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我们党“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并向全党发出号召，“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忧患意识与风险精神是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与重要保障。风险治理之所以被置于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核心能力的高度，这与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密切相关，为此解析新时代党的风险治理思想的基本逻辑是深入理解与践行党的风险治理思想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忧患意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意识、使命担当与责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能历经磨难而不倒、累创辉煌而不骄的行动逻辑，是党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思想基因。具体而言：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忧患意识提供了思想滋养。“《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预测风险、防范危机与化解险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也是我们民族能在历史长河中历经考验而永葆生机的精神基因。“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民族发展的“根”与“魂”。同样，党的建设也接受了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中国的历史经验、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都有机融入了党的先进性建设之中。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深度融入党的思想建设之中，成为党能保持强大生命力与先进性的思想基因。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这一忧患意识首先表现为忧党精神，即担忧党是否会遗忘初心、是否会脱离群众、是否会面临腐蚀、是否会落后于时代、是否还能担负起历史使命。正是在这样的鞭策与激励下，党才能始终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和自我革命的精神。

（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学说是党的忧患意识的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衷来自于对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关切与对人类社会极端异化后果的忧虑。为此，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与规律，科学预测了资产阶级终将被消灭、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的命运。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与批判。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敞开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无限可能，预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长期性、复杂性与必然性。唯物史观则是在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之后，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预言，这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分析和对克服危机的科学方法与现实道路的揭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马克思指出，世界各民族与国家都卷入了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危机，从而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就指出，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能产生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和国际的危机”。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更是谆谆告诫布尔什维克党人：“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托着和平奉献给我们，谁就是一个过于天真的人。”列宁还提出了要学会善于判断重大的危机，不仅要学会正确的进攻，也要学会正确的“退却”，目的是更好地克服危机。

（三）新时代坚持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是指凡事要从坏处着手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这是我们积极应对错综复杂风险的科学方法，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治理智慧。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思维原则与前提保障，是党在新时代风险治理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以来，世界格局和内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难以避免地会遇到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这对风险治理提是重大考验，为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风险治理的底线思维具体言之：一是要恪守底线意识，即恪守原则、严守规矩、不逾红线，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这是风险治理应有的政治纪律。二是要有辩证意识，即主张“两点论”而非“一点论”，主张“重点论”而非“调和论”，用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认识与应对风险。三是要有前瞻意识，既要承认风险的危害性，也要认识到危机并存、危中有机，更要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底线思维是唯物辩证法所蕴涵的思维导向，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维方法，也是新时代党的风险治理的思维基因。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时至今日，党的风险治理思想已逐步成熟完善，深度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与现实实践中，而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则为其形成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宝贵经验，构成了党的风险治理的历史逻辑。

（一）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胜风险的重要法宝。1939 年10 月4 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党的风险治理的内涵之义。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在生死存亡之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召开后，党正式确定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方针，从此武装斗争成为党的生存壮大的基本方式。正是依靠着武装斗争，党能够在整个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战胜了最大的风险，对内消灭各种反对派，对外消灭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实现了党自身的发展壮大。斗争与统一是矛盾辩证法的两个方面，战胜风险既要坚持武装斗争，也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在成立后不久就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阵痛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党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推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到农民、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又一条重要的统一战线。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党集合全社会资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强大保障。

