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爱博 张诗阳 王向荣

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文化遗产是区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凝聚着各个时代先民的创造与思考[1-2]。文化遗产在尺度上被分为微观层面的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中观层面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以及宏观层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其所在的山水环境[3-4]。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文保单位”)被定义为纳入保护对象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与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统称，涵盖不同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5-6]。近年来，遗产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单个遗产转向对遗产群，以及遗产及其整体环境构成的整体系统。

目前不同领域的学者以文物保护单位[7-8]、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9-10]、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11-12]等文化遗产类型为对象，针对省级行政单元、重要自然流域、城市经济带等不同类型的区域，探析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特征，并从自然、文化、产业及城镇等多个角度解析其影响因子，从而系统性地揭示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规律、发展模式、文化区划等内容。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系，但较少涉及对区域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演化的系统性归纳。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管理等方面，当前相关研究对包括国家尺度在内的文化遗产体系构建[13]、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发[14]、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动保护[15]、文化遗产与生态实践[16]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展现了当前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以及对其整体性、体系性及多元性的研究方向趋势。我国国土空间的传统经营方式与其周边的自然特征高度融合，留存于世的文化遗产也大多数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创造[17-18]。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文化遗产作为区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区位、尺度下与其所在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愈发重要。但当前对文化遗产时空格局与自然环境的关联研究仍较为匮乏，而自然环境对于文化遗产结构在城乡人居环境总体发展、旅游规划等视角下的定位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文以国家级、省级重点文保单位为对象，采用多元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方法，对浙江省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进行研究，并总结文化遗产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将进一步拓展区域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为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管理与利用提供科学支撑。

1.1 研究对象

浙江地区历史悠久，中原文化与浙江本土文化在人口南迁中相生相融，加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19-20]。我国文保单位实行国家、省级和市(县)级三级保护管理制度[21-22]，其中具有统一评定标准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征省域历史遗存的总体分布特征。依据浙江省自然与文化特征[20，23]，以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5个时期，以及杭嘉湖—宁绍平原、浙西丘陵、金衢盆地、浙东丘陵、浙南丘陵、温台沿海—岛屿6个地理分区作为本次研究的基本时空框架(图1)。

图1 浙江省主要地理分区

1.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1)浙江省文物局公布的浙江省第1～8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以及第1～7批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2)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提供的GDTM 30m分辨率DEM数据；
3)Bigemap电子地图下载的行政区划、河网水系等矢量数据。数据整理显示，研究区域共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281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869处，为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对其进行相关处理：国家级重点和省级重点相重合时，保留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及其属性；
当同一文保单位包含多项内容，且分布较为分散时，对其进行拆分，最终得到研究样本共计1 163处。

1.3 研究方法

1)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可以直观反映文保单位的分布扩散程度，以便在类型间进行比较，计算公式为：

式中，、分别表示实际平均最邻近距离值和理论最邻近距离值；
n表示文保单位数量；
A表示区域面积。R＞1表示分布趋于均匀；
R＝1表示分布趋于随机；
R＜1表示分布趋于集聚[24]。

2)区位熵。

区位熵可以衡量某类型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体现其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Gij为j地区i类别文保单位的得分值；
Gi为i类别文保单位的得分值；
Gj为j地区的各种类别文保单位的得分值；
G为全部文保单位的得分值[25]。

3)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可以反映文保单位在不同区域分布的均衡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县(区)数量；
Yi为文保单位数量占各区域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S越接近于0，分布越均衡；
S越接近于1，分布越不均衡；
若S=0，则说明分布完全平均；
若S=1，说明完全集中在某地区[8]。

4)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能够直观地反映文保单位具体集聚地和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2.1 文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

统计不同类别文保单位在各时期的数量，计算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扩散程度(表1)，同时将各时期的文保单位与自然环境中进行叠加(图2)。总体上，近代之前的文保单位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分布也随之不断扩散，并在明清时期达到数量与分布范围的最大值；
在空间上，分布在滨海平原、河谷盆地的文保单位显著多于丘陵地带，且各自区域的集中度不断降低。

图2 浙江省各时期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

表1 浙江省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类型、数量与分布扩散程度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保单位以古遗址为主，多为古人类聚落遗址，集中于杭嘉湖一带；
由于时间跨度相对较小，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少，仅75项，占比6.45%，以古遗址、石窟及石刻为主，逐渐向滨海平原及内陆盆地扩散；
宋元时期的文保单位以古建筑为主，分布较广，显著体现于其在滨海平原数量的增加；
明清时期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多，共642项，占比55.20%，以古建筑为主，分布最广，尤其体现在内陆盆地数量、密度的高度增长；
由于距今较为接近，且时间跨度最短，近代以来的文保单位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主，共214项。

