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毅

近代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记述

郑 毅

（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安徽黄山 245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政府、社会各阶层精英共同努力下，一场以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加强宣传力度为手段，增加中国茶叶出口量为目的的茶业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与此同时，安徽茶业教育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1918年，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在屯溪开办。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的成立对培养茶业专业人才，挽救日渐式微在华茶外销市场，助力华茶复兴具有一定推动作用。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以所长俞爕的业茶生平为主线，对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的创办时间、地点、名称进行考证，以期回顾书声琅琅的茶务讲习所当年的求学情形，怀念桑梓情怀的茶学教育先行者的倾力奉献，铭记一代筚路蓝缕的茶人共同谱写的那段风云激荡的茶史。

安徽；
屯溪；
茶务讲习所；
职业教育

19世纪中期，针对中国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客观情况，洋务派、维新派及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为振兴中国茶业，提出了种种补救措施，其中就有建立学校，培养茶叶人才的内容；
这种呼声可视为茶学教育诞生的前奏。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清政府认识到培植人才、振兴商务的重要性，便允许各省为振兴茶务而举办茶学教育。光绪帝批准了刑部主事萧文昭奏请的办学意见，并就茶务学堂事宜作了批示：“谕于以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1]P791。然而由于形势的骤然变化，加之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政府实施茶务教育的愿望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在推行以“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为重要内容的“新政”时，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推广学堂办法。同年8月15 日，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等，以致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各地办学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重订学堂章程》的奏折中，再一次提出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之事。然而，早在1899年，湖北创办农务学堂时，就已经开设了“茶务、蚕茶”等课程。这无疑可以视作是我国茶业设课授学的最早记载。宣统元年（1909年）1月23日，清廷农工商部再次上奏皇帝：“奏为华茶销场日减，请就产茶省分设立茶务讲习所，以资整顿，而挽利源，恭折仰祈圣事。”农工商部在奏折中建议“于赣、皖、闽、粤、湘、鄂、川、浙等产茶各省，筹设茶务讲习所”，主要是“俾种茶、施肥、采摘、烘焙、装潢诸法，熟闻习见，精益求精，备使山户，尘商胥获其利，人力，机器各洽其宜。”而在各省劝业道设立后，农工商部又多次下令让劝业道设立茶务讲习所，招茶商入所讲习，还规定毕业后按其成绩给予一二等艺士之凭照。“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产茶省分各督抚臣，一律迅饬兴办，并将人手办法，厘订章程，送部备校，仍由臣部随时考察。俟办有成效，再由臣部照章给奖，以示鼓励”云云。值得提及的是：农工商部分析了华茶面对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建议，因此也得出了“诚能拼力经营，自可即使而补救”的结论。可以说，这充分肯定了举办茶务教育对于茶业振兴的巨大作用。宣统三年（1911年） 农历元月十一日，两江总督张人骏上奏清朝廷，请求设立茶务讲习所，他认为“茶叶为土货出口大宗，皖赣等省向运宁沪出洋销售，宁垣为南洋适中之地，拟设茶务讲习所，专收茶商子弟及与茶务有关系地方之学生，延聘专门教员教授。”针对茶务讲习所的学科设置、招生名额、常年经费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委用等方面，张人骏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但是未竟其施。成功开办茶务讲习所已是民国政府成立以后的事了。当时，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茶务讲习所或传习所等茶业教学机构。进入民国，随着全国局势的平稳，各地开办的茶务讲习所或传习所等茶业教学机构日渐增多。安徽于民国七年（1918年），在休宁县屯溪镇开办了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

俞爕（1872—?），字枢臣、祛尘、去尘，号鄣海山人，安徽婺源县石佛人（婺源现属江西省）。方志记载“增贡生，上海法政毕业”[2]。俞燮出生于茶业世家，其父少时甚贫，以售茶致富；
有“厚德高年，乡邦重望”之誉。受家庭影响，俞爕学成之后，受聘于屯溪茶商吴俊德开办的“吴美利”茶行，兼职徽州乙种商科学校任教员。

