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珮 张 亮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20 世纪西方著名的中国和东方问题学者，其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因强烈的冷战色彩在国际学界引起较大争议，并遭到中国学界的严厉批判。[1]事实上，魏特夫出身德国共产党，曾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1935～1937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派和资助来华开展田野研究之前，其作品主要持“中国进步论”立场。但在结束中国之行后，魏特夫对中国和东方的认知立场发生从积极到消极的显著变化，标志性事件就是1938年发表《东方社会理论》一文，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陷入“周期停滞”，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积极推动西方学者到中国进行交流考察。1930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受学会资助访华，返回英国后出版游记《中国纪行》，热情称赞中国是“不断变动”的“新世界”。[2]同样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访华的欧洲历史学家，同样对中国持西方式“想象的趣味”，魏特夫为什么会在访华后对中国现代化前景得出与汤因比截然不同的判断？魏特夫的中国之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何以会在离华后得出“停滞的中国”结论？我们今天又应当如何看待魏特夫的错谬？

魏特夫1896年生于德国北部小村庄沃尔特斯多夫的一个新教家庭。1914年高中毕业后，他在莱比锡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多所大学学习哲学史、经济史、汉学等专业。受德国社会主义浪潮影响，1918年他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成为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的一员。1924年，受卡尔·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之邀，魏特夫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3]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4]1933年，时任德共中央委员的魏特夫被纳粹逮捕，在集中营被关押了9 个月后获救出狱，1934年流亡英国，结识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Edward Carter），成为该学会会员。同年，魏特夫赴美，回归临时迁至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5]1935年，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魏特夫和妻子奥尔格·朗（Olga Lang）来到中国，开始了长达27 个月的中国之行。

受家庭的影响，魏特夫从小接触宗教和哲学。“一战”前后，德国兴起关心“中国事务”的热潮，魏特夫受此影响开始对中国宗教和历史产生兴趣。在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何可思（Eduard Erkes）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家格律恩堡的影响下，魏特夫逐渐成为德共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国研究的代表人物，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现实的进步时评和中国社会历史方面的著作、论文。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共同支持下，魏特夫夫妇的中国之行得以成行，两人的具体任务是“中国家庭权威”“中国官僚主义”和“中国王朝史”项目研究的资料收集。[6]

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魏特夫毕生关注的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这场论战的焦点之一。

尽管此前没有到过中国，但魏特夫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魏特夫的戏剧作品就被引入中国，但真正使中国学术界关注到他的，还是20 世纪20～30年代那场空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直接导致社会史论战的爆发。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从表面上看，这是指导革命的共产国际与执行革命的国共两党之间产生矛盾和分庭抗礼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因为苏式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实际。国民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一场由今论古的、关于中国历史阶段划分和社会性质的论战随即爆发。魏特夫毕生关注的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这场论战的焦点之一。

受马克思理论中“东方灌溉农业基础”概念的影响，魏特夫将中国历史大体分为原始共产制、封建制和河道官僚制三个阶段 ，[7]这一观点得到了“新生命派”掌门人陶希圣的赞同与推介。在随后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探索中，魏特夫继续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过程，提出自然因素的重心在劳动过程的三要素中被辩证地转移，[8]构成历史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转换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发展。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后，最先翻译的文献就包括魏特夫的地理学作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地理学界的首次传播。楚图南等人盛赞魏特夫同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都是“新社会派之人文地理学”学者。[9]这些均为来华之前的魏特夫积累了相当的学术知名度。

在同年尚未抵达亚洲之前撰写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一文中，魏特夫便提出了一种猜想：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形态可能存在根本差异。

1935年6月，魏特夫终于踏上华夏大地。在此之前，夫妇二人从美国本土辗转夏威夷，在日本访问已有三周。在“中国家庭权威”的资料采集中，他们总共收集了7000 多份问卷，拜访了福州、广州等地的家族，了解了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权威身份、男女关系、妾婢地位等具体情况，发现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的家庭主义的国家，[10]相关成果主要体现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权威与家庭研究》一书中。[11]在 “中国官僚主义”和“中国王朝史”的资料采集中，魏特夫从历代官员文献中搜集了大量与科举制相关的材料，发现了官员家庭和科举结果的关联性，并聘请17 位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12]将中国正史文献中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记录进行整理并翻译成英文。

