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新，童家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 100029)

进入“十四五”时期，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征程上，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共同富裕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从面向群体、衡量标准及实现方式等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来看，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间的关系；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亦是促使社会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趋向均衡的过程。因此，通过采取总体上兼顾与阶段性注重并行的方式，努力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目标的历史演进

长期以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人们的坚定目标和不懈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提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设想，在诸多著作中对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实现机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共同富裕具有历史性的特征[2]。列宁和斯大林对共同富裕及其实现方式进行了构想和探索，认为需要利用发达的生产力进行共同劳动以满足社会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现对共同富裕的追求[3]。

在中国，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历经不同的发展时期和阶段，共同富裕目标也在顺应时代要求的过程中演进和细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对共同富裕的广泛探索。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并逐渐发展为既反对平均主义，亦反对过分悬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抗日战争时期，为缓解军民供需矛盾，保障人民生产生活问题，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了“一化三改”，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等，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条件、内涵及路径等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1953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指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4]。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逐渐明确，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85年，邓小平先后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要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共同富裕的关键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创造美好生活的工作放在核心地位上，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步伐逐渐加快。十八大报告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作出了重大判断，指出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将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本质层面具体化，明确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路径。进一步地，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将促进共同富裕列为远景目标，包含民生福祉问题、三大差距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等。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更是取得了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伟大成就。纵观历史，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不断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演进过程，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只要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坚定前行，我们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二)共同富裕的内涵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将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和关键一环。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包含了物质、精神及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内容[5]。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标准和内涵进行了明确，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6]。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全方位追求，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富裕，也要在精神生活上实现富裕。从个人层面来说，共同富裕代表了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从社会层面来说，共同富裕更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辩证统一。因此，可以将共同富裕的内涵具体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共享互助和全面发展3个方面。

第一，共同富裕的目标群体和享有主体，是针对全体人民而言的。共同富裕，不是部分人、部分群体、部分地区的富裕，更不只是总量上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在普遍意义上的富裕。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已有超过10年的时间，但是直至2021年，中国刚刚取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共同富裕被列入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意味着中国要在已实现兜底保障的基础上，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及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规范和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社保及转移支付的功能和作用。将每一位人民在个体层面上的富裕和社会在整体层面的富裕辩证结合起来，避免出现社会分化问题。要为每个人创造公平发展的机会和环境，解决人民所关切的一系列民生问题，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为人民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第二，共同富裕是经由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而实现的，在依靠并通过共同参与、人人尽力的同时，也要确保发展所获的财富和成果能够被人人所享有。要允许并支持实现富裕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将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作为带头力量，利用初次、二次及三次分配，以先富带动后富，让先富扶助后富，通过共享互助的形式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要“分好蛋糕”。共享互助的特性决定了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并非朝夕之功，而是通过对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具有充分认识和准备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同时，共同富裕亦不代表绝对平均意义上的富裕，而是不同个体拥有合理收入差距区间的富裕。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应主要由其自身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程度所决定，要依据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优化和促进分配机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能者多获、多劳者多获，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防止社会阶级固化，畅通向上流通渠道，构筑全体人民都能参与其中的发展环境，依靠人民智慧和不懈奋斗创造共同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全方位追求，不仅体现在物质上实现富裕，也体现在精神层面实现。正如马克思对于理想中社会主义的描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要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使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富裕的基础上，获得对精神需求、发展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满足。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对社会文明、生活便利、文娱活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全覆盖，为人民提供和创造和谐健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环境，丰富充实的文化活动和服务，优美宜人的生态和居住环境，品质更高、覆盖范围更广的公共服务，公平充分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等。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着力点，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结合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次内涵，更加注重民生福祉和生活品质问题，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6]前文对于共同富裕及其内涵的探讨，多集中在问题的表象，而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来看，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经济社会公平与效率均衡的过程。

