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萍， 张梓涵

(西华师范大学 a.政治与行政学院 b.公共政策研究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在新型城镇化统筹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1]，城市建设用地不足与农村“空心化”所呈现的地广人稀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缓和城乡用地矛盾，政府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建新拆旧的方式拆除农民住房，将农民统一安置于新修建的社区中，从而达到耕地不减、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目标。因此，传统村落社会逐渐解体，农村“差序格局”正向城市“单元格局”过渡。这样农民迁入社区后，其生活习惯和公共行为仍延续着旧农村观念和行为逻辑，社区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各项功能跟成熟的城市社区也大相径庭，因此这类社区兼具“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特征，其中“村改居”社区、安置社区较为典型，学界将这类社区统称为“过渡型”社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基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城乡社区，特别是在“半城半村”的“过渡型”社区中，其治理问题更加棘手。

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视角，如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对“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不同议题展开了研究。然而，从单一学科视角对“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独立审视显然不利于准确把握该领域的整体面貌。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与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相关的核心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以把握该领域的发文情况、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展现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的宏观图景和研究态势，并对后续研究者有所启示。

本次研究的重点是确保样本文献具有高水平性和权威性，因此将样本文献来源限定于CNKI数据库，并利用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主题词设置为“‘过渡型’社区治理”或“安置社区治理”或“村改居”社区，检索时间设置为“不限”，期刊来源勾选“核心期刊”和“CSSCI”。经初步检索，共获得232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3日)。然后，对文献做进一步筛查，依据的标准首先在于每一篇文献需具备作者、机构、关键词、摘要等有效信息，然后剔除通知、会议、征稿等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获得148篇文献(时间范围为2004年7月至2021年4月)。

基于研究的特征，本次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绘制与数据分析。CiteSpace是华人学者陈超美教授利用JAVA语言开发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主要通过研究者合作共现、研究机构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分析、突现词探测以及文献耦合等可视化功能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以梳理某一学科的历史研究轨迹、构建其发展历程、挖掘其前沿热点。

(一)历年发文数量及其变化

总体看来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相关文献历年发文量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态势(详见图1)。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4年至2009年，第二阶段从2010年至2021年。

第一阶段(2004—2009年)的研究文献较少，发文数量呈波动式增长但起伏不大。可能的原因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要求，全国各地开始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但此时城乡一体化发展处于初探时期，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易于发现的表面性问题，如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村委会向居委会转变的实践路径等。因此，这一阶段的文献数量较少，且研究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

图1 2004—2021年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相关文献历年发文量

第二阶段(2010—2021年)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1)2021年的文献数量较少的原因是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3日17：00分，这个时间段后的文献尚未做统计。但基于时间推算，前5个月的文献数有5篇，平均1个月有1篇新的文献，因此预估2021年整年的文献能达到12篇以上，这也就判断出2010—2021年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对此可从两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在此阶段我国基层社会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基层治理也活跃在党的多项重大报告、决议和文献中，这体现了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在党中央的引领下，众多学者将研究方向定位在基层社会，基层社会中较为特殊的“过渡型”社区的关注度也显著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持续深化，全国范围内涌现出许多“过渡型”社区，其潜在的治理难题也逐渐显现，比如如何重构被打破的乡土关系网络、居民在原农村的生活习惯和公共行为如何转变[2]、社区空间环境脏乱差如何解决等。因此，此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以政策文件和问题为双重导向的特征。

(二)核心研究者

在CiteSpace中的时间跨度框内输入“2004—2021”，节点类型 “Node Types”内选择分析对象“Author”，点击“Go”运行软件即可对核心研究者的发文情况和不同研究者的合作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并输出知识图谱(详见图2)。首先，从作者合作关系来看，图2中分散的节点代表不同的作者，节点之间存在的连线标识着研究者具有合作关系。其中存在明显合作关系的有“刘祖云—李烊”“张亚鹏—郭锡山—于显洋”“吴晓燕—关庆华”和“屈群苹—孙旭友”等，但是大部分节点呈现分散游离状态，这体现出多数作者之间并没有合作关系。因此，该研究领域作者的独立性较强。其次，从作者发文量上看，图中节点的大小是作者发文量的标识，节点越大，表示发文量越多。节点较大的作者有李烊、刘祖云、杨贵华和何建宁，其发文量均为4篇。一般来说，Price定律能探寻某一研究领域内的核心研究者，定律指出核心研究者最低发文量m的计算公式为：m=0.749(为该领域研究者的最高发文量)，已知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内研究者的最高发文量是4篇，计算得出m为1.498。换言之，在样本文献中发表2篇及以上论文的学者可视为“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者。表1显示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核心研究者有21人，共计57篇文献，占总发文量的38.51%，低于Price定律所要求的50%标杆值。这意味着“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领域还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研究者还比较分散[3]。

