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洪

（南京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南京 21003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用绿色发展引领乡村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必然遵循。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相对于城市提供的有限生态产品，乡村价值逐渐凸显，森林康养产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2014—2018年中国森林旅游社会综合产值由6 500亿元上涨到近15 000亿元［1，2］，2019年仅长三角地区森林康养产值超过3 500亿元［3］，森林康养已成为乡村林区发展和致富的重要路径。2019年3月中央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森林康养的历史使命逐渐明晰，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配合生态友好型产业融合驱动，撬动乡村的生态优势和资源禀赋从而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因此，研究森林康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逻辑与路径，不仅对挖掘乡村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点有促进作用，更为乡村产业振兴理论以及其他新兴产业实践模式提供了有益探索，对疏通乡村产业振兴的“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森林康养在中国发展时间不长，目前鲜有学者将森林康养纳入乡村产业振兴的框架下讨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森林康养与乡村的多功能优势。森林康养本质上属于生态友好型产业，对于区域生态保护和产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4］，不仅是提升林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有效路径［5，6］，也是将生态资源投向民众福利共享的有益尝试［7］。Mastura等［8］认为森林康养能够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这与中国发展乡村产业带动贫困群体增收的逻辑一致。马勇［9］认为森林康养通过串联乡村的自然风光、现代农业、传统文化构建乡村产业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多产兴旺。二是森林康养与乡村产业融合升级。Sahal［10］将森林康养界定为林业和乡村产业融合的演化形态，Fai等［11］则把这种交互和重组视为产业融合的表征。中国学者基于本土实践认为，一方面，森林康养的发展逐步与田园综合体、观光农业等建设并轨［12］；
另一方面，森林康养依托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同不局限于乡村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有强关联性和融合性［13］。三是森林康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陈柯等［14］认为发展林下养生产业与保护森林资源不是悖论，应适度对林下的供给与市场加以刚性约束。森林康养的发展规避了乡村产业各自为政的现象，在政策带动下形成产业集群与规模效应［15］，Lind［16］认为这间接联合了乡村的孤立市场。然而，个别地区的森林康养存在投机行为，还需加强行业内的规制［17］。现有文献表明，森林康养与乡村产业振兴强调“围绕城乡居民对于乡村功能的需求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释放多元价值”密切相关［18］，这些研究为相关部门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启发。

乡村产业振兴是一项需要乡村产业参与和协同配合的系统工程，目前尚处在探索阶段，与此前乡村产业的有关政策、实施路径的接续还需要有针对性的探讨和研究，如何依据现有条件找到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对森林康养的认识，本文沿着“价值-逻辑-路径设计”的脉络展开研究，以期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面向乡村产业兴旺的既定目标，森林康养作为一种市场手段，具有自身的市场逻辑和独立性，为了界定其推动公共政策实施的价值，本文立足于政府和乡村社会二元驱动背景，分析森林康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

第一，反映乡村产业兴旺的实现路径。首先，打好政策“组合拳”。森林康养已经形成运行有效的特惠政策，乡村产业振兴则强调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的普惠政策，两者有效接续形成合力。其次，市场手段与顶层设计。森林康养的发展取决于经营主体，具有市场性、自发性和阶段性。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五大板块之一，是统筹解决乡村产业发展问题的顶层设计，森林康养处于这一顶层设计的嵌套中向纵深发展。最后，促进要素流动。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依赖要素从城市流向乡村，基于城市优于农业农村的市场需求背景，而乡村产业振兴的产品流动则大部分是乡村流向城市，面临城市优先向农业农村优先过渡的复杂性［19］，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森林康养通过政府和市场实现要素有效供给，规避要素单向流动制约产业发展的弊端，充分实现乡村生态资源价值。

第二，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内核。201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森林康养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主要表现为依托乡村多元功能和价值，聚焦重点产业和资源要素，瞄准产业全链培育，推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三次产业融合、绿色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森林康养的实现路径是生态资源的经济效益转化可持续，与现代医养科技相互交融，同乡村产业振兴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引内在统一，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产品形式的具体表现。

