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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作家池莉的名字，几乎一直与“新写实小说”如影随形，她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被认为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新写实小说曾经遭遇的赞誉与质疑，在池莉及其作品的评价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直到今天，文学界对于如何认识新写实小说似乎依然未能达成共识。一些学者批评其概念的含混、边界的模糊，以及作家用“情感的零度”代替“思想的职能”，致使小说丧失深度、趋于“平面”，“小说里的一切都如此俗气、琐碎、平凡、渺小、杂乱、沉闷；
芸芸众生一方面不停地奔波操劳，另一方面又碌碌无为”。而拥护者则认为新写实小说的思想资源与审美变化“凝聚着中国几代作家的深刻思考的艺术结晶”，“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就在于不再是机械地、平面地、片面地沿袭现实主义的传统美学观念和方法，而是对老巴尔扎克以来的所有现实主义美学观念加以改造和修正。倘使没有这个前提，亦就谈不上现实主义的‘新’”。争论的核心基本围绕着，文学到底是应该不加掩饰地反映日常生活，还是应该在更高的意义上抵抗日常生活的平庸——这恰好代表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与现实之变时的两种基本立场，即精英的、启蒙主义的立场与民间的、大众的立场，也折射出上世纪90年代思想界、文化界的根本转变与冲突。

从《烦恼人生》开始，池莉的写作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后者的立场。但正如郜元宝在反思1990年代文学时提出的，“90年代最值得分析的不是单个作家作品而是整体性文学现象”，“单个作家作品相对自足的文学价值已经严重削弱乃至彻底消失……这种集体性的文学现象的本质，就在于文学已经越来越变成作为一种整体性方案、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文化产业，它的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就是互为补充的文学政策与文学经营”。新写实小说的名义概括了池莉，也概括了当时的一群作家，但同时，这一概括反过来对他们的写作，尤其是对其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构成了某种遮蔽。重读1990年代池莉的小说，我们发现，这时的她虽然依旧兢兢业业地书写着日常生活，但其题材、审美，甚至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与1980年代产生了巨大差异，继续以新写实小说的概念去定义这一时期池莉的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在今天，隔着时空的隧道，我们发现，池莉小说中那些曾经藏匿在生活纹路中的细节，正一点点胀大成为某种本质的存在。

1990年代池莉小说的种种变化，与彼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轰轰烈烈的转型时期，中国作家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所面临的最大现实是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所带来的经济化、市场化浪潮，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崛起。面对这一现实，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分化，以池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他们率先洞察了时代潮流的不可逆转，因而在写作中自觉摆脱80年代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叙事，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秘密。如今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多少存在泥沙俱下、茅茨不翦的现象，却无疑记载了转型时期一代中国人的生活现实，成为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与观念转变的文学见证。与此同时，这些作品真实描摹日常生活，直面此前几乎成为禁忌的物质生活，更以此为入口，描摹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肌理，可以说，对于1990年代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生活”。

1991年，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发表之后引发了热烈讨论，批评家们将其视为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之作，认定作家放弃了1980年代的精英立场，转而走向对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活着就好”这样的消极心态与虚无主义。尽管大家基本认可这篇小说“曲折地表现了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在当代的困窘”，但依然提出质疑：“这并不因此说服知识分子可以就此‘解甲归田’，成为大众的普通一员（或者它的‘转述人’），在重新回到‘个人的沉思’以后，难道他们不应该尽快地寻找失落的‘话语’，对抗日常的平庸？”结论则是：“不应遗忘清醒而冷峻的批判立场，因为知识分子如果过分迷恋单调重复的市民生活，势必易使自己迷失。”

