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敏

“言诗多方，总之不离温柔敦厚”，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理论是传统诗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核心，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叶燮所述“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
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呈现形态和作用不同。单就称谓来说，除了温柔敦厚的习见说法之外，诗教理论尚有温良敦厚、优柔敦厚、敦厚温柔、优柔温厚、温柔崇厚、优柔感讽、温厚和平、和平温厚、温惠柔良、温厚等不同称谓。它们从某些特定角度揭示了诗教的特质，显示了诗教理论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然而这些不同的称谓一度少为人知，迄今未有梳理总结。诗教称谓认识的不足，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诗教概念的认识，而且影响到诗教内容的理解与历史意义认识。

(一)“温良敦厚”说

唐肃宗乾元三年(上元元年，760)，针对“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驰驱于才艺(《通鉴》作‘文艺’)，不矜于德行”的情况，刘峣(《通鉴》作“刘晓”)以温柔敦厚诗教理论为依据反对，他上疏时用的是“温良敦厚”：

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

诗歌是一个涉及宇宙(社会、自然)、诗人、读者、前代文学范式与当代诗歌创作在内的复杂过程，就诗歌创作与产生社会影响的过程而言，大致包含四个阶段，即宇宙→诗人、诗人→诗作、诗作→读者、读者→宇宙。古往今来，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诗歌理论，但其理论阐述往往聚焦于诗歌过程的某一要素或阶段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如模仿说侧重于第一阶段，读者反应理论侧重于第三阶段，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理论聚焦于第二阶段，以诗教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诗歌理论侧重于第四阶段，认为诗歌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教育目的的手段。就经典诗教理论文本叙述而言，《礼记·经解》所载孔子的话“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代表了诗教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诗教理论的命名依据。“温柔敦厚”诗教论的实质是使民众“颜色温润”，“性情柔和”，“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传统诗论的圭臬。刘峣以《诗经》为例证，反对科举考试中过分倚重诗赋的倾向，突出诗歌对读者的影响，诗歌“采诗”“观风俗”的言说方式，正是诗教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阐述路径。

无论是影响或者改造人，诗教的核心是育人，如同“温柔敦厚”的称谓，“温良敦厚”作为诗教的一个名词，必然指向诗教的培育结果，用以指向人，指代诗教影响作用下的一类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桷(1266—1327)以“温良敦厚”评论人：

于时谈经之士，专守师说，非若后时，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悦。而昔时为有司者，又皆温良敦厚，以成国家之盛。

阐述五经之教时，郭正域(万历十一年进士)说：

先圣论五经之教而本之为人，曰：温良敦厚，疏通知达，广博易良，洁尽精微，属辞比事。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然则诗文，人之声貌也。

结合温柔敦厚诗教的经典叙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郭正域正是以“温良敦厚”指代诗教，依次论述《诗经》《尚书》《乐》《易》《春秋》的教化意义，结论为“诗文，人之声貌也”，这是他在五种经典教育之下的总结和推演，突出诗歌作品与人德行的一致性(即“文如其人”)。不过，他将“文”也涵盖在诗教里面，诗教的外延扩大了。

各民族诗教理论的使用显示了它在古代文论中的深远影响，温良敦厚诗教称谓也渗透于民族诗歌创作与评论中，如伊斯兰教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

是未聆明训于孔子也。殊不闻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良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

这里强调了诗教理论容易滋生的弊端，虽然熟稔并践行诗教自然能避免愚昧是一种常识。阐述诗法时，清人张潜引《孔子家语》讲述诗教影响：

“入其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云：“其为人也，温良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

通常在《孔子家语》中，后一句是“温柔敦厚而不愚”，这里用的却是“温良敦厚”；
而刘宗周所见也是这种版本。不知道这是《孔子家语》自古就有的文本差异还是温良敦厚诗教称谓兴起后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温柔敦厚”“温良敦厚”在同一语境中出现，表明二者意义相同。

