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合肥分校,合肥 230001)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目标以来，治理研究渐成热潮。在大学治理的研究中，人们颇为重视有形可见的制度建设，却甚少关注文化的作用。随着教育部《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出台，开放大学的转型发展步入“深水区”，在这关键时期研究开放大学的文化治理，既是推动开放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文化具有治理的功能。社会学家鲍曼曾指出：“‘文化’这一观念，是作为管理人类思想与行为之缩略语而被创造命名的”[1]。人们对于文化治理功能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是我国关于文化与治理关系的最早描述[2]。理论层面的探讨始于西方，帕森斯认为文化系统的内在规范性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决定了社会行动的一切，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属性；
布尔迪厄将文化视作与经济资本一样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资本，并与权力共谋参与社会治理；
葛兰西强调文化的政治化，把文化领域上层建筑的自治和功效当作政治问题，文化就具有了政治的功能和价值，其社会治理功能有了合法性的基础；
福柯将文化与符号权力整合阐释了文化与治理的内在关联，认为治理是个体互动时所运用的策略，个体运用自我技术展开的主体性的治理是一种深入个体灵魂深处的文化实践，使文化和治理在社会个体层面联结；
本尼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治理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结合文化和权利形成了文化治理的理论框架[3]。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治理的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对文化治理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把文化作为治理的对象，认为文化治理就是“对文化的治理”，将治理理念延伸到文化领域；
二是把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认为文化治理是“经由文化的治理”，通过文化的治理功能达成治理目的；
三是综合的视角，认为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并从文化治理的实践形态反观文化治理的概念，认为文化治理具有多种面孔[4]。当然，还有学者持审慎的态度，认为应当慎用“文化治理”这个概念，因为它隐含权力的“文化霸权”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把百花齐放的文化花园变成沙漠[5]，但消极的文化控制本身就应当是文化治理需要消除和克服的部分[6]。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综合视角的基础上，认为大学文化治理是多元主体协同推动大学文化的建设发展，并通过将文化表征为制度、机制、程序等技术因素与权力技术系统结合全面参与大学治理，推动大学治理目标实现的过程。

文化之于大学，如同灵魂之于人。开放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型大学，其文化治理不仅关乎社会文化引领功能的实现，也关乎自身的建设发展，具有以下价值意蕴：

(一)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

大学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组织鼎足而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7]。随着大学职能的演变发展，现代大学逐渐从社会边缘地位走向社会中心乃至社会核心，现代大学不仅具备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项基本职能，还负有引领文化的第四职能[8]。开放大学作为我国规模最大的远程教育体系，肩负构建支撑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使命，在探求自身发展、推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积极主动地扛起引领社会文化的担当。这就需要开放大学以广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以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营造良好内部文化生态，全力呵护大学文化的发展，培育大学精神，提高先进文化的创造力，从而有效地发挥大学的文化引领功能。

(二)坚守大学的文化本真

从经验治理走向制度治理是大学治理规范的重要步骤[9]，但是大学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阵地之一，其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组织特性却未曾改变，大学治理应当符合自身的文化特点，遵循自身的文化逻辑，坚守自身的文化本真，与企业等其他组织有所区别。文化治理从文化的角度识读制度范型下的大学治理，不仅是对大学治理的深度诠释，而且能够使大学治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10]。开放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型大学，面对比普通高校更为艰难复杂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既要立足现实，又不能现实主义；
既要生存发展，也不能功利主义；
既无法脱离社会，更不能随波逐流。所以有效治理的前提，就是把开放大学当作大学而非其他政治、经济组织来治理，治理过程应保证始终不偏离其文化本真，不偏其存在的本来目的。