（二）社会改造与党风整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防范风险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形势仍极其严峻，面临着既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和武装土匪，又要积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还有完成土地改革、实行社会民主改革的艰巨任务。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趁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大搞颠覆破坏，美苏对立形成两大冷战集团，美国入侵朝鲜，中苏关系经历由热入冷直至破裂的困境。为了化解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党坚定推进社会革命，及时镇压各种反革命、残余土匪与敌特分子，积极改造旧中国贩毒吸毒、卖淫嫖娼等不良风气，严厉惩治投机倒把、贪污腐败等有害行为。通过一系列消除危险因素和净化社会的举措，党在这一艰难时期有效防范与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隐患与风险。作风建设是党的自我建设的重点，党充分预计到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所要面临的重大考验，强调要时刻通过党风政风整顿与建设来应对执政风险。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为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整顿党风党纪的有力举措，及时化解了在执政条件下党可能面临的危险，净化了党的机体，增强了党的纯洁性，是党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段艰苦复杂的岁月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的有力保障。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四十年应对社会大转型的风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进入全面而急剧的转型之中，国内外局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但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如何既能有效应对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又能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重大机遇？党在这一时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治理逻辑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即既要主动因应改革开放而产生的新风险、新危机，也要积极化危为机，抓住一切有利机遇而实现经济发展，善于在改革开放中克服改革开放产生的风险，有效地用经济发展来化解发展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风险形态主要有：一是因经济体制改革而产生的重大经济变动，并形成较为突出的环境污染、国企改革、工人下岗、通货膨胀等发展代价；
二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大转型，城乡差异、行业差异、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等日渐突出，在国民心理、社会心态与文化思潮方面形成了巨大冲击与深层矛盾；
三是国内社会大转型、西方长期和平演策略与历史事件的叠加，产生了关乎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风波；
四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历史性考验；
五是面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中国既享受到融入世界市场的巨大红利，也承受了史无前例的金融风险、贸易冲突与技术壁垒。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四十多年。这一时期党的风险治理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治理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社会风险与危机，是这一时期风险治理的重要思路。随着风险形态的转变与治理经验的积累，党形成了更为健全与完善的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与建设目标。

（四）人民至上与统一领导：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改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艰巨任务与复杂形势，统筹全局，科学决策，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风险，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国家利益。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与挑战，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球性风险此起彼伏；
国内发展任重道远，社会风险纷繁复杂，为此党提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人民至上是首要目标，统一领导是根本原则，这是应对重大危机、抵御重大风险的根本保障。新时代的风险形态多样，具体表现为：全面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形成了社会利益诉求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显著、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高质量经济发展频繁受限，既有高科技产业被“卡脖子”，也有产业转型升级的难题；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叠加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度；
国际环境动荡不安，全球金融危机、地缘军事冲突与世界经济复苏失衡对中国的全面发展构成重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产生严重影响，仍在全球肆虐不止的疫情加剧了全球分裂、经济衰退与地区冲突，中国复兴亟需的和平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面对困扰或阻碍中国发展的各种重大风险，党中央鲜明地指出：“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对新时代的复杂风险，首要的是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将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保障放在第一位置。面对跌宕起伏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同样，面对各种其他类型重大风险，也要优先考虑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统一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组织机制与制度保障。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给予的宝贵经验与重大教益就是，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是一部认知风险、防范风险与治理风险的历程，正是经受了各种重大风险与时代危机的挑战与考验，党才能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历史密码就在于党始终在风险认知与风险实践中淬炼自我、锻造自身而永葆生机。

党的百年历程发端于内忧国家积贫积弱、风雨飘摇，外忧列强环伺、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成长于反动派的严酷围剿与革命战火的历史淬炼之中，经受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社会重建的艰巨考验，走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大转型、大分流的时代阵痛，正处于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与时代任务的关键在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这一历史经验的精辟概括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风险治理中所具有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论意义，其中唯物辩证法是风险治理的基本视域与思维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是风险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两者的有机统一与具体运用聚焦于党的风险治理领域，蕴含着内在的思维逻辑即风险辩证法。具体而言：