(二)“优柔敦厚”说

清初诗教复兴与重建过程中，面对明末清初的诗教衰落局面，魏裔介(1616—1686)呼吁诗教，常常用“优柔敦厚”指代诗教。他说：“诗之为教，优柔敦厚，足以和人性情，故唐人谓天子近臣不可以不亲风雅。”“和人性情”突出诗教的社会功能，大臣不可不注重诗教，这也是清初诗教建设的时代要求。

诗歌创作不是个体的凭空臆想，而是一种前代文本、同时代文本相互作用的产物。以何种姿态面对前代文本，是每一个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论述前代诗歌文献、诗歌个性、政治关系时，魏裔介说：

汉魏以后、三唐始末，皆有以究极百家之正变盛衰，而取其温厚和平，以成一家之言，故能以其性情之优柔敦厚者，出而为治，宜其视民之痛痒笑啼无不关切，而若慈母之乳哺其赤子也。

诗歌风格丰富多样，诗人个性的形成在于熟悉诗歌史，对各种风格流派演变了然于心，然而其目的并不是如同蜜蜂那样采取各种各样的花粉，而是提高鉴赏能力，以温厚和平为底色形成个性，这就突出了诗教的指导作用。这样的诗歌“温厚和平”，其影响下的读者具有“优柔敦厚”的性情。在他看来，社会治理者如果遵循诗教原则，就会待民如子。魏裔介以诗教为理论基础，考察诗人创作个性、诗歌社会功能，他并不否认诗歌形式风格的多样性，而是在多样性中突出诗教影响下的单一性(“温厚和平”)，并指认为诗歌正宗。这是由诗教的地位所决定的，一如吴乔所述“诗道优柔敦厚之本旨”，“优柔敦厚，其立言之法也”(《答万季野诗问》)。

优柔敦厚作为诗歌塑造的性情特质，不仅可以指代人，也用来指代诗歌风格。吴乔(1611—1696？)说：

夫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义山始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柔敦厚，为此道之瑶草奇花。凡诸篇什，莫不深远幽折，不易浅窥。

白胤谦(1605—1673)评论王世如诗歌创作远迈流俗“一范之于先民”，以古代经典为范式，说：

故其优柔敦厚似周，朴茂雄深似汉，风华秀发、沉着粹温复兼宋唐之胜。

宋代陆游鄙视李商隐“无题诗”，认为是“狭邪之语”，吴乔则说“无题诗”别开新境，与李白、杜甫、韩愈同列，符合诗教规范，“优柔敦厚”这里兼指个人诗歌风格。在白胤谦那里，它又有时代或朝代风格的含义。

阐述诗教含蓄有味审美趋向时，吴乔说：“诗以优柔敦厚为教，非可豪举者也。李、杜诗人称其豪，自未尝作豪想。豪则直，直则违于诗教。牧之自许诗豪，故《题乌江亭》诗失之于直。石曼卿、苏子美欲豪，更虚夸可厌。”他以个案分析的方式，指出风格意义上优柔敦厚与直接粗豪之间的矛盾。

诗歌关注社会现实，难免会触及一些现实矛盾，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隐藏着一定社会风险。在鼓励诗人大胆言说，实现社会功能方面，诗教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即：“优柔敦厚，言之者无罪，闻之者深戒，诗教也。”

(三)“敦厚温柔”说

叶适(1150—1223)在《西岩集序》中用“敦厚温柔”指代诗教，他说：

诗道之坏，每坏于伪，坏于险。伪则遁之而窃焉，险则幽之而鬼焉，故救伪以真，救险以简，理也，亦势也。能愈率则愈真，能愈浅则愈简，意在笔先，味在句外，斯以上下三百篇为无疚尔。试披吟风雅，其显明光大之气、敦厚温柔之教，诚足以津梁后人，则居今思古，作者其有忧患乎！

