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秋

射柳，又谓截柳、躤柳，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盛行的风俗，源远流长。从绵延的时间来看，其影响从汉代一直延宕至民国年间。由流播的区域而观之，射柳风俗由北方一直绵延至地处西南的云南。就影响的受众而论，不同族群的人们接纳此风俗，并渐次融入人们的生活当中。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南北民族融合的进程，射柳本身所蕴含的祭祀仪式功能削弱，而体育娱乐功能逐渐凸显，大众参与其中，促使射柳之风日益盛行。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记录，此风俗在文学作品中亦有相当数量的记载，特别是在宋元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诗词等不同文体中都能找寻到其踪影。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射柳作为集祭祀、娱乐、体育等功能为一体的风俗，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共同历史记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和风貌。

宋辽金元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文化大融合的阶段。史书中不乏射柳风俗的记载，《辽史·国语解》：“瑟瑟礼，祈雨射柳之仪，遥辇苏可汗制。”契丹所居的北部地区比较干旱，所以在遥辇苏可汗的时代，就形成了旨在祈雨的瑟瑟仪。

其具体的仪式过程为：“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道宗清宁元年，皇帝射柳讫，诣风师坛再拜。”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流传已久的射柳之风逐渐增加了新的内涵：射柳风俗逐渐和击球结合在一起，更加具有娱乐性和世俗性。据载，宋太祖曾经在接待契丹使者的时候，邀请使者一同观看大宋武士与契丹使者的侍从一起射柳，及至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皇帝依然把射柳作为宴请群臣或者会见北方使者的保留节目。可以说，宋太祖让契丹侍从和宋朝卫士一起射柳，倒有点今天体育竞赛一较高下的味道了。而地处北方的契丹更多继承了射柳祭祀祈祷的功能，射柳之仪也被称为瑟瑟仪，并且“有诨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木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契丹人所热衷的射柳活动，仪式感颇为浓厚。契丹人的旧俗被金人继承了下来，只不过地处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对这一旧俗又进行了改良。

金人把射柳的日期固定在五月端午节和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两天施行，并且在射柳的同时，还增加了另一种娱乐项目：击球(打马球)，地点选在武球场，先射柳，后打马球。“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
而不能接去者，次之；
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马上骑射、马上击球，奔逐竞争，显然，史书的记载射柳进一步凸显了娱乐和竞赛功能，而所选日期，端午和重阳都是汉族印记明显的节日。金朝后代的君王基本沿袭了金太祖时期的模式，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由是，原本具有祭祀祈雨性质的射柳风俗，加入了竞赛比试的成分。史书中的记载，为我们考察这种风俗的演化提供了明确的线索。

射柳风俗在金人宫廷中十分流行，表现在文学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李俊民有《观射柳》诗曰：“羽箭星飞霹雳声，追风马上一枝横。平生百中将军手，不意今朝见柳营。”辽人、金人射柳之风基本相同，除了比试武力和娱乐的功能之外，辽、金射柳都具有祈雨的功能。

而在现实生活中，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人们于节日中逐渐接受了这种既有祭祀功能，也兼具娱乐性、大众都可参与的活动。正是因为这种活动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故而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戏曲中出现了不少关于射柳、捶丸(打马球)的记录。元人王实甫所作《四丞相高宴会丽春堂》杂剧中，恰逢五月蕤宾节，皇帝在御园中举行射柳会，大宴群臣。左丞相徒单克宁担任押宴官，右副统军使普察李圭，并不会武功，但却因为唱得好、弹得好、舞得好，所以才被授予这个官职。四丞相完颜乐善跟随郎主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宴会上，李圭逞强一心要夺取皇帝御赐的锦袍玉带，因其会做院本杂剧，得到皇帝宠爱，所以抢得先射的机会。李圭射柳，连发三箭都不中，而完颜乐善三箭皆中，夺得御赐之物，两人因射柳争夺御赐之物结怨。

无名氏所作《阀阅舞射柳蕤丸记》直接以射柳为剧名。正是五月蕤宾节，范仲淹在御园为延寿马设宴庆贺。葛建军冒领军功，谎称耶律万户被自己射杀。范仲淹无奈之下，令葛监军和延寿马两人射柳、打球，以武艺之高下确定两人之功劳。延寿马射柳、打球皆中，而葛监军败绩，被废为庶人，延寿马加官赏赐。在这两部剧作中，射柳和打球的加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画蛇添足，而是故事展开的背景和推动力，成了必不可少的故事情节。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雅俗共赏的审美品性。戏曲通俗易懂，受众广泛，通过戏曲的传播，射柳风俗的流传日渐广泛。金元时期，正好是中国戏曲的成熟时期，可以说，射柳的完美融入，体现了这种迎合市民审美的创作风尚，也是多元文化涵化共生的写照。

