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杏

（伊犁开放大学，新疆 伊犁 835100）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1］。实现乡村“善治”，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多手段协同推进。在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进程中，关键举措是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以农村全体成员为服务对象，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促进人和农村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农村社区教育，在提升广大村民综合素质和助推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功能价值日益凸显。

本文结合新疆伊犁B牧业村社区教育和社会治理实际，借鉴国内东部地区农村社区教育的先进经验，探讨社区教育融入传统牧业村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

社区教育既是社会治理体系、社会公共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服务、作用于社会治理，同时社会治理也为社区教育输送动力源泉、形成推力［2］。就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社区教育在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同时，社会治理本身也反作用于社区教育,二者在原理和功能上具有耦合性。

随着全面深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日益深入，学者们通过对社区教育促进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及各地改革实践案例的总结提炼分析，形成了诸多的研究成果。以“社区教育”“社会治理”为题，通过知网可以检索到学术期刊262篇、学位论文69篇、报纸图书6篇。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社区教育和社会治理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实践两个方面。互动关系方面，陈全会（2018）提出从秩序、文化、经济、环境和技能等方面加强农村社区教育，进而促进社会治理提升［3］；
杨育智、李艳丽（2019）认为社区教育与农村社会治理是同向互动逻辑关系［4］；
陈岩（2020）提出利用“互联网+”优势，整合网络资源嵌入式推进农村社区教育［5］。社会实践方面，仲红俐（2019）基于江苏省常州市的调研，以引导进行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为视角，开展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研究［6］；
李少云、沈进兵（2019）深入研究浙江省农村社区教育问题，从社会治理角度提出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农村社区教育发展路径［7］；
杨智（2019）通过调研川南地区SF村，展示社区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现实案例，进而推动认可并积极参与社区教育［8］。

综上所述，学者们针对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对东部发达地区社区教育促进社会治理的经验总结，充分证明社区教育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不够均衡，中西部地区社区教育起步较晚，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甚至是［9］。因此，应把社区教育放在更多的社会环境和更广的地域中进行研究，尤其是关注传统牧业村的社区教育和社会治理关系，不仅有助于拓宽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视野，而且对推进传统牧业村社区教育，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此，笔者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对新疆伊犁B牧业村进行4次调研，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深度访谈B村“访惠聚”工作队长、村“两委”干部、致富带头人、牧民等21人次，围绕群众参与社区教育的目的、频次、方式、收获等方面开展网络问卷调查，共有125人参与，有效问卷106份。基于上述调查研究，本文以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互动逻辑为主线，探讨社区教育融入传统牧业村社会治理的路径。

B村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疆特克斯县城西北、乌孙古国发源地的乌孙山脉南麓，阿克塔斯草原、姑娘坟、彩色岩画等旅游资源分布于周边，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牧民生活气息浓郁。全村512户2008人，主要由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等3个民族组成，其中哈萨克族占99.3%。草场面积19.4万亩，牲畜存栏15000余头（只），游牧是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传统牧业村。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带动下，B村社区教育已破土萌芽，村中先后投入200余万元建成集学习教育、集体议事、文娱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群众文化中心和休闲活动广场，用于开展日常群众性活动。原本习惯游牧散居的哈萨克牧民逐步在以村委会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定居下来，开始参与各类村级活动，从之前主要关心家庭生产生活和部落亲缘人际关系，逐渐将目光和精力转至以基层党组织为引领的乡村建设和治理。特别是近年来，村党支部带领群众主动探索发展褐牛养殖合作社、中药土鸡养殖场、哈萨克传统刺绣坊、草原旅游民宿等农村新经济业态，为广大牧民带来较好收益和新的发展思路，进而激发了广大牧民向党组织靠拢，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本文主要从当前B村社区教育模式和社会治理效果两个维度，呈现社区教育现状和社会治理成果的真实图景。

（一）政府主导社区教育

B村尚未成立专门开展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主要以村党支部惠民政策宣讲、县直行政部门技能培训等推进式的社区教育，和举办文娱活动、入户走访宣传等随境式的社区教育为主。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住建、畜牧、人社等职能部门在B村针对富余劳动力开展了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工作，文化部门、“访惠聚”工作队组织的文化下乡、干群联谊等活动也经常在传统节日期间开展。社区教育呈现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表现出非常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表1）。