民国三年（1914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大儒黄炎培考察徽州。俞爕有幸接待并陪同这位声名赫赫的职业教育家、实业家、政治家，两人以茶相交相识且相谈甚欢。黄炎培在4月28日的日记中，首次提到了俞爕，黄炎培说：“抵屯溪。访、晤俞君枢尘（爕）。长途仆仆，得此有如归之感。是日行七十里。”黄炎培在屯溪“吴美利”茶行，拜访了茶商吴俊德并会晤了俞枢尘。“吴美利”茶行开设在屯溪老街的繁华地段，主要负责收购毛茶并为自己十多家茶号的生产提供茶叶原，其次是为茶商、茶农提供行情咨询并招待食宿方便。茶行还设有“外帐房”、管帐先生、“行倌”、厨师等若干人员，所收服务费低廉。茶农吃饭不付现金，可等到毛茶脱手后一并结算。茶行还有代办货物寄存，陪伴茶客游玩等服务项目，由于服务周到，很受欢迎，以致成为当时屯溪茶行中的佼佼者。由于“吴美利”茶行善于经营，加之俞爕的人品好和能力强，每年自仲春到初秋，来自婺、休、歙等县深山的茶农络绎不绝，上等毛茶源源不断，吴俊德的茶叶生意日益兴旺，“吴美利”茶行以及俞爕的声名大振。所以，黄炎培在4月3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接受俞爕的招待以及行程的商定，“游溪南稽灵山回，俞君饷以婺源制食品，若蒸蹄、蒸鸡、蒸苋、蒸粉、蒸腐之属，皆精美而浓厚，其酒为封缸酒。味甘而性醇。私念饮食食物之厚薄与浇淳。殆亦其地风俗人心之一种表征乎?！乃与俞君商，明日往游黄山。”俞爕给首次见面的黄炎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达到了黄炎培愿尽力相帮的程度，这也是黄炎培日后向安徽省实业厅力荐俞爕任职、出访的缘由。

黄炎培在结束考察即将离开屯溪赴杭州时，书写赠送“吴美利”茶行对联：“率水由山，其民好礼；
春蚕秋稼，有女如荼”，并在上联后注“屯溪有山曰由山，水曰率水”，下联后注“民国三年夏，游屯溪，主于吴美利行，留此纪念。《六经》无茶字，荼即古茶字。”

黄炎培撰联及小注，表明他此行在屯溪均由“吴美利”茶行负责食宿及行程安排，而俞爕就是具体接待者和陪同者。俞燮对茶业的熟稔和对华茶改良的远见卓识，深得黄炎培的赞许，以致两人成为挚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机缘以及黄炎培的推荐，俞燮走上了振兴华茶的职业教育之路。

民国4年（1915年）2月，俞爕经黄炎培举荐奔赴上海，作为中国政府组织的游美实业团代表，于3月启程（往返共4个月）赴美国进行考察。当时，农商部制定了《游美实业团简章》八条，筹划在全国实业界中择实地经营成绩卓著者组成中国实业代表团，并命令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五处商会，在本地区推举一位熟悉实业情形且素有声望的人参加。按照这个条件，在徽州茶界素有声望的俞爕可谓是理想人选。其时，俞爕不仅有丰富的业茶经验，而且热心茶界公益。早在1909年，俞爕协助徽州婺源茶商成立了茶商工会，并请皖南茶税局立案。民国元年（1912年），俞燮又发起并改组屯溪茶业公所为徽州茶务总会，同时还制定了《徽州茶务章程》。据傅宏镇《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记载：“迨入民国后，屯镇吴永柏、俞燮等，以屯溪为徽茶总汇之区，而婺歙祁已有茶商分会之设，发启改组屯溪茶业公所为徽州茶务总会，以符名实。”[3]因此，俞燮以茶界唯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农商部组织的“中国游美实业报聘团”。中国游美实业团由南洋巨商张弼士任团长，同行者还有西美联合商会代表大来、农商部美籍顾问罗秉生等17人。实业团于1915年5月4日抵达旧金山，参加了巴拿马博览会并游历美国各地。这次访美打开了中国民族实业家的视野，在中国近代实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此，俞燮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燮虽亦家世业茶，惟近四五年来，随侍服务茶业中，殊惭谫陋，茶事经验，实不敢以自信。遽作实业报聘团员，代表茶商游美，自觉非分，然于茶之调查研究辄有志焉。”[4]

