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燕 周 俊

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相应地，近年学界围绕第三次分配的讨论日益增多，主要围绕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主体和方式等基本性问题。在第三次分配内涵上，学者们认为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机制所主导的一种资源配置活动，是在道德、文化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诸多方式济困扶弱、促进公益事业的行为，是对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在参与主体上，学界多认为所有社会力量是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其中企业占主导地位。在参与方式上，狭义观点认为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慈善捐赠来实现；
中观观点认为第三次分配除慈善捐赠外，还包括建立公益性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和志愿服务；
广义观点认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路径包括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等。

虽然既有研究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论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学界主要对第三次分配进行理论解读，针对参与主体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对作为主体的新社会阶层的实证研究。按照2015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组成，他们主要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私营企业主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他们在促进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中将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做好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发挥新社会阶层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实践中，也强调要鼓励和引导企业家和高收入群体积极向善、关爱社会，兴办社会公益实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新社会阶层具有多面性，要引导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需要对他们全面看待，进一步引导新社会阶层树立财富向善观念，激发他们的参与动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把握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看法。基于这一目标，本研究拟在回顾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讨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基本认知、动机以及影响他们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因素。这一研究既有助于丰富现有第三次分配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为第三次分配具体政策的出台提供来自目标群体的理解。

(一)新社会阶层群体特征和行为的研究

自2015年中央统战部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来，学者们对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和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总的来看，学者们认为新社会阶层在人员构成、分布、认知以及行为上具有如下特点：(1)年龄轻。新社会阶层普遍年龄较轻，以青壮年为主。尤其是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前者以“90后”为主，工作强度大，年轻化，思维活跃，后者以中青年为主，自由度高。(2)集中在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人士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杭州、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比例已达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左右。(3)学历结构偏高。新社会阶层具有较高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水平，较强的再学习能力，能够持续不断地学习补充知识技能，较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思考。(4)收入高。新社会阶层主要在新型经济组织和新型社会组织就业，从事的大多是新兴职业，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民营企业负责人、律师、会计师等，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动能力，收入普遍较高。(5)政治和社会态度积极。政治态度上，新社会阶层对党和政府比较认同；
在社会信任度方面，新社会阶层也比较高；
新社会阶层认同改革开放的公平理念，对党中央提出的机会公平等理念和改革开放政策也认同和支持。(6)舆论影响大。新社会阶层里的民营企业家、私企和外企管理技术人员对企业员工及社会公众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一些中介组织的成员如律师、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思维活跃，舆论反应能力强，作为群众的意见领袖，在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话语权。(7)网络空间活跃。新社会阶层是网络空间中最活跃的群体，热衷于参与网络化社交。无论从他们自身特征来看，还是从他们对互联网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水平来看，他们都是网络社会中最具有积极性和行动力的群体。(8)参与公共事务意愿强。新社会阶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新社会阶层由于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和经济社会地位，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较强。

(二)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

目前并无专门针对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但学者们对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公益活动以及履行社会责任进行了相关研究。学者们指出，自2001 年党中央首次提出“新社会阶层”以来，新社会阶层人士便积极投身救灾济困、脱贫攻坚、慈善公益等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参与我国社会治理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应当履行改善民生、促进和谐、扶贫济困以及热心公益的责任。

从学者们的调查结果来看，新社会阶层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比例较高。新社会阶层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行为倾向，这类行为倾向往往也是助人行为、志愿行为、慈善行为的心理基础。从公益活动的参与情况来看，北上广三地新社会阶层热衷于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经向慈善机构捐款或捐物并积极参与到各种志愿活动中来。新社会阶层在空间分布、人员构成上与现代志愿服务组织重叠，使得新社会阶层与志愿服务组织实现携手共进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由于新社会阶层人士多集中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他们以社区为平台，利用其专业优势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提供社区公共产品，为本社区新社会阶层人士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群服务。