表1 B村社区教育参与主体与内容

畜牧部门住建部门养殖改良农村建房半年一次一年一次参与主体 教育内容 活动频率

（二）社区教育成果初显

针对牧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就业渠道较为狭窄，家庭收入来源单一，急需解决广大牧民致富能力不足的问题，B村通过农牧民夜校、冬季大培训、外出参观学习、惠农政策宣讲等方式，加强对牧民发展生产和就业能力的培训，60%以上的牧民认为社区教育能够提高生活技能和促进就业创业（表2）。教育内容的目标化，有效起到丰富群众生活、掌握基础本领、知晓国家政策的综合效果。

表2 B村牧民认为参加社区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

（三）社会治理持续向好

B村以打造“十星级”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创新“1+5+X”运行机制和“一网一库三积分”工作制度，将党员编入网格，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组织作用。坚持村级事务“四议两公开”和“七步议事”，凡涉及村集体利益（乡村发展、项目建设）和牧民自身利益（福利救济）的事务均启动议事程序（表3），有效提升牧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

表3 B村牧民关注的集体议事内容

（一）社区教育主体缺乏协同联动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下，B村社区教育有逐渐铺开、需求扩大的趋势，但由于该县尚未成立专门负责农村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不明确，社区教育的参与主体、教育资源、经费投入等横向统筹力度不足，导致当前教育活动呈现条块化和零散化的状态。竖向来看，B村动员组织群众的自治力量薄弱，“下联上”的渠道不够畅通，难以与具有行政背景的社区教育组织者直接沟通协作，社区教育的“两个主体”协同发力不足，现有社区教育本质上还处于“单向输出”的传统农村成人教育阶段。例如，当地人社、畜牧、住建、旅游等县直部门根据政策和职责要求，在农村组织开展的就业技能培训，由于各部门在培训项目上缺少联动协作，又缺乏与牧民有效沟通和培训需求摸底，难免造成课程的重复和交叉，既浪费了有限的培训资金又浪费了资源，还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社区教育资源有效供给不足

从调查情况来看，B村牧民文化程度整体水平较低，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69.6%，掌握专业技能人员较少，迫切希望通过参加社区教育培训，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学习专业技术，拓宽发展思路。同时，还有部分牧民希望借助社区教育，丰富精神生活，增加邻里沟通。当前社区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虽然具有较强的目标性，但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牧民教育需求的深度调研，课程设置和教育模式上更多沿袭了学校教育的传统形式，与教育对象的群众化和教育需求的获益化结合不紧密，教育主体之间无法产生同频共振，教育活动很容易流于形式，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在褐牛养殖的授课内容和形式上，相较于书本化、概念化的课堂教学，牧民更喜欢案例式、经验式的直接传授，也更倾向于参观式、实践式的学习方式。

（三）牧民参与乡村治理意识不强

在加快建立乡村治理新格局的引领下，B村形成党支部统揽全局、议事程序完善、牧民有序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从调查数据来看，88%的牧民基本清楚村委会议事规则，42.8%的牧民经常参与村里的议事活动，对自身利益和村庄发展的议事内容较为重视，如福利救济和乡村发展是牧民最为关注的议事主题，还有部分牧民对村级财务、项目建设、集体经济等关注较多。随着安居富民和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开始集中定居。在村集体概念的影响下，广大牧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有一定程度的“觉醒”，参与广度上也有一定的拓展，但这种参与大多是被动的、表面的、形式的，主动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还不强。从参与深度来看，距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治理的现代化治理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例如，在壮大村集体经济部分项目的选择上，牧民普遍想法不多，还是依赖乡镇政府或村“两委”来主导。

（四）牧民传统价值理念遭遇危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本相对偏远封闭的传统牧业村受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模式等早已发生巨大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牧业村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在此起彼伏的网络文化浪潮和开放多元的社会思潮大势中，不同思想在村里交流碰撞也空前频繁。大学生不断走出村庄，务工青年频繁涌入城市，他们将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文化带回到乡村，影响着更多的牧民。传统民族文化在牧业村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牧民的精神世界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引发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传统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孕育了保护草原生态、合理适度放牧、尊重自然规律的价值理念，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这一价值理念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部分牧民开始超出草场载畜量过度放牧，进而引发了草场退化等系列生态问题。

结合B村社区教育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对如何推动社区教育加快融入传统牧业村社会治理，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路径探究。

