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敏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一中心多层次语言演变类型里用来区分语言层次的一种方法。一中心多层次语言演变类型是笔者十几年前提出的汉语，乃至东南亚语言演变的一种主要模式，有关一中心多层次语言模式的形成背景、特点可参看笔者的相关文章和著作（陈忠敏 2008，2013c，2013d）。本文根据笔者的相关文章（陈忠敏 2002，2003a，2003b，2005a，2005b，2006a，2006b，2007a，2007b，2012，2013a，2013b，2013c，2013d，2016，2017，2018a，2018b，2019，2020）来总结归纳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一些重大问题。

层次这个术语移植于考古学。在考古学里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区别是时代和考古形态，所以不同的考古层次的系统也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语言学里的层次也应该是不同语言（方言）系统的叠置，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不过语言学的层次和考古学的层次有不同的表现：后者的层次是一个层次压着一个层次，也就是说多重层次处于不同的平面上。从时间上来看，离地表越近的层次距今的时间越近，反之则越远。而语言的多重层次却是同时暴露在现代活的语言里，即表现在同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所以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杂糅在共时平面上的众多层次按历史时间的先后像剥离蚕茧一样把它们分开。（陈忠敏 2005b）

美国学者Jerry Norman（罗杰瑞 1979）在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一文中，较早提出了“层次”概念。他在文章中举了厦门话“石”“席”（都是古梗摄开口三等昔韵）二字的读音来说明语音层次以及层次的性质。这两个字在厦门话里都有三种读音，详见表1。罗杰瑞认为读音2的韵母-iaʔ与《切韵》系统的三等开口昔韵拟音-i ̯äk最像，读音3是厦门的文读音。如果读音2是中古《切韵》时期从中原地区借入闽语的话，那么读音1就是汉代从中原借入闽语的读音，读音3则是晚唐从中原借入闽语的文读层。《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是语音层次研究早期的经典论文，该文虽然简短，但已指出语音层次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语音层次的时间性特征，用切韵读音作为层次时间的参照系，大致可以说明中原汉语三次入闽的时间。第二，语音层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闽语“石、席”等字的读音层次是来自不同时期中原汉语，而不是闽语自身的演变。第三，在语音层次分析的方法方上罗氏其实已经知道声韵调可以分开分层。厦门话“石、席”声调只有一个层次（都读阳入），声母读音有两个层次（ts-/s-），而韵母读音有三个层次 （ioʔ/iaʔ/ik）。“石、席”读音的三个时间层次不是依据声母或声调，而是依据韵母的三种读音。第四，从厦门话“石、席”三种读音可以看出一个字的声调、声母、韵母（称之为音类，王洪君 1992；
陈忠敏 2003a）并非是同步的变异，即不必处在同一层次上。比如“石、席”三种读音声调都是一样的，“石、席”三种读音中读音2、读音3声母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们的韵母是不同的。

表1 厦门话“石”“席”三种读音比较

由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层次必定是语言深度接触的产物，否则不会引起具有系统性的一字多音现象。语音层次所反映的音类变异具有系统性和对应性，即在方言内部具有相同语音条件或来源相同的音类条件下该音类变异会重复出现；
在同类或邻近方言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语音层次。

按照上述层次的定义，我们在层次研究中就必须强调层次是一个面，或者说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点。是“面”不是“点”这句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以语音层次为例，层次分析的突破口是观察某个方言某个单字所属音类的变异，这是从点到线的一个程序，并以此为线索进而能找出这个方言里同一音类相同性质的变异，从而将这种变异分析为不同的层次（面），这是从线到面的工作。所以语音层次的变异是反映该方言音类系统的变异，而不是一个字音的变异，如上述厦门话同是昔韵的“石、席”的韵母有ioʔ/iaʔ/ik变异。第二，层次通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个方言点里，特别是由大规模移民或文教习传等方式引入的外来读音层必定广泛地覆盖一大片，不可能只影响一个点；
孤立地只存在于一个方言点里的语音现象是某个方言的语音特征而非层次。如根据上述对厦门话的分析，我们认为属于语音层次的变异必须具备三个属性：第一，在一个语言（方言）内部，一个语音层次所具有的语音特征在相同语音条件下或来源于相同的音类条件下应该会重复出现。厦门话“石”“席”都是中古昔韵字。第二，在同类或邻近方言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语音层次。在邻近的同类方言里我们也可以找到“石”三个对应的层次。详见表2（读音据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第二层的读音在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里是sia6，可能发生了iaʔ8>ia6的音变。“石”在同一方言里有重复出现的平行例子，如“席”；
在邻近方言里又有相同的平行对应层次，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们上文所说的层次变异特性，所以厦门话“石”“席”的三种变异反映的是语音层次的差异。第三，语音层次变异属于纯语音范畴，所以语音层次变异跟一切非语音因素无涉。换句话说，衡量和鉴别语音层次变异始终必须以语音因素为标准。如很多方言里名词、动词、形容词有读音变异：

表2 厦门、台北、漳州、泉州“石”的三层读音

恶（入声，名词）/恶（去声，动词）

度（入声，动词）/度（去声，动词）

好（上声，形容词）/好（去声，动词）

这种语音变异受词性（非语音）条件的制约，不能算是语音层次。训读、误读、避讳也是受其他非语音条件制约，所造成的语音变异也不是语音层次现象。

语音层次和滞后音变、扩散音变的区别是语音层次研究中既棘手又绕不过去的问题。滞后音变是指本语言（方言）内部一个音变链中由于非语音因素，比如封闭类词、高频词、特殊的地名等因素，造成音变速度滞后于主流音变，形成跟主流音变不同的形式。扩散音变专指本语言（方言）内部正在进行中的音变，它的特征是有异读。语音层次根据上述语音层次的定义是由语言接触造成的读音变异。三者如何区别？仍要紧紧抓住语音层次的特点。

滞后音变跟扩散音变都属于一个音变链中的语音变异现象，前者与后者的区别是滞后音变无异读，只是音类读音滞后于相同来源的主流读音，且往往是高频或封闭类词。如北京话中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我”韵母读uo，是一种滞后音变，与见系歌韵同来源“哥个可蛾鹅俄饿河何荷贺”等字韵母ɤ的主流读音不同，但是“我”作为滞后音变并没有其他异读。扩散音变由于处在音变的过程中，存在着无语音、语义、句法不同的自由变读。这一点与语音层次变异是相同的。所以区别是扩散音变的变异还是语音层次的变异最为困难。

语音层次虽然存在变异，但是这种变异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此点不同于滞后音变和扩散音变，而且语音层次的变异往往受语体风格不同的影响。比如文白异读往往受语词语体风格等因素的制约。

词汇扩散理论（Lexical Diffusion Theory）是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等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提出的关于语音演变的理论。词汇扩散理论认为音变并不像新语法学派所说的语音规则无例外，语音的变化是突变的、离散的，但是这种突变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逐渐的、连续的，比如总有一些词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念法，这种共时变异正是词汇扩散经常经过的途径，如表3所示（王士元 1983）120。

表3 词汇扩散三阶段

w1、w2、w3等代表一个个词项，w ̄表示该词已经完成了音变，w～w ̄则表示新旧两种读音形式同时存在。在表3中可以看出，有些词已经完成了音变，如w ̄1；
有些词处在变化中，如w2～w ̄2；
有些词尚未变化，如w3。所以通过观察词w1、w3读音是无法观察到正在变化中的音变的，只有把这三个阶段结合起来，特别是观察w2～w ̄2的变异，才能观察到正在变化中的音变，而变化中阶段是存在w2～w ̄2异读的。