(三)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学界并无从整体上对新社会阶层参与公益慈善以及志愿服务影响因素的研究，但关于新社会阶层中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以及高管慈善参与的研究非常丰富：(1)高管个人特质影响捐赠行为。国外学者早期就关注企业高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教育水平、性别等会影响到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其中企业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会实施更多利他倾向的慈善捐赠行为；
女性CEO/董事长的企业也具有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2)企业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个人慈善捐赠具有积极影响。高社会阶层在志愿互动中的表现更为积极，企业家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越能显著促进其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越倾向于通过与政府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来进行慈善捐赠。(3)高管个人经历影响捐赠行为。现有研究发现，高管早期贫困经历会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社会慈善捐赠，企业捐赠水平高。当高管在籍贯地或成长地的企业就职时，企业向该地的慈善捐赠较多。高管的从军经历和学术经历也会积极影响所在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4)理念影响捐赠。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对其捐赠行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此外，企业党组织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而影响其捐赠行为。(5)政治身份或行业身份影响捐赠行为。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的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的正效应。除了政治身份，民营企业家的行业身份(行业协会/工商联成员)也会显著促进企业的捐赠行为。此外，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显著增加了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提升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水平。

综上，新社会阶层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使其成为第三次分配的关键主体，关于民营企业家及高管参与慈善捐赠的研究也颇多，但从整体上对新社会阶层进行研究的缺乏。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无疑需要深入了解社会各界尤其是新社会阶层等重要参与主体的观点，以为政策完善提供来自社会层面的理解。

(一)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

由于既有文献尚未针对新社会阶层等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开展专门性研究，从既有研究中也难以找到理论来分析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可能理解，因而，需要基于实证资料建构新理论。为此，本文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应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扎根理论秉承象征互动论的传统，强调对社会的了解应基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自我认知。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研究者可以界定资料中发生了什么事，并且理解它们的意义，进而提炼出“接近真实世界、内容丰富、统合完整、具解释力的理论”。本研究借鉴施特劳斯(Straus)和科尔宾(Corbin)的扎根理论，在现象的基础上按文献探索、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分类与编码、关键事件的本土概念和理论构建这一流程进行研究。

本研究通过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访谈目的是全面掌握受访者对第三次分配的看法。2021年9-10月，研究人员参与了由中央统战部委托、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组织开展的“上海市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调研”。中央统战部之所以选择上海为调研地，主要是因为上海新社会阶层产生早、发展快、规模大、分布广、能量强、功能作用显著，而且上海新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较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比例较高，参与社会组织积极，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调研通过线上线下混合的形式开展，共进行3场线下座谈会(欧美同学会座谈会、新联企业家座谈会、金融机构和社会组织座谈会)、2场个人线下访谈和13场个人线上访谈。每次座谈时长为3小时，个体访谈单人时长为0.5-2.5小时，共获得文字资料约20万字。访谈对象包括在上海从业的家族办公室人员、律师、民营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社会组织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共49人。

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研究人员进行了访谈录音并将其转录为文字。在进一步校验与核对后对所有访谈记录按照01-18的序号进行编码，以此作为扎根理论分析的原始数据。研究人员在15份个人访谈和3份座谈会访谈中先随机选择2/3的访谈记录(10份个人访谈和2份座谈会访谈)进行研究，剩下的1/3访谈记录(5份个人访谈和1份座谈会访谈)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数据编码与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所有访谈材料逐字逐句阅读，对于其中的行动、事件、过程等片段加以分解、比较，然后按新的标签进行重新组合和归类。本研究围绕参与者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将15份访谈资料导入 Nvivo12进行数据分析，遵循编码的开放性、全面性和独立性原则，在划定原始事件的基础上最终形成121个初始概念和59个范畴(部分如表1所示)。

表1 开放式编码结果(部分)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目的是分类、综合和组织大量数据，在开放编码之后以新的方式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列。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在59个范畴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三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核心特征、参与主体、参与中介、参与方式、政策安排、宣传倡导、服务扶持、监督管理、利己、利他、社交激励和规范感召等共14个副范畴，通过洞察主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凝练出基本认知、政府作用和参与动机3个主范畴(见表2)。

