石、黄庭坚共同的朋友李公麟为弟弟李亮工隐居之宅绘制《归来图》，他还是赠诗一首：“五亩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辋川图。”（《李伯时画其弟亮功旧宅图》）

他和舒州的关系当然还因为李公择的关系。李公择是黄庭坚舅父，也是他的密友。黄州与舒州当时同属淮南西路，初贬黄州（今黄冈）副团练使，属设在舒州的舒黄蕲镇抚使管辖。事实上李公择经常去黄州，还将舒州的柑子寄给他尝鲜。“我有同舍郎……遗我三寸甘……”（《东坡八首》其一）他吃了不算，还期待第二年的春天，弄些柑苗栽在自己的荒地上：“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同前）舒州产梅，梅花开时，李公择写了一首长诗，他依韵而和：“诗成独寄我，字字愈头痛。”“何当种此花，各抱汉阴瓮。”表示要与李公择一起回乡抱瓮，同种梅花。

《苏轼文集》里有一篇《记公择天柱分桃》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李公择与客游天柱寺还，过司命祠下，道旁见一桃烂熟可爱，当往来之冲，而不为人之所得，疑其为真灵之瑞，分食之则不足，众以与公择，公择不可。时苏、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余，公择使二客分之，归，遗其母，人人满意过于食桃。此事不可不识也。”

这是不可多得的一篇笔记小品。因其中有“此事不可不识也”语，有人认为苏轼去黄州之前，应该向舒黄蕲镇抚使报到过，意思是到过舒州。但更多人坚持认为，虽然他被授“舒州团练副使”之职，但紧跟其后有一句“永州居住”。意思是他不得离开永州——到底有没有到舒州，留给世人的只能是一个千古之谜和一声叹息了。

但苏轼晚年有卜居舒州的打算，却是千真万确的。

苏轼几遭贬谪，晚年为在何地安家居住却费尽了心思……似乎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为晚年的卜居而一波三折。他最早动这个念头是在元符三年（1100年）十一月。当时，朝廷有旨给他：“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任便居住。”（《苏轼文集》）即他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的住地。何以家为？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老家，如“蜀若不归，即以杭州為佳”。但两地到底都不合适。于是他想到了常州。这一是他在常州还有一点田产，二是在“乌台诗案”发时，他曾将一家老小安置在常州的宜兴县。

他从贬谪之地岭南北归，途经绍州（广东）遇上了好友李亮工（公寅）。后来，他说：“今三十年而见君曲江（今广东韶关），同游南华，宿山水间数日，道旧感叹，且劝我卜居于舒，故诗中皆及之。”（《苏轼文集》）由于李亮工的劝导，他有了卜居舒州的打算。

“青山只在古城隅，万里归来卜筑初。会见四山朝鹤驾，更看三李跨鲸鱼。”（《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这是他关于卜居舒州的诗。他知道舒州城边有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也知道舒州有“龙眠三李”等朋友。对舒州的山水和乡风民俗，他一清二楚。因为李亮工的劝导，他兀自做了一番美好的想象，与之分手后，便“意决往龙舒（即舒州），遂见伯时为善也”。

随后，他写信给了舒州的另一朋友李惟熙：

“偶得生还，平生爱龙舒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苏文忠全集·东坡续集》）

“住斗龙舒为多……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苏轼文集》）

但在着手购买官庄时，事情发生了变化。比他先期遇赦的弟弟苏辙（子由）已经定居在许昌。弟弟来信希望他定居许昌。苏轼收到信，就产生了“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的想法。可即便是这样，他的心还是在常州、舒州、许昌三地来回摇摆，游移不定。以至中间还有过定居真州（现在的仪征）的意思。

最后，考虑到当时常州远离北宋政治中心，又有当年为官的一些根基，他还是选择了常州。只是遗憾的是，他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便怆然而逝了。

名下虽然挂了“舒州团练副使”职务，舒州人民终没有福分接纳他的肉身。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珠可历历数也。”

这是明朝魏学洢写的一篇《核舟记》。他把苏轼、黄庭坚和佛印三人刻画得神情毕肖，活灵活现。但实际上当年乘舟泛游赤壁的并没有黄庭坚和佛印两人。只是在神刻王叔远眼里，舟上有苏轼，一定就有黄庭坚，有佛印……同理，在舒州人民的眼里，王安石、黄庭坚到过舒州，那么苏轼也应该到过舒州。只有三个人聚集在这里，才是北宋文坛的风云际会……