(三)主要发文机构

在节点类型“Node Types”中选择“Institution”，其他选项默认不变，运行CiteSpace即可获得机构发文情况和合作情况的知识图谱(详见图3)。为突出主要发文机构，在图3的基础上通过合并计算同机构发文量可进一步统计发文量在6篇及以上的机构(详见表2)。

图2 核心研究者合作共现图谱

表1 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研究者

从机构的发文数量来看，表2中所显示的发文量在6篇及以上的机构有5所，其中华中师范大学和西安财经学院均发表了7篇论文，保持着较高的发文量。但从整体概况来说，绝大部分机构的发文量较低，不同机构的发文量差距并不大。从发文机构的属性来看，实力强劲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是“过渡型”社区治理的主要研究力量；
同时，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备的学术氛围和硬件设施为该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发文机构间的合作情况来看，图中节点表示发文机构，不同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间存在合作关系。很显然绝大部分节点的集中度较低，呈现出分散游离状态，这表明机构间未能形成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其中仅有“苏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科院—同济大学、山东政法学院—铜陵学院、集美大学—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因此，发文机构间协作性不强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特征。

[34] United States Congres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98, March 19, 1997,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5th-congress/house-bill/1119.

图3 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表2 发文量为6篇及以上的机构

(一)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能体现论文的核心观点和主要研究视角，是论文不可或缺的部分[4]。本文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关键词能有效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在“Node Types”中选择“Keyword”，为突出重要的结构特征，在“Pruning”选项中同时选择“Path Finder”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其他依旧默认不变，运行软件即可获取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详见图4)，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筛选且人工合并同义词，进而整理出频次排名前17的关键词(详见表3)。

图4包含了363个节点和673条连线，其网络密度为0.0102。图中不同节点是不同关键词的呈现，节点面积大小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具有正相关性。图中个别节点四周的连线丰富，表明此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较强，反之则表示中介中心性越弱。质言之，节点周围的连线与其自身的中介中心性有关，连线越多表明该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强(大于0.1)，意味着其在某一领域中的中介作用及影响程度越大。首先，结合表3可以发现，频次排名靠前的关键词的中心性也比较高，说明这部分关键词出现频次与其中心性具有一致性，体现出学界紧紧围绕着这些关键词展开相应的研究，如“社区治理、村改居社区、过渡型社区、安置社区”等标识研究主题的关键词充分发挥了其媒介作用，与“城市化、社会资本、困境”等关键词进行了有效衔接。其次，不难看出各高频关键词的首现年份大多集中于2010年以后，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发文量从2010年开始呈大幅增长的事实。最后，“城镇化、社会资本、文化转型、治理机制、空间生产”等关键词表明研究视角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渡型”社区中越来越多的隐疾逐渐暴露并亟待解决。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的热点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本文在图4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聚类，并运用LLR(对数似然法)进行聚类命名，便可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详见图5)。图5显示了12个聚类模块，其聚类模块值(Modularity Q)为0.9116，聚类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0.9834。一般认为当聚类模块值Q>0.3时，表明聚类结构显著，当聚类平均轮廓值S>0.5时，聚类为合理的，因此，此次聚类效果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为更深入分析各个聚类模块中所包含的信息，将图5中各聚类模块的具体信息整理为表4。表4中，Size表示聚类模块中包含的节点子簇个数，Silhouette值表示聚类模块内各个节点的紧密度，值越大紧密程度越高，值越小，越分散[5]。根据聚类结果和不同聚类模块所包含的关键词的特征，可将12个聚类模块进行人工合并，合并结果为第一类为研究主题聚类，第二类为研究问题聚类，第三类为研究对象聚类。

