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然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中国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1]但是乡村振兴事业仍然道阻且长，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促进城乡协同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2]面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一时代课题，中国乡村治理事业要求以守正创新的态度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将经典理论与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思想是行动的纲领和指南，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新时代乡风教育将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的深刻践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乡风教育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观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必然取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立场是其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鲜明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已经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新时代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仍是城乡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3]。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应当在环境维护、产业振兴、文化复兴等多个维度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贯彻落实。

乡村全面振兴应当充分认识农村问题的具体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4]，这主要体现在农村环境的生态和文化特殊性。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在发展乡村产业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在现实中面临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自然环境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近年来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严重阻碍乡村振兴的实施，“一个以贫穷为特点的地区，将永远摆脱不了环境和其他灾难”[5]。“我国现有一千三百九十二个5A级和4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百分之六十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景区周边集中分布着大量贫困村”[6]，生态景区和贫困人口高度的地域重合性，彰显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在农村工作中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环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优秀文明逐渐流失、退化。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奠基，形成了勤劳朴实、恭俭自持、脚踏实地的高尚精神，传统小农经济遵从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一贯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7]，文化复兴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和传统文化失落的局面，实际上是过去的发展道路导致的结果。之前的发展道路重经济发展而轻生态保护，重经济建设而轻文化建设，造成农村生态和文化的双重失落。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大宗农产品上，对农业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功能开发利用得不够。”[8]乡村产业发展的单向度化极大地制约了产业振兴的全面扩展，由此又形成恶性循环——愈发展而愈破坏环境，愈发展而愈丧失可持续性，以致竭泽而渔、自断后路。而在城镇化进程中，西方文明和城市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消费主义、攀比心理、奢侈浪费之风迅速占据广大农村。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出现“等靠要”的思想念头，这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有弊无利。应当承认，上述发展道路的选择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一定时期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对此提出了新的要求，及时转变发展重心刻不容缓。

乡风兴，则乡村兴。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社会文化对人具有深远的塑造作用，教育活动和文化建设是焕新社会面貌的重要事业。党的十九大提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的乡村振兴战略，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和灵魂。文明乡风将为兴旺的产业发展提供创新源泉，为宜居的生态环境提供绿色理念，为有效的治理模式提供民风保障，从而为共同富裕的生活前景奠定全面基础。乡风教育将有效塑造文明乡风，切实应对农村生态破坏和文化失落。在生态保护上，乡风教育将引导农村人口形成绿色的生产观念和生活观念，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在文化建设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9]乡风文明建设的本质是实现乡村优秀文化资源的进一步活化与复兴[10]，乡风教育将带动全社会范围重新重视和积极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特质，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乡风教育将以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为目标，构建绿色可持续、和谐统一的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在社会观念层面的建设和落实。

乡村建设面临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双重挑战，但挑战也蕴含着出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但差距也是潜力。总之，这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11]目前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方向导引和动力源泉。为了适应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2]乡风教育通过强调劳动精神，弘扬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劳动实践的进步力量，使农村人口认识到自身的能动创造性，从内生根源上促进人的现实改造活动。人在劳动中塑造自身本质，改造社会现实，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依靠人民”的统一。

（一）“以人为本”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始终关心“人”的问题，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论的最终旨归，以劳动实践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根本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将劳动视为认识社会历史的“锁钥”，敏锐地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人在劳动中彰显自身主体性，发挥能动创造精神，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满足自身需求，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劳动在塑造人的本质方面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借助于劳动的改造作用，“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3]。此时的“自由”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而且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相统一，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二者高度融贯和谐的社会形态。

新时代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需要结合具体国情，让理论更具生机和活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城乡协同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是落实到“现实的人”的维度为社会发展提供认识论和实践论基础。发展依靠人民，人民始终是社会建设的主体，而乡村的“熟人社会”性质是认识与探讨乡村治理的大前提，乡村振兴的主体必然是乡村村民本身。因而，提高农村人口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这依托于乡风教育对劳动教育的贯彻落实。

（二）人的全面发展依托于劳动教育

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之存在方式的最终旨趣，卢卡奇曾评价，“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哲学概念。”[14]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劳动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阐明主体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劳动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式，也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实现路径。

1.劳动异化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人在劳动实践活动实现自身本质的全面发展，但是劳动异化阻碍了人的内在主体能力的彰显，以至于阻碍乡村振兴事业的根本发展。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目的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5]但是自机器大工业发展以来，身为劳动主体的人被“绑定”在机器设备上，人的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约束，“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剥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16]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人的能动性的丧失，人处于劳动异化之中。在异化状态下，人人逃避劳动，以劳动为折磨和摧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17]，在社会建设中就表现为以劳动为耻、“等靠要”的消极心理。