不过，让舒州这一片山水后来感到幸运的是，他们三人或足迹，或灵魂，或背影，抑或仅仅就是一缕缥缈的诗魂，最终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把各自留在了这里，留在了石牛古洞那一泓潺潺不止的溪流之中了。

这是舒州山水的一种功德圆满。

这三人中，苏轼是四川人，王安石和黄庭坚是江西老表。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苏轼又年长黄庭坚八岁。三人是诗友，又同卷在党争的旋涡里。黄庭坚父亲与王安石是同乡同年进士，自少年时代推崇王安石，他与王安石一样经历了少年丧父之痛。孤傲的性格与王安石也有一比。苏轼“乌台诗案”株连到他，他受到了罚红铜二十斤的处罚……或朋友，或为政敌，他们三人却总是惺惺相惜。

苏轼被捕关押，政敌们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面对确凿证据，杀还是不杀，神宗皇帝一时举棋不定。就在这关键时刻，罢相而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毫不含糊，连夜派人飞马进京上书给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黄州奉诏赴任汝州（今河南汝阳），未果，途经金陵（南京），专程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穿了便服，骑着毛驴接他。苏轼慌乱得连帽子都没戴，迎上前施一大礼说：“今日太失礼，竟敢以便服来参见大丞相。”王安石道：“礼仪哪里是为我们这种人而设呢！”说罢，两人一起诗酒唱和，好不投机。王安石约他在金陵买田筑屋，相邻而居。苏轼感动得和诗一首，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诗中充满了对王安石的景仰，两人相处了三十多天。

苏轼离开时，王安石还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这样的苏轼，这样的苏东坡，舒州人民当然世世代代喜欢。何况，他为舒州写了那么多美妙的诗文，留下那么一个美妙的卜居之梦。现在，这里民间宴席摆放桌椅，仍然还有“苏端、欧端”之分；
民间嫁娶也有“苏才、郭福、姬子、彭年”之说。这“苏”就是舒州人对他生命的一种朴素而真诚的认可和怀念。

石牛古洞六百多米长、十七米宽。面朝潜水河，依偎三祖寺。两岸青山傍围，藤萝满壁。松篁交蔽，绿荫成盖的天然洞穴里，又因长年溪流不息，人们称之为“山谷流泉”……据专家辨识，散落在山谷的石刻起自唐贞元初年，至宋元明清乃至民国都有，共有三百多幅。是一处罕见的没有断代的摩崖石刻……石刻或字大如斗，或字小如蝌蚪，或飘逸，或沉雄，或苍劲，或圆润，行楷隶篆草、颜柳欧米赵……虽然其中也不乏“到此一游”之语，但文体繁杂而齐备，大都出自一些官宦名流、骚人墨客之手。

流水不腐，转眼便是永恒。这些石刻经过千百年风霜雨雪的洗礼，已与天柱山浑然一体。剔除所有的烟尘与浮华，仿若上天赐予天柱山的一座书法艺术博物馆，已然凝结出一束遮挡不住的巨大的人文之光。同时，它又像绽放在溪谷的一朵硕大无朋的宗教与艺术之花，日浸月润，兀自散发出了一种禅意的澄澈和芬芳。历久弥香。

水曲霞觞转，泉水漱玉抱。（宋·陈楠）

拂拭悬崖观古字，尘心病眼两醒然。（宋·留正）

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宋·张同之）

扶藜踏雪访梅花，小注青牛处士家。（宋·赵希衮）

石牛洞里诗无数，尽在烟云缥缈间。（元·吴伋）

醉倚石牛山谷晚，泉声静听思冷然。（明·万象春）

水流云自在，去住各无心。（民国·施树岩）

这都是留在石牛古洞里的诗句。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诸如求雨，祭山、赈灾这样的记事石刻。有一方石刻就记载了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劳农”（慰问农民）赈灾之事。从石刻的文字来看，安庆知府陈棅先来慰问农民，七十五天之后，他又到了天祚宫祷告雨神。这石刻起码透露了两条完整的信息：一是南宋庆元三年这里有过大旱，二是当时父母官的亲力亲为。光绪壬午（1882年）清知县陈慎容在此赈灾，如法炮制，勒石以记。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有一段记载：“舒州皖公山洞（即石牛古洞），留题者甚众。沉枢密曩尝游，见洞上莓苔剥落处，露一字‘日下火’，知非今人名。试命抉剔之，乃李翱题，字甚劲健。予尝亲到，名公题刻已遍，山水殊胜。”这些石刻，无论是被山水遮蔽或者显示，袒露或者覆盖，都让人能寻到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看到历史光鲜的叶片和生动的枝蔓。