诗道之坏，在于背离诗教坦途。翁卷的诗歌创作，是对诗坛不满的产物。在叶适看来，只有符合诗教的诗歌，才能成为引领诗歌方向的津梁，呼吁真诗，反对假诗和险怪诗歌，正是诗教的基本要求。

分析诗教与“诗言志”之间的关系时，戴絅孙(1795—1857)说：

原夫诗以言志，哀乐喜怒感诸心。诗之训，持敦厚温柔，崇其教，故风兼比兴，义本随时，而境判穷通，言惟体性。

虽然人的各种情感均属于“言志”范畴，但是规则是敦厚温柔诗教。“持敦厚温柔，崇其教”，也就是曹寅上康熙帝所说的“窃惟讴歌吟咏，凡民本以抒情，敦厚温柔，圣人因之立教”。

诗教理论的阐述，往往以《诗经》的评点形式展开。陈文蔚评《小雅·白华》时用的词汇是“敦厚温柔”：

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申后怨，而作是诗。二章言“英英白云，露彼菅茆。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幽王嬖宠妾而废正嫡，无恩之甚，申后方谓王以天步艰难之故，不能如白云之露菅茅，不怨王之无恩而归咎于天步之艰难，厚之至也。至三章言彪池之浸稻田，四章言桑薪之烘于煁，一章峻于一章，而其意渐迫，此所谓敦厚温柔，诗之教也。

陈文蔚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结合《白华》创作背景，分析用词命意，具体阐述了敦厚温柔的内涵，“厚”“渐迫”是情感把控的方式与节奏。

南宋末年，在阐述六经之教时，王迈说：

夫子之道不行于当世，而悯当世之大坏极弊，急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拳拳也。故每至其邦，必闻其政焉；
每见其人，必观其教焉。见其洁静精微、疏通知远，则知其为《易》《书》之教也。见其广博易良、敦厚温柔，则知其为《诗》《乐》之教也。见其属辞比事，则知其为《春秋》之教也。

在六经之教中，“敦厚温柔”对应诗教。与经典理论阐述相比，这里加上了孔子关心六经教化的原因，即对现实的忧心忡忡。这种阐述增量的出现，与南宋时局不无关系。

民国年间，白话诗兴起之后，虽然新的文学评论方式已经出现，依旧有人以诗教衡量传统诗歌。如张木冈在《昨夏公武用删字韵赠律一首，即次韵答之》(其二)中提倡“敦厚温柔诗正格，莫将浅陋强文艰”，他评价沈德潜《明诗别裁》说：“所选皆悉禀唐音，多敦厚温柔之作，尚见选有苦心。”如果说前者是出于押韵的考虑，那么后者则表明作者用的是“敦厚温柔”指代诗教。

(四)“优柔温厚”说

宋代是一个勇于质疑前代经学诠释的时代。林希逸(1193—1271)指出，“六经皆厄于传疏，《诗》为甚”，在分析各种原因时说：

我朝欧、苏、王、刘诸巨儒虽摆落毛、郑旧说，争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东莱吕氏始集百家所长，极意条理，颇见诗人趣味；
然疏缺涣散，要未为全书。盖《诗》于人学，自为一宗，笔墨蹊径，或不可寻逐，非若他经。然其流既为《骚》、为《选》、为唐古、律，而吾圣人所谓可以兴观群怨，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经家。艾轩林先生尝曰：“郑康成以三《礼》之学笺传古诗，难与论言外之旨矣。”……华谷严君坦叔(按：严粲)……且曰：“吾用于此有年，非敢有以臆决。摭诸家而求其是，要以发昔人优柔温厚之意而已。”

由《诗经》开始探讨诗教，追本溯源，始于经学却不止于经学。他指出诗教的独特性，以经学分析诗歌的不妥，即难以揭示诗歌蕴含的“言外之旨”；
一般来说，诗教的解释以经学为准绳，这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偏离。不过，严粲辑录诗歌的目的却是“发昔人优柔温厚之意”，本质上也是一种复古诗学，即传统的诗教理论，增加了对“趣味”“言外之旨”的追求。