这当然不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书写“日常的平庸”，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一经出现，就面对着这样的责难。批评家的关注点在于，作家以何种姿态如何书写“日常的平庸”，是歌颂还是批判，是臣服还是超越？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都曾因此受到质疑。如果说，前两篇小说所彰显的平民生存哲学是“忍耐”与“妥协”，那么，《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作家的态度明显发生了改变。在这篇小说中，池莉所写的不仅仅是“活着”，更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活着，是“享受”活着本身。不过，这种“享受”与批评家所期待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而是来源于城市街道的人来人往，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口腹之欲，来源于一种从气温到体温的热火朝天。小说写于1990年，如今看来，当时的池莉正站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闸口，她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变化，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奔涌而来。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爆炸的温度计正是武汉这个炎热、繁忙的码头城市最生动的象征。小说从下午四点开始写起，因为热，燕华“整个背部包括裤头的腰全汗湿得贴在身上”，“几家的女人都在忙碌饭菜，自然都汗湿得不比燕华少”。这些日头下活脱脱的肉身，以及这些肉身背后所凝聚的目光与欲望，成为整个小说的背景。小说所写的是主人公猫子生命中极其普通的12 小时，通过这个看起来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市民形象，池莉力图塑造的是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人的群像，是普遍的、大众化的存在。小说热情书写了武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黄昏时分，“竹床全出来了，车马就被挤到马路中间去了。本市人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与公共汽车、自行车等等一块儿走在大街中间。外地人就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侧身慢慢地走，长长一条街，一条街的胳膊大腿，男女区别不大，明晃晃全是肉”。晚饭之后，人们纷纷从各自屋里聚集到街上，打麻将、聊天、跳舞、逛街，“住人的房子空了，男女老少全睡在马路两旁。竹床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站在大街上一望无际。各式各样的娱乐班子很快组合起来”。由此，小说传达了一种基于日常活动、日常交往之上的日常观念：所谓“活着就好”，其实并不是无奈、妥协的人生态度，更有别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论调，而是只要活着就有热情，是对“活着”本身的生命力与神圣感的赞颂。

以小说中的武汉人为例，作家试图表明，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并不在于他属于某个时代、某个集体，而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
生活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并不在于它有多么宏大的价值，而是因为那些凡俗日子里所蕴藏的热度。小说中，池莉将街道、城市，将公共空间交还给普通市民，在她看来，正是他们的志趣决定了城市生活的现实。在此之前，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任何作家，如此敏锐又如此热烈地书写一座城市。在这个意义上，池莉的小说并不仅仅是再现武汉的生活，她重新塑造了武汉，也重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城市生活。

文学界对于“新写实”小说的批评焦点之一，是其对于生活本身不加挑选的呈现。曾有批评家严厉指出，池莉的小说过于贴近生活、迎合读者趣味，甚至具有“媚俗”的倾向，“人们接受她的这些作品只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来接受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些小说，连认识意义也在减弱了。它不能唤起我们对人性的深层体验，它不能给我们一种超越性的美的享受”。但是在我看来，池莉小说对于武汉以及武汉人生活的“塑造”，恰恰来源于她对生活细节的选择；
而她小说中对平凡人、平凡生活的深情眷恋，正是其给当时读者带来的“超越性的美的享受”。在1990年代多元复杂又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中，池莉选择了热闹、俚俗、烟火气，并将其视为时代生活的本质。例如，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食物以及“吃”的方式，折射出作家对生活的不同认识。池莉的小说对于“吃”有着异常出色的描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王老太曾如数家珍地谈论武汉的“过早”：“老通城的豆皮，一品香的一品大包，蔡林记的热干面，谈炎记的水饺，田恒启的糊汤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民生食堂的小小汤圆，五芳斋的麻蓉汤圆，同兴里的油香，顺香居的重油烧梅，民众甜食的汱汁酒，福庆和的牛肉米粉。”这里所呈现的食物狂欢，其实都来自每个市民皆可享用的路边小吃，作家的立场以及她在写作中所面对的生活现实，由这一细节巧妙地呈现出来。小说还写到武汉一家人的晚餐：“一是鲜红的辣椒凉拌雪白的藕片，二是细细的瘦肉丝炒翠绿的苦瓜，三是筷子长的鲦鱼煎得两面金黄又烹了葱姜酱醋，四是卤出了花骨朵的猪耳朵薄薄切一小碟子。汤呢，清淡，丝瓜蛋花汤。汤上飘一层小磨麻香油。”寥寥几笔，将一桌小菜勾勒得活色生香，也让这些食物在本身的实用价值之外，更具有一种鲜活的审美价值。