石牛古洞有过热闹，有过沉寂，也有过令人揪心的破坏。

现在的石牛古洞分为三段：曰“潺潺溪”，曰“石牛溪”，曰“山谷流泉”。據《潜山县志》记载，石牛踪迹或有两处，一处在上游，浑圆巨石如巨牛卧伏溪底，沐浴溪流。腹背外露，水时而漫漶其上。两只天然蹄印嵌在类似脊背的石头上。被人叹为“天下奇观”。另一处就是黄庭坚吟咏的那头“青牛”了。青牛落在进石牛古洞的门口，四蹄弯曲腹下，头、背、腹、腿的线条分明，酷肖青牛跪卧溪畔，饱饮了清泉，然后在茂林修竹间翘首蓝天，谛听三祖禅寺古刹之钟声。千百年来岁序的更替，地质的变迁，两只牛蹄印仍然完好无损，但黄庭坚骑过的那头青牛却被当作“牛鬼蛇神”炸了牛头，只剩下残缺的牛身卧伏在溪水里，如怨如诉，如歌如泣。

由于青牛，当地衍生了一些神话。一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走着走着，忽然感觉青牛的脚步放慢了。老子问：“你伴我数十春秋从不懈怠，今天怎么啦？”青牛忽地泪水一流，垂下双耳伏在地上，说：“你出关得道成仙，归时无期，老畜还是眷念中原山水，不忍离去。”老子一笑：“各有其志。待你送我西行三日，我即让你返回。”青牛一听，不用扬鞭自奋蹄，把老子送到西域后，脚踏祥云便往回走。走了一阵，云彩忽被天柱峰扯住，青牛低首一看此处如蓬莱，遂落下了云头。后来人们经常看见一头壮硕的青牛出入天柱山。一位贪心财主看到这条无主青牛，想牵牛回家，于是使劲地拽牛的尾巴。青牛本能地一跺脚，财主不幸摔到谷底，一命呜呼。青牛见断送一条人命，遂心如死灰，摇身一变，变成石牛遁迹了山林。青牛跺脚处便留下了牛的蹄印。

二是与《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有关。说从前这里有头水牛精出入田园菜地，糟蹋庄稼。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天，为牛郎织女牵线搭桥的金牛星路过，见到这头水牛精横行霸道，为害一方，就大声叱责。不想，水牛精心生歹意，竟用双角顶撞金牛星。这情景恰被天宫值日的星君看见，立即告诉了太上老君。于是太上老君将它困在天柱山的一个山洞里。但水牛精嫌那山洞逼仄，还是挣扎着逃脱。又被凤凰山的仙鹤禀告了太上老君。于是太上老君废了水牛精的灵性，罚它跪卧石牛古洞，永世不得超生。

两则神话都劝人向善。有趣的是，它们都与天柱山的道教有关。

石牛古洞是佛道的，也是儒家的，更是诗意的……它最大的诗意是这里经常上演中国古典诗歌的盛宴——“和诗”。

自王安石那首“竟怅望以空归”的六言诗横空出世，不仅有了“坐石上以忘归”的六言绝句，还因为黄庭坚那首“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的和诗而引来了众多唱和者。例如：“诗可弦兮介甫，操可砺兮涪翁。已已一时陈迹，悠悠万古清风。”（宋·赵希衮）“水如玉而可掬，山似黛而重围，坐石上以濯缨，沿山阿而咏归。”（明·刘应峰）“水流碧兮如玉，山交翠兮若围。临石崖以兀坐，卧云榻而迟归。”（明·张应治）“往古来今递嬗，青山白水重围。望前贤而仰止，探胜迹以忘归。”（清·张期愈）“前古游人来往，崖头姓字朗朗。我来石上观泉，又见鸣琴诗榜。”（民国·黄任琦）“山崎岖兮四绕，水浅湛兮中流。问凿基兮谁知，曰志公兮建修。”（民国·王光约）……和诗布满了石牛古洞。

“东坡文章妙天下，荆公绝句妙天下。”这是宋代文坛流行的两句话。前夸苏轼文，后夸王安石的诗。宋代文人称赞王安石六言绝句天下无双。据说一次翰林日，苏轼邀请门人聚集太乙宫，欣赏王安石的两首六言绝句，吟咏再三，苏轼对黄庭坚说：“座中只有你的笔力可及。即使可及了，但不会有荆公的自在。”虽然如此，但和者还是纷至沓来，他们把酒临风，吟诗唱和，其乐融融。这些和诗既有对王安石、黄庭坚两位前辈的怀念与追思，也表达出他们自己体悟的人生意趣……