民国5年（1916年）5月，归国不久的俞燮，又接到安徽都督兼省长倪嗣冲之令，再赴日本考察茶务及各种实业教育。此次考察目的明确，即学习日本先进的茶务经验，为设立安徽茶务讲习所作必要的准备。这次赴日考察人员共4人：安徽省公署实业科科员徐思齐（渭贤）、省立农事试验场场长郑奂之（璵）、省立第一桑蚕讲习所所长陈仁辅（怀德）及俞燮。由于此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洪宪复辟”闹剧，“各省军书旁午之际，领款滞误，迟至十月始由上海启程。”同年10月16日，俞燮一行从上海吴淞口乘日本三菱公司博爱丸号轮船下洋出海，几经颠簸，于18日早晨抵日本长崎并转乘火车，于20日经静冈抵达东京。在日期间，俞燮一行马不停蹄，遍访安徽来日留学学生，参加安徽留日同乡欢迎会，拜访北京政府驻日机构负责人及日本相关知名人士，了解日本茶务及实业教育情形。在日本友人的引领下，俞燮先后参观考察了东京府立农事试验场、中野蚕事试验场、中央农事试验场、化学工艺博览会参观场、东京市日本蚕事株式会社、大坂中华总商会、静冈红茶研究所、茶业组合联合会议所等。俞燮访日归国后，随即以《安徽省委赴日考察茶务日记》行文上报复命，同时，将文中所附调查茶务情况以“考察日本茶叶种植制造报告书”为题，在《安徽实业杂志》刊上分期发表并且引起了茶界的高度关注。俞燮在《考察日本茶叶种植制造报告书》中，按时间顺序将所到之地访问了解的茶务情形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同时也对考察的主要目的作了交代，他说：“茶之事业兼农工商三者之事业也，如种植农也，制造工也，贩卖商也。燮此次奉省令赴日本考察者，为茶务讲习所之设置，图种植制造之改良。故考察目的，特注重于农与工之事，而于商则从略焉。”[5]自此，俞爕的业茶生涯有了一个新的转机。同时，他所结识的中外朋友，也为他日后筹办茶务讲习所以及业茶工作提供了便利。

在俞燮等考察日本茶务的相关情况上报后，虽然委派他们赴日考察的倪嗣冲已经离任，但时任省长的黄家杰同样对其很重视。在审势权衡后，黄家杰便决定在皖南的屯溪镇高枧乡开办“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并委任俞燮为首任所长。据《安徽历史大事记》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于1918年5月上旬开学，省长黄家杰委任俞燮担任茶务讲习所所长并颁发了聘任证书。当时，安徽省事业厅还采取茶区选送、学校考试择优录取这两种方式，择优选送人员进入茶务讲习所学习。事业厅还规定了茶务讲习所的两年学制，设有茶树栽培、制茶法、茶叶经营以及国文、数学和英语等课理论程，以及茶树栽培、茶叶制作的手工实践课程。茶务讲习所第一期招收了40名学员。根据安徽省事业厅拟定，学员毕业后进入祁门平里茶业改良场，从事茶叶制造和审评试验等工作。茶务讲习所在筹备期间，就吸引了新闻界的关注；
上海《申报》、安徽《实业杂志》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积极报道；
安徽《本省纪闻》中亦有“皖省行销外洋物产，实以红绿茶为大宗。省公署急图改良，前经遴委徐渭贤、俞燮会同前往日本著名茶叶地方，调查种植制造诸法，以为改良茶务之计。现经俞燮于茶叶报告之外，并条陈改良茶务意见，附拟开办茶务讲习所预算，呈奉省长核准可行，即委俞燮为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所长，地点设在屯溪，并令休宁县协助进行”云云。