扩散式音变的变异是一种共时的语音异读现象，只受共时语音条件的制约，只要符合共时的变异条件，都有可能产生异读。如英语中字母为oo的词，有可能有［uː/℧］变异。由语音层次造成的异读并不受共时语音条件的制约，而是以输出语言（主要是权威话）的音类为条件而产生的异读。如上海话有些y韵母的字有ue韵母的异读，如“鬼龟围贵跪亏喂”；
但是并不是所有读y韵母的字都有ue韵母的异读，如“举取巨雨迂”等没有ue的异读。有没有ue韵母异读完全根据输出语言（如北京话）有无读uei韵母而定，“鬼龟围贵跪亏喂”北京话读uei韵母，所以权威语言渗透入上海话，使得它产生本方言音系可容纳的较为接近的读音ue异读；
“举取巨雨迂”北京话不读uei韵母，所以上海话就不产生ue韵母异读。换句话说，如果有无异读不受本方言的共时语音条件的限制，只受外来输出语言的音类分合限制，那这种异读就是语音层次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两项语音标准来判断一个方言里异读是扩散式音变还是语音层次变异：（1） 异读的条件是否按方言的共时语音条件？如果不是，就不可能是扩散式音变，而是反映语音层次的变异；
（2） 如果是扩散式音变的异读，反映的是音变链中从甲到乙两个正在起变化阶段，语音形式必定非常接近。所以如果异读差距大，又不符合自然音变，那么这些异读肯定不是扩散式音变的反映。根据上述两条规则，我们接下来判断苏州话咍韵某些字有/ɑ异读到底是扩散式音变还是反映语音层次变异。

表4 苏州话“拜败带戴太泰”等字韵母/ɑ异读

表4 苏州话“拜败带戴太泰”等字韵母/ɑ异读

拜败带戴 太泰文言 pimages/BZ_9_567_2406_588_2453.png5 bimages/BZ_9_567_2406_588_2453.png6 timages/BZ_9_567_2406_588_2453.png5 thimages/BZ_9_567_2406_588_2453.png5白话 pɑ5 bɑ6 tɑ5 thɑ5

这些异读现象不仅发生在苏州话中，北部吴语中也有。这些有异读的字都来自中古蟹摄开口一二等的咍泰皆佳四韵。王洪君（2010）和王福堂（2008）根据异读所体现的词汇色彩、异读数在整个韵摄的比例等因素认为这些字～ɑ异读反映的是扩散式音变，而非语音层次，他们认为这一扩散式音变的方向是咍韵类的读音向泰皆韵类的 ɑ读音合并。那些有异读的反映的是音变→ɑ扩散中的中断阶段。（王洪君 2010）我们根据上述区别扩散式音变和语音层次变异的两项标准，认为苏州话“拜败带戴太泰”等字韵母/ɑ异读反映的是语音层次的差异而不是扩散式音变。第一，在苏州话里和ɑ不是相近的韵母，跟æ更近，为什么苏州话的前中元音不向更接近的æ方向扩散，而要跳过æ，向后低元音ɑ扩散呢？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韵母/ɑ异读的发生不受苏州话共时语音条件限制，苏州话里读韵或读ɑ韵的字非常多，只有属中古蟹摄开口一二等咍泰皆佳四韵的某些字才有/ɑ异读：

苏州话上述例字都可以读-ɑ，但是只有对应为北京话-ai的字才有/ɑ异读。显然在苏州话里是否有/ɑ异读不是根据苏州共时语音条件，而是根据权威官话（北京话）的语音条件。如果是苏州话发生向ɑ的扩散音变，这种扩散不会只发生在读的某一类字里，而应该有比较广泛的分布，换句话说如果是扩散式音变，苏州话读的字都有可能有/ɑ异读，但现在的情形并不是这样，苏州话/ɑ异读的有无是根据北京话的语音条件而定的。

文白异读是一个方言里相同来源的语素音类读音，是由于文言和口语的区别而造成的系统的层次又音。（陈忠敏 2003a）系统的层次又音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两套语音对应规律。不过利用文白异读区分语音层次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区分文读音/文读层和白读音/白读层。文言与土白读音差异是本地知识分子凭借同一语素在不同的语汇、风格、语用等方面的差异得出的土人感。语言学家要以这种土人感为线索找出这种读音差异的对立音类，即一个音节里声韵调中哪一项或哪几项。

2. 文读层/白读层的判断标准是语音因素。文白异读是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所以判断文读层/白读层的标准只能是语音层面上的，而不能是词义或者其他非语音层面上的因素。因为文读层/白读层本身就是针对于语音层次说的，就必须用语音的标准。其他非语音因素具有主观性，同一方言里，不同的人对哪些词“文言”一点，哪些词“口语”一点难免会有分歧；
即使是相同的人，对不同环境里的词语也很难对某些词语的“文言”和“口语”有一致的把握。最后词汇的“文言”和“口语”差异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相当于一个语素），而文读层/白读层差异的语音单位是一个音节中的声韵调音类，由于单位不同，用两种标准划分出来的“文言”/“白读”有时会有矛盾。

文白异读属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所以要运用音韵学知识，从声韵调三方面整理出与文白异读对应的文读层、白读层对立的系统规则，使孤立的字音异读上升为系统的音类对立层面，这样才符合语音层次研究的要求。

文白异读是反映语音层次的，是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一般来讲在方言里文读层的读音要晚于白读层，所以我们可以借助文白异读的信息来推测方言里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

利用文白异读来推断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首先必须把“文读音”“白读音”转换成“文读层”“白读层”。通常我们所说的文读音、白读音指的是一个字音，也就是说文读音、白读音的对立单位是音节，而语音层次对立的单位是一个音节中的音类，即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由于单位的不一致，有时利用文白异读来确定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会碰到麻烦。例如福建漳平话中的“陈”文读音是tin2，白读音是tsan2（漳平话材料来自张振兴 1992，下同）。文读音与白读音对比，声调一致，都是阳平调，但声母、韵母都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这种文白音的差异转换成语音层次的差异，换句话说文白音的差异是反映在声母t—ts上，还是反映在韵母in—an 上，或者是既反映在声母上也反映在韵母上？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t-读音层要晚于ts-读音层，而韵母的差异与文白读无涉；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in读音层要晚于-an读音层，声母的差异与文白读无涉；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t-读音层要晚于ts-读音层，-in读音层也要晚于-an读音层。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标准来找出文白音与文读层、白读层的转换和对应机制。文白异读是反映语音层次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语音层次的特点来制定标准，从而找出文白读与文读层、白读层的转换和对应规则。笔者（陈忠敏 2007b）曾在《语音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语言（方言）内部，一个语音层次所具有的语音特征在相同语音条件下或来源于相同的音类条件下会重复出现。在同类或邻近方言里可以找到对应的语音层次。以这两个特点来看福建漳平话中的“陈”文读音tin2，白读音tsan2到底跟声母的差异相对应还是跟韵母的差异相对应。先看声母。假设文读音tin2、白读音tsan2的差异反映在声母上，那么在漳平话里澄母t-、ts-两读的，读t- 的都应是文读层，读 ts- 的都应是白读层，可事实恰恰相反，在漳平方言里，澄母读塞音t- 或th-的都属白读层，读塞擦音ts-或tsh-的都属文读层，如“持”文读音是tshi2，白读音是ti2。所以“陈”文读音tin2、白读音tsan2跟声母的差异无涉。再来看韵母。“陈”是真韵字，在漳平话里真韵读-in是文读音，读-an对应于白读音。详见表5。