第三，提供主体扶持与激励的有效范式。森林康养是参与经营主体的自发行为，原本的规范程度和内部制约水平较高，政策性鼓励农户参与森林康养产业链的适宜环节，实现乡村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的整合，产生综合效益，农户从参与主体向受益主体转化。乡村产业振兴下的农户参与，得益于政策的介入行为，历史任务在于创造经济价值，在理顺乡村生产要素、扩大吸纳农村就业的基础上，稳步转向覆盖面更广的生计赋能。有效扶持并激励各参与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持续稳定保证，森林康养根植乡村土壤的联结农户模式，与产业扶贫的精准思维一致，可运用到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激励中去。

2.1 理论逻辑

乡村社会视野的产业振兴过程，具体产业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统一性是内源驱动力，产业发展促转型与贯彻乡村产业振兴战略中政府的公共性是强大的外部驱动力。本文引入“互涵式”关系［20］解构森林康养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具体涵盖内容共融、作用互构、目标契合三个方面。

首先，两者内容共融，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带动下乡村价值再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核是城市化带动下的乡村价值再现［21］。其中，产业是基础保障并占据首位，不仅体现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还体现在与现代农业关系密切的乡村旅游、医疗、养老、文化、教育、户外运动、餐饮等乡村产业的发展。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产业与城市化带动下的乡村价值再现产生正向关联，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从而更加有效地承接城市人群对乡村产品的需求。森林康养着力寻找与乡村产业振兴实施的契合点，促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不难看出，森林康养的产业组织与布局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容交织共融，尽管两者是部分与整体关系，在空间地域可能存在不连续，森林康养的发展本质上属于“组合拳”并作用于乡村产业发展。

其次，两者作用互构，主要表现为有序利用生态资源和有效联结农户。乡村产业振兴旨在理顺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发展路径，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即便是部分欠发展地区，也能通过“互联网+”、区域公共平台机遇把握后发优势，从而规避产业趋同、效益外溢等问题。乡村产业需要进一步优化理念与发展路径，通过公共政策供给耦合众多参与主体，拓宽农户在产业兴旺过程中的“受益圈”，解决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培育及其有效治理的问题［22］。简而言之，就是既让农户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就业和创业的现实需求，又解决了乡村产业振兴的参与主体问题。“两山”理论倡导下，森林康养顺应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正逢其时，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适度用好区域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实现农民绿色增收、生活富裕的经济目标。森林康养与乡村产业振兴间的“作用互构”体现了整合资源和实现产业促增收帕累托最优的愿景。

再者，两者目标契合，主要表现为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精准扶贫中的“发展生产脱贫”紧密衔接，旨在发挥产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与产业扶贫不同的是，乡村产业振兴将更加注重产前和产后的投入力度，大力推进专门化、标准化、品牌化，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增强区域的造血功能。目前学界与实践部门普遍认为乡村产业融合与振兴应是共性规律与现实基础上的多元化发展，各地相继提出“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等重点发展产业，并围绕核心产业延长产业链，将产业链转化为价值链［23］。森林康养在市场导向下集群布局，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延长产业链和实现规模效应是必然的选择。此外，需求导向下，森林康养还要为人的健康生存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空间，围绕康养产业全链激发产业融合新动能，以多元化发展提升价值链，这些都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高度契合。因此在乡村产业后续培育打造中，需注意产业间的融合现象以及正向的溢出效应，通过可持续发展路径设计提升产业效能。

2.2 实践逻辑

从助推的具体实践总结，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与借鉴。一方面，森林康养及其溢出效应有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另一方面，乡村产业振兴为森林康养提供长效发展动力。

第一，森林康养有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首先，森林康养所在区位不同，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也各不相同，森林资源的特色和森林康养产品的需求市场也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同区域森林康养独特的资源优势，吸引相关主体、资本投入森林康养，从而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其次，森林康养和乡村产业振兴在空间关系上高度耦合，森林康养呈现的多元产业集聚融合形成示范效应，既是农村产业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表现，又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主体支撑。再者，森林康养为解决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外部性问题提供范例。由于生态经济中经营者的有限理性，追求利益的同时易忽视生产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而这些负外部性所产生的成本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市场的手段解决。森林康养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过程同步，一部分收入投入生态治理，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改善环境治理过度依靠政府生态补偿的窘境。