同样是写“吃”，不同作家有着不同的写法。《棋王》中的“吃”是很多批评家都曾关注过的细节，小说中的王一生一出场就是“吃”：“拿过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即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如果我们将阿城的“吃”与池莉的“吃”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其中的明显区别。对王一生而言，“吃”的意义是生存，它不具有审美意义或附加价值。因此，即便面临着吃相难看的风险，王一生也绝对不放过任何一粒米。《棋王》发表于1984年，小说所书写的是“文革”年代，物质的极度匮乏让“吃”承载着基本的生存意义。而池莉笔下的“吃”却具有某种“精致”——这当然不是精英趣味的精致，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在她的小说《绝代佳人》中，所谓“佳人”，不过是老知青口中的一道家常菜。与王一生不同，池莉笔下的老知青时刻保持着优雅，她更看重的不是嘴角即将掉落的一粒米，而是食物背后的精神价值。在老知青看来，这道菜的美味来源于它独一无二的作料：“一种作料是你们今天的饥饿；
另一种作料是我们的感情。我们见面就是亲人。我非常乐意为你们做菜，你们非常想吃我做的菜。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时代共同拥有一个家，我们无疑将共同拥有一段历史。历史过去了就不会再来。‘绝代佳人’也一样，是个唯一。所以说，生活是值得珍惜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相比起来，阿城笔下的饥饿年代显得更加残酷和真实，而池莉的书写却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如果以“客观还原生活”的标准去衡量这篇小说，其中应该多少存在着美化、理想化的缺陷。但正是这种“美化”，彰显出作家对生活的本质的热爱。在池莉笔下，1990年代的日常生活活色生香，即便是在极度的困难和贫穷中，她笔下的人物依然可以发现、创造生活的光芒。

更极端的困窘发生在《你是一条河》中。小说中，历史的惊涛骇浪席卷着每一个人，30 岁丧夫的辣辣用她女人的辗转腾挪，一次次为自己和孩子们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她工作、劳动，也献身、卖血，每一次绝境中重生，辣辣都选择了“吃”。为了“吃”，为了生存，辣辣如同女儿所怨恨的那样，做了许多“错”事。但是，与做“对”的事相比，活着本身要重要得多——“我们有什么错？也没错！”——对于一个独自抚养八个孩子的母亲来说，“吃”是一种生存的本能，是人对生活最后的信念。如同池莉所说，“我以为我的作品是在写当代的一种不屈不挠的活”，在她笔下，不管是猫子以及90年代的武汉市民，还是困难年代的辣辣、老知青，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不屈不挠，都彰显了生活的本质意义，也戳破了此前许多的虚伪和矫饰。

今天我们重读池莉，更倾向于认可於可训多年前知人论世的感性判断：“池莉的创作一般不取重大的社会历史题材，大半是她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日常生活。这也许又与她的看重‘过日子’的态度和性情有关。池莉后来被人称作写生活的‘原生态’，实在是她的这种艺术个性和取材习惯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为着某种艺术上的讲究而作的刻意追求。”池莉之所以书写日常生活，并非只是迎合时代与读者，更不是简单的“媚俗”，她的写作顺应的是1990年代正在震荡中变化的社会现实，她热爱这滚滚红尘中的烟火气，更热爱日常生活本身。因此，池莉90年代的小说在面对日常生活时，非但不是“零度”的情感，反而饱含着充沛的热情，她愿意、也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发现真善美，发现热闹与生机，也发现神圣与崇高，进而，她可以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作家绕得过爱情。对爱情的书写，一方面是作家心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特定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因为书写爱情而遭遇磨难的作家不在少数，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内，个体私情需要在家国视野、革命叙事的外衣下方可展开。直到19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历史契机之下，中国作家得以再次深入这个文学的永恒母题，当时主流叙事张扬的是去欲望化的思想与精神的契合，小说中爱情的展开多依赖于人物对话与心理活动。而到了80年代末，身体成为爱情的主战场，此前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被撕得粉碎，爱情尤其是性爱书写，不仅代表着文学题材的拓展，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这些作品中，爱情成为反思历史、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在被重新评估，爱情也不例外。即便存在具体差异，但1980年代的爱情书写基本还是在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表达，与身体的、人性的深度探索这两个维度中展开的，而到了19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与商业氛围的剧烈冲击之下，这些差异几乎瞬间被悬置，一切都让位于迅速展开的消费主义及其图景下的日常生活。恰如“活着就好”并非代表着“活着就行”的消极态度，反而是极度肯定“活着”的价值，是“只要活着就是好的”；
池莉的“不谈爱情”也绝非对爱情绕道而行，而是一次次地将爱情与爱人置于生活现实中进行拷问，从而反思并进一步重新定义爱情。作为一个对生活具有本质热爱的作家，池莉小说中的爱情绝不是真空的精神幻想，也不是逃离现实的诺亚方舟，而是切切实实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她笔下，爱情从来不是“谈”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她反对那种被文学或艺术建构起来的爱情想象，她笔下的爱情其实是“反爱情”——它脆弱、速朽、不堪一击，如同这个时代一样轰轰烈烈却转瞬即逝。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其说池莉写的是爱情，不如说她写的是那些挑战爱情的现实因素。