表5 漳平话真韵文白异读

同属闽南的厦门方言也有相对应的现象，即真韵读-in是文读音，读-an对应于白读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详见表6。

表6 厦门话真韵文白异读

显然漳平话中的“陈”文读音tin2、白读音tsan2是跟韵母的差异相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漳平话里真韵-an读音层早于-in读音层。有的字的文白异读转化为文读层、白读层却跟声母差异相关，跟韵母差异无涉。比如闽东地区“枝支”二字有文白异读，当地人认为读ki1是白读，读tsie1是文读。这两个音声调相同，声母、韵母都不同，如何找到文白异读所对应的音类层次呢？闽东方言里章组声母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为精、庄、章三组合流，读音为ts、tsh，另一层次为章组跟精庄组分流，前者为k、kh，后者为ts、tsh。如闽东柘荣话（据袁碧霞 2007）：

显然，章组声母读k、kh，与精、庄组声母分流的时间要早于精、庄、章组合流读ts、tsh的时间。再来看它们的韵母读音。支韵读-i和读-ie应分属两个不同的读音层次，因为如上所举的例子“枝支”，它们的韵母都有-i和-ie两读，无法用条件音变来解释。而且柘荣话里支韵读-i和-ie韵的不是少数，是成系统的，常用的有：

闽东话支韵的这两个韵母层次已经有多人证明-ie层次是支跟之脂有别的层次，早于-i支之脂合韵的层次。（罗杰瑞 1988；
梅祖麟 2001）表7是柘荣话声母层次与韵母层次分层的情况。所以“支枝”读ki1为白读音，与白读音有关联的音类是它的声母，而不是它的韵母；
“支枝”读tsie1为文读音，与文读音有关联的音类也是它的声母，不是它的韵母。由此可见利用文白异读来确定语音层次先后必须先把文读音/白读音分析为音类的文读层/白读层，而确定音类的文读层/白读层必须根据音类的系统分合特点来判断。

表7 柘荣话声母层次与韵母层次分层情况

同一来源的音类今读音相同但具有文读和白读的双重身份这是我们断定层次时间先后的一个重要线索。例如福州话虞韵的韵母读音层有三层：-ieu、-uɔ、-y，其中-uɔ 读音层既可以做白读层也可以做文读层（例子取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详见表8。

表8 福州话虞韵的韵母读音层

当-uɔ 做文读层时它对应的白读层是-ieu；
当-uɔ做白读层时它对应的文读层是-y。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很明显，通过-uɔ文白异读的双重身份我们可以将福州话虞韵的三个层次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为：

其中第一层最早，第二层其次，第三层最晚。

为什么我们根据“珠、主”这两个字的文白异读就能理清福州话虞韵三个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呢？原因如下：第一，文白异读是一种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珠”有 -ieu/-uɔ、“主”有 -uɔ/ -y的文白异读，虞韵的其他一些字必定也有相同的文白异读的情形，所以-ieu / -uɔ、-uɔ/-y都不是孤立的读音变异，而是成系统的读音层次差异。第二，关键是-uɔ这个音类在虞韵里既是文读层里的音类，又是白读层里的音类。根据-uɔ的双重身份可以断定-ieu、-uɔ和-y三个读音层次的时间先后。

文白异读可以帮助我们区别不同的语音层次。泉州话豪韵字的今韵母读音相当复杂。表9是根据李如龙（1995）、林连通（1993）排列出的豪韵常用字的文白异读分布情况。

表9 泉州话豪韵字今韵母读音

古阴声韵今读鼻化韵-是-ɔ的特殊变体，因为这些读鼻化韵的声母要么是鼻音，要么是喉牙音。即使如此，豪韵今韵母的读音也有-o、-au、-ɔ三种。泉州话豪韵读-au韵的分两部分，一部分读-au韵的字是最新的文读，不见于《汇音妙悟》，可称它为-au（晚）；
另一部分读-au韵的字是白读，属第一层，跟《汇音妙悟》里的“效韵”对当，可称它为-au（早）。根据表9的文白异读分布，-au（晚）可以作-o韵和-ɔ韵的文读；
-ɔ（）韵可以作-o韵和-au（早）的文读；
-o韵则可以作-au（早）韵的文读；
而-au（早）只能作白读，不能作任何别的韵的文读。它们的文白异读递进关系可以简单表 述为：

左边的韵可以作右边韵的文读；
反之，右边的韵也可以作左边韵的白读。根据四个韵文白异读的多重关系，可以得出泉州豪韵四个层次之间的时间先后（陈忠敏 2003a）：

这四个层次的划分及时间先后跟《汇音妙悟》的记载也是非常一致的。豪韵在《汇音妙悟》分属“效韵”“刀韵”和“高韵”三韵，它们分别与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对应。对应于第一层、第二层的“效韵”和“刀韵”有“俗”“土”或“此一音俱从土解”等字样，说明这两韵都是白读层，而对应于第三层的“高韵”则是文读层。请看表10“草”这个字的三个读音和它们出现的语汇。

表10 泉州话“草”字韵母读音

显然“高韵”（第三层）是当时的文读层读音。新的文读层读音（第四层）并没有出现在《汇音妙悟》里，也就是说它比“高韵”还要晚的一个层次。从文白异读的观点来看，第四层是新文读层，第三层是老文读层，第一、第二层都属于白读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白异读的信息，我们无法做出上述层次的判断。

通常来说方言中文读层要晚于白读层，但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文读层可能早于白读层，吴语中的杭州话就是这种特例。文读层、白读层是语音层次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语音层次的鉴定与分析章节中就说明文读层、白读层的寻求和命名要有邻近同类方言对应文读层、白读层作为佐证。参照邻近同类方言的文读层、白读层的命名，老派杭州话只有相当于周围吴语文读层的一种读音，比如见系二等字韵母读音都是细音（齐齿呼或撮口呼）。详见表11。近年来，在中青年中又出现一种跟周围吴语白读层对应的读法，见系二等字韵母读洪音（开口呼）。详见表12。

表11 杭州话见系二等字韵母读音

表12 见系二等字韵母异读

显然这是周围吴语对杭州话的渗透。宋室南迁定都临安的时间长达140多年，大量的中原汉人移居杭州，人口数量压倒本地人，所以早期的杭州话深受中原官话的影响，见系开口二等字韵母只有类似中原官话细音的一种读法。由于当时的临安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以这种读法以杭州为中心向周围的吴语区传播开去，从而使周围的吴语里产生了见系开口二等字韵母读细音的文读层。南宋灭亡以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北移，杭州话对周围的吴语慢慢失去了影响力，反而周围的吴语对它产生反渗透，吴语中见系开口二等字韵母白读层是读洪音的，这种白读层近年来进入杭州话，所以在杭州话里跟周边吴语对应的白读层读音反而是晚进来的，跟周围吴语对应的文读层读音却是早先就 有的。

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是指进入方言的时间早晚，跟权威官话语音史演变的先后次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汉语方言，特别是汉语南方方言受中原标准官话的渗透和影响是长时间的、广泛的。这种渗透和影响既有来自移民的口语，如魏晋南北朝和两宋时期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口语；
也有隋唐以降通过文教习传所带来的各时期的书面语。这些来自中原官话的读音一层一层覆盖在南方土语上面，各层之间互相杂糅、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南方的各种方言。所以我们在判断方言语音的层次时间时自然会把中原官话的语音发展史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例如在闽语、部分吴语中知组声母有两种读音，读塞音跟端组声母合流，读塞擦音与精组声母相同。表13是潮州话的例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表13 潮州话“张住长”文白读音