乾隆朝诗人单钰阐述“诗言志”与诗教关系，用“优柔温厚”指代诗教：

论诗莫先于《书》，“诗言志”一语尽之矣。《经解》：“优柔温厚，诗教也。”是亦言志也。峄山氏“以意逆志”，则又引伸其义。《三百篇》后，自汉魏而六季而三唐而昭代，其中以骨胜者风格自高，以韵胜者声调自逸，顾亦不离乎“志”之一语者。

从二者等同关系及论述时段来看，单钰认为自《诗经》到明代诗教贯穿始终。

直接以“优柔温厚”命名诗教的例子，也见于曾鹤龄(1383—1441)《风雅翼序》中，“予因公命，遂述昔时所以未易得者以谂同志，若夫编次注释之颠末，与其有关于优柔温厚之教者，则有金华之戴、会稽之夏、上虞之谢三先生之序在”(明宣德重刊《风雅翼》卷首)。

(五)“温柔崇厚”说

苏轼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然而命运坎坷，引发人们关于诗与人生关系的反思。朱熹弟子杨时(1053—1135)在《龟山语录》分析苏轼命运时以诗教为准则，说：

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
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崇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闻者自然感动。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

首句点明分析的依据是诗歌创作的一般原则。他以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说苏轼诗歌创作违背了诗教原则而获罪，相反程颢的诗作，符合诗教原则，因而感人。“温柔崇厚”这里等同于温柔敦厚，“温厚”可看作二者的简称。

(六)“优柔感讽”说

在体悟温柔敦厚诗教的具体含义时，刘攽(1023—1089)以杜甫诗为例，阐述诗歌基本要求在于“优柔感讽”，将它与“逞豪放”对举：

《刘攽诗话》载子美诗云：“萧条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言乱世人恶，甚于虎狼也。予观老杜潭州诗：“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与前篇同意。丧乱之际，人无乐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将一迎，曾不若岸花樯燕也。诗在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诟怒也。

此处，“优柔感讽”属于诗教一意，指诗歌中情感表达的节制。魏泰“晚节卜居汉上，为《隐居诗话》一卷，其持论主于优柔感讽，深以豪纵怒张为戒，殊不类其为人”，诗论主张优柔感讽，即诗教；
诗论与人气质的不同显示出诗教与实际功效之间的差异性。

(七)“温厚和平”说

黄宗羲说：“诗之为教，温厚和平。”在六经之教的社会价值叙述中，也出现了温厚和平的用例。在翰林院，回答帝王时，高斯得(绍定二年进士，1229年)说：

《诗》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发而温厚和平；
《书》以道达政事，使人明于治乱而效法监戒；
《礼》者天理之节文，使人制心检身止邪防欲者也。

吟咏性情是诗歌的抒情本质，“感发”是发生效用的方式，最终功效“温厚和平”，这里讲述诗社会功能实现过程。

诗教理论提倡含蓄的表达，那么它与直抒胸臆关系如何？乾隆朝诗人郭兆麒说：

严沧浪论诗谓如镜中之相，水中之月，此正参禅家语也。诗固有一种高浑变化不可摸拟者，然或直抒胸臆，亦未可厚非，但其用意，须得温厚和平之旨，不然直灌夫使酒而已。大率用赋不若用比兴，比兴意有含蓄也，故三百篇“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等语，杨升庵亦尝非之。

这里区分了方式与用意、形式与内容。虽然直接抒情的表达方式无可厚非，但意图必须符合诗教温厚和平之旨。魏禧(1624—1680)则从礼仪规范上指出抒情表达的边界：“诗之为道，主于温厚和平，此不恶之义也；
止于礼义，此严之谓也。”