挑战首先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相比于抽象地、形而上地讨论爱情，池莉更愿意讨论其中的“实感”，“人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太阳出世》发表于1990年，小说写一对年轻人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育女儿的全过程。尿不湿、保姆、进口奶粉……这是属于主人公赵胜天和李小兰这一代年轻人的全新现实。此前，物质的便利与丰盛不曾诱惑过人们，也不曾构成对爱情的考验。但1990年代不可抵抗的日常生活冲击着爱情，曾经的干部家庭大小姐李小兰怀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蜕变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而曾经混迹街头的赵胜天也阔别了昨日的潇洒。婚姻重塑了这对年轻人，起初的爱情与荷尔蒙也逐渐转变成家庭的经营、现实生活的维系。小说写到夫妻俩一致决定倾其所有地为女儿买进口奶粉，“赵胜天李小兰可不只是要女儿存活下来。他们要女儿有第一流的体质，第一流的智商，以便将来在那激烈竞争的时代里成为强者。到朝阳这一代人，中华民族不能再缺钙缺铁缺什么微量元素啦，要身强体壮地去创造去发明，富强我们的祖国，富强我们的民族，富强我们的小家庭。多少年多少代，我们穷得太久，该过过好日子了！”这种不顾一切地要“过好日子”的生活态度，正是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赋予人们的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这里，池莉带领她笔下的人物一起，以一种异常昂扬的态度直面生活，不仅没有消极地沉沦于现实，反而积极地、以入世的热情去改造自我、拥抱这样充满挑战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现实面前，空洞而虚浮地谈论爱情，还有任何意义吗？

与1980年代末具有写实风格的书写不同，1990年代池莉笔下的爱情显得更加离奇，这也是她这一阶段的小说被称为“都市传奇”的原因。《云破处》是池莉最为残酷的作品之一。小说以“白天”和“黑夜”作为区隔，白天，丈夫金祥是憨厚可靠、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妻子曾善美则是气质温婉、开朗亲切的简单女子，他们是一对众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而到了夜晚，两人极力暴露彼此的不堪，为了以一种战斗的方式击败对方。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认为，现代性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让人的生存空间逐渐分隔开来，人们在家庭生活、社会工作、娱乐休闲等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着相应的活动。小说《云破处》中，“白天”代表着公共空间中表面化的生活，而“夜晚”则是隐藏了无数秘密的私人空间。在夜晚，一段深藏于几十年前的秘密被无意间揭露出来，曾善美的父母曾是工程师，金祥是农民的儿子，这种骨子里的阶级仇恨，让11 岁的金祥向曾善美父母所在的工厂投了毒。如果说在《太阳出世》中，是日常生活让年轻夫妻的爱情从云端落到了大地，那么在《云破处》中，最后摧毁婚姻与爱情的则是个体的人无力抵挡的宏大的社会现实。小说发表于1997年，199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此时的中国人被分化为“城市”与“乡村”两大阵营，此前被相似的贫穷削弱了区别的人们正在被一点点撕裂开来。小说中的金祥正是被撕裂的人，他横跨了城乡两个阵营，一方面对自己的故乡、对他的乡下亲戚有着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却极其努力地融入城市，以“征服”城市女人为荣。日常生活的兴起，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在社会差异不断扩展与加深（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等等级差异的强化）的同时，这些矛盾的倾向会增加日常生活中的同质性（通过普遍的商品化而形成的工作与对象的标准化）。《云破处》的夫妻两人生活在同质化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看似被消除了，但这不过是属于“白天”的日常生活的假象，小说中金祥的病态心理以及两人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的根本矛盾，也表现出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造成的城乡冲突等重要社会问题。