统计不同区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数量(表2)，并计算其区位熵和不平衡指数(表3)。其中，杭嘉湖—宁绍平原区的文保单位最多，其在史前至先秦时期的集中度最高，主要集中于杭嘉湖一侧，明清时期的集中度则有所降低；
浙西丘陵区的文保单位最少，仅在史前至先秦时期和宋元时期的集中度较高；
金衢盆地、浙东丘陵及浙南丘陵区的集中度逐渐上升，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温台沿海—岛屿区的整体集中度为各区域最高，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明清时期的集中度则明显下降。

表2 浙江省不同区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数量

表3 浙江省不同区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区位熵与不平衡指数

整体而言，文保单位随时序演化自北而南逐渐扩散，其中各沿海平原与金衢盆地相较丘陵地带呈现显著的集中性；
在类别上，古建筑与其他类别的文保单位逐渐增加，而古遗址、古墓葬，以及石窟、石刻，则呈现出较弱的规律性，其中位于天目山山麓数量较多且年代交替的史前时期遗址则表现出浙江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人类文明发源地的重要地位[26-27]。

2.2 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联

自然环境是影响人类营建活动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从地形地貌和距水距离两方面开展比较分析，探究自然环境与文保单位时空格局的关联。

2.2.1 与地形地貌的关联特征

浙江省文化遗产空间主要分布于面积较大的滨海平原和内陆盆地，以及由怀玉山、仙霞岭、洞宫山三支山脉分割出的大量山间河谷平原，其分布与地形地貌的平坦程度高度关联。

根据海拔差异[24]，将文保单位与高程数据进行叠加(图3)。总体而言，浙江省文保单位分布随着海拔的逐渐增高，遗址点数量不断减少(表4)。大部分文保单位分布在200m以下的平原区，占比达87.19%，极少数明清及近代的文保单位会分布在超过500m的丘陵低山地带，其中位于丽水市的龙南菇民建筑群海拔最高，超过1 100m；
西南部仙霞岭和洞宫山一带的文保单位具有聚集性，这是由于地处浙闽交界地带，是历代交通与军事要地，因而保存了一定数量宋元及明清时期的古道、古建筑群、梯田等。类型上(图4)，以居住生活为功能的建筑类文保单位主要分布于城镇与村落，平均海拔较低；
而基于宗教文化和生产交通等特定功能衍生的石窟石刻、窑址、矿址、古道等文保单位的平均海拔则相对较高，且平均海拔随时代的发展而升高，体现了经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图3 浙江省文保单位高程分布格局

图4 浙江省各时期各类别文保单位平均高程

表4 浙江省各时期文保单位高程分布情况

此外，将坡度分为5个等级与文保单位进行叠加(图5)，并统计不同坡度带的文保单位数量(表5)。分析可知，文保单位随着坡度的增加分布呈减少趋势，大多分布于坡度＜15°的平坦区域，占比接近90%，当坡度≥15°时，文保单位数量急剧减少。类型上(图6)，石窟与石刻类文保单位的所处坡度最高，多处于风景壮美的丘陵崖壁区域；
建筑类文保单位在近现代时期海拔分布最低，这与近代以来的代表性文物建筑大多集中于城市有关；
古遗址类文保单位类型较多，其中唐代以后大多为窑址、矿址，性质上与此前不同，其所在的坡度特征也有所差异；
古墓葬分布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坡度最低，这与平原早期人居活动范围较为集中有关。整体上，文化遗产空间主要分布在坡度＜15°的杭州、绍兴、金华等平原城镇；
而坡度≥15°的文化遗产空间则在海岛和山麓地带分布，如舟山群岛的崖壁，以及仙霞岭、雁荡山一带的村落等，且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丘陵山地有集中趋势。

图5 浙江省文保单位坡度分布格局

图6 浙江省各时期各类别文保单位平均坡度

表5 浙江省不同时期文保单位坡度分布情况

2.2.2 与水系的关联特征

浙江水资源极为丰富，有着钱塘江、瓯江等代表性河流，以及西湖、东钱湖等代表性湖泊，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等区域则河网密布。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同时也带来交通的便利，因此浙江文保单位分布沿水系高度聚集。