无论是选诗、创作还是评论，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魏裔介说：

诗以言志，盖自唐、虞而已然矣。而三千篇之诗，圣人删之为三百，遂为万世不易之经。宋人云删后无诗，岂真无诗哉！汉魏以来，其蕴藉隽永者，不可胜数矣。特以无圣人删之，遂不能绍继风雅尔。自古风变为近体，而绮丽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脍炙人口，殆非虚也。近代历下、竟陵，论诗之指各别，识者交讥，要之温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

优秀的诗歌与经典标准不同，只有经典才能算得上“绍继风雅”，看似有些苛刻，可是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正如一定时期内的优秀作品未必在诗歌史上有一定地位；
前者侧重于艺术性，后者则侧重于传承与创新(“绍继风雅”)，而判断是否为经典的圭臬是诗教。就诗歌理论而言，明末后七子与钟惺、谭元春主旨不同，却都违背了诗教理论，因而遭到人们讥讽。

当诗歌逐渐成为一门技艺时，时间投入就成为艺术造诣高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纳入科考就被看作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伴随着诗歌日益成为诗人不断演练的技艺，一种诗歌与政务、政治脱钩甚至互相妨碍的观念形成了。显然，这违背了诗教理论。就诗人王士禛任扬州推官一事，黄文焕(1598—1667)申述诗歌、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人诗赋举士，毕生心力全在吟咏中，是以能工。后人坐困于制义，姑以晚年绪余分及，乌能凌出。……繇唐递推而上，必尊《三百篇》。六朝汉魏所以不如《三百》者，其关系殊耳。诗之关系必与政事相通，授政不达，多诵何为？作者亦然。……或曰：诗与政事，相妨者也，既受簿书，不得不谢吟咏，绝文字因缘，庶自标表吏事。余曰，否！凡余所云关系之大，与政事相通，正在此，必曰文字吟咏尽皆谢绝，乃称专意簿书中，此与秦人焚《六经》，务以吏为师何以异？李官所患，在于刻深。诗道温厚和平，于是称持平，于是称刑赏，忠厚之至，忍云谢绝耶？

无论孔子关于诗教的经典言论还是《诗经》不可逾越的艺术经典地位，都有力地证明了诗歌、政治的“关系大”“相通”性，他甚至说割裂二者的观念，无异于焚书坑儒。就断案来说，诗教大有裨益。

“诗言志也，其为教温厚和平尽之”，既然温厚和平是诗歌宗旨，为何还会有其他哀怨的声音，即“世之工者，其言多怨而善悲，甚者为慢为侮，负其有余之材而不免于失中之病”呢？白胤谦分析原因说：“夫岂性情或乖，抑学有未至也。”无论是性情乖离或者是学艺不精，均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诗教理论。

分析词体文学性质时，有观点认为“诗之一派，流为诗余，其情郅，其词婉，使人诵之，浸淫渐渍而不自觉。总之，不离温厚和平之旨者近是，故曰诗之余也”。陈廷焯(1853—1892)说：“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除了认可词与诗之间的关系之外，诗教理论也由诗论转到词论。

将诗教看作诗歌的“声音”规则，是钱澄之(1612—1693)的独特见解。在《温虞南诗序》中，他从南北音的区域差别出发立论：

南人之音柔曼，北人之音激昂，自有声诗以来，风气所限，虽功力之深，固未可以相易矣。然称诗者必主于温厚和平，此非词义之说，而声音之说也。夫声音之道本诸性情。古人审音正乐，必求端于性情，而后声音应之，是故性情正者，风气之所不得而偏也。自乐府失官，声音之道不传，性情之事，惟于气韵之间遇之。夫气韵，无色声之可迹，无义理之可寻，可得而喻也，不可得而传也。非是物者，虽雕缋满眼，犹被橐驼以文绣，而饰嫫母以朱粉耳，乌足尚哉？吾之以气韵论诗，犹之古人以声音论诗之道也。