元代正史中并无确切记载有否承续前代旧俗，但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却对此俗有所涉及。作者于元末历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等职，他在书中描绘了当时大都城内射柳的盛况：“前列三军，旗帜森然，武职者咸令斮柳。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斮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作为上层文人审美的体现，金元诗歌对此俗的书写亦屡见不鲜。张弘范(1238—1280)《淮阳集》：“射柳年少将军耀武威，人如轻燕马如飞。黄金箭落星三点，白玉弓开月一围。箫鼓声中惊霹雳，绮罗筵上动光辉。回头笑煞无功子，羞对薫风脱锦衣。”马祖常(1279—1338)《石田文集》卷二《上京书怀》：“燕子泥融兰叶短，迭迭荷钱水初满。人家时节近端阳，绣袂罗衫双佩光。共笑江南五杂组，画鹢浮波供角黍。沙苑射柳追风驹，古来此地为名区。”又有《次韵端午行》：“罗襦垂垂扇奁歇，守宫持红不数蝎。桐官马酒银流澌，内饔饼啖酥凝雪。栾水之阳汉陪京，拂天翠华风日清。绣丝鞋墙擅南陌，玉环镜鼻专东城。射柳王孙五花马，醉来见客不肯下。撷蓝揽绿斗草嬉，灵运无须更谁诧。香炉薫衣今几人，兰阶昼永帘光匀。围坐屏风罨画剧，杯中菖蒲笑回春。”作为色目诗人的马祖常，在诗中分别记述了元上京城内和栾水之阳的端阳射柳之俗。同时代的袁士元则在《雨中端午》诗中，写了楚地的射柳习俗。

明人倪辂《南诏野史》中则记载了云南一地的射柳风俗：“至正二十六年(1366)重午，梁王宫门外观射柳。随侍文武赐宴，廉访支渭具诗贺云：地平如席草如烟，年少将军酒半酣。朱窜马穿人影过，绿杨枝逐箭分锋。旌旗色映宫墙柳，皷角声飘海外云。何日鲸鲵俱授首，普天演武共修文。时元末盗起，故云。”元代文人的集体吟唱，证明元剧中所写并不是空穴来风。

从射柳风俗流行的地域来看，北至上都、南到袁士元、吕诚所在的江浙一带，甚至偏远的云南，当地民间均有射柳之风。就其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而言，无疑说明了这种风俗的跨文化和跨地域传播特质。从标举雅正文化的诗歌，再到代表通俗文化的戏曲，射柳成为当时不同地域、不同作家、不同文体所共同观照的对象。

降及明清时期，射柳的时间固定在了端午节，自匈奴以来的秋日射柳被舍弃。文人诗作涉及端阳节时，就留下了和射柳、击球相关的诗篇。高启(1336—1373)作有《射柳》：“风暖尽旗张，将军集射场。马娇嫌辔急，人勇喜弓强。但见青条折，那知白羽翔。三军欢笑处，巧中胜穿杨。”同为“吴中四杰”的杨基(1326—1378)亦作有《射柳》：“弓满马如飞，沙平见柳枝。隽功收一镞，多是养由基。”高杨二人生活的时代，正为大明王朝新生之际。明初宫廷中射柳之风盛行，使得射柳不仅在诗歌中成为文人常用之典，而且在戏剧中射柳也屡见不鲜。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皇帝对射柳之风仍旧乐此不疲。永乐九年(1411)五月五日“上幸东苑，观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自皇太孙而下、诸王群臣以次击射。皇太孙击射，连发皆中。上大喜，射毕，上曰：今日华夷毕集，朕有一言，尔当思对之。曰：万方玉帛风云会。皇太孙即叩头对曰：一统山河日月明。上喜甚，大宴群臣，命儒臣赋诗，尽欢而罢”。朱棣喜爱射柳，当时的文人也多有诗作来歌颂其事。