图4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3 排名前17的关键词频次及其中心性

就研究主题聚类而言，首先,从聚类名称和内涵界定来看，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扩张，许多“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和城郊农村均经历着“撤村建居”，逐渐地形成了所谓的“村改居”社区[6]，这类社区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形成城市社区，且具有“半城半村”的过渡性和转型性，因此，学界也称之为“过渡型”社区或转型社区。由此可见，“过渡型”社区的名称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但对于其内涵解释，学界却达成了共识。其次，从聚类中所包含的关键词来看，“社区组织、社区党组织、治理场域、社区认同、混合治理、吸附性治理”等关键词指向了“过渡型”社区的现状。例如在“社区组织”方面，由于治理场域的变更，“过渡型”社区成立后产生了新的组织形式，但过去的农村组织关系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在社区内延续了下来。而新建的组织和原来的组织在工作人员、工作关系、工作方式等方面又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组织形式和程序出现重叠现象[7]，组织的负责人之间又高度交叉，使组织关系高度“混合化”[8]。在“社区党组织”方面，不同地区的党组织架构体系有所不同，比如武汉市汉阳区在社区内采用“一核引领，多元共治”的方式，充分发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4 关键词聚类模块中的具体信息

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吸纳到治理格局中[9]。黎明泽通过对18个“过渡型”社区的调查发现，不少社区本质上依然是“多合一”的治理体制，即社区实行社区党工委、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三套机构、一套人马、交叉任职”的管理模式[10]。在“社区认同”方面，生活与生存方式的变革、传统价值体系遭受冲击、新身份和新角色的不适应等现实性问题促使社区构建新的社区秩序和治理结构，并培育失地农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11]。“吸附性治理、混合治理”是“过渡型”社区在治理过程中已采取的治理方式，两者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吸附性治理是在混合治理的概念下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混合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过渡型”社区的治理中来，这就需要对社区的多元主体进行吸纳。石伟对苏州市某社区进行调研后分析出该社区具有三种吸纳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通过对社区干部进行选聘、考核、晋升等方式对其进行正式吸纳；
第二种模式是将社区退休干部和原村社的精英进行半正式吸纳；
第三种模式是对社区居民进行非正式吸纳，从而形成递进式层级治理体系[12]。

就研究问题聚类而言，“制度困境、治理机制、困境、治理”指向治理困境和治理机制两个层面。关键词“文化转型、重构、贿选、集体经济、邻避冲突”等是治理困境的标识。“文化转型”体现的是在“过渡型”社区中的失地农民仍会长时间保留着农村无规则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其社交网络和社交习惯仍然限定于同村或同族人，缺乏与城市居民的沟通。这种封闭排斥性不仅导致城乡二元文化产生冲突，还使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产生冲突[13]。“重构”是“关系重构”困境与“空间重构”困境的标识，就“关系重构”困境而言，失地农民从传统村庄步入城市社区，在原村落中长期形成的乡土关系网络被打破，在具有“过渡”性质社区中又很难被快速重构，这便导致社区内部矛盾频发，影响社区和谐。就“空间重构”困境而言，“过渡型”社区内存在一种“圈地现象”，部分社区居民将公共绿化地圈为私人农地，破坏住房墙体结构违建乱搭，使社区空间环境景象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导致社区公共空间杂乱不堪，影响人居环境。“贿选”表示“过渡型”社区内村(居委)换届选举中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社区成立后，社区干部较高的正当待遇和潜在灰色收益的诱惑是贿选的根本动因，选举者贪图一时利益、候选人户籍泛化以及直接选举到间接选举的转变也成为贿选现象滋生的温床[14]。“集体经济”则代表村改居后，越来越多的“过渡型”社区将原村社的集体资产转变为集体资产股份制或公司化的建制，丰富了农村集体资产类型的多样性，但这种转变并不成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周大鸣等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集体资产管理无章可循；
二是经济活力受到制约；
三是过重的税负制约集体经济发展；
四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封闭性经营[15]。邻避冲突是指“过渡型”社区周边的建筑设施对居民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居民对这些工程项目产生抵触、反对等情绪，甚至演化为集体对抗。这种冲突产生的逻辑是“过渡型”社区一般修建在城郊，当多个社区建成后政府就会完善周边的基础设施，包括超市、学校、医院等。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垃圾废水处理厂、精神病院等同时产生外部负效应，而此时周边的社区居民就是外部负效应的承受者。邻避设施的建设在城镇化浪潮中是不可避免的，加之技术的限制使外部负效应难以被有效遏制，这就产生了邻避冲突，比如南通市十总居社区就曾因附近修建了污水处理厂而导致邻避冲突[16]。综合来看，“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居民关系与社区空间层面、村社组织层面和集体经济层面。