漫漫岁月，诗人们隔空而吟，也促使他们成为各自生命的启迪者、鼓舞者。

与王安石举火游石牛古洞整整相距九百三十年，一九八一年的仲夏，也是从此处走出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来到这里，他步韵而作，挥毫泼墨：“汲尽泠泠江水，冲开靡靡山围。三祖道场重现，千花滿载而归。”一九九○年第二次来此视察，他心游万仞，又赋六言诗一首：“大悲无不包容，浑然忘得是非。识得信心不二，千花满载而归。”

千花满载而归。是啊，时光流转近千年，赵朴初先生这两首六言绝句，便是思接千载，直指佛心，直指一种生命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吧。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石牛古洞里烟雾暗涌，云霞缥缈。溪石竹树若隐若现，时而一片迷蒙，如梦如幻。溪石上湿淋淋的，晶莹的水珠在竹叶与树梢上闪烁着，像洒落人间的一粒粒灿烂星辰。烟树之中，或坐或卧的王安石与黄庭坚那两尊铜像，犹如两颗硕大的星斗渐渐浮现了出来……伴随着溪流婉转激回的，是一阵款款低吟的洞箫声。一切宛如天籁。望着巍峨的天柱山，我突然觉得，这就是天柱山最温柔的一部分了。

裹挟着盛唐的烟霞、大宋的风雨，再上场的应该是明朝正德年间的胡缵宗了。虽然舒州两字早已写进了历史，这里改叫安庆府，治所也从舒州潜山搬到长江边的宜城，他也只能称作安庆知府胡缵宗，但在石牛古洞，能承接唐宋之风的也只有他了。

史载，胡缵宗（1480-1560年），字孝思，一字世甫，号可泉，一号鸟鼠山人，甘肃天水秦安人。他的祖父曾任过县官，父亲胡士济是一位儒生，曾在四川双流等地任县学教谕。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考中举人，正德三年（1508年）考中三甲一名进士，被破格擢用，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纂《世宗实录》。正德五年（1510年），权倾一时的刘瑾谋反被诛，胡缵宗被人诬告而受牵连，谪为嘉定州判官；
正德十年（1515年），升为南京户部湖广司员外郎，后升为郎中。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任安庆知府。这时，他才三十九岁。

由于父亲博学多识，胡缵宗耳濡目染，从小就喜欢学习，读书异常刻苦。坊间还有姐姐用嘴衔油点灯供他读书到三更的故事。他没有辜负姐姐的期望，正德三年就考中进士，殿试为一甲，后因大学士焦芳包庇其子焦黄中，把他改为三甲第一名。以致让当时阁臣试官李梦阳看不过去，特奏请让他等同于一甲，为传胪。他这才被授予翰林院检讨，成了当时朝廷惜才怜士的一则笑谈。他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子”友善，后来诗学思想也接近他们。

“青山下碧流，江树行舒州。千里轻帆外，层层见水楼。”（《望安庆》）从南京赶往古舒州——安庆的船上，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可见心情是何等惬意。就是在那一年，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之玄孙朱宸濠起兵谋反，很快攻陷南康、九江等地。就在想沿江东下，直取南京时，却在安庆遭到了守军的拼死抵抗。朱宸濠亲临督战，激战十几天仍攻克不下安庆城。其时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守仁（王阳明）攻克其老巢南昌，朱宸濠只好回师。安庆解危。但这个“宁王之乱”却给安庆造成了极大破坏。胡缵宗到安庆后，他首先做的就是战后恢复工作。为此，他定了许多规矩，比如，不准属吏骚扰百姓，如有诉讼只是“里人论之”，然后又“裁河泊之冗员，裁粮役之虚耗，裁商税之滥科，而弊政以釐”。（李天爵《知府胡公去思碑记》）再实地考察，“开吴塘乌石堰，溉民田”，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使安庆“抚绥安辑，民以大苏”，从而深得民心。

在石牛古洞的东侧，有一方石刻上写着：

“前翰林检讨胡缵宗，前监察御史余珊，前兵科给事中齐之鸾正德辛已至日集此，陈良材刻。”

如果与当年通判舒州的王安石相比，他是“一把手”，比王安石有权得多，也多干一年……因府治移到了安庆，他把著名的“天柱阁”从潜山迁到长江的岸边。这样，他既能感受“云从天柱出”，又能领略“月傍小孤流”的安庆山水了。在安庆，除了加强府学和县学外，他还恢复和新建了近思、山谷、桐溪、皖山等书院，在安庆各地建设名宦祠、乡贤祠、忠烈祠等。他精研文史，在文学、理学、书法等领域都有造诣。作为明朝地方志历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里不仅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还主修了十七卷《安庆府志》，为安庆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地方文献。