茶务讲习所开学前夕，俞爕自己提笔编撰了“讲栽培技巧，习制作精良”的对联，贴在了讲习所的大门上。过往的人都说对联写的明白、能看的懂，可谓是言简意赅、主题明确。另外，在讲习所的厅堂里，也有俞爕编写的一幅对联：“活火长烹容品茗，清风不断好谈诗。”俞爕还请好友严挺兰撰写了一幅楹联：“龙团雀舌，玉川文字；
旗风枪雨，陆羽品题。”茶务讲习所开学时，俞燮以讲习所所长身份向全体教员、学员致《开学训词》。他说：“茶务讲习所，是一种实业教育也。中国向来教育自教育，实业自实业，一似风马牛之不相及，无所谓实业教育，此中国之实业所由至今不振也……中国出产熟货，于国际贸易上，茶固为一大宗，尤为吾皖多数县分多数人民之利赖，是吾皖一种最优之实业也。无如此业者，相沿旧习，寻至今日，利权丧失，几乎有江河日下，一蹶不可复振之势者。盖于此种实业，未受教育，致不能从学理上研究改良，而谋推广之耳。兹幸前兼省长五现黄省长，热心实业，深望茶务之振兴，为国计民生增福利，委创兹所，诚千载一时之盛举也。诸君能仰体省长盛意，来所就学，是知趋重实业，知趋重实业之教育；
而有志于茶务之振兴者，深足为诸君嘉尚。”俞燮还说：“今日开学伊始，鄙人窃有所勉望于诸君者，愿稍备具词焉。一在有恒心，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孔子善之，无恒则巫医且不可作，遑论其它之事业。孔子又云，‘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可见吾人无论作何事，贵乎有恒心。诸君来学茶务，则对于茶务上之学理事实，则需要有恒心研究之；
勿浅尝而辄止，勿始勤而终怠，勿见异而思迁，恒常久也，久于其道，自然化成焉。此所以勉望诸君要有恒心也。一须有恒心。中国茶务之不改良振作，未始非业此者之不能有虑心所致。何以言之？吾国茶业，发明最先，种植制造，他国皆属后进，遂以为惟我独尊，更无有出其右者。咸存一自满之意，不求变通尽利，致让后进产茶国，朝夕讲求，时日研究，反令我先进产茶国之茶业，退却而衰减，岂非无虚心之过欤？所以勉望诸君须有虚心也。一尤宜肯负责任。我国茶业之不能发达，推广不推广，大众之事，非一人之事，彼推此御，年复一年，相沿旧节，恬不相怪，致演成今日茶业似不可收拾之惨剧。诸君今即有志于是，一意求学，贵乎各有肯负责任之心。孟子有言，‘夫天未欲乎治天下也，如欲乎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肯负责任也，诸君对于茶务，宜亦曰‘夫天未欲振兴茶务也，如欲振兴茶务，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学孟子之肯负责任则善矣，茶务中多一份肯负责任之人，则茶务中多充一份膨胀之力，力量充足，茶务焉有不能振兴者。此所以勉望诸君各宜肯负责任也。鄙人今勉望诸君之词，概括于此，别无妄训，愿诸君谛审而坚守之，茶务前途幸甚”[6]。

茶叶讲习所成立后，俞爕不仅聘请了佘小宋等人担任教员，还延请了制茶师傅吴庭槐等人负责讲习所的技术指导。民国八年（1919年），为了满足学员练习以及操作的需要，茶务讲习所在屯溪高枧村租赁了百余亩茶园，以便于讲习所学员实习育苗、栽培以及管理技术。当时，茶务讲习所已经购置部分炒茶机、滚茶机、扇茶机等设备，并指导讲习所学员使用机器制茶。讲习所的这些制茶机器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先进的，俞燮更是让其在日本留学的儿子购置了一台最新式的制茶机，该机运至屯溪后竟成为了徽州茶区最早的一台新式制茶机[7]P29。