而“土地开发、民主治理、地方政府、元治理”等关键词既是治理机制，也可以说是治理手段的标识。首先，“过渡型”社区内部事务复杂密集，同时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构建一套适配社区特点的治理机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一个引导者和一个抓手，前者是“地方政府”，后者则是“土地开发”。石伟等指出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土地开发等方式运作土地，把土地控制转变为发展效能，将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用于社区管理和建设，这体现于对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三方面的重构：一是政府主导资源分配，实现均质的社会结构；
二是政府对土地开发中的增值收益进行分配，实现对村集体的利益输送；
三是政府吸纳社区治理主体，塑造嵌入式的政治体系[17]。其次，“过渡型”社区由多个拆迁村合并组成，但大多原拆迁村的村建制并没有撤销，村民会议依然存在，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有必要引入“民主治理”机制，从而协调社区内的多个村自治组织的权力机构。王圣诵认为社区内特殊的“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促使其采用民主协商模式，从而解决居民的全部问题[18]。还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协商治理引入社区的组织建设、议题拟定、流程、结果达成和结果执行等方面[19]。最后，“过渡型”社区内部具有行政力量、市场力量、社会资本力量等多种力量的交织，需要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对其进行优化、转换和组合，“元治理”则是具备这一功能的治理模式[20]。刘祖云等认为在“元治理”治理模式中，“党政结构型组织”应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发挥召集者、协调者、定制者与监督者的作用，并对社区内的多种治理力量的关联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且实现其畅通转换和有效组合，从而履行“治理校准”的职责[21]。

CiteSpace具有突现词探测功能，突现词就是在某个研究领域中的某一段时间内出现频次突然增加或者被使用频率明显上升的关键词。对突现词进行分析能把握“过渡型”社区治理在某一阶段内研究热点的重大转向，其演化特征能反映出该主题的研究前沿。在CiteSpace中的“Control Panel”里的选择“Burstness”功能，修改个别参数，即可获得突现词及其强度、突现时间(详见图6)。

图6 突现词演化图谱

结合图6，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2011年；
2012—2014年；
2015—2018年)，每个阶段学界关注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2005年前后，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过渡型”社区建设的必要性问题。政策的导向驱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紧接着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全国各地掀起了城镇化建设浪潮，这是现实客观的必然[23]。为扩大城镇化建设规模，各地政府将分散的农民统一安置于修建的社区中，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类“过渡型”社区进一步城市化，如失地农民为获得就业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以适应就业形势、以物缘和业缘的准则处理人际关系有利于形成公平意识和民主观念、城市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利于拉动有效需求[24]，优化了人口在城乡间的空间分布[25]。由此，“过渡型”社区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成为此阶段的研究前沿，并一直持续至2011年前后。当失地农民统一迁入社区居住的必要性成为社会共识且在社区内开始生活时，大量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因此，至2012年左右，新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过渡型”社区内居民的发展性问题，如社会关系建设、文化建设、村居委会的建设等，为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社区环境建言献策，这一阶段的研究持续至2014年。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学界关注更多的是“过渡型”社区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居民的发展性问题，那么2015年左右学者将研究视野放在居民生活生存的可持续性问题上。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这一背景下，着眼于农民生活生存、促进社会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显得尤为重要。集体经济的发展、失地农民的群体性就业选择、拆迁安置补偿机制等与实现“理想”“安定”的生活状态[26]等相关的问题成为研究者的重要思路。这一阶段的突现词“新型城镇化、就业收入”等也成为自2015年持续至今的前沿问题。

(一)结论

通过对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的绘制和不同维度的分析，本文发现从历年发文量来看，“过渡型”社区相关研究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是2004—2009年的研究文献较少，发文数量呈波动式增长但起伏不大；
二是2010—2021年的文献数量总体呈现大幅上涨的趋势。从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来看，研究领域还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研究者比较分散。科研院所和高校是研究的主要力量，但研究机构的协作性不够，独立性较强。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含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征、治理困境及其路径两个方面。

1.“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界定及其特征

“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界定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广义可界定为，“过渡型”社区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其无法在短时间内从较低级的社区完全转换为高级社区，因而形成一种兼具低级社区和高级社区特点的社区。狭义可界定为，“过渡型”社区是由失地农民组成的一种兼具“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特点的“半城半村”的社区。它的基本特征是构成居民的主体是失地农民，其平均学历较低、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社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别，早期的“过渡型”社区基础设施并不完善，没有引入物业管理，公共服务欠缺，相当于只是改变了农民的住房形式。而近年来修建的“过渡型”社区的楼房与商品房无明显差异，均是高楼层带电梯，有规范的物业，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