同样具有某种病态特质的，是《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在保守、高压、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小女儿温泉始终被压抑着，直到遇到此生唯一的爱人李志祥，温泉变得越来越“勇敢”，一次次与父母、家庭相对抗。为了得到李志祥，温泉不惜牺牲名誉，她设下圈套并亲自指认李志祥的非礼，导致其入狱。李志祥出狱后，两人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以说，时代现实造就了《云破处》中爱情的破裂，也同样促成了《一去永不回》中爱情的生长。这两篇小说在矛盾的制造以及结尾部分的处理中，确实都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奇怪的是，80年代后期因为“与现实贴得太近”而饱受质疑的池莉，当她创作出这些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传奇时，批评家又以“真实性不足”而否定了她。如今，拨开时代的烟云重新面对这些作品，我们发现，池莉看似写的是婚姻，是正常与非正常的爱情，实则是借助爱情、借助其中具体的个人遭遇，揭示当时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思想解放、城乡差异、法制不健全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池莉1990年代的创作不仅无法归类于新写实小说，更不能简单地以“真实性”的标准去评价、衡量，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现实的直面与批判。尽管这些小说多少有着过于巧合或博人眼球的危险，但这种“大胆”的写作姿态，恰恰也代表了90年代的时代精神。

1998年5月9日的《文艺报》上，有一篇名为《你以为你是谁》的短文，讲述了作家在1990年代走下神坛的几个小插曲。文中写道：“武汉两位著名女作家方方、池莉结伴到本地一个酒店开笔会，两个保安硬是不让进。方方只好自我介绍：‘我是作家方方。’保安摇摇头：‘没听说过。’池莉也出马说：‘我是作家池莉。’保安又摇摇头：‘不知道。’让两位女作家尴尬万分又感慨万分。后来，池莉专门著文：‘你以为你是谁？’”如果这个故事属实，那么，池莉199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90年代的中国，曾一度出现“文人下海”的热潮，虽然人们基本认可“经商可以真正深入地接触三教九流，尝到酸甜苦辣，碰到各种问题，这对创造角色很有利”，但对于知识分子“下海”、投身于世俗生活的质疑依旧不绝如缕。有人认为，“让知识分子统统走入商潮，让所有社会领域都进入商业领域，这是一种‘荒诞’，是一种社会的‘反文明’”。池莉的小说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四”开始，她反复揶揄、讽刺着那些自命不凡的、酸腐的知识分子。评论家曾对此提出批评：“作为一个作家，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轻视和放弃思想的力量，作品缺少深刻的灵魂拷问，缺少情感的力度和震撼力，缺少激起人们追寻生存意义和提升审美理想的强大动力，也缺少对于妨碍社会发展、妨碍人性完善的真正障碍的严肃思考和犀利批判。”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辨析池莉小说中诸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就不难发现，池莉并非否定所有的知识分子，更不是否定知识分子的一切，她尊重知识，尤其欣赏教养、风度与真正的才干，《不谈爱情》中的梅莹、《绝代佳人》中的老知青、《霍乱之乱》中的闻达等都是例证。池莉反对与嘲讽的是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空谈，更加反对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尤其是他们对市民阶级的蔑视。如果一定要说池莉“嘲笑”了知识，那么我想，她并不是“以财富嘲笑知识”，而是以实干的精神嘲笑空洞无物的“伪知识”。1990年代的池莉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与火热的日常生活相比，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主义、精神对于大众已经失去了吸引力，1980年代理想主义、知识崇拜背景下备受推崇的他们其实早已走下神坛，只剩他们自己还在幻想的王国中抱残守缺。这样的认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被认为是不“现代”甚至不“正确”的——《你以为你是谁》首先回击的就是这样的现实。