在劳动异化下，人的发展也逐渐单向度化，丧失了主体的丰富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曾指出，人的丰富本质蕴含着物质、精神的多层次需求，生产活动的审美面向便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但是在劳动异化状态下，人被不由自主地裹挟进生产的洪流中，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殚精竭虑，最低层次的需求却成了劳动活动的全部目的。现如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劳动异化的全面渗透形成了愈发割裂的社会图景，人迫切需要恢复自由自觉的劳动以充盈自身，在表现自身个性的积极力量中获得解放。

2.劳动教育破除劳动异化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劳动之上。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9]。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劳动教育将扮演破除劳动异化的重要角色，成为实现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重要依托。

首先，劳动教育将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破除劳动异化提供物质基础。劳动教育将教育寓于劳动中，劳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长为高效率、高质量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文化、社会等层面全面提升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次，劳动教育将帮助劳动主体发展创新性思维，自觉主动发掘乡村振兴新思路。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求劳动主体突破传统生产模式的束缚，积极主动地结合乡村特色文化发展新兴产业，走出一条乡村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后，劳动教育将通过提升劳动者对发展方式的科学认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长远眼光与和谐旨趣的引导下，劳动者将自觉主动落实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同时，“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也影响着生产力的主体素质”[20]，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作为劳动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主体自由全面发展的资源。马克思曾阐明，在扬弃劳动异化的状态下，“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1]人在身心协同发展中，重新确立完整存在状态。劳动教育在生产、生活、审美的多重意义上破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主体的全面发展。

3.劳动教育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在破除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劳动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22]被劳动异化压制着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重新得到张扬，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人将创造性劳动作为最高的需求，实现劳动与自由的根本统一。

马克思劳动教育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之中，阐明人之本质的社会特质，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首先，任何劳动“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3]，人的劳动实践必然是在社会领域内进行的，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实现。因此，“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依赖于高素质劳动主体的支撑。“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5]，劳动主体的自身素质直接决定其生产活动质量，又因“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6]，从而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更进一步，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身关系的体现，在劳动教育的引领下，人以自身的完整的存在状态显现于社会，社会也成为生成了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7]劳动教育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提升为内在意涵，同时也是二者辩证统一的必经之路。

实现人与社会的统一发展不仅是劳动教育的旨归，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和必然要求。在劳动教育的引导和号召下，广大劳动者将“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28]，把个人和社会、国家结合起来，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在新时代为乡村谋振兴、为社会谋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同时获得主体能力的提升和审美情操的满足，实现个人更全面、更深度的发展。

（三）乡风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统一

乡村振兴事业并非外在的强制性指令，而是在根本上依托于农村人口作为振兴主体的意识觉醒。思想是行动的纲领和指南，思想价值观念的建设和引领是改造社会整体的根本，“心理因素”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直接动机”，从而对于确保人类群体和国家总体的“长期产出”具有决定性作用。[29]而观念的转变和意识的觉醒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在文明乡风于全农村社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建设才能够在生产领域中获得内在展开的现实可能性。

文明乡风就表现在特定区域内人们思想道德观念与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对满足、农村社会风气和谐美好等方面[30]，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如前所述，农村环境具有其特殊性，乡风教育是劳动教育内涵在具体语境中的现实展开。乡风教育根植于广大乡村地区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深刻认识到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质，打造出具有鲜明地域属性的乡风文明。在思想教育与劳动实践的结合中，乡风教育将实现从认识世界的精神力量向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教育与乡风教育都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文化的社会引领作用，内在统一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中。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结合农村具体实际发展劳动教育，是塑造文明乡风的必经之路，也是乡村振兴事业的重中之重。在乡风教育的引领下，农村人口将破除异化状态的统摄，由消极被动的劳动走向积极主动的劳动，从自身与环境的分裂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从单向度发展走向多维全面发展，不仅从思想和行动上自主自觉脱贫致富，而且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视域下，乡风教育与劳动教育意涵相通，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旨归。同时，乡风教育与劳动教育路径相契，根本上要求在劳动实践中展开。社会历史不外是“由人的生存实践在物性世界中建构的超越物性世界的存在空间和存在领域”[31]，由实践因素造成的劳动异化等社会弊病，最终依然要通过实践来克服。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其在中国大地的具体落实应当充分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要求。在实际的乡村振兴事业中，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理论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将以乡风教育的形式徐徐展开。

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思想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强调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新时代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不足的形势下，劳动教育思想对于扭转发展观念、拓新发展道路、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乡村振兴文化建设重要举措的乡风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是其必然的实践要求。乡风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结合，是二者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内涵在实际工作中的自然呈现，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乡风教育对于劳动教育内核的发扬，是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理论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再阐释。

