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男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鲁迅和陈寅恪的学术研究绽放着光芒，二人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有异有同。相同之处在于文献使用上选取史料以外的野史笔记，认为正史未必全真，野史未必不真，在伪造过程中有真的成分；
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立场不同，鲁迅提倡新文化运动，开创了小说史研究先河，其研究方法立足于史识，借助学科交叉法、归纳法，关注人性和国民精神；
而陈寅恪作为史学家，其研究方法立足于“诗史互证”，主张把诗歌里的历史碎片打通、串联，证明时代之关系，主张不同文体之间进行比较，晚年也有与西方妇女史相交叉的印迹，主张心史。鲁迅对时代有着独特感触，对人性和社会思考极为深广，而陈寅恪学养深厚，腹笥丰赡，文史哲及语言文字融会贯通，在史学研究方面富于远见卓识，这是其从事文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一）二者均注重正史之外的史料

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鲁迅与陈寅恪具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注重从札记、野史笔记中寻找论据，认为正史未必可靠。

鲁迅说：“小说者，班固以为‘出于稗官’，‘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是则稗官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1]（10卷，311）《诗经》中即有采诗之说，“行人振木铎徇于路”，收集民谣，献给周天子，以体察民情和政治得失。据此，鲁迅把稗官和《诗经》之采诗官放在同等地位，认为稗官在街闾小巷收集杂谈，加以整理，使小说有其特殊的价值，成为考察时代生产生活状况的宝贵资料。鲁迅举例说：“《补江总白猿传》据明长洲《顾氏文房小说》覆刊宋本录，校以《太平广记》四百四十四所引改正数字。《广记》题曰《欧阳纥》，注云：出《续江氏传》，是亦据宋初单行本也。此传在唐宋时盖颇流行，故史志屡见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郡斋读书志》史部传记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类：《补江总白猿传》一卷。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猕猿，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长孙无忌嘲欧阳询事，见刘餗《隋唐嘉话》其诗云：‘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盖询耸肩缩项，状类猕猴。而老玃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其曰‘补江总’者，谓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1]（10卷，94）由此可以看出，正史中有些材料来源于笔记小说，如《宋史》采用刘餗《隋唐嘉话》，其为笔记小说集；
《易林》是一部诗歌总集；
晋张华之《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集。在这些野史、小说基础上，创作了《集补江总白猿传》。由此来看，鲁迅从事文学史研究时注重从笔记小说、诗歌、志怪小说等正史之外的著述中发掘有价值的史料。

陈寅恪也很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他在《讲义及杂稿》中说：“唐史的材料虽不少，但多重复。重复可以有所比较，也有它的好处。史料却少的（得）可怜，加之所有的史料都注意政治，其他各方面的则更少了。因此我们只好到地下去寻找碑铭之类的文章。……唐文集里的墓志，内容比较有价值。”[2]（475）陈寅恪在开设唐史专题课之初，就先介绍有关资料、基本观点及研究方法，并且对照史料，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其文学史研究方法体现在讲义之中。他给学生开了13类参考材料。一是《新唐书》和《旧唐书》。以《新唐书》为主要参考书，此书有缺漏处，可参看《旧唐书》。王先谦及唐景崇分别著有《唐书注释》，即《新唐书合注》和《唐书注》，但王先谦的注释材料有许多出自门人之手，错误颇多。唐景崇曾参加《清史稿》的编写，亦颇致力于唐史，后材料由门人代为收集，晚年校定时多自批“不可用”，其中年所注，仅本纪及部分传记而已。二是清人所辑《全唐文》和《全唐诗》。《全唐文》中有非唐人作品被收入，不注出处是一大缺点，部分抄自《永乐大典》。《全唐诗》亦多误编，如误以元结诗为杜甫诗者甚多。清人杨钟义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三是《册府元龟》的外臣部，其中保留了许多少数民族和外国的材料，为他书所无。四是《太平广记》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五是宋人编《文苑英华》亦可资参证，如自试贴诗中可知某人应举之年月，从其中制诰的次序，亦可考订年月。六是《唐六典》，以南宋本和日本近卫公爵家刻本为佳。七是《大唐开元礼》。八是《唐律疏议》。日本仁井田陆著有《唐令拾遗》，日本之养老令与大宝令均是根据唐律拟定的。九是北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可补“两唐书”之不足。十是宋敏求所著《长安志》，徐松所著《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亦可参考。十一是敦煌石室中的俗文学材料，经文之书尾、纸背所记之账目或杂记亦有价值，赞普起居注尤有价值。十二是碑刻材料。许多碑文是用藏文、回纥文等文字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很容易出错，应以十分客观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别人探讨之成果。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养，不可任意为之。陈寅恪认为，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的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史料参考。十三是佛教材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及唐释道宣著《续高僧传》，这类书多根据塔铭墓志等传世文章写成[2]（490～494）。从这十三类书目可以看出，其中既有正史，也有正史之外的其他史料，如《新唐书》《旧唐书》之不足及错漏，这些不足及错漏恰恰可由清人杨钟义的《雪桥诗话》中的掌故和《唐大诏令集》这类汇编弥补。陈寅恪认为正史为统治者所操控，其中不可避免地有隐去真相的现象，史部之外的诗文、小说、野史笔记、文集、塔铭、墓志铭等有其史料价值，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但是对待这些材料，不能“好为人师”，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审慎用之的史学修养。而鲁迅《〈古小说钩沉〉序》中所列举的《宋史》子部《集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也是基于《太平广记》小说类和诗集、野史笔记等整理而成。