小说中的武昌大学李老师，由于“吃惯了江汉路滋美和冠生园的新鲜点心，坐惯了十分方便的公共汽车”，宁愿挤在汉口20 平方米的“地板房”里，也不愿搬去武昌住学校分配的两室一厅。热爱市井生活本来无可厚非，但李老师偏偏不愿承认，他要为所有形而下的事实找到一个形而上的理由，在他口中，一切的鸡毛蒜皮都变得堂而皇之。对于李老师其人，还是他的妻子、工人尤汉荣的评价最为准确：“我们老李人不错，他只有一个毛病，这就是需要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进行实际生活。”与李老师这样擅长坐而论道却在现实生活中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相比，池莉更认可的是那些在时代浪潮中翻滚的人，他们直面日常生活的诱惑，用切实的、坦荡的行动去创造，进而脚踏实地去生活。小说中的主人公陆武桥正是这样的人。陆武桥是餐馆老板，靠着一己之力的打拼，几乎撑起了父母、兄姊和整个家庭。然而，陆武桥看起来有权有势、游刃有余，实则内外交困，他十几年独自一人生活，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孤独都不得不自我消化。与博士宜欣相遇后，陆武桥陷入久违的爱情，但他一开始就清楚两人之间深刻的隔阂。陆武桥与宜欣成长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相差的那些年，刚好是中国社会狂飙突进般发展的时期。正是这个时代，让本来毫无交集的两人得以相遇，也正是这个时代，构成了他们爱情的隐患。宜欣的离开击碎了陆武桥关于爱情最后的幻想，宜欣要按照她的“时间表”去生活了，这是陆武桥早应该知道的。“你以为你是谁？”——奄奄一息的陆武桥应该也自问过这句话，当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与真爱的女人在一起，开启另一段人生时，生活的本质再次降临。没有人能改变时代，没有人能对抗现实本身。

时代造就了陆武桥们。再没有哪个年代能够像上世纪90年代这样，将一个个出身平凡却不甘活得平凡的人们锻造成草莽英雄，陆武桥如此，《化蛹为蝶》中的小丁如此，《致无尽岁月》中的大毛亦如此。在改革开放的契机下，八九十年代不仅为草根阶级提供了“遍地是黄金”的生存机会，更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生活的无数种方式，为他们提供了追求理想与自由的可能。这些在1990年代的时代洪流中摸爬滚打的人们，大多就此改变了命运，十几年以及几十年之后，成了我们当下社会中的富裕阶级与中产阶级。“你以为你是谁？”——出身与身份的问题，在1990年代已经不那么容易说得清了。《致无尽岁月》中的大毛与“我”20岁开始彼此暗生情愫，几次相逢、离别，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归根结底，大毛是属于外面世界的人，他从武汉去了北京、深圳，又不断辗转于各个国家，而“我”始终扎根故乡，与大毛所追求的自由和未知相比，“我”所渴望的不过是一种切实的、微小的幸福。在这个小说中，两人所选择的不同道路，也暗示着这个多元、敞开的时代中，人们的生活观与价值观正在面临着多么重大的分裂。

池莉自言，“我经常在武汉三镇独自走街串巷，眼看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在眼前断裂分割，处于断裂分割处的都是人，说什么才好呢？唯有写小说去了”。《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中的武汉工人徐红梅就是生活在时代裂缝中的人。小说中的她显然没有意识到，属于她的时代正在远去，那些新的时代的人们，徐红梅最是看不上，比如她家对面开美发店的徐灵。在徐红梅眼里，美发店一定是做不正当生意的，老板徐灵更是不三不四的女人。一眼望去，徐红梅陈腐、邋遢；
而徐灵则精致光鲜，她的理发店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即便是在这样的对比中，徐红梅依旧可以获得精神胜利，因为她认定了自己是城市人、是工人阶级，徐灵这样的“乡下人”无论如何都低她一等。