俞燮倡导“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他不仅亲自编纂各种专业讲义，还号召其他老师也参与茶学专业教材的编辑；
他还鼓励学员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进行实习，并将茶叶试验生产同销售联系起来。因此，学员经制茶师指导试制的茶叶被俞爕推向了市场，弥补了讲习所经费的不足。时至今日，依然存世的多个茶务讲习所茶叶商标即是例证。在印有“中国名茶”“商标”“制造者”以及“中国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和“中国屯溪”的中、英文字样的红色商标上，还盖有长条形“红茶”和“雨前”绿茶的印戳。据民国七年（1918年）《安徽实业杂志》题为“茶务讲习所新发制茶之品评”的简讯报道：“皖南出口物产，向以徽茶为大宗。故六年度预算，特于屯溪设茶务讲习所，教以新法，为改良推广之。计委俞燮君先往日本，台湾调查，然后设讲习所，益于皖省实业前途所关其巨也。原定预算，本有学生实习制茶，分赠各机关商会等处，以为陈列考验之资。兹俞君来省，分赠新发所制之茶，煮雨尝之，色香味俱佳，加以精进，将来皖省茶业，必能放一异彩云[8]P328”。另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建设》刊载的一份调查报告称，茶务讲习所开办“翌年（即1919年），俞氏接美茶商信函，乃倡改用罐装法，每罐一磅（注：1磅=453.6克）并以破除茶号用靛加色之弊，分发美国各界，一时推为盛举。”显然，上述商标就是讲习所罐装外销茶叶所使用的，而这些印刷精美的商标，不仅证明了茶务讲习所“知行合一”的茶学成果，同时也表明茶务讲习所生产的红、绿茶既有一定的数量，也有比较好的品质。否则，茶叶无法“分发美国各界”，而且“一时推为盛举”。与此同时，俞爕和他的茶务讲习所在当时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茶叶生产行业，弥漫着一股“着色”“掺料”甚至是造假的歪风。许多茶厂、茶商为了使茶色均匀有光泽，普遍使用兰靛、滑石粉和蜡脂等色料来进行调配。而使用这些色料来调配茶叶，不仅压抑了茶叶的天然色香味，对人体健康来说也是有害的。但是有一些商家是利令智昏，依然我行我素。所以，减少或不使用色料是许多有良知的茶商们的积极举措，而俞爕则是最终革除使用附加色料这一陋习的倡导者之一，他呼吁并抵制乃至带头禁止茶叶“着色”等不良行为，以致茶界称他“力戒茶号用靛加色的弊端”。可以说，俞爕在革除制茶掺假、改良茶叶工艺和提高茶叶品质等方面也有着积极的贡献。

19世纪以前，中国茶叶称霸世界。进入20世纪，中国茶叶生产和出口却开始走向衰落，而日本和印度等产茶国的茶叶生产却蒸蒸日上。因此，中国茶界开始反思中国茶业衰落的根由，以期扭转落后衰落之局面。为改变中国茶业落后局面，经过茶业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民国政府开始派出技术人员去国外考察茶叶先进技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的学员无疑就是合适的人选。由此可知，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开办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当时的茶学教育和当地的茶叶实验生产中，均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讲习所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如民国时期享誉茶界的胡浩川、方翰周、傅宏镇、潘忠义等人，他们为安徽乃至中国茶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茶务讲习所部分教、学员简介：

佘小宋（1895— ?），徽州休宁屯溪人（一说铜陵县大通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教员。佘小宋博学多才，自学了英文、法文和俄文，对现代科学极有兴趣，特别是在生物学方面，他是我国早年的生物和化学专家，曾在三四十年代翻译了几本进化论方面的书籍，分别是《人类的始祖》《长生论》和《遗传学》。佘小宋在茶务讲习所担任老师时，认真负责，是一个“防微杜渐，以身作则”的人，对学生很严格，却总是态度温和。佘小宋是胡浩川的老师，他们虽然只相差一岁，但胡浩川却一直尊敬地称他为老师。民国12年（1923年）9月以后，佘小宋去了芜湖，先与吴觉农同在芜湖第二农校教书，后担任了“新民中学”校长。民国30年（1941年）3月，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在浙江衢县成立。作为茶叶改良总场的负责人，在总场的筹备时期，佘小宋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组织技术人员去婺源、修水、祁门、屯溪茶场、茶叶精制厂参观学习。