表2 主轴编码结果

3. 选择性编码与模型构建

选择性编码是经过主轴编码后，通过整合和凝练，确定核心范畴，在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建立关系，从而提炼研究的理论模型。选择性编码的具体步骤包括：明确“核心范畴”的故事线；
对主范畴、副范畴及其属性和维度进行描述；
对范畴进行检验，对核心范畴进一步补充完善；
确定核心范畴；
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本文确定“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故事线，可以发现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包括基本认知、参与动机以及影响因素三个主范畴，共同组成“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的内容并互相影响。为此，围绕“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可以在三个主范畴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并初步构建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理论模型(图1)。

图1 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理论模型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对15份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后发现基本不能再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提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因此可以判断类属基本“饱和”。本研究也对剩下的3份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和分析，得出的分析结果与先前的概念维度相符，由此可以认为上述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通过扎根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理论模型，主范畴包括基本认知、参与动机以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

(一)基本认知

基本认知是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是什么”这一概念性问题的理解。在受访者看来，第三次分配的基本认知包括主要目标、核心特征、参与主体、参与中介和参与方式等五方面内容。其中，参与主体与参与中介的区分在于前者是第三次分配的直接资源贡献者，而参与中介是参与主体与帮扶对象之间的中介人或中介机构。关于第三次分配的主要目标，基本认为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扶持弱者、提升精神文明，补充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属于道德层面，具有自愿性特征；
参与主体上，则认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新社会阶层和中产阶层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它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普通公众也要参与其中；
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组织、社会组织、信托机构和家族办公室是主要参与中介；
参与方式多样，包括公益慈善项目和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和捐赠，贡献能力、技术和资源，互助，开办社会企业以及公益传播。

从总体上看，本研究所揭示的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与既有研究和政策导向具有高度契合性，比如对第三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核心特征和参与方式的认识基本相同。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得出的具有差异性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主体性要素上，区分了参与主体和参与中介；
二是讨论到家族企业、高净值人群和中产阶级等这些可能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尚未受到足够关注的主体；
三是还提出家族办公室这类新兴机构很有可能成为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中介。

(二)参与动机

参与动机是新社会阶层表达自身为何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原因，包括利己、利他、社交激励和规范感召四种类型。其中，利已包括企业发展、自我实现、获得税收优惠、为企业积累社会资本以及孩子成长；
利他则包括回馈社会以及解决社会问题；
社交激励是指出于提升社会形象和扩大社会资本的考虑而参与第三次分配；
规范感召是当外部的规范要求与道德价值形成共鸣时产生的动机，源于此动机的参与有可能与参与者的物质利益相一致，也有可能会损害其物质利益。规范感召在第三次分配中主要体现为基于社会责任要求和基于以规范为基础的责任感、使命感参与第三次分配。

在参与动机中，利己和社交激励是新社会阶层最受关注的动机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需求与外部压力。这些共同方面在第三次分配政策和实践发展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三)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是新社会阶层在谈及影响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阻滞因素，副范畴包括宣传倡导、政府管理、政策安排、中介组织及参与支持等五个方面。进一步分析，这五个范围可以归纳为政府范畴以及中介组织范畴，其中宣传倡导、政府管理以及政策安排，都涉及到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应发挥的作用；
中介组织以及参与支持可归纳为中介组织在第三次分配中应发挥的作用。

通过扎根理论也可以看出，受访者最为聚焦的是政府在保障第三次分配实现中的角色和作用，认为政府当下在宣传倡导、政府管理以及政策安排三个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其次，受访者也多次提及中介组织的专业性、组织信任度、参与可及性及创新形式等的影响，这表明这些中介组织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受访者对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基金会等组织提出了更多的期望。

从三者的关系看，各要素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基本认知是新社会阶层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理解，参与动机是第三次分配各要素从概念转化为行动的驱动力，影响因素是新社会阶层从理念转为行动的障碍所在，也是政府需要着重关注和通过政策加以引导和激发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围绕以上三方面内容可以较好地把握以受访者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与实施。