金幼孜(1367—1431)作有《重午日侍从内苑观击球射柳应制》：“大明丽天，圣人作弘宣。治化昭礼乐，华夷向风四海清。人和岁丰物咸若，翠华五载重巡幸。经营北都同卜洛，惟时帝京值重午。习武驰球戒程约，霓旌凤盖天边来。禁苑清晨张御幄，腾腾虎士尽貔貅。剑戟相摩耀锋锷，球门结束正当中。两朋左右杂相角，玉花骢马络青丝，锦衣绣服相辉烁。吹箫伐鼓杂鸣笳，马前奋击争挥霍。星飞电掣合变化，神珠宛转当空落。翻身奋臂挽琱弓，白羽交飞向寥廓。穿杨百步巧难工，分筹得隽咸惊愕。至尊有喜动颜色，御前敕赐恩尤渥，侍臣载笔预簮花。宫壶赐饮黄金爵，酒酣献寿效嵩呼。倾竭丹诚比葵藿，作诗再拜进蓬莱。欲拟长杨惭謭薄，神功圣徳不可名，万岁千秋等乔岳。”伴随着箫鼓声声，马上的健儿一会在马前奋力迎球而击，时而如星飞电掣一般迅捷，所击中的球如神珠一般当空落地。

与金幼孜基本同时的台阁体大家、同为高官的杨荣(1371—1440)《文敏集》卷一《赐观击球射柳》：“禁苑薫风颢气清，天闲龙马玉蹄轻。花边远近星球落，柳外参差彩仗横。演武正期防逸乐，诘兵端欲保升平。微臣侍从惭无补，愿效赓歌颂圣明。”其二曰：“云移仙仗簇龙旗，正是京华五月时。驻跸近依丹凤阙，弯弓遥剪绿杨枝，万年仰祝齐天寿。百步欣看中的奇。神武圣文超往古，微臣何幸际昌期。”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杨荣曾多次参与御前击球射柳的活动，故其又有作《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五阕》。

词作所写左右两边骏马奔驰、争先恐后，在鼓乐声中，马球宛如流星一般在击球者之间来回穿梭，场上的情势也因此纷纭多变。击球结束，下一项活动射柳登场，锣鼓喧天，勇士们挽起雕弓，勇夺头筹。

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载于《雍熙乐府》的散曲《粉蝶儿·走骠骑》中，该曲将场上众人射柳击球的神态、动作刻画得惟妙惟肖：“拖尘赶铲急心忙，蹬尘迈步脚慌张，揭鞍换屉甚安详，撺梭在两厢。蹬里把身蔵，流星赶月如飘荡。剪刀股二足着忙，肩庒起范登云漾，斜插柳绝妙把名扬。”大约万历十年(1582)之后，明代的射柳风俗废置不行。

然而，在文学领域，依然有这一风俗的遗响在回荡。明清之际的吴伟业在他的剧作《临春阁》第二出也关涉西园射柳的情节。查慎行(1650—1727)《射柳》：“永乐中，禁中有翦柳之戏，即射柳也。元人以鹁鸽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阳。周应宾识小编。”根据查氏所记，元人把鸽子装入葫芦中，悬挂柳枝上，射中者，鸽子从葫芦中飞出，以此来决定高下之分。除了文人墨客的书写，俗文学中，被陈寅恪先生称为“长篇巨制”的弹词《再生缘》，也有多处载有射柳风俗。这一风俗为剧中男女主人公命运流变的原点，主导了孟丽君和皇甫少华的离合悲欢。

纵观明清时期的射柳之风，时人将射柳的日期固定在端午节，是宫廷节庆活动的主要内容。民间文艺和宫廷文化，都将射柳纳入其中，充分说明了这一风俗的独特魅力和巨大影响力。

总之，源于北方民族匈奴的射柳风俗，在各朝均有所发展。从匈奴时期秋季施行，再到金人融合汉地端午、重阳节庆，转而明清时期去除前代秋季射柳的传统，此俗不断地传承和演变，影响遍及宫廷和民间，地域波及西南、江浙。从祈雨祭祀、点算人口，到射柳和击球的完美融合，其自身所具备的祭祀礼仪性明显淡化，逐渐和汉文化的节日习俗结合，让位于世俗娱乐性，平添了角逐竞赛的特色。当射柳之风褪去本身的神秘色彩，转变为文人笔下的赏心乐事，正可看出射柳风俗对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戏剧、诗词、散曲均受其灌溉，从而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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