在中原官话的语音史里，知组读塞音跟端组合流是反映中古以前的状况，知组读塞擦音则是反映中古或中古以后的情况，所以参照官话语音史可以判断潮州话里知组声母两个读音层的时间先后：读塞音的早于读塞擦音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历时和共时的映射图来表述两者的关系：

图1 官话语音史与潮州话知组声母读音层次

由于汉语方言的独特历史背景，运用这种历时—共时互为参照的方法，在这里我们命名为“参照法”，来断定方言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这种参照法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不足之处。主要原因如下：（1） 这种参照法过度强调了中原权威官话对周边方言的影响和作用，而把周边方言看作是被动接受的一方，换句话说它忽略了方言土语对中原权威官话渗透层的反作用。方言土语对权威官话的反作用有时会模糊语音演变的轨迹，使得上述参照法失效。（2） 把中原权威官话看作是唯一的渗透源也与语言事实不尽相同。移民不尽全部来自中原，文言读音有时更多自于当地的县城、地区中心城市、省会的读音。（3） 我们在本文的开头就说了方言的层次时间先后是指某一层次在该语言（方言）存在的时间早晚，层次时间先后着重于该语言（方言）层次的早晚。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层次的早晚跟标准官话的发展史上的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对应联系。下面列举两种形式的反例。

其一，从中原权威官话的语音史来看，古入声韵的韵尾大致有如下的演变：

从三种塞音韵尾演变为只有一种喉塞音韵尾，最后是喉塞音韵尾消失，完成入声韵跟阴声韵合并的过程。闽南话（以厦门话为例）古入声韵的韵尾今有四种：-p、-t、-k、-ʔ，另有一部分古入声韵今并入阴声韵。如表14所示。

表14 闽南话古入声韵今韵尾读音

上述字中收喉塞音韵尾-ʔ或读阴声韵的是白读层，收-p、-t、-k韵尾的是文读层。如果按本地方言的文读层白读层来判断这两个层次的时间，收喉塞音韵尾-ʔ或读阴声韵所代表的读音层次要早于收-p、-t、-k韵尾所代表的读音层次。我们把按本地音韵特征归纳出来的时间分层法叫作“本地法”。在这里显然“本地法”与“参照法”发生了矛盾。在“本地法”与“参照法”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认为，“参照法”必须服从“本地法”，因为层次的时间先后是指某一层次在该语言（方言）存在的时间早晚，所以层次的时间先后最终应该根据本方言的音韵特征来决定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

其二，浙江义乌话的声调格局跟一般吴语的不同，调类有十个（据方松熹 2002，下同）。详见表15。

表15 吴语义乌话声调格局

跟其他吴语相比义乌话这十个调类的特别之处是入声阴阳调还各分两套，一套是短促的，调值是ʔ5和ʔ12；
另一套是非短促的，调值是22和311。跟这两套入声相配的韵母也分成带喉塞音-ʔ和不带-Ɂ的：

根据中原官话语音发展史，读短促调的，韵母带喉塞音韵尾的层次一定早于不读短促调的，韵母不带喉塞音韵尾的那个层次。但是从义乌话文白异读的对立来看，读短促调韵母带喉塞音韵尾的是文读层，不读短促调韵母不带喉塞音韵尾的则是白读层，显然“本地法”与“参照法”在这里也产生了矛盾。我们认为义乌话土语层应该是读非短促调韵母也不带喉塞音，后来受周围其他强势吴语的渗透，才产生了新的短促的入声调， 韵母也带了喉塞音。所以在义乌话的声调层次里入声22和311层次要早于ʔ5和ʔ12 层次。

早先的外来语音层融入方言后会跟方言的同类语音一起演变，而方言的自身演变会偏离权威方言的演变轨道。用权威方言演变的眼光看，这些演变可能很超前，但是再超前，它仍然属于早期层次，属“年龄小辈分高”的形态。

在历史语言学里，如果语言的亲属关系已经确定，各层级上的语言尽管离共同的原始母语有远近之分，但是这些语言中的同源词都有语音上的系统对应关系。凡是对应的语音都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historical continuity）。只要建立起这种系统对应关系，就可以进行语音比较并追寻语音的演变。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已经剔除了假借成分。现在各种语音变异处在不同的层次，就无法按照比较法做直接的比较。首先应该做的是析层，然后寻找对应的语音层次。只有对应的层次，才可以做方言间的语音比较。

（一） 特征词或俗传词语音对应法

寻找对应层次有一种方法是“特征词语音对应法”。所谓的“特征词”是指常用而具有构词能力的，区内一致、区外特殊的方言词。（李如龙 2001）方言里的特征词由于是常用的口语词，往往读音比较特殊，在通行区域内又具有稳定性，所以有人利用特征词的这一语音特点来做语音层次对应的依据。罗杰瑞的闽语语音比较注重方言口语中的单音节常用词读音，也即罗氏自己所说的“俗传词”（popular words），（Norman 2007）而不是字典或韵书中的汉字音。“俗传词”要比特征词的范围更广一些，大概相当于方言中单音节常用词或语素。比如罗杰瑞（Norman 1981）在The Proto-Min finals一文里有两处的表格跟鱼韵有关，一处是“1.2原始闽语*y”，另一处是“2.16原始闽语*uə”。1.2小节中所举的例字是四个鱼韵字：“书（book）、鼠（rat）、锯（saw）、箸（chopsticks）”，我们根据原文做如下的重新排列，详见表16。

表16 各地闽语“书鼠锯箸”读音对比

罗杰瑞原文第37页福州“锯”标为koi5，跟“箸”记为tøi6不同韵，可能是印刷错误。今查《汉语方音字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及陈泽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的记音，“锯、箸”同韵，所以更正为同韵。闽东片有变韵现象，条件是声调不同，比如福安话i韵只出现在上声字，øi韵则出现在其他舒声调里，所以i和øi是同一个韵的不同变体。（戴黎刚 2008）福州话y和øi（也有记为øy，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陈泽平 1998）也是变韵关系，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的韵母是y（紧韵），是阴去、阳去的韵母是øi（松韵），所以也是同一个韵母以声调为条件的不同变体。详见表17。

表17 各地闽语“书鼠锯箸”韵母读音层次

2.16小节所举的四个鱼韵字是：“梳（comb）、疏（sparse）、初（beginning）、苎（flax）”，重新排列如表18。

表18 各地闽语“梳疏初苎”读音对比

这些字的韵母读音据笔者分析也是不同层次的读音。福安、福州、厦门、揭阳四地“梳疏初苎”的韵母都属于鱼虞有别层读音，建瓯、建阳、将乐三地的韵母则都是鱼虞相混层的读音。永安方言上述四字韵母读音有点特殊。鱼韵庄组的“梳疏初”韵母读au，与知组的“苎”韵母读au性质不同，前者是鱼虞相混层读音，后者是鱼虞有别层读音。如表19所示。