徐红梅固守在上一个时代的幻想中，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好看的衣服那么贵，无法接受商场里两块钱一杯的饮料，更一次次陷入那些1990年代的街头陷阱中。她一边坚信“大街上的女人都是婊子”，一边不断地被街道、被商场、被外面热闹而混乱的世界所吸引。小说写到，退休赋闲的徐红梅诗兴大发，却始终没办法在家里找到一支钢笔，“不知为什么徐红梅一点都没有想到可以利用下午漫长的时间寻找她的钢笔，而是非常地想去逛街”，任凭她如何怨恨、咒骂，却依然无法抵抗日常生活的魅力，更无法违背人的天性本身。对于这个人物，池莉的评价应该是复杂的，她一方面嘲讽她外表邋遢、观念过时，另一方面，当徐红梅一次次遭遇欺骗时，池莉又对她流露出同情。小说最后写到：“徐红梅从心底里升起了一丝对诗的怀疑，她怀疑现在的诗还能够像鲁迅先生的文章一样当做匕首和投枪使用吗？”由此，“诗”在这篇小说中的隐喻意义昭然若揭，那些曾经让一代人深信不疑的精神信仰，在如今是如此软弱无力，而像徐红梅这样的信仰者，终究成了时代发展的牺牲品。通过这个看似充满喜感，实则内里悲凉的人物，小说真实呈现了90年代日常生活的现实，以及这种变化莫测的现实所带来的人心的变化、人与人的分化。

与80年代具有写实特征的小说相比，90年代，池莉的小说不再局限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活动与交往活动，更透过日常生活发掘人与时代的秘密，进而传达一种全新的日常观念与时代价值。比如《太阳出世》中明显的女性意识，《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中的价值观更迭，《两个人》《云破处》的历史反思，《一去永不回》的社会现实问题等等，这些构成了池莉小说的另一个面相，却也是她在大多数文学史叙述中被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她笔下那些七零八落的人们，他们琐碎而蓬勃的生活，恰好记录着一个时代观念与价值的变化，在这时的中国，旧的人物正在被丢弃，而新的人物逐渐浮出水面，并且一步步成了新的时代的主角。1990年代的中国，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崛起之下，原有的阶层差异正在逐渐消弭，但同时，这个时代也造就着新的阶层，新的差异、新的铜墙铁壁正在建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日常生活的展开，使得此前中国社会趋向统一的价值体系走向瓦解，价值的多元、观念的重组，最终导致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人与人的差异。这些，既是我们重新评价上世纪90年代池莉小说的起点，也是我们回顾与理解19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依据。

【注释】

①姚南帆：《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文艺争鸣》1992年第5 期。

②丁帆、徐兆淮：《新写实主义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文艺研究》1993年第2 期。

③郜元宝：《90年代中国文学之一瞥》，《南方文坛》2001年第6 期。

④蔡翔：《“示者”與“看者”》，《文艺争鸣》1993年第4 期。

⑤王一川：《“体温表爆炸”重复与市民理想》，《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1 期。

⑥⑦⑨⑩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经典文集·烦恼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 页、207 页、210 页、203 页。

⑧刘川鄂：《“池莉热”反思》，《文艺争鸣》2002年第1 期。

⑪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 页。

⑫池莉：《绝代佳人》，《池莉经典文集·致无尽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19 页。

⑬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真实的日子》，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 页。

⑭於可训：《池莉的创作及其文化特色》，《小说评论》1996年第4 期。

⑮池莉：《太阳出世》，《池莉经典文集·烦恼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 页。

⑯[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6 页。

⑰陈鲁民：《你以为你是谁？》，《文艺报》1998年5月9日，第2 版。

⑱以上两种观点均见《文人墨客下海忙》（文摘），《文艺报》1998年2月27日。

⑲张志忠：《人生无梦到中年——池莉简论》，《文学评论》2003年第1 期。

⑳池莉：《你以为你是谁》，《池莉经典文集·致无尽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 页。

㉑池莉：《池莉经典文集·致无尽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 页。

㉒㉓池莉：《不要与陌生人说话》，《池莉经典文集·致无尽岁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 页、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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