第二，乡村产业振兴为森林康养提供长效发展动力。乡村产业振兴侧重乡村优势产业的挖掘，以壮大乡村产业为目标，根植于县域发展传统和新兴产业，这些产业集群是森林康养产业的优质土壤，有利于扩大森林康养产业与康养市场的有效对接。首先，乡村产业振兴突出规划布局，统筹优化乡村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产业发展潜力不足的问题，破解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其次，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多元融合主体指向下森林康养成为联合资金、资源、农户的桥梁，实现乡村产业与小农户的有效利益联结。再者，乡村产业振兴引导内源式发展机制，营造正外部性环境，优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健全农业人才培养体系，为森林康养蓬勃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实施乡村产业振兴为分界点，对比2017年与2018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林业投资完成情况［24］，其中16个省呈正增长。

第三，森林康养的溢出效应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溢出效应指某项活动不仅实现预期效果，还会对活动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言简意赅地说，森林康养会产生外部收益，而且是森林康养主体得不到的收益。森林康养的溢出效益表现为：森林康养激励乡村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农户参与的同时增加就业技能，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等主体加入，使得农户从参与主体过渡到受益主体；
森林康养产业代表新的林业资源利用方式，反哺乡村生态事业，在幸福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林业生态发展与福利共享的重要体现；
森林康养发展势头强劲，实现集经济、社会、生态一体的综合效益，经营者完成资本积累后又投入到其他产业中去，这种资本的溢出甚至会突破地域的限制；
森林康养根植乡村本土文化，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与其他乡村产业相比，森林康养是一种兼顾生态价值与乡村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现代性和高附加值的特点，如果忽视以森林康养为代表的乡村产业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正向作用，一些制度性安排将“脱离土壤”。因此，还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森林康养，取长补短，发挥森林康养带动相关群体增收、促进区域发展的正向作用，拓展森林康养的边际效益，有效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现实的复杂性促使人们基于政府和乡村社会二元驱动，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可持续发展、需求导向方面搭建路径，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施。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坚持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系统思维。保障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破解森林康养与乡村产业振兴间内在张力的可靠路径，关键在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有机结合。乡村产业振兴的顶层设计现已完成，各省关于森林康养发展的规划相继出台，在要素配置层面，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要从战略驱动要素流动向市场驱动转变，重点从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紧缺要素探索流动的激励机制。基础在于培育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运用准入机制、价格手段、财税优惠等手段，实现城乡间要素的有序流动。要素流动的机制设计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地域间的差异；
二是完善配套设施，在城乡融合中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一是乡村产业振兴需注意政策接续的可持续。政策接续即以政策问题为中心，努力保持政策目标稳定和连续的行为和过程，还要构建多部门协同的产业扶持与监管政策体系。二是在经营模式方面，乡村产业振兴需坚持探索集三次产业融合、生态保护和经济功能为一体的经营模式，辅以正向激励措施。三是以产业发展人才需求为指引，优化人才引进机制，实现人才支撑可持续。四是加快推进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避免城乡文化市场发展“一边倒”的现象。五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低碳发展路径相结合，加大农村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构建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政策支持体系，用好“生态效益补偿”的指挥棒作用，探索形成相应的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机制，让保护生态的生产行为“不吃亏”，防范因成本不足而选用传统粗放型生产的现象。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坚持需求导向的策略思维。把乡村的经济活动凝聚成一个整体，乡村产业振兴需以国家、企业、市场、地方、农民需求为导向。一是顺应国家大背景，推动产业振兴理论与生产实践良性互动，既不能忽视生态污染问题追求经济效益，也要避免陷入政策引导下的同质化竞争陷阱。二是重视乡村产业振兴中乡镇小微企业的作用，加强国家政策引导，合理吸引外商投资，采用产业链融资、保险等方式，破解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三是加强行业间的协作，开辟与国际接轨的产销路径，加快市场需求培育，构建乡村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体系。四是围绕乡村发展缺乏科技人才支撑的瓶颈问题谋划布局，就吸纳科技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号召人才回乡创业。五是合理使用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禀赋，用“金字招牌”指引特色化发展，丰富产业发展的内涵价值。六是切实推动乡村产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鼓励农户经营乡村产业链的适宜环节，拓展乡村产业的“受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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