表19 各地闽语“梳疏初苎”韵母读音层次

可见这些字的韵母读音无法做直接系连进行比较，所以用“特征词、俗传词”对应法来寻找方言间对应的层次其实是很不可靠的。特征词、俗传词虽然都是方言中较为常见的口语词，但是方言中常用口语词无法保证其读音都是处在相同的读音层次上的，尤其是在读音层次复杂的方言（如闽语）进行远距离方言比较时，仅凭常见的口语词就进行语音比较很有可能是层次错乱的比较。常见/非常见、口语/非口语本身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和界限，它们跟语音层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语音层次的分析最终是用语音标准来判别的，而非其他。

（二） 文白异读对应法

不能用文白异读来寻找方言间对应的层次。理由如下：

第一，文白异读只有文和白两层，而一个方言的层次可能会有不止两个层次；

第二，方言间的文白异读层次可能会交叉。表20列举了同属闽南方言的泉州话、厦门话和永春话（林连通，陈章太 1989；
林连通 1993）鱼韵字今文白异读的例子。

表20 闽南话“贮”字的文白异读

如果按照文白异读的情形来寻找方言间的层次对应，那么，泉州、厦门的-ue韵母应该对应于永春的-ɯ韵母，因为它们都是白读层；
泉州、厦门的-ɯ（i）韵母应该对应于永春的-u韵母，因为它们都是文读层。但其实这种对应是有问题的。因为泉州话、厦门话的-ue韵母读音层和-ɯ（i）韵母读音层都是鱼韵里鱼虞有别层次的读音；
永春话里-ɯ是鱼虞有别层次上的读音，-u则是鱼虞相混层次上的读音。尽管都是文读层，但是泉州、厦门文读层-ɯ（i）韵母跟永春的文读层-u韵母的音类分合不一样，所以不能算作对应层次。按照上述文白异读的交叉，可以把闽南话鱼韵的“贮”字韵母分析为三个对应层次，详见表21。

表21 闽南话鱼韵韵母读音层次

泉州、厦门的“贮”缺第三层的读音，而永春话的“贮”缺第一层的读音。永春的-ɯ虽然是白读层，但是它却对应泉州和厦门“贮”的文读层-ɯ（i）。所以我们不能凭借文白异读的对应来确定方言间相对应的层次。

表22是江淮官话四个点泰州、泰兴（属江淮官话泰如片）、扬州、南京（属江淮官话洪巢片）“穗、随”的读音比较。

表22 江淮官话“穗随”的读音

表22中“/”左是白读，“/”右是文读。“/”左如有两种白读，分别在音标右下角标注“白1”“白2”，“/”右如有两种文读，也分别在音标右下角标注“文1”“文2”。“白1”“白2”以及“文1”“文2”表示不同层次，其中“白1”比“白2”更老一些，“文1”也比“文2”更老一些。（顾黔 2015）根据这些线索先分析泰州、泰兴“穗、随”二字的文白异读以及对应的文读层白读层。

“穗、随”二字是止摄合口三等邪母字，声调一个是去声一个是平声。泰州、泰兴在早期都发生了阳去归阴平的音变，所以在两个方言里白读都是阴平调。邪母在泰如片早期层次是读送气塞擦音的，所以在这两个方言里，它们最早的一层白读都是送气塞擦音。不过读音ɕy1在泰州是“文1”，在泰兴相同的音是“白2”。因为泰兴有更新的一种读音“suəi5”进入，而泰州则没有，这样与泰兴“穗”的文白异读所反映的层次就不对应了。“穗”文白异读在泰州对应的文读层和白读层是声母“tɕh/ɕ”的对立，在泰兴则是韵母 “y/uəi”和声调“阴平/阴去”的对立。用同样的方法分析“随”。“随”文白异读在泰州是声母“ʦ/s”的对立，在泰兴则是韵母“y/uəi”的对立。比较泰州和泰兴两地，就可以发现，泰州“随”因为没有读“y”韵母层，所以将对应于泰兴的一种老文读“ʦuhuəi2”作为了它的白读，与“suəi2”形成文白异读差异。这样文读层和白读层的对立就变为声母“ʦh/s”的对立了。可见，即使是邻近方言，具体字的文白异读根据不同的情形也会不同，但是作为具有系统性的音类层次，两地声母和韵母的读音层次是非常一致的。如表23所示。

表23 泰州、泰兴“穗、随”声母韵母层次分析

以表23所分析的读音层次再来看扬州、南京（都属江淮官话洪巢片）。扬州还有邪母读塞擦音的白读，至于止摄合口三等的韵母这两个字已经看不出有“y”的白读层了。南京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都没有泰州、泰兴对应的白读层，只有与之对应的文读层。比较江淮官话泰如片与洪巢片这两个字的层次就可以发现泰如片有更多的读音层次，而洪巢片演变则比较“先进”，几乎与权威官话一致。

文白异读是本地人的语感，是本地人根据本方言的语言感觉的判断，不同的方言会有不同的感觉，表面看，似乎有些乱，不同方言土人感识别文白异读的标志似乎不同，所以即使是邻近方言的文白异读也可能不是对应的。土人感的文白异读是孤立的字音，语音层次分析要根据层次的系统性、规律性特点把它们转换为对应的音类对立，然后建立起系统的文读层、白读层语音层次，才能搭建不同方言的层次对应。

（三） 严整对应规律法

“严整对应规律法”的称呼来自秋谷裕幸（2002）的说法。他的意思是：相同的字在一组方言里有严整的语音对应，就把它们连起来进行比较，然后给这种对应拟定一个原始音值。如罗杰瑞（Norman 1981）认为下列字的韵母在各地闽语里存在着对应，它们的原始形式应该是*ie。详见表24。

表24 原始闽语*ie在各地闽语中的对应

他认为在福安、福州以外的方言里，*ie在舌根音后失去介音-i-，然后跟另一个原始形式*e合并。

我们现在来检查这些字的上述读音是否存在语音对应。尽管罗氏在他的古闽语研究中刻意回避《切韵》框架，但是我们知道上述四个字之所以可以放在一起比较就是因为它们在《切韵》里同属于齐韵。福安、福州、永安三地上述四个齐韵字韵母相同，分别是i、ie和e，其他五地的韵母读音并不一致。厦门有ue/i差异，揭阳有oi/i差异，建瓯有ai/i差异，建阳有ai/ie差异，将乐有e/ie差异。我们发现在这些有差异的方言里，差异的分布并不像罗氏所说的呈互补分布。在厦门话里齐韵字今读ue韵也可以出现在t、th声母后。如（厦门话读音据Douglas1873；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周长辑，欧阳忆耘 1998总结，下同）：

底tue3；
递tue6；
题tue2；
蹄tue2；
体thue3；
替thue5

且ue/i可以构成一字多音的对立：

底tue3/ti3；
替thue5/thi5

揭阳话齐韵今韵母读oi/i的可以构成同一个字的文白异读对立，其中读oi的是白读，读i的是文读。（林伦伦，陈小枫 1996）31

底toi3/ti3；
替thoi5/thi5；
犁loi2/li2

建瓯话齐韵今韵母读ai/i差异也可以构成同一个字的文白异读对立。其中读ai的是白读，读i的是文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底tai3/ti3；
泥nai5/ni3；
犁lai5/li5；
挤tsai8/tsi3；
齐tsai3/tsi3；
西sai1/si1；
契khai5/khi5；

显然在厦门话、揭阳话、建瓯话里，齐韵中的ue/i、oi/i和ai/i差异并不适合用条件音变来解释，它们不是音变的关系，而应该是读音层次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罗杰瑞（Norman 1981）所构拟的原始闽语*e，详见表25。