魏特夫的中国之行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无私帮助。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陶孟和在北京设宴欢迎夫妇俩的到来。访问中山大学之际，校方发表新闻《德人魏特夫格尔博士来校参观》，称魏特夫为“著名东方学者”“国际上有权威之东方经济史社会史专家” ，[13]法学院陈啸江后著《“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新研》介绍魏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并附上二人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谈话内容。[14]在资料采集的过程中，夫妇俩受到北京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等至少16 所大学，[15]以及王毓铨、陶希圣、邓之诚等诸多中国学者的帮助。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拉铁摩尔和贝特兰（James Bertram）等外国友人还带领他深入中国腹地进行田野考察，到访多地的农村、工厂与学校，[16]将魏特夫对中国的“想象”变为亲眼所见。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夫妇俩被迫携带在中国采集的大量珍贵资料返美。在同年11月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午餐会上，魏特夫向成员介绍了中国之行的考察感想，随后将午餐会演讲的基本思想扩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重大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通过对中国家庭和官僚制度的实地考察，发现当前中国没有人谈论真正的民主。[17]在此基础上，1938年他发表了《东方社会理论》，标志着魏特夫的东方社会思想由“进步论”转向“停滞论”。

1935年6月15日，魏特夫在日本写给母亲的信中称：“将中国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被证明是正确的。日本的所见所闻也清理了我知识结构上的一大盲点。”[18]事实上，在同年尚未抵达亚洲之前撰写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一文中，魏特夫便提出了一种猜想：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形态可能存在根本差异。[19]

魏特夫认为，中国历史和社会进程完全受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影响

在该文中，魏特夫的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是“亚细亚”[20]国家，日本不是“亚细亚”国家。[21]他认为，中国历史和社会进程完全受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影响，代表一种独特的东方或亚洲农耕社会形式，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加帝国以及被英帝国改造之前的印度等，都属于这种社会形式。[22]尽管日本的确有一种“亚洲”色彩（即小规模的灌溉经济），日本的农业也像中国一样依赖灌溉，但在日本几英里长的运河就被认为是大型工程, 那些十至三十英里长的运河就更了不起了。[23]魏特夫据此提出，日本生产系统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分散的封建结构，[24]而非东方的专制结构。

当马克思说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时，他只是在陈述古代东方劳动方式的基本事实，但魏特夫却将其理解为古代东方社会的“根本”。

魏特夫的这一观点是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的。在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中，马克思说“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轮租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25]不过，魏特夫的理解显然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说过人工灌溉是一种经济形态的决定性条件。当马克思说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时，他只是在陈述古代东方劳动方式的基本事实，但魏特夫却将其理解为古代东方社会的“根本”。事实上，马克思不会也不可能将人工灌溉作为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条件，因为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一定的形式结合而构成的，决定整个社会形态性质的是起着支配作用的生产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26]但魏特夫却认为，之所以古代日本和中国会形成分散的封建结构与东方专制结构的分野，原因在于有无大江大河及长距离的水系运河。且不论这个划分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仅就史实而言，魏特夫认为历史上中国受灌溉和水利工程的影响大于日本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农田灌溉的历史悠久、灌溉工程众多，最早的排水及灌溉系统可追溯到2200 多年前的弥生时代，目前日本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数量居世界第一。[27]

魏特夫认为，18～19 世纪，日本拥有土地的封建阶级开始发展采矿业等产业，一种不同于中世纪手工业的工业生产体系开始形成，这与16～17 世纪欧洲封建、半封建的经济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而属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结构。

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一文的第二个判断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日本与欧洲更为相似。19 世纪末日本迅速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是“历史的偶然”。[28]为了证明这一点，魏特夫特别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产业发展，认为19 世纪日本成熟的封建经济已经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29]魏特夫认为，18～19 世纪，日本拥有土地的封建阶级开始发展采矿业等产业，一种不同于中世纪手工业的工业生产体系开始形成，这与16～17 世纪欧洲封建、半封建的经济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而属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结构。[30]魏特夫承认，日本在封建制度上构建现代资本主义活动基础的速度确实比欧洲慢很多，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本相对孤立的岛国状况和生产力结构导致的。[31]