与他一起吟诗唱和的朋友主要是齐之鸾、余珊两位。他们经常攀登天柱山，“上山扫碧霞，下山凌苍漭。”（《马上见天柱山》）天柱山的石牛古洞、山谷流泉、三祖寺、白鹤观……到处都留下了他们寻访的足迹和诗句。在王安石读书遗址旁建造读书台，在石牛古洞石刻“望岳”“靡靡溪”“山谷”等，仅他一人留下的石刻就有七八方之多。

由于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他的政绩在安庆有口皆碑。以至离任安庆，当地士民为他刻立“去思牌”，说是“皖之士民，远至深山穷谷，皤皤之辈，咸奔走嘘唏，不舍公去”。他走的那天，安庆一带甚至连路边相送的人都万般不舍，泣不成声。数以百艘的船只一路送他到京口才折返。

离开安庆后，胡缵宗陆续在苏州、山东、浙江、山西、河南等地做官。嘉靖十八年（1539年）年底，在河南巡抚任上，因衙门失火烧毁符敕，他引咎辞职，退守老家甘肃秦安，在葫芦河畔开始过上读书著述的隐居生活。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在家居住生活了十年之久，到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他却遭遇一场“诗案之狱”。

事情缘于当时的户部主事王联。王联是一个贪婪成性、睚眦必报的小人。胡缵宗任河南布政使时，王联就在其管辖的阳武县任知县。虽是父母官，他却在当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致阳武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老百姓恨之入骨。为了惩戒王联，胡缵宗叱责过他一次，但他屡教不改。胡缵宗只得叫人在他屁股上打了一顿板子，希望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可王联不但不思悔改，而且怀恨在心。当了户部主事又违反国法入狱，为了苟且，他上书诬告了胡缵宗。

明武宗朱厚照游览楚地时，胡缵宗曾写了首《迎驾诗》，其中有“穆天八骏空飞电，湘竹英皇泪不磨”两句——“穆天八骏空飞电”，语出左丘明《子革对灵王》里“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意思是说周穆王随心所欲，走遍天下，想让天下都印上他的车辙印和马蹄印。王联说这是诽谤明武宗贪婪。而“湘竹英皇泪不磨”之句则暗示明武宗像舜一样死在南巡的路上，他的爱妃也会像娥皇女英恸哭不已，泪洒青竹变成泪痕斑斓的“湘妃竹”……王联抓住这两句诗上书明武宗，说胡缵宗心怀歹意，含沙射影地诅咒圣上。

经他这么恶意挑拨，明武宗也觉得胡缵宗这诗包藏了祸心，是在诅咒他，怒火中烧。接到王联的上书，立即要求特案特办，将胡缵宗捉拿进京，判了死刑。受株连者一时竟达百余人。在狱中，胡缵宗抱膝无眠，依着寒灯孤影，竟以锦衣卫的八种刑具为题写《制狱八景》诗。

同监的难友都替他难过，见他这时候还写这种诗，便抢了他的笔，责怪道：“你是因为写诗，才获了死罪，现在还写诗干什么？”

胡缵宗凄然地一笑，说，我是因诗而惹祸，现在我不写诗，就能免除我的死刑吗？白驹过隙，如今四百多年过去，在他的诗集里再找不到这首著名的《制狱八景》诗了。但他的这一个“坐诗当死”的故事却在当地流传。

由于刚正的刑部尚书刘讱的据理力争，确认胡缵宗这首诗不是诽谤，而是歌颂，应予原宥。这才真相大白，尘埃落定。不久，王联以诬罔罪处死，但明武宗恨意未消，仍将胡缵宗“杖四十遣归”。出狱时，布衣诗人谢榛闻讯，赠他以诗，云：“白首全生逢圣主，青山何意见骚人。”年迈的胡缵宗立即口占一诗致谢。后人以此说：“缵宗意气，殆不减苏长公也。”出了牢狱，胡缵宗回老家仍著书不歇，直至七十五岁时还完成了一部学术著作《愿学编》。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九月初三，胡缵宗挥毫对客，以八十一岁高龄卒于家中。

如此，明王朝胡缵宗这样一位著名的大儒和封疆大吏，終于幸运地捡回一条老命，以善终的方式魂归故土……只是以诗惹祸招灾，他生前不知是否会想到，在他曾经为官的地方——那遥远而美丽的天柱山麓，他们留下的石刻，为他和像他一样行走在悬崖上的人生，延续了一种生命的永恒。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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