表25 原始闽语*e在各地闽语里的对应

“细、犁”跟表24中的“鸡” 同属蟹摄四等开口齐韵字，它们的韵母读音在厦门、揭阳、建瓯、建阳是分别一致的。例如在厦门话里同属蟹摄四等开口齐韵的这三个字“细、犁、鸡”韵母有相同的文白异读表现。详见表26。

表26 厦门话“细、犁、鸡”文白异读

现在为了要照顾到跟其他方言的“对应”，把厦门话这三个具有同样特点韵母分属两个来源*ie和*e实在是得不偿失。“严整对应规律法”有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刻意回避《切韵》音类对应，使得原本规律性的对应支离破碎。如上述把厦门话“细、犁、鸡”的韵母对应一分为二。第二，在没有明了各方言读音层次的情况下去做长距离的语音对应极有可能产生层次错乱的语音对应。如建阳、建瓯“鸡”的韵母读音-ai跟福安“鸡”的韵母读音-i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的，前者是跟同摄三等祭韵不同韵，后者则是祭齐同韵。第三，构拟出来的原始音类仍然是一个层次杂处的形式。如上述*ie对应的厦门话的两个韵母读音ue和i应该是两个层次，否则就不会有“底”tue3/ti3、“替”thue5/thi5等一字两读的情况。

（四） 层次对应法

我们认为汉语方言里，特别是语音层次复杂的东南沿海方言里，语音比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 相同的语素（字）；
（2） 相同的古音来源；
（3） 相同的语音层次。相同的语素保证了所研究项目的可比性；
相同的古音来源可以排除由非本字所造成的训读等其他特殊异读的对应；
相同层次则保证各类变异是音变关系而非层次关系。具体可采取下列步骤。

第一，必须先在单个方言点梳理出所研究项目的语音层次。单个方言点的选择必须具备：（1） 选择的点必须具有同片方言的代表性；
（2） 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语音材料、词汇材料，以及从中整理出来的各种异读的材料，做过一定的本字考释工作。

第二，研究语音层次的突破口是异读，不过孤立的字音异读并不等于语音层次。从孤立的字音异读到语音层次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先决的条件：（1） 必须从字音（音节）异读中寻找出造成这种异读的某个音类，音类的单位是一个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2） 找出异读的音类仍然还是一个“点”，要以这个“点”为线索进而找出这个方言里同一音类相同性质的变异，从而将这种音类变异分析为不同的层次（面）。语音层次的变异是反映该方言音类系统的变异，要系统化才能跟语音层次连上关系。从一个字的异读引出整个类的异读，从而构成成系统的读音层次对立。

第三，确定语音层次的时间先后和每个层次的音韵特点。比如鱼韵的韵母读音里我们可以按照跟虞韵的同韵与否分立鱼虞有别层和鱼虞相混层，按照中原权威官话的语音发展史确定鱼虞有别层要早于鱼虞相混层。

第四，依据语音层次的音韵特点和时间先后，必须由近及远寻找方言间的语音层次的对应。

下面我们演示如何构拟一个字的早期形式。表27是“罪”在江淮官话南通、如皋、泰州、泰兴的读音［据顾黔（2015）《泰兴方言研究》第四章“同音字汇”，下同。］，扬州、南京，北京作为参照点方言也列入其中。

表27 “罪”在江淮官话里的读音

表27所列的南通、如皋、泰州、泰兴都是江淮官话泰如片，扬州、南京属江淮官话洪巢片。从声母来看，扬州、南京、北京三地浊声母清化以后遵循“平送仄不送”规则，所以“罪”声母读不送气清音。泰如片南通、如皋、泰州、泰兴浊声母清化以后不管平仄一律送气。不过，泰州、泰兴还有不送气的另读，说明晚近的北方官话的“平送仄不送”音变已经渗透到这两个方言点。如皋、南通并不是说不受“平送仄不送”的影响，从表27的例字读音已经看出这种渗透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波及“罪”字的读音，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层次影响是逐字替代，而不是像规则音变那样，符合条件的要变就统统变。我们可以总结“罪”的声母在这些方言里的对应和音变：

“罪”的韵母对应破费思忖，如皋、泰州、泰兴各两类：y和uəi（uei）。其中后者uəi（uei）是文读，对应于扬州、南京、北京的uəi（uei），前者读y只存在于泰如片，不过泰如片中的南通只有ye一读，它对应于如皋、泰州、泰兴的白读y还是文读的uəi（uei）？确定对应层次必须根据所处方言的音韵分合特点。我们先来看南通话里ye韵的分合，详见表28。

表28 南通、如皋、泰州、泰兴“罪醉岁”读音

南通“罪”只有一读，韵母是ye，如皋、泰州、泰兴等地“罪”都有异读，y和uəi（uei），前者是白读，后者是文读。平行的例子“醉岁”也有相同的文白对立。恰好，“醉岁”在南通是有文白异读的，韵母y是白读，ye是文读，这样就可以推断南通的“罪”韵母读ye是文读层韵母，那它跟如皋、泰州、泰兴的uəi（uei）是同一个层次的读音。如果说南通话ye是“罪”的文读韵母的话，它丢失了白读的y，而这个y韵在同类的邻近方言里还能找到。“罪”的声调根据层次分析也能梳理清晰。南通去声分阴阳，“罪”古浊声母上声字，与古浊声母去声字声调合并，所以读阳去。如皋“罪”读阴平，泰州、泰兴“罪”有读阴平的，也有读去声的。扬州、南京、北京都是去声。如皋、泰州、泰兴古浊声母上声、去声白读变读为阴平，文读则为去声，所以读阴平的符合白读规律，读去声的则是文读，对应于扬州、南京、北京的去声。

把江淮官话“罪”字做声韵调层次剖析，可以得到表29。

表29声母栏里舌面前tɕ（tɕʰ）和舌尖音ts（tsʰ）呈互补分布，前者拼细音，后者拼洪音。表中声母、韵母、声调各有两个层次，相同层次可做历史比较，利用比较法追述它们的早期形式；
不同的层次则是替代关系，不是音变关系，所以无法在不同层次里用比较法构拟早期形式。如南通话“罪”韵母中少了y读音层，这是被文读层替换掉了。不过声调不读阴平仍读去声可能是去声变阴平的音变没有发生在南通，只发生在如皋、泰州、泰兴等地。

语言或方言分类（分区）一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一种是反映语言类型的分类或分区（以下简称“类型分类”）。一组语言或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同时又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就组成了相同的语言类型，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一个语言或方言区。比如江浙沪一带塞音、塞擦音三分的方言我们就叫它们吴方言。分类或分区的特征注重区别性，即所选的语言特征对内有同一性，对外有排他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地理上跟邻近的语言或方言分割清楚。至于这些特征是创新（innovation）还是留存（retention），类型分类并不考虑。另一种是反映语言演变分类或分区（以下简称“演变分类”）。也即语言或方言的分类、分区能反映语言演变的脉络。比如在印欧语里，根据是否经历格里姆定律分化出原始日耳曼语族与其他印欧语族语；
在原始日耳曼语族里看是否经历过i-umlaut音变再分化出原始西日耳曼语支与原始东日耳曼语支（哥德语）；
在原始西日耳曼语支里再按是否经历过高地德语辅音演变再一次分化出古高地德语与古英语等。