这种论断和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日本盛行的“脱亚入欧论”何其相似！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向“全盘西化”，出现否认自身历史、崇拜西方强权、轻视东方文明的思潮和社会心理。随着现代化取得阶段性胜利，日本的“入欧”念想生发出“是欧”幻想，迫不及待想要和亚洲、东方、中国撇清关系，于是日本人和研究日本的学者开始在日本历史中寻找与欧洲相似的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如以魏特夫论日本的标准看中国，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已经发展出地区工商业巨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商帮，涵盖行业之广，对比日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一来，我们难道可以说，中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就是和欧洲“基因”相似的国家？在历史上，同属东亚的日本文明长期受中华文明的辐射，日本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文化传统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汤因比正因此将日本文明称为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32]魏特夫的选择性观察必然导致对中日社会历史发展的偏见与误判。

观察渗透理论，成见决定所见。抵亚后的魏特夫终于得以亲自验证自己的成见。在经停日本的三周里，魏特夫见证了东京和大阪等大都市的繁华，这个新兴现代工业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他震动极大。来华后，魏特夫尽管也看到中国存在新型工业区，但更多还是庞大分散的落后农业生产。因此，当他再次致信母亲时，描绘的是一个与现代日本完全不同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样貌。[33]在时人看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全面西化运动，赢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等一系列战争，一举跃上世界舞台大显身手，成为非西方社会的西化冠军。[34]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世人对日本最鲜活生动的印象。因此，在亲自考察和对比过中日两国工业化发展现状后，魏特夫完全确认了自己关于中日历史形态的判断，并由此生发出一种悲观的怀疑：中国究竟有无可能实现现代化？

“我和妻子一起进行中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去了中国18 个省中的12 个，试图通过家庭来理解当代中国，并在中国历史项目中形成了一个理论视角。”[35]在回忆中国之行时，晚年魏特夫如是说。魏特夫之所以关注中国家庭，是想通过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来解释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通过对中国家庭的调查与走访，魏特夫发现中国的家庭结构与国家结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独特的、人工灌溉的亚洲农耕社会形式”不仅导致中国的统治阶级发展出“东方专制主义”，同时创造出“家庭权威”这个强化专制的“武器”。[36]相比将“人”作为基本单元的“自由”欧美，魏特夫看到了一个“落后”的“家国同构”的中国，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家庭和国家的双重权威构建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正是中国不具备现代化基础的罪魁祸首之一。

魏特夫看到了一个“落后”的“家国同构”的中国，进而得出一个结论：家庭和国家的双重权威构建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正是中国不具备现代化基础的罪魁祸首之一。

魏特夫认为，农业的兴起开辟了新的生产力，同时在劳动过程中重新安排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7]由于马克思曾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8]魏特夫就此认为中国以人工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很早就催生了担当农村基本生产单位、作为独立经济体的小家庭；
[39]年富力强的男性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标志着家庭父权统治的开始。[40]随着一代代人的繁衍生息，原有小家庭的规模不断扩大，“一家之主”也逐渐壮大了权威家长制的结构，不仅形成了同姓的大家庭，在地理位置上相邻的多个大家庭也在组织上呈现为村社，集结为一个更大的权威体系。因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建立在无数个家庭权威体系之上的；
一个个金字塔形的家庭体系是这个中央集权的“大金字塔”国家的构成单位，千百年来维护着“家天下”的制度；
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就这样形成了。魏特夫指出，尽管进入近代，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所承担的社会分工也在发生变化，新兴的、以工业为生的家庭的出现丰富了农业社会的基本单元类型，但工业家庭中仍然存在专制主义，它们从本质上延续着中国传统农业的权威组织结构，[41]并没能动摇原有的“家国同构”的超稳定系统。因此，现代中国不仅工业化缓慢滞后，其现代化前景更令人堪忧或令人怀疑。

在魏特夫看来，“家国同构”导致了中国落后的“超稳定结构”

除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解读，魏特夫更大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和夸大了“家国同构”作为宗法一体化制度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却没有理会它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在中国历史上，灌溉农业生产方式确实对家庭有一定的影响，但魏特夫认为这种具体劳动方式能够决定社会性质，在理论上显然走过了头。除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过度解读，魏特夫更大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和夸大了“家国同构”作为宗法一体化制度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却没有理会它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家国同构”也许稀奇，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种应然状态。欧美的“国家”——无论是“state”（原意指“状态”）还是“republic”（原意指“公共事务”）——都没有“家庭”的含义；
欧美各国均以原子式的个人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国家”是由个体和群体的契约关系组成的。[42]在魏特夫等学者看来，“家国同构”促进了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导致了落后的“超稳定结构”，阻碍了现代化发展。但就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家国同构”正是中华文明渊源流长、传承至今的现实需要和精神内核。早在先秦文献中，“家”便与“国”同用，如“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尽管此处的“家”指的是诸侯、卿大夫的采邑，但已然有了小家和大家的概念。西汉独尊儒术后，“家”具备了血缘共同体的概念，并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登上历史舞台，国则变为家的同构放大，“皇权”被看作是“父权”的放大，[43]尽孝与尽忠变成了一对社会意识的统一体。尽管最初倡导“家国同构”是出于统治需要，但亦与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农业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以及没有统一的宗教意识紧密相关，“人”“家”“国”共生共存对于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更为世俗的社会需要和情感寄托。