2.“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通过对关键词及其聚类的分析，无论是研究主题聚类还是研究问题聚类抑或是研究对象聚类，其最终指向仍然是“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首先，就治理困境而言，一是社区居民层面，其主要困境在于以往村落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以物缘、业缘为主的“单元社区”，进而导致社区居民矛盾纠纷事件增多，社会关系网络亟须重构；
缺乏劳动技能、知识水平受限、个人期望较高等因素使社区居民难以就业；
未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文化与服务，导致社区居民难以从“农民”圈子进入“市民”圈子。二是村社组织层面，行政化的影响使居委会自治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原班人马的延续，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居委会的办事方式方法以及管理理念难以更新；
“村委”向“居委”转变时的产权等制度改革不到位，且缺乏规范的法律法规[27]。三是空间环境层面，这里主要是指居住空间，“过渡型”社区有较强的流动性，居民为增加自身收入将有限的空间进行占据并修缮以出租给流动人口，这就缩小了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
社区居民的农村习惯转变延迟和“土地情结”的加持，从而导致社区公共绿地遭到破坏。四是集体经济层面，张克俊等较为全面地总结了集体经济层面的困境，集体经济的社会基础变得比较脆弱、集体土地整体利用价值低、产业发展受限、集体经济代理主体关系不顺，组织成员界定较为困难、集体资产的运营和管理体制落后于时代变迁、资产量化操作难度较大[28]。相关政策法规的缺位也是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掣肘因素。五是村社公约及治理制度层面，村委会延续的“过渡型”社区中，多个村社导致存在多个村民条约，这就可能会导致条款冲突，使居民无所适从。村委转为居委的“过渡型”社区内，虽然建立了统一的社区公约，但由于社区不属于市场契约型社会，也不属于熟人社会，社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易发生冲突，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张力，从而导致社区治理制度无法落实[29]。

其次，就治理路径而言，一是增强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促进社区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相互融入，重建社区共同体意识；
二是全面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存发展权，推进“过渡型”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加社区居民市民身份的认同；
三是党组织应沉入社区，依靠体制机制调动党员的服务意识，实现党员“沉”下去，“动”起来[30]，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区建设和居民服务上来，并扩大服务对象的范围，落实居民民主协商权利，规范社区民主议事和决策程序[31]，积极对社区工作人员展开各方面能力的培训，健全法律法规并贯彻落实，保障社区管理工作顺利进行[32]；
四是明晰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社区组织的边界关系，推动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创新对集体资产的监督管理模式[33],健全和完善“过渡型”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应加大对集体经济的财政投入，保障其持续性发展[34]。

(二)研究现状的不足与展望

我国“过渡型”社区研究的不足，首先在于主体协作性不够，发文作者间的合作并不紧密，研究机构独立性较强。在今后的研究中各个研究主体应加强交流与合作，集思广益，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其次是研究视野不够宽泛。目前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国内的分析探讨，对国外“过渡型”社区的关注不够，缺乏对其治理趋势、模式、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国内研究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吸取国外优秀的治理经验。最后是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当前我国“过渡型”社区治理主要基于理论探讨的规范研究和个案分析，但缺乏对不同主体的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等相关内容的量化研究。学者们可以将数理统计的方法引入“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运用SPSS、STATA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丰富研究成果。

现阶段，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和水平，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仍然是政府以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过渡型”社区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独特社区类型，同时其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基于前文对该研究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建议后续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拓展。

一是继续深化对集体经济发展的研究。集体经济是“过渡型”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集体经济的分配运作在“过渡型”社区内往往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和尖锐的矛盾，待解决的问题复杂多样。只有当集体经济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居民生活较为宽裕，社区才会和谐稳定，居民才能安居乐业。

二是在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治理视角下的“过渡型”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研究。学界对“过渡型”社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和结构层面，偏向于安置社区本身的研究，多基于“城市化”的视角，即如何使安置社区治理走出困境、更加符合城市化的要求。而对于社区内部矛盾纠纷的生成逻辑等微观和个体层面的关注度不够。因此，在防范基层社会风险以及提升基层社会风险防控治理能力的语境下，应更多地关注“过渡型”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研究。

三是关注数字治理、智慧城市与“过渡型”社区的互融性和适应性的研究。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的构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需要，它以“数字”的角度兼顾智能与高效、便捷与公平，以实现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但碍于“过渡型”社区多层面的困境，要使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全方位下沉“过渡型”社区，还需进一步加强两者的互融性和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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