将浙江省河流水系与文保单位叠合(图7)，统计各类文保单位距河流最近距离在不同区间下的数量、占比和平均值[8](表6，图8)。分析表明，70.78%的文保单位分布在距水系1km以内的范围，仅有3.35%的文保单位距河流5km及以上。其中沟通金衢盆地与杭嘉湖—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水系周边分布的文保单位最多，跨越年代最广；
连接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的大运河水系则分布着最为密集的文保单位；
位于瓯江、飞云江出海口的温瑞平原也存在较高的文保单位分布密度，但碍于面积较小，数量和年代略次于以上两者。此外，苕溪流域分布着最为密集的史前遗址，是区域早期人类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在类别上，古建筑类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最近，其次是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距河流距离最远的是石窟及石刻类文保点，其中明代的山海奇观摩崖题记距河流距离超过30km。较特殊的是，由于其他类文保单位既包括了古道、矿址、作坊等类型，也包含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利设施，故其距河流距离的差异较大。整体而言，文保单位距河流的平均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大，表明随着水利与营建技术的提升，对水的依赖性不断降低。

图7 浙江省文保单位与水系分布关联

图8 浙江省各时期各类别文保单位平均距水距离

表6 浙江省不同时期文保单位与河流水系分布关系情况

为进一步揭示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对浙江省整体及5个时期的文保单位进行核密度分析(图9)。浙江省文化遗产空间结构总体呈现出由杭嘉湖—宁绍廊道、浙东滨海廊道、钱塘江水系廊道及瓯江水系廊道构成的井字形结构，杭州及其周边的山水环境是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图9a)。

3.1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空间结构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保单位密度北高南低，以杭嘉湖平原一带尤为集中，同时在浙东沿海平原、各内陆河谷盆地等区域均有零星分布(图9b)。杭嘉湖平原是古人类繁衍的重要区域[28]，其中旧石器时期遗址集中在苕溪流域的长兴—安吉一带的平原丘陵交错带，这与其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及避免潮湿和洪水侵扰的居住特点紧密相关[29]；
随着人类逐渐走向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在杭嘉湖平原更加广泛，但碍于海侵的影响，越族先民逐渐向河流上游的会稽山、金衢盆地等海拔较高的区域扩散[27]；
春秋时期，越人走出会稽山地，建立以越国都城为代表的城池、灌渠等设施，并在浙东沿海一线形成了一系列聚落[30]。此时期的空间结构展现出在受海侵影响前后古人类从丘陵山地逐渐走向沿海平原的过程，但由于此时期人类无法较大规模地改造自然，活动范围较为有限，除杭嘉湖平原以外的聚落规模普遍较小，且彼此较为孤立。

3.2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空间结构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保单位集中分布在杭嘉湖—宁绍平原南侧和金衢盆地腹地，在今绍兴、杭州、金华等地的周边高度聚集，并在杭嘉湖—宁绍、钱塘江水系、宁绍—温瑞沿线呈现出3条文化遗产廊道(图9c)。秦汉时期随着屯田、盐业和水利设施的完善，以绍兴为核心的宁绍平原文化遗产空间密集度进一步提升[29]。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遗产的数量有所增加，形成了以会稽山兰亭为代表的山水形胜文化和以西湖灵隐寺为代表的寺观园林文化，促进了近郊丘陵地带山水环境的整体开发[31]。隋唐五代，大运河的通航与婺城的营建使今杭州与金华成为区域核心；
由于瓷器产业日渐繁盛，因此浙江地区此时期的古遗址多以窑址、矿址为主[32-33]。此时期水网、河谷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城市也随之发展，依托滨海平原与河谷地带所呈现出的文化遗产空间结构与地形地貌的特征高度一致。

3.3 宋元时期的空间结构

宋元时期文化遗产空间的线性结构更加显著，呈现出以杭嘉湖—宁绍、浙东滨海、钱塘江水系、瓯江水系与衢江—括苍山—灵江为代表的5条主要文化遗产廊道(图9d)。由于外贸的兴盛，文化遗产空间开始集中于澉浦、乍浦、定海等港口，以及其与内陆的交通沿线[34]。此时期各类型文保单位的数量显著提升，古遗址的数量和分布范围有所扩大，推测其原因在于：古墓葬的墓主逐渐从贵族开始涵盖官吏及平民等各阶层；
古建筑类型更加丰富，除寺庙外，还有祠堂、宅园、桥梁及水利设施等；
石窟及石刻不再以宗教为主题，而多以碑文、题记等内容为主；
古人对风景的认知和塑造趋于体系化，形成了梅源梯田、东湖、西湖十景等人文自然景观。海运与河运路线成为此时期最主要的文化传播路径，并进一步带动了沟通内陆和海滨间陆路交通的发展，进而在其沿线城镇中遗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今天文化遗产空间结构的雏形。