（一）推动多元教育主体协同发力

党委政府的支持投入是传统牧业村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力量，只有加快形成多部门、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社区教育格局，才能充分调动社区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实现社区教育在传统牧业村的持续健康发展。从当前情况来讲，就是要在坚持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快建立县—乡（镇）—村三级社区教育组织体系，推动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既要采取多种方式，包括行政安排、市场介入、公益参与等手段，把当前已经参与到乡村社区教育的多元主体，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更要以村党支部为中心，借助B村已有的养殖合作社、刺绣联合体、马背宣传队等民间力量，不断壮大代表广大牧民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建立牧民与社区教育机构直接对接的“扁平化”机制，协助政府推动社区教育资源在牧区的链接整合，让广大牧民真正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角”。总之，应早日改变当前牧业村社区教育输出主体单打独斗、输入主体被动接受的局面，加快构建多元主体上下互联、协同共建的运行机制，实现社区教育主体之间的融通合作。

（二）不断丰富社区教育产品供给

社区教育要有效融入社会治理，必须提供丰富的社区教育产品，满足社区不同成员的学习需求，这是牧民参与、认可社区教育的关键一点。面对广大牧民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物质文化需要，应充分认识到牧民的学习诉求主体和学习参与主体地位，需重新评估“自上而下”的社区教育模式提供的“教育产品”的市场欢迎度。在B村社区教育课程设置上，要科学评估牧民的学习动机和需求，让牧民通过社区教育切实得到“实惠”。要立足牧区产业发展实际，开设现代畜牧养殖、草原牧区旅游、传统奶制品加工等贴近发展需要的课程，让牧民掌握运用现代实用技术，进而促进产业发展，尝到收入增长的甜头，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同时，要吸纳一批牲畜养殖能手、民族刺绣达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土专家”参与社区教育，打造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乡土情怀的社区教育品牌项目，培育一批有共同志向的学习共同体。如，通过已经活跃在牧区的“褐牛养殖技术交流群”“爱心妈妈团”“马背宣传队”等，不断吸引牧民参与社区教育。只有让广大牧民在学习教育中获得自主、自我的认同，才能激发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的可能。

（三）激发乡村治理主体意识

牧民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加强新时期乡村治理工作，必须紧扣“以民为本”的基本理念，激发牧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议事能力。这种素质与能力，一方面需要对他们开展长期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一定的参与平台和渠道。社区教育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增强广大牧民对公共事务的分析、理解、判断和互动［10］。在社区教育课程设置上，要围绕提升牧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开发现代农村社会治理公共课程，如“村民公约学习与宣传”“邻里纠纷化解方法与技巧”等内容，引导牧民多角度思考牧区社会治理问题，培养公共意识和民主精神。牧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最终体现在参与感上，针对B村牧民居住分散、忙闲不齐等实际情况，可以通过分片区选举小组长、无职党员包联片区、建立“牧民网上议事厅”等措施，畅通牧民表达诉求、民主协商、参与决策的渠道，充分保障牧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使广大牧民成为传统牧业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级事务的民主决策、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广泛开展农牧区社区教育，提升农牧民综合素质，培育农牧民民主自治意识，探索自治有效形式，必将正向作用于乡村治理创新。

（四）注重培育乡村共同价值理念

共同价值理念承载着乡村精神文化，集中反映了对乡村公共生活的普遍认识和价值取向，是乡村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对广大农牧民具有行为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传统牧业村的哈萨克族牧民们世代逐水草而居，游牧于深山密林或河川草原，富有诗情画意的天然环境孕育了哈萨克人家国相依、淳朴友善、团结互助、热情知礼的民族精神，也在家庭礼制、婚丧嫁娶、邻里关系、自然生态等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价值理念，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深刻影响着牧民的精神世界。在牧业村社区教育过程中，应以因地和因人制宜为原则，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挖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举办农牧民运动会、民俗物件展览等最接地气、最易认可的方式逐步涵养乡村共同价值理念，培育“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现代乡村治理意识。

社区教育是促进牧民全面发展，实现传统牧业村社会治理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总的来说，社区教育只有立足牧业村实际，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教育格局，创新特色教育品牌供给，深度激发牧民自治意识，涵养文化共同体意识，才能为构建全服务全民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善治的农村治理体系助力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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