不难看出，鲁迅和陈寅恪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均注重野史，而不是正史。其原因有三：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真相可能会被隐去，小说、诗歌、墓志铭等具有史料价值，可从中筛选、甄别有价值的文献；
其次，正史错漏较多；
最后，史官应该如董狐秉笔直书，需要史学修养，“鲁迅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从搜集材料到成书，先后在十年以上。其书取材博而选材精，现代学人中，惟（唯）有王国维、陈寅恪、周作人足与相并”[3]（177），而陈寅恪在自己不完全把握的领域“不开风气之先”，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二）二者均注重文学与历史之关系

文学家鲁迅与史学家陈寅恪都注意到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鲁迅曾说，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的“史”，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形式为纬[1]（13卷，576）；
陈寅恪提出“诗史互证”，并以唐诗为例，认为“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2]（476），两人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文学与历史的重要关系。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历史书写，历史的编撰离不开文字，而历史的撰写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诗史互证”并非陈寅恪首创，而是有其渊源。《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汉人解《诗经》即多用其法，如“毛诗”以“后妃之德”解释《关雎》即是一例。而陈寅恪强调的是史实的准确性，将“诗史互证”真正落到了实处。陈寅恪努力的方向是基于史实准确的前提，将诗歌与历史结合起来，而非可能的联想[4]，“这里所说的‘史’，已经不是单纯史实的考证，而是一个由文化心理、社会习俗、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等综合而成一个大的统一体”[5]。陈寅恪指出，中国诗歌有史的特性，“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元白诗证史就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2]（483～484）。陈寅恪主张“诗史互证”，就是利用中国诗歌的特点研究历史，发掘历史活动的内在复杂性，在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其内在脉络[6]。可见，陈寅恪的研究旨趣是把诗中的历史碎片串联、整合，将零散的部分联系起来，将一个个事件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管窥一时代文学之特点，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陈寅恪研究中古史学史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其在《讲义与杂稿》中指出，诗可以纠正错误、说明真相、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缺漏[2]（479～480）。晚年的陈寅恪倡导心学，与西方妇女史研究方法相结合，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倡白话文，认为新思想需要有新文体来承载，致力于推动文学普遍化和大众化，剥去文字的神秘面纱，打破文字被少数人占有的局面，去除文字的权威性和阶级性。在《门外文谈》中，针对“字是什么人造的”，鲁迅质问道，“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有些事情……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1]（6卷，88）。“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缘故。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而要文学大众化，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4]随着域外思想的输入，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认知有别于从前，新思想需要借助新文体进行传达，随着白话文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文学更好地融入了大众生活，从此，文学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鲁迅与陈寅恪在文学史研究上都关注到史官文化之发达与不足，都注意到文学与历史之关系，这是二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共性。

（一）学术修养标准有别

鲁迅特别注重史识，其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籍），为惊人之具”，称其文学史著作为“资料长编，非史也”[7]。而陈寅恪对于碑刻文献，曾说“愿开风气不为师”，认为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养，不可任意为之[2]（493），表明其在不擅长的领域，“不好为人师”的良好学术修养。

鲁迅提倡的“史识”来自刘知己所说史官的三要素：史才、史实、史识。鲁迅评价《史记》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宥（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1]（9卷，435）鲁迅认为司马迁是在清楚、客观把握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了精彩的论断，并把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廖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1]（9卷，431）。司马迁有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和桀骜不驯的风骨，发乎情，发乎心，才产生了共鸣。在鲁迅看来，史识在文学史研究中非常关键。陈寅恪在《寒柳堂集》中说：“庾、汪两文之辞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8]（65）在陈寅恪看来，真情实感和自由思想是文章生命力之所在，而这也是他一贯秉持的学术精神。