3.4 明清时期的空间结构

明清时期的文保单位在内陆的占比更多，金衢盆地的文保单位数量大幅增加，联系内陆与滨海的东西向次要遗产廊道显著减少(图9e)。随着倭寇与走私的猖獗，以及列强的觊觎，外贸受到海禁的严重冲击，经济上更侧重于丝绵生产[34]。纺织业带来的巨大收益导致耕地难以维系迅速扩张的人口，区位相对闭塞的金衢盆地及低山丘陵间的小平原迎来大量本省及外省移民，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23，34]。此时期以古建筑类文保单位为主，其内容最为丰富，几乎涵盖了古建筑的各种类型；
古墓葬在类型上不再有贵族墓葬，而是以英雄名士、家族祖茔为主，多位于山水形胜之间；
其他类型则与宋元时期相仿，数量较多。由于人口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文化遗产的数量与规模也随之逐步扩张，但在构筑物的选址和布局上仍难以脱离自然环境的限制。

图9 浙江省整体及各时期文化遗产空间结构特征

3.5 近现代时期的空间结构

近代以来的文保单位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宁波和温州4个城市(图9f)。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列强逐渐在沿海城市设立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35]。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新式住宅、新式学校及民族工业逐渐在城市兴起，使浙江成为近代革命的前沿阵地，诞生了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代表的战役遗址、革命旧址、烈士纪念碑等革命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水利、工业、仓储设施作为区域重要的工业文化遗产被保留下来。由于时间跨度最短，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保单位主要集中于城市，很多近代建筑沿用至今，而山区的革命旧址则突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对后世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重点文保单位的系统研究，旨在探寻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联，归纳浙江省整体及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结构特征。研究结论如下。

浙江省文化遗产呈现出由点状核心向线状廊道发散的空间演变过程，从杭嘉湖平原逐渐向浙西、浙南丘陵扩散。就时期而言，文保单位经历了由在山麓聚集向平原扩散的史前至先秦时期，开拓河谷盆地与滨海平原的秦汉至隋唐时期，港口外贸鼎盛的宋元时期及重心转向内陆盆地的明清时期；
就空间而言，其在杭嘉湖—宁绍平原、金衢盆地、温台沿海区域的集聚明显，浙西、浙东、浙南丘陵区域的分布较少。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受到地形地貌和水系特征的高度制约，但随着农业水利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逐步降低。

文保单位在空间上呈现“井”字形空间聚集结构。总体上，分别在杭州、绍兴、宁波、湖州、嘉兴、金华、衢州、温州形成8个核心，以及杭嘉湖—宁绍、浙东滨海、钱塘江水系及瓯江水系4条主干廊道。文化遗产的空间结构与对外贸易的兴盛程度联系紧密，东海沿岸的海上丝路、人工开凿的京杭—浙东运河与沟通东西的自然水系，以及山间的谷地驿道是构成文化遗产线性结构的不同载体。以此为主干的水陆交通带来文化的交融和土地承载力的上升，使各区域的文化核心不断发展、成熟。

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自然环境关联的研究能够支撑文化景观区、文化带等的划定，明确区域整体文化遗产结构及其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联，进而为其整体性保护与利用提供参考。研究能够为浙江省唐诗之路、大运河文化带、海上丝绸之路、浙东海防之路及红色革命之路等一系列文化遗产廊道的空间整合、范畴划定和自然风貌特征的保护提供依据。开展跨区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规划，协调区域自然风貌与文化特征的整体关系对于延续地域文化与景观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支撑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对区域生态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整体统筹。

由于本次研究所选用的文保单位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保单位，在数量上仍有不足，且地理环境信息为现代数据，因此分析结果必定与各个时期的真实情况有一定误差；
由于研究缺少对更广泛的环境因子进行探索分析，仍需进一步组织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更深层次地对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规律及成因进行研究。此外，未来可以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新发现、文物普查新成果，利用信息技术新方法，逐步建立并完善影响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与布局的要素指标体系，继而促进省域文化与自然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理更具科学性与完整性。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猜你喜欢 平原浙江省时期 那一片平原黄河之声(2022年6期)2022-08-26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中小学校长(2022年7期)2022-08-19江淮平原第一关——古云梯关探秘华人时刊(2022年3期)2022-04-26第十五届浙江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暨2021年浙江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年会圆满召开观察与思考(2021年6期)2021-07-25平原的草安徽文学(2020年10期)2020-10-26特殊时期中俄文化交流持续在线伙伴(2020年3期)2020-04-14欢天喜地过大年小星星·阅读100分(高年级)(2020年2期)2020-02-11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家小溪流（画刊）(2019年8期)2019-10-09开心一刻作文通讯·初中版(2019年2期)2019-04-15一战时期蛰豪战（10）小哥白尼·军事科学画报(2019年12期)2019-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