(一)公平、效率及其关系

公平与效率及它们之间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话题。公平问题，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政策体系等方面，还体现在人们主观的价值判断上。就后者来说，在简单的分配过程中，如果任意一个消费者都不觉得他人的消费束更优，则该分配为公平的分配，即公平的分配不存在“嫉妒”[7]。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公平能从不同的角度中得以体现，如分配公平、禀赋公平和空间公平等。分配公平，也即收入公平，在理想条件下，收入公平是指获取同等收入的难易程度和所需要的付出对每个人来说是相同的[8]。进一步考虑个体间由于诸多原因所形成的差异后，KONOW利用访谈和问卷等方式对具有不同背景的人群展开调查，并提出了以“问责原则”为核心的公平分配理论：即一个人的公平分配应与他可以影响到的相关因素成比例变化，如工作努力程度等，而不是根据那些他不能合理影响的因素，如自身缺陷等[9]。禀赋公平是指人们对于生产要素的占有是公平的，这种公平并非是绝对均等意义上的平均，而是人们对于目前自身占有生产要素的满足程度。当一个人对于他人由商品消费和投入产出所构成的禀赋位置不会感到不满时，即是禀赋公平的[10]。这种禀赋占有公平程度的价值判断不会凭空产生，可能由改变禀赋位置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决定，或者受到经济自利因素、“运气”等自身感知因素、个体的个人及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11]。空间公平，即空间正义，是指存在于空间范围内受空间所影响的公平正义，具有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合理性，对弱势、边缘群体的机会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不同群体空间环境的保护等内涵[12]。虽然与收入公平和禀赋公平相比，空间公平更加强调最终产生结果上的公平，但是公平结果的空间生产过程亦是至关重要的[13]。

与公平相比，效率是一个更加偏向经济学的范畴。如何实现对有限资源的更优配置和充分利用，就是效率问题。一方面，效率是可以被衡量的，具体可分为投入产出、资源配置、技术进步等层面[14]。在投入产出层面，当技术水平保持不变时，以较少价值的投入组合能够实现相同的产出，或者以相同价值的投入组合能够实现更多的产出，就产生了效率的改进。在资源分配层面，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当资源被分配至能够实现区域福利最大化时，就实现了配置效率。在技术进步层面，当一组资源投入能够获得的最优结果发生改进时，就实现了技术效率。另一方面，效率亦体现在价值判断之中。对于一项工作效率高低与否的评判，不仅决定于其价值量的大小，更决定于该项工作是否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制度相符合，是否被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否则该工作不具有价值合理性或具有较小的价值合理性，也就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15]。供需关系也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在一定区域内，商品及资源的供给或产出与需求较为符合，则匹配效率较高，否则就会出现相对短缺或过剩的低效率状态[16]。

通常来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公平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相互替代的，对公平的追求会引起效率一定程度的损失，也就是公平的“代价”[17]。但是，公平与效率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追求极端的公平会造成大量效率的损失，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
追求极端的效率则会加剧不同群体间的不平等程度，最终都会导致经济社会陷入无序甚至崩溃的状态，是得不偿失的[18]。公平与效率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的存在保证了效率实现的意义，效率的实现为追求公平创造有利条件[19]。同时，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完美兼顾只存在于理论模型的分析中，在将更多现实因素纳入考量后，寻找在一定时间或空间范围内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是更有意义和更加可行的[20]。因此，只有将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针对具体社会、地域及群体背景，找准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权衡，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均衡。

(二)共同富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体现为对于公平和效率的总体兼顾与阶段性注重，经历了由效率优先到侧重公平的转变过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一定程度的部分不公平问题逐渐显现，区域、城乡及收入差距问题渐渐突出[21]。从人均生产产值来看，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 503美元 ，约合人民币72 371元，位居全球第63位(1)数据来源于IMF。。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考虑到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尚未将港澳台地区列入(下同)，2020年北京和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15万元，有10个省市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8个省市位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湖北省和重庆市位居前十(2)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因此，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阶段性地对公平问题给予更高程度重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的同时，解决“三大差距”问题以“分好蛋糕”。从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优化与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推动实现多劳多得、以能力和贡献为主要评价因素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总体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利益的均衡问题，促进以公平目标为主导的有效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经济效率与人民共同富裕的空间公平，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亦是经济社会中公平与效率趋向均衡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以便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是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限性。要素资源禀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在经济发展初期，通常会面临资金和要素短缺的境况，为使有限资源发挥出更大作用，选择部分地区和产业进行集中优先发展，追求实现规模经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在经济发展成熟时期，具备领先优势的高度发达的产业和地区拥有充沛的产能，关键材料和资源的缺口成为将生产限制在地区范围内的重要因素。以上两种情况都会使得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均衡向效率一侧偏移，此时，对资源重新配置和划分会带来一定程度上效率的损失。因此不能片面地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绝对均衡，而是要根据要素和资源因地制宜，在将效率降低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同时大幅促进社会公平程度。

二是产业集聚效应。伴随地区性的产业发展，人口和企业也会呈现区域集聚分布的特征。产业集聚能够促使区域内部产生细化分工，提高产品质量，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联动与产业链融合。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依赖于通畅且较为完善的物流运输体系及信息沟通渠道，以实现在新产品开发及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与物料调配，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正确响应，以及销售和售后各环节的优质服务。因此，产业集聚为效率赋予了偏离均衡的作用力。