综上，鲁迅的学术修养要求是从唐人刘知己发展而来的史识，具有史识的前提是要有史才、史学；
陈寅恪秉持着圣贤提倡的良好修养，“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9]（307），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治史论文。两人都有“掘井九轫”，使学人心悦诚服之学术精神，这使其学术方法、学术思想在继续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创新，薪火相传。

（二）侧重点有别

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鲁迅与陈寅恪的角度和立场不同，侧重点有别：鲁迅是从文学视角出发，而陈寅恪从史学立场出发。鲁迅研究文学史强调必须具备“文学史意识”和史识，既吸收进化论的有益元素，又不盲从，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了中国小说和文艺“进化”的特殊情形：一是“反复”，二是“羼杂”[10]。因此，鲁迅试图通过解放文字来唤醒国人。陈寅恪对于上古史，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其相关资料少，反证亦少；
对于中古史，其相关资料多，赘述、重复多，真正的史料不多，需要在正史之外寻找更有价值的史料。陈寅恪晚年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采用妇女史等学科交叉方法。陈寅恪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其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游刃有余，有其独特的“道”。

通过对鲁迅与陈寅恪生平、经历、著作等方面的考察发现，二人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存在异同各有其原因。

（一）二者研究方法不同之原因：年龄和阅历有别

孟子谈到培养浩然之气时曾认为“难为言”[9]（57），由于年纪、背景、阅历等不同，所以“难言”。鲁迅比陈寅恪年长9岁，假如不惑之年这样的差距，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年少轻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纪，这样的年龄差别使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存在差别。鲁迅的想法一度让陈寅恪感到惊愕。1919年，鲁迅提倡新文化运动时38岁，这时的陈寅恪29岁，鲁迅日记中提及其与陈寅恪兄长交往甚密。后来鲁迅声名鹊起，而陈寅恪始终不提鲁迅，不愿被好事之徒利用。二人之间是淡若水的君子之交。横向比较，13岁的鲁迅遭遇家庭败落，过早接触社会，触及炎凉世态，具有担当意识，以笔代戈，是为民族的脊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1]（104）；
而13岁时的陈寅恪，与其哥哥陈衡恪和鲁迅同在俞明震的陪同下留学日本，接触新思想。与命途多舛的鲁迅相比，陈寅恪的成长经历显然有所区别，即便后来经历时代风波，陈寅恪依旧保有贵族精神。二人生存环境不同，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鲁迅靠稿费维持生计，对民生之艰辛了解更多。此外，鲁迅是文学家，侧重于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注重人文关怀；
陈寅恪作为史学家，基于史实，更注重史学立场、角度和观念研究。

（二）二者研究方法相同之原因：特殊的缘分

鲁迅与陈寅恪的关系非常微妙，他在日记中经常提到陈寅恪的兄长陈衡恪，三人曾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带领赴日本留学。也许因为这样的特殊缘分，使得极为犀利的鲁迅未对陈寅恪有丝毫批判。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陈寅恪的认可。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写道：“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1]（15卷，167）。“或”应为“域”的误笔，《域外小说集》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共两册，于1909年3月和7月由日本神田印刷所付梓印刷两次，1921年增订版合为一册[1]（10卷，168）。从鲁迅赠予陈寅恪《域外小说集》可以看出其对陈寅恪的态度，以及希冀得到陈寅恪对其译著的评价。鲁迅日记中记载他与陈衡恪往来甚密，或许缘于这层亲密关系和日常频繁往来，犀利的鲁迅批评了当时很多名家，却从未对陈寅恪有所微词。令人好奇的是，陈寅恪也不提鲁迅，后来鲁迅被称为“民族魂”，陈寅恪不想让好事之徒拿他们的关系做文章，不想被人认为沽名钓誉。究其背景，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方面，二人都曾留学日本，受域外思想影响，思想活跃，见解颇深；
另一方面，二人都对中华民族的史官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并且不同程度地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关系；
与此同时，二人都试图从正史之外的野史笔记、小说、诗歌等著述中提取有价值的史料。以上是二人文学史研究方法殊途同归之主要原因。

总之，鲁迅与陈寅恪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都认为野史笔记、小说等有其史料价值，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的先河，极为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为后人研究小说史提供了重要参考。陈寅恪也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2]（492）二人在文学史观及研究方法方面有较多共性，都从野史笔记、小说等著述中提取有价值的史料，认为正史所记内容未必全部真实，它一旦与政治结合，真相可能被隐去，注重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比如“诗史互证”，“史以时代为经，文学形式为纬”，等等。学术修养方面，二人殊途同归，鲁迅作为文学家，提倡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修养上提倡史识；
陈寅恪作为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倡在造诣有限的领域，具有谦虚严谨的学术修养。总之，鲁迅与陈寅恪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同中有异，在不同领域交相呼应，成为20世纪文学和史学领域的丰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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