在他看来，古诗是“审音正乐”的艺术，诗教的含义时“端于性情，而后声音应之，是故性情正者，风气之所不得而偏”。他以为汉代以前诗歌与官方音乐机构关联；
当乐府机构消失后，诗教理论就丧失了依据，因而需要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即气韵。阐述诗教和气韵理论关系，他用了温厚和平表述诗教。

(八)“和平温厚”说

在《题寄心集》中，焦竑(1540—1620)阐述诗的本体以及性情之正，说：

蒙庄有言，诗以道性情。盖以洞达性灵，而劝谕箴砭，以一归于正，即其恳款切至，要必和平温厚，婉委而有余情。故言之无罪，闻之足以戒也。后世诗与性离，波委云属，只以为流连之资，而六艺之义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闵事忧时，动关国体，世推诗人之冠冕，良非虚语。乐天虽晚出，而讽谕诸篇，直与之相上下，非近代词人比也。

这里论述诗歌创作的一般情况，因而和平温厚与温柔敦厚同义，指诗教要求；
脱离了诗教规则，即使形式上再具有艺术性，顶多是流连光景，意义有限。单宇(正统四年进士，1439年)在《菊坡诗话》中评价胡伟然得性情之正，故而诗符合诗教和平温厚要求，即：“益新先生性至孝。尝幕游闽峤，复客江淮，时有倚闾之感。母年七十，即杜门不岀，菽水承欢，故其集曰《永思集》，中皆和平温厚之音。”

(九)“温惠柔良”说

温惠柔良作为诗教理论核心词汇，见于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
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
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
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
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
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这段话阐述六经教化，据刘文典按语，《初学记·文部》引“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作“温惠淳良，诗教也”。

(十)“温厚”说

温厚通常被看作温柔敦厚的省称，吴伟业(1609—1672)论述六经之教时说：

自《易》之精微，《诗》之温厚，《书》之浑噩，《礼》之广博，至《春秋》一变为记事之书，其为言也，简矣而不详，直矣而不肆，可以谓之质矣。

刘敞弟子说：“五经者，五常也。诗者温厚，仁之质也；
书者训告，信之纪也；
易者渊微，智之表也；
春秋褒贬，义之符也。惟礼，自名其道，专也。”以仁、信、智、义、礼论述五经，用的也是简称。焦竑说：“夫诗以微言通讽谕，以温柔敦厚为教。不通于微，不底于温厚，不可以言诗。”这里“温厚”和“微”即为“温柔敦厚”“微言”的简称。胡念修(1873—？)评金石(1846？—1904？)诗歌创作说：“君天挺美才，博学多艺。深于温厚之教，明乎正变之风。”温厚之教说的就是温柔敦厚诗教。

综上所述，诸多称谓的出现，显示出温柔敦厚诗教影响深远。它们从不同侧面显示出诗教的含义，涉及诗人性情表达、情感控制、艺术风格、优秀作品与经典作品关系、经学与诗学、诗歌与政治等方面。它既可描述具体诗人、诗作风格，又适用于朝代甚至跨代风格。它们揭示出不同文体中诗教的影响，显示出在不同民族诗歌文学中的地位。对于诗教的理解，既有同一时代诗教一般含义，又有个人的独到见解。既有不同时代的一致性，又有历史内涵的变化。虽然都是以诗教评价时代和作家，但不同评论家那里结论未必一致。

诗教的这些称谓，在不同人那里有所不同。有些诗人、评论者也使用不止一种称谓，虽然字面上看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其内涵等同于温柔敦厚。总体而言，这些称谓的使用，它们所蕴含的意义，是诗教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汉语表达习惯之外，这种现象出现的更重要原因在于诗教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它们有力地说明了诗教理论是一种重视诗歌社会价值实现的文学理论，它是古典诗学理论的核心，从先秦到民国，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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