(三)深层次的推动转型发展

开放大学是新型的大学，但并不是新建的大学，是在原有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的转型和升级。这种转型和升级并不只是外在名称的改变，而是内在的实质性的转变。文化作为大学之魂，既是推动大学变革发展的深层动力，也是大学变革的核心层面。如果没有大学文化的变革，开放大学的真正转型将难以实现，因此开放大学的文化革新亦是新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开放大学体系的庞大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以及开放大学的建设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教育部综合改革方案的出台，开放大学的转型发展虽然步入了快车道，但是转型发展仍需要所有开放人的长期一致努力。大学文化是开放人克服艰难险阻、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在共同文化的引领和熏陶下，开放人能够有充足的勇气和动力去迎接转型中的挑战，目标一致、心无旁骛地朝着新型大学的方向坚定前行。

目前开放大学体系处于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文化治理面临着新旧文化交织碰撞、学术文化价值遮蔽、文化建设协同不足的现实场域。

(一)新旧文化交织碰撞

自2010年“1+5”所广播电视大学试点先行探索开放大学建设至今已有十多年，开放大学无论是在名称、管理体制还是办学模式上都发生了改变，大学文化也发生剧烈变化，新旧文化元素交织混合，并且激荡碰撞。广播电视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并集中体现为“开拓创新、善于学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电大精神[11]，原有文化元素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并造就了维护这种稳定结构的保护力量。而随着开放大学建设发展实践的推进，新的文化元素逐渐积累。新文化元素既不同于原有文化元素，又是对原有文化元素的冲击和超越，两者在交织碰撞中推动着开放大学文化的持续自我革新，身处其中的开放大学人或多或少经历着新旧文化元素冲突带来的思想和精神上的冲击与迷茫。

(二)学术文化价值遮蔽

行政管理群体和学术群体是开放大学内部治理所涉及的两个最为主要的利益群体，行政管理群体以公共责任和管理效率为价值追求，致力于通过建立统一清晰的目标、严格的等级、规范的程序，以最低的运作成本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目标；
而学术群体以追求真理为自身的最高价值，崇尚独立自由，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安排个人的教学学术事务，不受外界的左右和干涉[12]。两个群体遵循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形成了开放大学文化中的两种核心文化：行政文化与学术文化。由于开放大学长期的科层管理传统，无论是在宏观体系层面还是微观个体层面，行政管理倾向都大于学术研究倾向，行政权力对包括学术事务在内的各项事务起着决定性作用，行政文化较为强势；
而且开放大学过去长期定位于普通高校的补缺地位，缺乏对高深学问和高层次学术理想的追求，在大学的学术性、高等性方面有所缺失[13]，学术意识不强、学术氛围不浓厚、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学术学科研究方面一度“集体失语”[14]，学术文化的价值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三)文化建设协同不足

和普通高校相比，开放大学不是一所学校的概念，而是由总部、分部、地方学院、学习中心，以及行业、企业学院及其学习中心构成的覆盖全国城乡的庞大办学组织体系。因此开放大学文化的层面更为丰富，不仅包含横向层面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环境文化，还包含纵向层面的体系文化与个体文化。体系层面的文化体现着不同层次开放大学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包括共同的办学理念、价值观念、学术品格等；
个体层面的文化是不同层次的开放大学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发展历史、民族特点而形成的个性化文化。但是目前开放大学体系文化的建设缺乏顶层规划设计，没有系统的从整体上自上而下的推动，文化建设基本上处于基层个性化自我发展的状态，而且由于体系内部转型发展步调不一致，也缺乏文化之间的联通互动，总体而言文化建设体系间协同不足，呈现多样化发展的初级样态。

目前开放大学处于积极发展建设中的状态，大学文化也处于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引导和推动，确保大学文化的繁荣健康发展，铸就新型大学之魂；
同时注重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治理功能的发挥，加速推进开放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深层次唤醒文化自觉与自为

文化自觉是文化上的觉悟与觉醒，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对身处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点及发展方向[15]。开放大学自转型以来系统推进各方面建设，但是大学文化的重要性并没有凸显，亟须更深层次文化意识的觉醒。作为开放大学人，应当对开放大学的核心使命及文化组织属性有清晰的认知，认识到文化在开放大学转型发展及办学治校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身处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开放大学有广播电视大学新旧文化间的继承发展关系、知晓开放大学文化发展所处的阶段、方向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共识，建立起开放大学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同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还应唤醒文化自为，强化开放大学人的主体意识，意识到自身在开放大学文化建设发展、办学治校育人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主人翁精神，以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参与到开放大学的办学治校育人的各项事务中去。