朱文精（？—1925），号映楼，云南会泽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主任教员。朱文精于1913年通过云南省赴日留学生选拔考试后，与其他40名学生赴日本留学茶科。朱文精立下“学习救国”“实业救国”的宏愿，在日本留学近5年时间里，努力学习茶树选种、育苗、病虫害防治以及各类茶的制作方法，均有收获。1918年，朱文精学成归来。由于当时国内正在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护法运动，交通受阻。又因留学期间，朱文精多与俞燮交往，因此在当年5月，先来到刚成立的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担任主任教员。朱文精自编讲义，讲授茶叶地理等课程。年底，局势稍微平稳后，朱文精即结束在茶务讲习所的教学工作，离开屯溪回到云南。很快，胸怀振兴云茶良策的朱文精“受到云南督军兼省长唐继尧嘉许”和器重，次年，被云南省长公署任命为云南省茶业实习所所长。1919年，署名“养真”的作者在《停开了的安徽茶务讲习所底印象记》中写道：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开设之初，又有专学茶业的朱文精做技师，很能振作起来。”[9]可见，对朱文精先生的加盟，俞燮和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抱有很大希望。

方翰周（1902—1966），又名藩，徽州岩寺罗田村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一批学员。1920年，方翰周在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毕业，在1927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制茶。他在1931年回国，后长期从事茶叶教育、生产技术工作，并长期负责国家茶叶加工技术领导工作，一生主持制订了中国各类茶叶的毛茶收购标准样、价、品质系数体系，以及各类茶的精制成品标准样、花色等级、品质系数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方翰周负责制定国营初制、精制厂建厂设计方案，以及全国红茶、绿茶、花茶、乌龙茶、紧压茶的精制技术规程和茶厂管理等八项制度，对推动我国机械制茶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之一。

潘忠义（1898—1966），安庆桐城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一批学员。潘忠义是1918年由安庆茶区择优选送到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学习的，1920年毕业后在祁门平里茶业改良场负责茶叶制造和审评的试验工作，后任安徽省立祁门茶业改良场绿茶部主任。据寿星茶人朱典仁回忆，潘忠义入学茶务讲习所后，先后与胡浩川、方翰周、傅宏镇、姚光甲、程启善等人成为同班同学。吴觉农《在祁场的一年》记述：“机械方面，犹有特殊所在。秋季特由潘忠义先生前去考查，兼以促成密切联络，并于试验研究、商量合作。”1938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委任潘忠义在屯溪柏树金家庄筹备创建屯溪茶叶改良场，为改进屯绿生产做出积极的贡献。

胡浩川（1896—1972），原名本翰，曾用名涣、膺吾、蕴甫，六安县张家店乡胡家大湾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二批学员。胡浩川于1919年从芜湖第二甲种农校转学到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1921年结业后被选送公费留学日本，在静冈县农场茶叶部当见习生。他在1924年学成回国后便致力于茶叶技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实业部上海商检局、安徽祁门茶业改良场工作，两次（分别为第七任、第九任）担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同时兼任茶业改良场技术主任、安徽茶叶管理处副处长、屯溪茶场场长等职。1941年10月至1943年5月，胡浩川受聘任重庆复旦大学茶叶系主任、教授、茶叶研究室主任等职。1949年12月，他被调往北京，参加中国茶业公司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总技师、技术室主任和计划处处长等职，主持制订全国茶叶产销计划、茶叶收购加工和出口的标准以及加工技术规程、规章制度等。

傅宏镇（1901—1966），祖籍江苏句容，出生安徽安庆，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二批学员。他在1919年考入茶务讲习所，在1921年毕业，先后在安徽秋浦、祁门茶场任职。1932年底，他参加吴觉农组织的祁门茶业调查活动，主笔《祁门之茶业》（1933年），这是关于祁门的最早的一篇茶业报告。1934年后，他在浙江第五区茶场和三界茶场任职，指导茶叶生产和制作。1938年后，他在安徽事茶，直到1965年退休。傅宏镇一生从事茶业工作，写过多篇茶业调查、茶叶制作改良和茶文化学术文章，编撰过《中外茶书艺文志》和《茶名汇考》。