三是技术因素。制度与创新环境及研发投入是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先进技术的突破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和占据优势地位的机会。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创新激励与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更加充分的专业人才和其他所需要素，技术创新会有更大可能在这些地区以点状突破的形式出现，并产生相应的成果转化应用。同时，融入新技术的产品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尚未成熟等原因，生产成本较高，且新产品被创新企业垄断，在市场中处于进入期阶段。此时新产品的售价较高，受众对象范围较窄，通常主要面向相对发达地区和产业集聚地区的消费群体。因此从短期来看，技术创新亦是影响公平与效率相对偏离均衡的因素之一。而从长期来看，先进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亦能在广泛程度上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与便捷程度，又能促使公平与效率在更高发展水平上趋向均衡。

四是社会经济氛围和秩序问题。部分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因素或地理区位因素，与发达省份或地区比较，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力氛围和政策创新开放程度可能相对不足。当不施加任何干预时，在相同的产出目标下，这些地方的发展成本会更高。因此，政府通常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控，在确保社会秩序平稳的前提下缩小这些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

五是产业的溢出与转移。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处在进入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被消费者接纳后，市场对其需求量会显著增加，并陆续出现同类竞争产品。此时，依靠原有产业发源地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企业需要通过异地投资、技术转让、寻求合作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保持市场份额以持续获得利润。对于产品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来说，产品的工艺流程已趋于完善，且面临着激烈市场竞争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必然会出现部分产业链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状况。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追求效率而引起的公平相对失衡状况。

六是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所带来的限制。对于部分产业来说，由于其自身特性，当产业发展、集聚程度超过一定界限时，伴随产业所带来的人口、交通、资源、环境等部分社会问题会逐渐显现，并成为阻碍地区经济良好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为解决所出现的问题以保持原有增长状态，就要对产业布局进行优化和调整，针对突出问题进行缓解和疏导，在维护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亦能拉近公平与效率间的差距，避免过度失衡状态的出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共同富裕的内在体现，面对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我们应在有效识别均衡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准问题症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第一，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为更加公平发展扫除阻碍。三大差距是影响社会公平的主要因素，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阻碍，而收入差距又是三大差距问题中最主要的。要以初次分配、再分配及三次分配为抓手，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发展。要健全劳动保障政策体系，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坚持完善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积极提倡按能力和贡献进行分配，激发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劳动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推进新型户籍制度建设，探索实施户籍准入年限区域间互认，畅通人口流动与上升渠道。更好发挥税收、社会保障及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对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税种进行调整与优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拓展社保筹资来源，扩大保障覆盖范围。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防止民生相关服务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补充作用，引导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探索健全各类型捐赠方式及配套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聚焦特色优势产业，为更加公平发展夯实基础。要积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发展、转型与升级，利用创新手段改进已有技术，打造新模式新产品，实现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促进新需求和新消费场景的形成，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针对相对欠发达地区，探索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创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及政策环境，激发市场参与主体活力。根据各地方要素禀赋与区位优势，确立地方特色及优势产业，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给予偏重和扶持，通过招商引资、产业转移承接、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区域特色分工与差异化发展，统筹协调资源要素向重点企业、项目和环节倾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培育先导力量。提升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具有公共服务属性行业和产业的服务质量，消除服务流程中的不合理现象或暴利环节，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更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为更加公平发展提供引擎。数字经济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磅礴动力，是促进公平与效率趋向均衡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要加快经济转型步伐，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树立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围绕关键核心业务领域推动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强对相关信息和数据挖掘与运用，建设全国性多行业广覆盖的信息数据平台。发挥数字经济开放互通特性，促进价值链各环节供求信息匹配，畅通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渠道，助力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发挥人工智能、通信技术、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引领作用，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水平，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数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可获取性，提升人民生活便利化程度。利用日趋详尽的信用信息健全完善企业与个人征信评价与监管体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第四，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为更加公平发展注入动能。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优化企业价值创造与获取能力，利用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深入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化推广，构建成果转化应用与高科技初创企业帮扶体系，推进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建设，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依靠点状突破实现先进技术纵向链式创新和横向面式覆盖，拓宽应用范围与场景，使得创新成果惠及更多人民。促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通信、电力、交通、数字等社会民生领域的投资，保障人民生活质量。围绕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找准特定创新技术需求，促进科技创新体系布局与创新主体培育，助力改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完善科研创新激励机制，从各方面对科研人员给予保障，进一步发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作用，确保科技人才要素保障，激发创新创造内在活力和动力。

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必经之路，以人民为中心、共享互助和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在实践中公平和效率并重，重点维护公平正义，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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