(二)多向同构大学文化

开放大学的体系性特征决定了其文化建构的复杂性，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推进，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还需要注重体系内部的联动，集结整个体系之力多向同构、协同推进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开放大学文化建设。大学的成长成熟取决于大学内在文化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而非外在的机遇和手段[16]。开放大学作为广播电视大学的转型和升级，不仅仅是外在名称的改变，更是内在文化实质性的转变，需要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层变革，探寻开放大学的价值本源，重塑开放大学精神，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开放大学的体系文化，引领整个体系的文化建设。各分部、地方学院、学习中心等在共同体系文化的指引下，结合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地域特点与民族特色，推动各自特色文化的发展，并积极地通过系统内部相互间的文化展示与交流，提升自身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辐射力，相互借鉴、整合共创，构建一体多元、生动活泼的开放大学文化。

(三)凸显文化机制整合作用

开放大学作为构建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支撑，和普通高校一样，是肩负着批判、选择、传承和创新人类文化职能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17]，应当和其他的政治经济组织区别开来，在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及文化机制这三种基本的社会组织整合机制中[18]，突出文化机制的整合作用。这也是文化治理的本质特征所要求的，文化治理正是通过文化认同和价值规范的整合机制，来实现个体的自我约束与自觉参与，从而将传统管理的控制技艺转变为个体的自觉参与[3]。而且开放大学作为一个规模覆盖全国的庞大教育体系，内部的异质化程度高，科层机制和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有限，仅限于表层联结，而文化机制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体系却能发挥深层次的凝聚作用，通过隐形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内化，促使成员自觉地按照共同价值观念的规范调整自身的态度和行为，协调大学的组织活动，从而步伐一致、高效地朝向共同的目标奋进。

(四)强化学术文化建设

开放大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精英式教育的一场重大革命[19]，实现了观念、时间、地点以及对所有人的开放，但是这种全面的开放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放开，开放大学外在所展现出的开放性和内在所具有的学术性本质并不矛盾，大学就是研究学术问题的地方，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任，开放大学不能因为教育对象的成人化、教育内容的职业化、教育形式的多样化而忽视对知识的生产和推进[20]，弱化大学的学术性。我国的开放大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向世界一流，必须回归大学的学术本质，涵养大学的学术气质。而且从大学治理的角度来看，开放大学的体系化运作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有比较强的行政化色彩，但是可以通过营造学术至上、自由宽松、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学术文化氛围[21]，抵制行政化、官僚化等非大学作风，使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推动治理平衡点向学术和教师偏移，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

(五)培育治理文化

治理文化是大学在治理过程中所秉持和践行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的总和[22]。开放大学应当积极培育以参与、沟通、包容、信任为核心的治理文化，以提升大学治理的有效性，可以从观念、制度、行为三个层面推进：(1)观念层面。深入宣传治理文化的核心要义，使各利益相关者深刻理解开放大学的治理文化，明白治理文化对于治理实践的特殊价值。(2)制度层面。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构建和反思涉及开放大学组织运行的相关制度，使各项制度切实符合开放大学的文化组织属性，并且通过制度的规范和支持作用促进治理文化的张扬[23]。(3)行为层面。指引和规范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治理行为，使之切实符合开放大学治理文化的精神，将治理文化落实于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行为上、贯穿于大学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在推动开放大学治理效率和效力提升的同时，也促使治理文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作为21世纪中国大学革新的先行者，我国的开放大学是为适应全民终身学习、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而诞生的新型大学[24]。新型大学之“新”在于理念、制度、手段、平台，但本质上仍然是大学，是肩负传承、创新人类文化职能的独特组织。开放大学治理应当区别于其他的政治经济组织，显示出自身的文化特点、遵循自身的文化逻辑，引导和推动大学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大学文化的治理功能，加快推进开放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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