演变分类的好处就在于能看清语言的逐层演变的轨迹以及各语言间的亲疏关系，所以选择分类或分区的特征强调要用创新特征，而不是留存特征。两种分类或分区的优劣十分明显，类型分类只提供此语言（方言）与彼语言（方言）不同的语言特征信息，目的只是为了分类；
而演变分类提供的信息更多，它不仅能为语言（方言）分类或分区提供此语言（方言）与彼语言（方言）不同的语言特征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原始语言分化为不同语族、语支、语言、方言的层级过程和语言间亲疏关系等信息，这些都是类型分类无法做到的，显然演变分类要优于类型分类。

演变分类是历史语言学的志趣，早在150年前德国语言学家Schleicher就提出印欧语的谱系分类图和分类的理论基础。在印欧语研究中，语系确定以后用来反映语言演变的分类或分区叫作语言的下位分类（subgrouping），语言的下位分类是历史比较法的一部分内容，它的理论背景是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理论。谱系树分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有发生学关系的亲属语言从一个同质的原始母语分化而来，分化以后的后代语言相互间没有较大规模的语言接触。虽然现实的语言中不可能不存在语言接触，但是印欧语演变和分化的基本框架可以通过谱系树模式得到解释。语言的谱系分类在印欧语里相当成功，下位分类也非常清晰。

在我国，尤其是汉语方言的分类或分区大多是类型分类，类型分类无法体现方言的逐层演变关系和亲疏关系，比如塞音、塞擦音三分的特征大致可以把吴方言跟与它接壤的江淮官话、徽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区分开，但是这种分类或分区更多地着眼于类型学分类，因为塞音、塞擦音三分是留存特征，并不是创新特征，我们无法凭这条留存特征说清方言间的亲疏关系，也即无法断言吴方言从原始汉语分离出去是早于还是晚于江淮官话、徽方言、赣方言、闽方言等。类型分类至多只能将此方言与彼方言分类，无法提供更多的语言（方言）发展史方面的信息。次浊上声调归阴平倒是一种创新特征，有学者认为次浊上声调的不同归并可以是区分赣方言与客家方言的标准。（Hashimoto 1973）这一标准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第一，客家方言次浊上声归不归阴平是有口语与书面的层次区别的，大多数客家话的古次浊上口语字声调归阴上，书面语字则跟随全浊上声走，归阴平。（辛世彪 2004）44第二，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在次浊上声归不归阴平这一点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数量上的多寡而已。（王福堂 1998）显然，这条创新特征也无法将客家话与赣语干净利落地切分开来。本文分析古从邪崇船禅诸声母在今江淮官话、吴语、闽语的读音层次，提出另一种汉语方言分类法，即层次分区法。希望层次分析法能克服类型分类和上述创新特征分类的困境，也即，运用层次分析法尝试在江淮官话、吴语、闽语等方言里做方言的演变分类，从中看清这些方言的亲疏关系和逐层演变的脉络。

进行语言演变分类必须充分考虑语言形成、分化的历史背景。汉语各方言从原始汉语分化以后，语言接触十分频繁，而且这种接触是长时间的、深层次的，所以汉语方言形成和演变无法套用语言谱系树分化的模式，也就无法用一条或几条创新音变来给方言分类。笔者（陈忠敏 2008，2013d67-92）曾经提出汉语方言形成和演变的模式大致上是“一中心多层次”模式。这里的中心是指强势权威语言，也即渗透源。虽然总的渗透源是历代中原地区的官话，但是随着政权的更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语言渗透源也会随之移动。汉语方言形成和演变的总趋势是以历代的权威官话为中心（渗透源），不断同化周边方言（语言），在周边方言里形成来自历代官话的层次叠架现象。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把方言中的层次梳理清楚，再从层次叠架的多寡、性质来看方言演变的脉络及方言间的亲疏程度，进而为方言做演变的层次分类。笔者（陈忠敏 2018a）曾用古从邪崇船禅诸声母的读音层次来给江淮官话、吴语、闽语等方言做演变分类。

吴语有四个层次，最新的一层（第四层）与北京官话同，邪船禅母北京话读擦音的也读擦音，在北部吴语的一些点尤为如此。第三层是次新层，从邪崇船禅母都读塞擦音，这是以杭州话为中心向整个江南地区方言扩散的层次，在吴语里是文读层。第三层是从邪崇船禅母都读擦音，这是吴语从邪崇船禅母主体层的读音，除杭州话外都是这样。第四层是最早的层次，也是吴语早期的残留读音层，船禅母读塞擦音，这一读音层只发生在南部吴语的处衢片和婺州片。详见表30。

表30 吴语从邪崇船禅读音层次

同是擦音，第四层与第二层的性质完全不同，如吴语海门话邪母、船母、禅母旧读是读塞擦音的，但是新读都是擦音，新读来自晚近的北京官话。

邪母、崇母、船母、禅母另有一些字有擦音/塞擦音异读，这些异读又构成文白异读对立，读擦音是白读层读音，读塞擦音是文读层读音。如：随szei2/dzei2、袖ɕʑiəu6/dʑiəu6、馋szæ2/dzæ2、唇szən2/dzən2、城szən2/dzən2。其中白读擦音层是吴语主体音读层。根据这种文白读和新旧读的叠加关系，我们分出第四层擦音层，第三层塞擦音层，第二层擦音层，第四层和第二层都是擦音层，但是它们的性质不同。

南部吴语的婺州片、处州、衢州片等方言船、禅母有另外一种白读，读塞擦音。如庆元：舌tɕieʔ8、绳tɕieŋ2、上（动词）tɕiɑ4；
常山：尚（和尚）dʑiã0、薯（番薯）dʑie0、广丰：舐dʑie4。（曹志耘等 2000）29禅船母本来字不多，表31选择这些方言常读塞擦音的“是、树、上（动词）、舌、石、熟”六字作为比较。衢州片选开化（据笔者调查）、江山（据陶寰调查）；
处州片选丽水（据陶寰调查）、庆元（据曹志耘等2000）；
婺州片选汤溪（据曹志耘等2016）、武义（据曹志耘等2016）。

表31 处衢片“是、树、上（动词）、舌、石、熟”声母读音

南部吴语船、禅母有些字读塞擦音有三个特点：第一，读塞擦音的字是相当常用的口语词（语素），而且就是这么几个固定的词，如“是、树、上（动词）、舌、石、熟、绳、舐、尚（和尚）”，我们可以称之为“层次特字”。第二，这批读塞擦音的“层次特字”与闽语中的读音层次是相同的。第三，如果有文白异读，它们对应的文读就是别处吴语的擦音（主体层读音）。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把吴语从邪崇船禅诸声母的读音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最早，读塞擦音，只在南部吴语处衢片和婺州片里有残存的读音。第二层是吴语次早层，也是吴语的主体层读音，读擦音。除杭州话以外的吴语都有。第三层是第二层的文读音，读塞擦音。在杭州话里是主体层读音，别处吴语则是第二层的文读。第四层是晚近的新读音层，读擦音。在北部吴语的某些方言点里有此种读音层。

江淮方言分为两类，一类是江淮官话泰如片，另一类是江淮官话其他片。它们与吴语四个层次的对应如表32所示。

表32 江淮官话泰如片、其他片邪崇船禅母读音层次

整个江淮官话没有第一层，对应于吴语的第二层（主体层）只有在江淮官话泰如片里还有残留，不见于江淮官话其他片。对应于吴语第三层的是江淮官话泰如片主体读音，而其他片的主体读音则对应于吴语的第四层。第四层读音也是泰如片的文读层。