(一)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具体政策规定尚未出台，第三次分配作用有待激发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讨论新社会阶层这一关键参与主体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以为政策发展提供参照。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分析构建了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理论模型，分析新社会阶层视角下第三次分配的基本认知、参与动机和影响因素，在这三个方面又形成了14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下一步出台与第三次分配相关的政策文件极具借鉴意义。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扎根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的因素主要有五个，进一步可以归纳为政府因素和中介组织因素。从中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对于政府抱有较大期望。为此，为进一步推进第三次分配，政府应在政策安排、政府管理以及宣传倡导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在政策安排上，访谈中，受访者多次提到第三次分配中政策的重要作用，包括出台税收优惠以及诸如人才引进、子女教育等激励政策以激发新社会阶层——尤其是企业家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税收优惠无论在是理论中还是在访谈中，都是被讨论得最多的政策扶持内容。虽然我国已经出台针对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仍然存在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资格认定中存在部分要求过高、程序繁琐等问题，亟需加以解决。此外，政府也应通过立法厘清当前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出台一些如关于慈善信托的立法，以从法规上规范第三次分配路径的实施。政府管理也是在扎根理论分析中出现频次很高的范畴，包括对中介组织进行扶持、放松管制，加强慈善组织和捐赠监管，统一管理组织，进行跨部门/区域协调，以及建立慈善信息平台并整合慈善资源，为第三次分配参与路径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扶持中介组织并使其发展成熟完善是发展第三次分配的必然要求。就当前情况看，第三次分配的主要中介组织是社会组织，又以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最受重视，信托机构的作用近年来有所发挥，家族办公室却还是新事物。但正如访谈者所提，当下“慈善机构准入门槛过高”“手续过于麻烦”“管理过严”这些问题，从而制约了中介组织的发展。访谈者也多次提及需要建立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对慈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有助于第三次分配的发展。访谈者更是提出“依托上海的大数据资源平台，进行功能提升，实现慈善数据的统一归集、统一管理和共享交换，并建立一些慈善信息的统计和发布制度”(访谈编码12021922P)。访谈者也期望政府能够统一第三次分配的管理主体，同时对于一些涉及跨部门/跨区域的事务进行协调。最后，宣传倡导也是政府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倡导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包括营造慈善氛围、宣传典型和实施精神奖励，其中，营造慈善氛围有利于促进大众慈善的发展，进一步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
宣传典型和实施精神奖励既可以增强公众对第三次分配实践的了解，也可以激励公众向典型学习、激发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中介组织也是影响新社会阶层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中介组织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信托机构，需要在组织专业性、组织信任度、参与可及性以及创新形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在访谈中，访谈者多次提及组织专业性和组织信任度是当下中介组织存在的不足。如有受访者说：“一个比较大的担心就是慈善支出的透明度和效果”(访谈编码12021922Z)，有受访者说“有没有这些值得信任的、值得托付的一些人或者机构，或者慈善组织。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不够，这些慈善基金会还是不够”(访谈编码12021922B)。可以看出，我国社会组织在功能发挥上虽然有长足进步，但仍然普遍面临专业人才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社会公信力弱等问题。以专业人才不足为例，截至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061.8万人，其中与慈善行业最相关的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仅66.9万人 ，接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社会组织管理类人才数量更少。也有受访者提及“让这些企业家说，我捐个20万给一些自闭症的项目，他们还考虑，左思右想，这个钱会不会用到实处？会不会当中有什么问题，环节是不是通畅”(访谈编码12021922A)。这些问题，表明中介组织作为第三次分配中重要的参与组织，可能还未做好准备，在公开机制、透明度、反馈机制方面都还存在不足，这会严重制约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因此，社会组织应当借助第三次分配的空间和舞台，重建社会信任机制。中介组织要促进不同群体参与第三次分配，还需提升参与可及性。访谈中，访谈者在提及阻碍其参与的因素中，参与是否便利、是否知晓参与渠道等等，都是影响其参与的因素。此外，参与者也对组织提出了不断创新形式的期待，如访谈者所提及的共同参与到慈善项目的设计、执行及评估之中，引入“慈善+商业”等新慈善形式。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实证资料来源于对上海新社会阶层的访谈。上海是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公益慈善事业也走在全国前列，因而上海新社会阶层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可能具有一些独特性，并不能代表上海之外广大地区新社会阶层的看法。因而，本文所建构的理论模型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全国性研究或区域性比较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聚集细分群体，探讨新社会阶层中企业家及高净值人群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及对其实际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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