第一，坚持风险认知的“两点论”与风险治理的“重点论”的有机统一。“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这正是体现了辩证思维在“两点论”和“重点论”之间的有机统一。“两点论”是指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次要矛盾；
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矛盾的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要把握主次矛盾之中的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风险认识过程中坚持“两点论”，要求以辩证视角来观察风险形态、分析风险危害、研究风险后果，既要预见风险所造成的可能损失与潜在危害，又要洞见风险产生的机遇与希望的空间。危中有机、机中有危，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彼此相依而又可能相互转化；
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说明可以利用风险实现收益与超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待风险的科学态度与辩证精神。同时，风险治理实践要坚持辩证法的“重点论”，要求真实客观地评估风险的危害性，集中资源应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风险，优先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至高利益。在风险治理实践中体现为贯彻“人民至上”原则，面对重大突发性风险或者疫情时，优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面对西方的战略围堵与技术封锁，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
面对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行业差异等社会问题，首推“脱贫攻坚”继而有序推进“共同富裕”。新时代党的风险治理始终坚持全面统筹而有的放矢，“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第二，促进风险实践中科学理性与价值关怀的深度融合。风险治理内蕴着科学理性与价值关怀的双重维度，前者是以知识、技艺为基础的专家理性，特征是客观化、可计算性与确定性，常在专业环境中通过特定程序加以科学化表达；
后者是以常识与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理性，特征是情境性、主观性与多元化，常在公共舆论中以大众化方式传递。两种维度既并行不悖、各司其职而又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进而营造了一个良性有序、成熟理性的风险治理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认知风险的思维方式与治理风险的行动依据建基于科学理性之上，需要快速完整地收集客观真实的风险数据、专业地分析复杂多变的风险征兆、及时准确地发布风险预警，才能为构建高效灵敏的风险应急体系提供科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综合多学科力量加快科研攻关，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力争早日取得突破，尽快拿出切实管用的研究成果。”科学理性是引领风险治理的基石与标尺，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科学探索的精神，才可能避免风险治理中的“一刀切”“层层加码”“不治瞎治滥治”等现象。风险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进高质量的社会发展、创造高品质的社会生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之际也面临着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升、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民生领域短板不少、社会治理亟待完善等诸多风险与挑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业与收入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为此，党在风险治理时首要地是将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为底线，同时优先做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继而着重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进而满足人群群众的多元需求。

第三，保持风险应急管理与实施依法治理的内在张力。“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即我们既无法准确地预测风险发生的时间、空间，也不能预见风险持续的周期与造成的危害。突如其来的风险造成了日常生活的中断、正常秩序的破坏甚至是社会治理的失灵，为了更有效地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蔓延和阻击风险对社会的全面入侵，国家治理模式必须及时地从常态治理切换为应急管理。常态治理与应急管理都是国家治理的运行模式与治理方式，前者是依据法治与规则，以标准化程序、正常的流程实施治理实践，在人与自然、社会、国家及世界之间营造稳定有序、活泼友爱的有机状态；
后者是集中国家资源与扩大管辖边界，相对限制与压缩了个人权利，采取非标准化程序、特殊化流程来管控社会，这是在国家发生重大危机之际被迫采取的临时措施。本质而言，国家治理不能偏爱与执着于某一特定模式，而应因时循势而为，两种模式应张弛有度，快慢相宜，“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与世界大变局的历史境遇，重大风险袭来之际必然面临从常态治理向应急管控的切换，这一治理路径的转换体现了党在风险治理中的辩证方法。具体而言：一是坚持依法治理的根本原则。应急管控下国家权力进行了集中与扩张，但应急管理也是有法可依、依法而行的。“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二是要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有机统一。应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会受到适度限制或压缩，但前提是必须保护基本权利与生存尊严，应急管控的宣布、实施与边界都应有明晰的法律依据，这样才能有效提升风险应急管理的成效，避免次生灾害与抗争危机。风险治理始终要保持内在张力与有机平衡，在常态治理与应急管控之间的政策调适与动态转换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是显现国家治理逻辑的成熟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标志，彰显了政治文明应有的强健韧性与有机张力。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
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制度建设是党能历经沧桑、千锤百炼而永葆生机的密码，是国家与民族能历经风雨、百折不挠而生机勃勃的根源，制度问题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原则问题。“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百年风险治理的伟大成就与面向下一个百年的全新征程都要从加强制度治理与完善制度建设入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制度治理本身。制度治理以提升制度本身的完整性、科学性、人民性与实效性为对象，通过制度内部的自我革新与机制变革，激发制度的内在活力与彰显制度的比较优势，更好地通过制度治理来推进风险治理。新时代风险治理的根本途径是构建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求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具体呈现为如下四重逻辑进路：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风险治理的总体逻辑。“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制度自信的程度。当今世界格局急速演变，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各种风险层出不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时代的总任务决定了风险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体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是实现新时代国家治理重任的制度保障，以此为基点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为新时代应战风险、攻坚克难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制度治理的关键是发挥制度效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党在十八大以来能卓有成效地解决一系列重大风险，在诸多领域实现时代性变革、整体性超越与系统性重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风险治理需要多维考量、综合统筹、集中决议，另一方面风险治理的常态化与科学性依赖于制度治理，立于法治基础、通过制度运转而精于制度设计的治理体系是应对风险的根本之治。