西方式的社会变革在中国没有发生，中国依然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

“‘家庭权威’是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并不能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那么，决定前途命运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44]正是这个问题牵引着魏特夫在中国之行中将官僚主义研究的目标对准了科举制。他搜集了自汉至清的官僚文献，在整理历代官员的出身信息时产生了一个疑问：“难道著名的考试制度没有给农家子弟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官僚队伍中获得比出身更高的地位，从而成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吗？”[45]通过调查他吃惊地发现，官僚系统中几乎很少有农民的血液，也只有少数人来自下层家庭，官僚家庭中则不断繁衍着更多的官员；
[46]科举的结果与官员的出身呈突出的正相关关系。至此，魏特夫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是因为专制统治打压民主、家庭权威排斥民主、官僚固化拒绝民主，这三者从国家、组织和家庭层面共同维护了一个等级森严、难以流动的东方专制秩序，因此一种不再前进、而是自我复制的社会形态诞生了，[47]只要中国没有被外来力量打破原有格局，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魏特夫看似创造了一个始于自然的、基于农业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维护的、三位一体的完美回路，但实质却是将欧美的“民主”奉为圭臬，如若实现不了民主，便难以实现现代化。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停滞论还是东方停滞论，都不是魏特夫的新鲜发明。中国历史“停滞论”最早出现在19 世纪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并加强对外扩张之际。20 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给中国“停滞论”涂上理论色彩。[48]受外来文化影响，民国部分学者也同意中国传统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观点。依赖灌溉的农业体系形成了中国权威家庭的基本经济单元，同时构成了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中央集权又推动了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严苛官僚体系的诞生——魏特夫看似创造了一个始于自然的、基于农业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维护的、三位一体的完美回路，但实质却是将欧美的“民主”奉为圭臬，如若实现不了民主，便难以实现现代化。

然而，西方民主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20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到中国，是来做老师的，教的是近代西方特产，20 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即是‘现代性’。”[49]这里的“现代性”是西方的制度、科学、文化甚至是语言、习惯，这些均与中国历史无涉。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兴起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之争，两者在讨论中不断接近、互相吸收，逐步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来取代“西化”和“中国化”。[50]其中有一个观点最为明确：“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51]20世纪90年代，罗荣渠先生曾对“现代化”的含义有过归纳，他大体从先进的历史过程、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四个类别来进行概括。[52]对比以上，魏特夫对现代化的理解显然还完全停留在复制“近代西方特产”的阶段。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即实现民主的过程；
这一过程源自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开启，[53]但由于专制社会内部缺乏个人主义，因此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只能由外力介入而实现。

中国一定要由外力介入才能走向现代化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从历史学来看，社会变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微变，一类是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巨变。微变可分为渐进性微变和突发性微变，巨变可分为创新性巨变和传导性巨变。尽管微变潜移默化、难以察觉，巨变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但它们都是具有革命性和突破性的变化。[54]总体来说，魏特夫眼中“停滞的中国”并不是真的停滞，中国一直在发生农业大生产力形态下的变革和改朝换代式的微变。而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则属于传导性巨变。那么，如果中国没有经历传导性巨变会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吗？实际上，由于世界历史的多线性和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中国即便不被西方打开国门，其由资产阶级颠覆传统形态的可能性也非常小。资本主义原本就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以此预测中国历史的发展轨道，并以此作为中国是否先进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西方人的“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也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然而，即便中国没有被迫打开国门，创新性巨变也必将到来。必须理解，之所以魏特夫只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和“停滞性”，一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历史上中国社会内部的微变；
二是由于他没有发现中国农业社会长期稳定的背后，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尽管存在矛盾，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仍未发展到完全不相适应的地步。