根据从邪崇船禅母的读音层次把江淮官话泰如片、江淮官话其他片、吴语处衢/婺州片、吴语其他片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读音层次的差异。详见表33。从层次的时间先后看，第一层早于第二层，第二层早于第三层，第三层早于第四层。吴语处衢、婺州片有第一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缺最新的第四层。吴语其他片则有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是整个吴语第二层都是主体层次读音，也即从邪崇船禅母都以读擦音为主，这是吴语的一个共同点。江淮官话可分通泰片和其他片，通泰片有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不过第二层只是残留读音，主体层落在第三层，也即从邪崇船禅母以读塞擦音为主，读擦音则是对应的文读。江淮官话其他片的层次最少，只有两个层次，其中第三层是残留层，第四层，也即最晚近的那一读音则是主体层读音，主体层的读音与今普通话读音一致。从层次累积的特点来看，吴语处衢、婺州片是一类，吴语其他片又是一类，江淮方言可分通泰片与其他片，因为它们的层次累积的特点不同。衡量层次累积的特点一要看层次数，二要看层次的深度，三还要看主体层次所处的位置。吴语处衢、婺州片与吴语其他片层次数都是三层，主体层也都坐落在第二层，但是，处衢、婺州片是第一、二，三层，其他吴语片是二、三、四层，所以其他片吴语的层次底蕴没有吴语处衢、婺州片深。吴语处衢、婺州片、吴语其他片、江淮官话通泰片、江淮官话其他片依次毗邻，但是从主体层所处的位置及最低层次的有无可以看出它们层次累积的特点和层次累积程度的深浅。越往南，层次累积越深，保留早期层次越多，越往北层次累积则越浅，早期层次则荡然无存。

表33 吴语、江淮官话从邪崇船禅母读音层次及层次分类

方言演变的层次分类是基于汉语方言“一中心多层次”演变史观而提出的方言分类法，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层次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也即先按照历史层次分析法分析各种异读，离析出音韵层次；
根据文白异读和各种文献线索确定各层次的时间先后；
寻找同类方言对应层次，并根据历史比较法拟测早期形式；
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方言的层次累积特点，最终做出方言的层次分类。方言演变的层次分类图虽然不能像印欧语谱系下位分类那么好看、那么截然；
不同的语言特征不是有无的分别，而是多少（主体层/非主体层）的不同，以及所处层次不同的区别。但是这种分类更符合汉语历史演变的事实，提供的信息也比传统的类型学分类更多。

印欧语各语言从原始语分化以后，各语言间、子语言与原始祖语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如原始印欧语与现在各子语言、作为日耳曼语族的英语与德语，随着分化的年代越久远，它们之间的相似度则越降低。中国境内的语言，包括汉语，2000多年来始终受到中原权威官话的强力影响。除了语言（方言）各自分化的一面，还有不断趋同的一面。各语言（方言）与历代中原权威官话分化与趋同的具体表现就是语言（方言）的层次性特点，也即最初分化后的汉语各子方言随着分化年代的久远，有各自独立发展的一面，各方言间的距离因之拉大。与此同时，以后从中原权威官话来的层次一次又一次覆盖各子方言，传来的是更接近各时期中原权威官话的面相。随着中原权威官话影响力的增强，由权威官话而来的新层次逐渐取代以前的老层次，于是方言中老层次的成分越来越少，最终被淘汰。如此一轮一轮层次替换和更迭，造成了汉语方言还有与中原权威官话逐渐趋同的一面。根据汉语方言“一中心多层次”演变的特点，我们提出汉语方言层次分类的概念和方法，层次分类不同于类型分类，它能反映汉语方言演变的面貌，也更符合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人文背景。

历史层次分析法并不是要取代历史比较法，而是根据东亚及东南亚语言一中心多层次演变的特点总结出来的一种补充历史比较法的方法。历史比较法和历史层次分析法都是研究语言历史的方法，都是用晚期语言材料来探寻早期的语言面貌。不过它们也有差异。第一，它们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历史比较法通常有两个具体目标：确定语言的发生学关系；
比较亲属语言晚期的语言面貌来重建它们的原始形式，构拟出来的原始形式能合理解释各子语言的演变。由于它只关注发生学关系，所以在运用比较法之前得先剔除所有的语言接触成分，以保证所比较的项目都出自同源。由语言接触所造成的语言层次现象并不是比较法所要关注的对象。层次分析法刚好相反，运用层次分析法并不是为了确定语言发生学关系，也不是为了重建亲属语言的原始形式，它的具体目标是离析由于语言接触所造成的语言层次、排列层次的时间先后及建立不同方言间的层次对应。第二，它们处理的语言材料也是有差异的，由于比较法的目标是确定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和重建原始语言，所以用比较法比较的语言项目必须来自于亲属语言或所比较语言自身。层次分析法处理的层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语言接触既包括亲属语（含方言）之间的接触，也包括非亲属语之间的接触。所以层次的来源也可能来自于非亲属语。例如研究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层的语音层次需要比较越南语和汉语，而这两种语言并非亲属语言。

可见，历史比较法和历史层次分析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通过层次分析可以剔除语言借用成分，从而确保所比较的项目都来自语言自身，然后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出单一的原始形式；
就语音层次分析而言，无论是语音层次的鉴定、层次的时间先后及方言间层次的对应都需要借助历史比较法。如离析语音层次惯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看同一方言中是否有系统的一字两读或多读现象，反映到方言比较则是方言之间的一组同源字是否存在成系统的多套对应。而寻找方言（语言）间同源字（语素）音类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历史比较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确定语音层次先后的研究中，历史音变的轨迹也是非常重要的参照系。

在语言接触不是很显著的语言里，比如印欧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剔除语言借用，用比较法来构拟原始形式，来解释各子语言的演变。在语言接触十分频繁和有深度的语言里，比如多中心混合型语言发展模式里运用比较法研究语言的历史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第一，无法建立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Grace（1996）几十年New Caledonia语言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在多中心混合型语言里无法在语言间找到严格意义的语音对应关系并建立音变规则。第二，同源词语音对应跟构词形态的一致性会被打乱。Maisin语是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个语言，根据基本词汇中语音的对应关系，它跟Melanesian语有一些对应，但是它的构词形态和语言类型却不同于Melanesian语族中的任何语言，而跟邻近的Papuan语接近。所以在确定Maisin语言的谱系关系时就会遇到左右为难的窘境。（Ross 1996）第三，无法根据共享特征做下位分类。按照历史比较法，语言的发生学关系确定以后，谱系的下位分类必须以共享创新特征来做分类。在多中心混合型语言里，由于跟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发生接触，各语言的类型和音变都有趋同的倾向。例如属Melanesian语族的Maisin语言跟属Bel语系North New Guinea语族的Takia语言由于都在Papuan语言的包围中，它们的语言类型、音变及构词形态都有平行和相同的发展，如果根据共享创新特征来分类，它们很可能被归为一组。（Ross 1996）

汉语各方言间语言接触也是十分频繁且具有深度的，但是它们跟多中心混合型语言不同，即只有一个中心。各地虽然有地区权威话，如粤语各乡村方言受省城广府（广州）话影响，闽南地区方言受府城泉州话和以后的厦门话影响，浙江吴语受省城杭州话影响。但是这些地区权威话历史上也长期受中原权威官话的影响，所以总影响源仍然是中原权威官话。汉语方言的演变是以中原权威官话为中心，多层次向周围语言（方言）渗透的演变模式，所以应该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层次分析法结合起来研究汉语方言史。我们相信，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结合历史比较法来分析汉语以及东南亚语言将能更好地揭示这一地区的语言演变历史，这种方法的创立更是对历史语言学的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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