第二，强化制度的执行能力与责任机制是新时代风险治理的运行逻辑。“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适于理解、宜于操作与被广泛认同的制度才能被切实执行与运作。制度导向的风险治理要实现有效运作，需要注重三个关键环节：一是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即制度是否简洁明晰、易于操作，使执行者有意愿与信心去实施。风险治理的制度应展现良好的预见性与应对力，制度治理的效果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好的制度能激发公众认同与配合，反之亦然。二是制度的执行能力。重大风险的突发性、危急性甚至灾难性增加了制度执行的难度，这正是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发挥风险应对能力的时刻。保障制度执行力的关键还在于制度本身，“要用制度来保障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力不仅仅是执行主体个人的意识和能力问题；
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意味着要靠制度来保障制度的执行”。三是建立完善的风险治理追责机制。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论述，在严重的风险爆发之际往往出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例如对“核泄漏”、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等风险或灾难往往无法追溯到责任主体，或者无法对其进行追责与处罚。“坚持权责统一，盯紧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只有确立清晰的可追溯式责任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风险治理的成效才能成为激励制度治理的动机。

第三，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智慧是制度治理的进步逻辑。党要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与重大风险，首先要具有敢于检视自身、勇于改造自己与善于创新自我的理论智慧与政治勇气。“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并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无论革命事业与党的建设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党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具有自我检视、自我内省与变革创新的政治勇气。“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新时代党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仅要求从思想上进行自我检视、自我净化，从行动上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还将这一自我革命的要求制度化，“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党的自我创新与进步是防范国内外重大风险、避免犯颠覆性错误、战胜各类重大危机的根本保障，为此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建立内部巡查制度，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坚持干部轮岗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制度进步来实现党的自身进步。自我革命的进步逻辑是党在新时代有效防范内部危机、及时化解外部危险、主动应对国际变局的必然要求。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制度治理的实践逻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准则与政治立场始终贯穿于党在不同时期的实践之中。党在建立之初就以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党的七大更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正式写进党章。改革开放以来，“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将一切社会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都直接指向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全部任务与责任在于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强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述生动刻画和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人民性、民主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是要实现从“以政府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相应地推进风险治理的直接目标是防范重大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破解发展难题与实现社会和谐，努力在基础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生活质量、公平正义等领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这些重大的民生问题、现实难题是制度治理的直接对象与运作场域。制度治理是推进风险治理长效化、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根本途径，风险治理的水平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而事关人民直接利益与根本诉求的社会问题则是风险治理的优先目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这一鲜明的人民导向的制度治理构成了新时代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实践逻辑。

总体而言，新时代党的风险治理思想既具有多元面向，又有其内在逻辑。从思维形式的视角而言，风险治理需要在辩证思维的关照下采取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方式去观察与认识风险。从历史生成的逻辑而言，风险治理既是党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的经验积累，更是新时代面向新征程的行动起点。从制度治理的逻辑而言，风险治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体逻辑不动摇，进而形成多方协作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与长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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