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蛮像个小孩

我是报喜不报忧的人，即便报忧，也只愿叨扰特定的两三人。然而父母并不在这两三人中，他们因我“不走常规”已经够烦了。被我叨扰的都是10年以上的好友，知根知底，只消简明扼要地叙述烦心事，她们的回应便精准得好似箭入红心。不过毕竟是同龄人，大家容易陷入同样的困境，我感到手足无措的事，她们往往也摸不到钥匙孔。还是需要一个引路人。

我的引路人是我的导师吴老。

去年突遭分手，挂掉电话立马打车去吴老家；
今年年初母亲确诊肺癌，我缩在医院的角落里，第一时间只想联系吴老，感觉听见她的声音便有了面对无常的勇气。回过头看，那段时间当真算是我的“至暗时刻”，我头一次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拼死从一片浑水中抬起头，喘息不过几秒，又被汹涌的浪头打翻。若不是吴老伸手来拉，我大概会在无常和不愿接受无常的纠结痛苦中窒息。

还记得我瘫坐在吴老家的沙发上呜咽，明明情绪已经崩溃，却还咬紧牙关不出声。她叹了口气，从背后按住我的肩，轻轻说：“乖，大声哭出来，不用憋。”于是号啕大哭，孩童似的哭到抽搐，语不成句，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啊”。吴老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也不知道，有很多种可能，但重点在于……事情已经发生了。”又一轮号哭。

吴老就是这么个人，明知道说什么话会让对方暂时好受些，但她不说，尤其对待亲近的人，她会用最温柔的语气讲出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害怕面对她的原因。我们习惯自欺，即便谎言的幕布上已爬满虱子，也不愿揭开它看见幕后的真相。

大一的公共课，吴老剪着寸头，一身妥帖的旗袍，气质卓然，一进教室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与很多大学老师不同，吴老上课像讲故事，音调抑扬顿挫，话语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点亮了十八九岁的我们迷茫的眼睛。我暗自下决心要做她的研究生。大三时和同伴去向她表达这个意愿，畏畏缩缩地做完自我介绍，吴老只说了一句：“嗯，到时再说吧。”当时热情就被浇灭一半。半年后，我执拗地在导师志愿表上写下她的名字，由此真正进入“吴门”。

毕业前，吴老才告诉我，那次她是故意的，一是考验我们是否真心，二是静待缘分的安排。她不轻易承诺什么，对于这点，后来我也依葫芦画瓢，学得有模有样。

做吴老的学生很“轻松”，不必做无意义的项目，学术时间由自己支配。“做你们真正想做的事。”研一一开学，吴老就为她的研究生定下三年的基调，“如果不知道想做什么，就什么都试试，试了再说。”于是，旅行、摄影、当交换生、恋爱、失恋……我尽情品尝着自由的味道，像只初次上天的风筝，在乱流中肆意冲撞。吴老握着线盘，在每一回我快彻底放飞的时候拉拉线，我便知道该收敛一下“野”心，朝地面的方向回来几寸，不至于迷失在乱流中。

一次，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和朋友的聊天截图，对方讲了两句脏话。深夜12点，吴老发微信给我，语气极为严厉，甚至用上了感叹号：“看微信朋友圈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品位、格调，那些脏话虽不是你说的，但你发出来便让你的格调低到下面去了，删掉！”我羞愧难当，在床上辗转反侧至半夜。第二天，吴老又布置了一篇论文给我。我知道，她是见我在外做交换生玩得太野，要给我躁动的心降温。那是整个研究生阶段，她唯一一次给我布置硬性任务。

另一次是在更早以前。研一时的我深陷与父母的“失联焦虑”。父母乘机旅游，我掐着点儿算他们的落地时间，超过半小时联系不上父母便急得发狂，肚子疼到额头汗水直冒。某节课结束后，我掏出手机，发现父母没有回我信息，情绪瞬间跌入低谷，嘴唇发白，坐立难安，揪着吴老一通疯狂“泄郁”。她坐在对面静静听完我毫无来由的恐惧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末了，温柔地安抚我说：“你父母应该只是在忙，没看手机，放心，等等就能联系上。你焦虑的本质是害怕失去，害怕失去他们的爱。但是，我们要开始学着接受失去，人终归会长大，会失去……告诉你个秘密，我们的大脑会向宇宙发射能量，你拼命想什么，宇宙就反馈给你什么，所以别想坏事。即便—我是说即便—坏事发生了，也不要害怕。”