汪静之（1902—1996），原名汪安，学名汪立安，字静之，徽州绩溪上庄余川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二批学员（未毕业）。汪静之原来在武汉茶叶店为徒，1919年春考入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1920年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与潘漠华发起组织“晨光文学社”，1922年春成立湖畔诗社，同年夏天出版《蕙的风》，引发一场持续七八年之久的“文艺与道德”的论战，推动了新诗（尤其是爱情诗）的创作。成为“湖畔诗人”后的数十年后，汪静之回忆1919年春天的报考经历依然十分清晰：“我进的那个茶务学校在屯溪，我进学校是很糟糕的．因为我没有进过小学；
考学校时要考数学、英语，我没有读过，ABC都不认识。”汪静之仅在私塾读几年书，没有较长时间的经济活动经历。他的报考也与业茶的职业愿望无关，完全是出于一种对“新教育即新希望”的朦胧感觉。但是，关于汪静之对茶务讲习所、老师和同学的回忆，亦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珍贵历史资料。

淩大庭（1902—?），字毓秀，排行第二，徽州歙县北乡双溪人，是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第二批学员。淩大庭毕业后事迹不详。但是，淩大庭的后人淩伦洤，也许是为了纪念、炫耀，抑或其他原因，却是将淩大庭在茶务讲习所毕业时的一份试卷以及家族人名、祖上迁徙的概况等，收集并委托歙县“徽城张维新斋写刻社”汇成册页。通过这份册页可以清晰地看到学员淩大庭毕业答卷的题目是“对于职业教育之感想”，他在文中写道：“谚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又曰：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
尚之子，恒为商。旨哉言乎。盖职业为其人所素习者，其业之精，必有百倍于人者。自然之理也。今日者，民穷财尽欲求人人有以谋生者其必以职业为基础乎。然欲职业之发达而能日新日盛竞争世界其必權与於教育也乎，特是论教育，难论，职业之教育则尤难。昔日之职业，守旧而已。今日之职业则尚新。昔日之职业与一国争胜而已，今日之职业则当争胜於世界。”淩大庭在答卷结尾时写道：“果有热心毅力厉行提倡者，庶几闻风兴起，必将家喻户晓，人人以职业教育求其实用，可以立身家，可以致富强，可以树远大之功勋，可以垂不朽之名誉。皆将於职业教育拭目俟之矣。馨香祷之矣。”同时，还看到了阅卷者给予淩大庭毕业作文的点评：“文于职业教育议论能从大处落墨询是利器”。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份答卷上还有“民国十年，安徽实业厅长（高）；
省派监试委员（吴）以及所长（柳）字样”。由此可知，此时讲习所所长已是姓“柳”而非俞爕了。

民国九年（1920年），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所长俞爕因事离职，离开了他为之努力奋斗和奉献的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令人不解的是，这件事竟无人知晓原因，亦无法查明去向。此后，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也因俞爕的离去而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后又易名为省立茶场。民国十八年（1929年），因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最终被并入徽州新安公立中等职业学校，至此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 张之洞.张之洞全集:卷三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 葛韵芬.婺源县志:卷十八[M].民国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 傅宏镇.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J].国际贸易导报,1934,6(07):151.

[4] 俞燮.游美调查茶业之报告书[N].申报, 1915-08-03(11).

[5] 俞燮.考察日本茶叶种植制造报告书[J].安徽实业杂志,1917(08):1.

[6] 俞燮.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开学训词[J].安徽实业杂志,1918(12):1-3.

[7] 郑示言.黄炎培在屯溪[M]//川沙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川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

[8] 康健.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9] 养真.停开了的安徽茶务讲习所底印象记[J].中华农学会报,1923(37):178.

S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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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768（2022）02-089-008

2022-04-01

郑毅（1954—），本名郑新保，男，安徽宣城人，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徽州茶史、近代茶学、中国茶文化。E-mail：15242480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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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千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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