（一）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高度重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对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32]在大机器工业中，生产过程对工人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这需要通过劳动教育来实现，“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3]随着科学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技能”和“技巧”更多地被要求具备科学技术色彩。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事业需要扭转传统发展思维，克服旧有发展模式，这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更加需要知识型、创新型人才力量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素质是立身之基，技能是立业之本。广大劳动群众要勤于学习，学文化、学科学、学技能、学各方面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练就过硬本领。”[34]乡风教育应当以劳动教育为基础，在农村社会范围内营造崇尚科学、追求进步的文化氛围，敦促广大乡村劳动者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同时，乡风教育应渗透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中，加强对农村人口的科学知识教育和技术实践教育，从而培育劳动主体的科学生产能力、市场预判能力、良性竞争意识等综合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劳动主体实践能力的提高将带动乡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劳动主体创新意识的觉醒也将为产业兴旺创造不竭的动力源泉。

而乡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为乡风文明的不断培育提供重要物质基础。中国传统思想阐明“仓廪实而知礼节”，马克思主义也强调由科学技术劳动积累的社会财富将为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
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35]通过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乡风教育将体现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对生产生活方式、个人发展与社会认识等方面的一并强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提升下，乡村振兴将在以劳动教育为指导的乡风教育中取得显著成效。

（二）生态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单向度化趋势，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要求纠正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认知，实现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乡风教育应当坚持贯彻马克思劳动教育的理论出发点——以劳动实践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而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确证自身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生态文明教育出于弥补环境破坏、维护乡村美丽的迫切需要，应当是乡风教育的重中之重。

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体现，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和追求，而且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资源、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36]乡风教育应当着重宣传生态伦理、培育生态素养，让农村人民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生存价值及潜在经济价值，从而自觉探索将农村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新发展道路，实现乡风文明建设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促进。

在“绿水青山”上孕育出的农村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蕴含着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勤劳勇敢、淳厚朴素等优良品质，与小桥流水、鸡犬相鸣的农耕意象，共同打造出和谐的乡村图景。但是为了避免不合理的发展道路与消极的发展思维，乡村资源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经过乡风教育的合理改造，才能成为新时代兼具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的乡土文化资源，让人民留得住“乡愁”。乡村建设要充分利用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模式。《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年）》中强调，“要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色村和文化产业群。”[37]在生态文明乡风教育的推动下，传统农村产品将获得生态和文化赋值，实现其生态环保价值和文化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其产品品质和市场经济附加值。[38]在这个意义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福祉的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反映了人民立场指导下的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三）自主致富：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新时代乡风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劳动主体的自主致富意识和能力，满足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求，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曾反复强调劳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呈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可以延伸为广义的实践改造活动，他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39]人在劳动实践中实现类生活的对象化，实现自我张扬和自我展开。在新时代，劳动实践则是广大劳动者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提出“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40]。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社会氛围，由劳动者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乡村建设各方面的推进和改造。乡风教育将推动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让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以劳动为耻、拒绝劳动，而是以劳动为荣、拥抱劳动，自觉投入社会改造的劳动实践中。

在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导下，人民群众将不仅通过自身力量创造物质财富，更会在奋斗过程中获得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提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提升个人能力，拥有获得感和满足感，“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41]。在人的全面发展前提下，新时代的劳动将摆脱单向度的生存手段而复归丰富的本质地位，“不是外在于劳动者异化的存在，而是与劳动者本质力量相一致的存在”[42]，劳动重新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人们幸福的源泉。人们不仅为个人幸福付出奋斗，并且在个人与社会的结合中为更多人的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为社会“共同目标”而劳动的人，指出“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43]。在乡风教育的引领下，劳动者自主致富和获得幸福达成一致，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理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观念的现实践行。

乡风教育在乡村振兴事业中起着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文明乡风不仅是促进乡村人口自觉劳动、自主致富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乡村治理的实践成果。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推动下，乡风教育将在广大农村社会形成良性循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源泉，劳动教育背景下的乡风建设将有助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并举，让乡村振兴成为农村人口主观认识、自主选择、能动实现的战略工程，进一步助力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理论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开拓应当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持续焕发光辉。乡风教育将劳动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和社会发展阶段新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切实贯彻，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时代化、民族化的研究重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教育思想也彰显出其开放性的理论特征，其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将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思想中得到时代表达，在鲜活丰富的乡村振兴实践中不断丰富内涵价值。

教育建设的必要性来自于乡村振兴任务的艰巨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
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44]，文化教育领域的性质也决定了乡风文明教育必将是一项长期坚持的原则和长期贯彻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4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导下，乡风教育事业是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始终坚持的重要方面。在贯彻落实乡风教育的过程中，要发扬躬身实践、勤劳刻苦的优良品质，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46]，始终坚持以“久久为功”的认识觉悟持续推进乡风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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