写作《东方社会理论》一文的时候，魏特夫依旧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情和政治热情。对他来说，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前途是悲观的、消极的，他就不得不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做出负面判断。这无疑是艰难而不无痛苦的。基于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世界震撼的伟大现代化成就，轻飘飘地说一句“魏特夫错了”，非常容易。但对于正在寻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学术界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揭示“魏特夫为什么错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的不是魏特夫一个人，而是20 世纪乃至今天欧美学术界的一大批人。

历史证明，西方式的社会变革在中国没有发生，中国依然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当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欧美传统资本主义强国却陷入了诸多困境：生态危机、贫富加剧、政治极化、政府失灵……从辩证的眼光来看，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虽然晚于欧美，却可以汲取欧美工业化发展中的经验，避免他们已经落入的陷阱，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迟缓开始的潜在意义”。[55]欧美各国今天的困境提醒人们，历史既不会终结，更没有恒久完美的社会形态。只有不断汲取经验、创新方法，有效组织和合理协调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长久活力。

基于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世界震撼的伟大现代化成就，轻飘飘地说一句“魏特夫错了”，非常容易。但对于正在寻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学术界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揭示“魏特夫为什么错了”。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13&ZD070）、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观研究”（2019SJA0194）的阶段性成果。

[1]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即开始零星批判《东方专制主义》。1989年，《东方专制主义》正式中译出版，国内学界随即分别于1990年、1994年举办两次专题研讨会，密集出现一批评论文章，部分文章后结集出版，影响甚大，具体可参见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时的主导观点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的歪曲、对古代中国历史的捏造和对古代欧亚非国家历史的扭曲。进入21 世纪以后，随着冷战时代的逐渐远去，国内学界对该书的兴趣快速降温，但对魏特夫的研究却一直断续存在，尽管成果数量不多，但研究主题趋于多样化，评论也逐渐摆脱冷战意识形态，趋于客观中肯。

[2] 阿诺德·汤因比：《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 页。

[3]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因成立于法兰克福而得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例如，1923～1934年名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Das 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4～1939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简称ISR）；
1950年以后名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学界通常统称其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4] [5] [6] [16] [40] [44] G. L. Ulmen, The Science of Society: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p. 7～64; pp. 162～175;pp. 190～199; pp. 189～201; p. 193; p.197.

[7] 参见维特福格尔：《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载《新生命》1929年第2 卷第8 号。

[8] Karl August Wittfogel，“Geopolitics，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m，”Antipode，Vol. 17，Iss. 1，1985.

[9] 楚曾（楚图南）：《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载《地学季刊》1935年第2 号。

[10] [15] [17] [39] [41] [45] [46] [53] K. A. Wittfogel,“Bericht über eine grössere Untersuchung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Struktur Chinas,”Zeitschrift fűr Sozialforschung, Vol. 7,Iss. 1/2, 1938.

[11] See Olga Lang,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Librarie Felix Alcan, 1936.

[12] 桑兵：《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 页。

[13] 《德人魏特夫格尔博士来校参观》，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6年11月30日第4 版。

[14] 陈啸江：《“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新研（附表）》，载《社会科学论丛季刊》1937年第3 卷第2 期。

[18] K. A. Wittfogel,“To Johanna Wittfogel,”Hoover, Box 55, Box 1, June 15, 1935.

[19] [21] [22] [23] [24] [28] [29] [30] [31] K. A. Wittfogel,“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Zeitschrift fűr Sozialforschung, Vol. 4, Iss. 1, 1935.

[20] 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 页。

[25]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 页；
第682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 页。

[27] 数据来自世界灌排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 Drainage）官网。

[3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3 页。

[33] K. A. Wittfogel, “To Johanna Wittfogel,”Hoover, Box 55, Box 1, September 23, 1935.

[34] [55] 山本新等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吴栓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 页；
第24 页。

[35] Matthias Greffrath, Fritz J. Raddatz, and Michel Korzec, “Conversations with Wittfogel,”Critical Theory of the Contemporary, Vol. 43, 1980.

[36] [37] K. A. Wittfogel,“Wirtschaft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der Familienautorität,”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Librarie Felix Alcan, 1936, f.551; f.497.

[42] [43]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9～60 页；
第58 页。

[47] K. A. Wittfogel,“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űr Sozialforschung, Vol. 7, Iss. 1/2, 1938.

[48] 张显清：《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载《明史研究》第8 辑。

[49] 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1 页。

[50]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 页。

[51]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载《国闻周报》1935年4月第12 卷第23 期。

[5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7 页。

[54] 参见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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