吴老第一次摸了我的头：“我们都在你身边，我们爱你。”

听见这句话，我的眼眶瞬间温热起来，既因吴老的温柔抚平了我的焦虑，也为头一次有人向我直白地表达爱，更何况还是我的长辈，我的导师。

在这之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身边人都习惯把情感藏起来，尤其是想念和爱，好像那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吴老让我明白，爱意的表达不需要特别的事件和时间点，“我爱你”和“我饿了”并无区别，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我大受鼓舞，不久后便迈出了表达爱的第一步，我在微信上给父亲发了“我爱你”三个字，那是24年来的第一次。

吴老对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小到为人处世，大到重要抉择，她的建议和鼓励是我勇气的来源。

我一个人独自搭飞机去台湾，被恐飞的焦虑感裹挟到快要窒息，吴老发语音安慰：“为师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时也如你这样有些慌张。那次我很开心、很平安，你也会的。”

毕业前我争取到一个摄影相关的工作机会，因为是初创公司，工资不高，发展前景不明朗，父母和朋友都十分反对，只有吴老在听了我的分析和感受后鼓励道：“这是你喜欢的事，喜欢就去做。你没法儿做不喜欢的事。”

在公司遭遇不公平对待，吴老没有像别人那样宣扬“社会就是这样，你得忍”的价值观，而是严肃地说：“这是人格侮辱，你要想办法尽快脱离，保护好自己。”

从决定辞职到开始创业，吴老给了我最大程度的支持，包括言语鼓励、专业建议、物质支持（她下了很多单）。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早被众多的质疑和担忧压倒了。

任何疑惑都能收到解答，任何决定都会得到支持，任何悲伤都能被安抚，之于我，吴老就是这样的存在。她永远平和、智慧—虽然接下来这个比喻真的很土，但我还是要说—吴老像一棵树，永恒地立在风中，每当我被灼烧得疼痛难安，便跑到树下讨要一阵短暂的清凉，然后又能鼓起勇气，再次出发。

我不是“树荫”下唯一的小孩儿，事实上，大部分师兄师姐即便在离开学校多年后，面临重大抉择和困惑时，还会回到吴老身边，征求她的意见；
除此之外，来自校外培训、亲友介绍，甚至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也都深深被吴老吸引，自发地接近、跟随，有人甚至到了“纠缠”的程度。面对这一切，吴老总是平和地接纳。她坐在书桌一隅，聚精会神地煮水泡茶，袅袅的水雾中，吴老眼神安然，无论听到什么，嘴角都带着笑意。三杯茶下肚，来人的情绪便平息大半，身体放松地沉入沙发，这时，吴老才开口讲话，声音温柔而冷静，并且总会控制在五句之内—寥寥数语，就会呈现那理性却可恶的、让人难以接受却必须接受的现实。

但就是这么个情绪永远稳定、永远在引导他人的吴老，也会在学生面前掉眼泪。

毕业前最后一次读书会，我和同门女生分别做了求职的分享，获得了在座所有老师的称赞。要知道，三年前第一次做读书会，我们被批得一无是处，我用了整整一年才消除心理阴影。这次，吴老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旁，动情地说：“我的两位学生在分享时，有无数个瞬间我都感动到想流泪，我一边听一边拍照，就想记住这一刻……”话没说完，吴老真的落泪了。

她一哭，我和同门也将头埋在课桌上呜咽，不敢和吴老对视。

吴老停顿了几秒，待情绪稍微稳定，继续哽咽着说：“她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在台湾、在北京，但从来没让我操过心，是最省心的两个孩子……”

最后，吴老说：“我年纪大了，感觉离这个世界越来越远了。可是，她们还那么年轻，和世界那么近，我通过她们又和世界建立起了联系，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很开心。”

至此，我和同门的泪水彻底决堤。

读书会结束后，我们没有像平时那样亲密地送吴老离开学校，而是默契地拉开距离，以缓解情绪起伏后的尴尬。现在想来是有些后悔的：我想要走上前给吴老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即便是现在的我，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拥抱她。她是我唯一仰望的人。

5年前，我不敢轻易下笔写吴老，她太好了，好到我怕自己写不出来；
我也不认为和她刚相处一年的自己能写出真正的她。

如今，我终于敢提笔为她写下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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