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灏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做好国际传播工作离不开对涉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重点领域、重点词汇的关注①葛岩、赵海、秦裕林等:《国家、地区媒体形象的数据挖掘: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视角》,《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断抹黑中国“治边稳藏”成就,建构不真实或扭曲的、操纵的“虚拟西藏”,将西藏符号化、问题化是客观存在且需要正视的事实。从学术上讲,涉藏报道属于西方涉藏舆论研究范畴,西方涉藏舆论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国际传播热点之一。

作为传播力和影响力较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代表了西方主流社会建构“虚拟西藏”的观点和看法,学术界对《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涉藏报道研究也很多。代表性研究有郭永虎的《1949—1959年美国〈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初探》、妥超群与韩亮的《从“Thibet”到“Tibet”:近现代美国入藏考察与〈纽约时报〉涉藏报道》、薛可与梁海的《基于刻板思维的国家形象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及黄敏的《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1980—2010)》,②郭永虎:《1949—1959年美国〈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妥超群、韩亮:《从“Thibet”到“Tibet”:近现代美国入藏考察与〈纽约时报〉涉藏报道》,《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期；
薛可、梁海:《基于刻板思维的国家形象符号认知:以〈纽约时报〉的“西藏事件”报道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1980—2010)》,《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这些研究与其他涉藏报道研究③主要体现在国家形象、政治传播、民族新闻与国际涉藏报道三个方面,代表性研究比如赵光锐:《西方的西藏形象:以传统词汇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相德宝:《国际自媒体涉藏舆情及舆论斗争的规律、特征及引导策略》,《情报杂志》2016年第5期；
廖云路:《话语“互构”:民族新闻的跨文化之维》,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年。揭示了西方媒体如何带有偏见地塑造了关于西藏的负面印象。但这些研究对西方涉藏舆论解构仍不彻底,鲜有文章涉及诸如此类现象产生的根源,而不仅仅是西方涉藏报道的偏见及偏见表现形式。关于西藏形象的研究多是在脸面观下而展开的,而非以实力、权力为导向,即总是试图“强化美丽而呆板的形象”④贾文山、岳媛:《面子Vs实力:中美全球传播模式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目前的涉藏报道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框架之中,正如刘海龙所指出的:“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研究中,绝大部分仍停留在该文的框架里。”⑤刘海龙、李晓荣:《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一篇被忽略的传播学论文》,《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国内关于涉藏报道的研究认识到西方涉藏舆论较为负面,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地塑造了不真实的西藏形象,但鲜有研究将文本框架从权力转移、战略传播以及外交战略相联系的中观层面给予理论关注。本文试图连接宏大国际关系理论叙事与传统新闻话语研究的微观理论叙事,在中观层面给予涉藏报道研究更多的理论关注,尤其是对西方涉藏报道进行解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最近十年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引发世界秩序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本文认为研究《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尤其是研究2011—2020年由其建构的“虚拟西藏”,对于我们认识、批判西方主流社会的涉藏话语嬗变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一)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始于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不同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等人将语言学看成自我满足的封闭体系,费尔克拉夫将语言与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和具体问题,尤其是与社会权力相联系。费尔克拉夫认为语言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社会的一部分；
语言不仅是社会过程与实践的反映,更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与权力有着双重关系,即话语外的权力与话语内的权力。在探究作为“隐性权力”的大众媒介话语权的时候,费尔克拉夫认为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单个文本本身是不够的。媒介的话语权是累积的、渐进的,并通过一系列复杂运作方式来获得权力。①Norman Fairclough,Language and power,New York:Longman Inc.,1989,pp.22-23.

在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人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费尔克拉夫创立了自己的话语分析理论架构:话语分析的社会理论(A 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费氏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文本的话语,在文本分析时,费建议从词汇、语法、语篇结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进行分析；
二是话语实践,即费指出的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三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意识形态与霸权,将话语置于霸权语境下进行分析。②Norman Fairclough,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alden:Policy Press,1992,pp.73-96.

语言因为文本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其语篇也会有所不同。梵·迪克(Teun A.Van Dijk)认为,报纸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题可以用标题的形式进行表达和暗示,标题显然是消息文本的纲要性概述,高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宏观命题可以从更低一级的微观命题或宏观命题中推导出来。③[荷]托伊恩·A.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2—36页。梵·迪克提出了专属于新闻报道的约定俗成的话语图式,在该图式中,标题指语义宏观结构；
情节则指语境中的主要事件与背景；
语境则涵盖以前新闻报道主要事件,一般指近期发生的事件；
背景则有更全面的、更结构化和更侧重历史的特点。评价是对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的价值或意义作出评价,预测则阐述该事件和事态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④同上,第55—57页。不同的句子结构反映语言的不同功能,语言的描绘世界的经验功能主要是通过及物性来实现。语言的经验功能可以通过小句(clause)中的动词(verb)、参与者(participants)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来再现和构造语言外部的经验世界。学者曾庆香则认为新闻事件可用以下类型来再现其过程:行动过程(强调事件动感)、状态过程(强调事件状态)、精神过程(强调心理认知过程)、言语过程(强调言语行为)。⑤曾庆香:《新闻叙事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本文参照曾庆香的分类方法,对文本层面语法,以及对议题、及物性句法、词汇选择、话语图式、信源等语篇进行相关分析。

在话语实践层面,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梵·迪克详细地论述了话语结构反映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过程,认为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强调自我的优点(Emphasize Our good things)；
强调他者的缺点(Emphasize Their bad things)；
忽视自我的缺点(De-emphasize Our bad things)；
忽视他者的优点(De-emphasize Their good things)。①Teun A.van Dijk.,“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Journal ofPolitical Ideologies,vol.11,no.2,pp.115-140.作为霸权语境的分析,尤其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语境,离不开对霸权国对外战略与政策设计的回顾与关照,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话语议题的产生、政策内容、传播手段”②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霸权国通过话语策略在国内外建立话语联盟,促进形成有利于霸权的国际权力结构,以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和影响力……并劝阻崛起国形成挑战并制衡霸权的力量。”③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因此整体分析架构如下表所示:

表1 基于费尔克拉夫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矩阵

(二)研究设计

(一)《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显著性话语特征

研究者从数据库中采用“Tibet”和“Tibetan”等关键词来进行标题栏中样本抓取。具体的时间段选择上则以“Sort by Relevance”为原则,以2011—2020年为具体时间段,在剔除相关性不高的样本基础上,得到196份样本。总体而言,社会网络图如下:

图1 2011—2020年《纽约时报》涉藏报道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图

词与词之间的距离越近,代表着两者之间的意义结构联系越紧密,我们可以得知以“Tibetan”“Tibet”等词为核心,《纽约时报》社会网络图反映的是“China”“government”“people”“tashi”“advocacy”“against”“political”“protest”“rights”“security”“international”“religious”“self-immolations”“monastery”“dalai”“lama”“fire”等词处于网络图的最核心部分,且彼此联系最为紧密,说明这些词共词频率最高,冲突明显,较为强硬,在文本的意义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此外,“leader”“Qinghai”“Lhasa”“Indian”“prison”“communist”“detained”“death”“cultural”“officials”“Western”“language”“Beijing”“campaign”等词处于网络图的较为边缘的部分,此部分成为支撑边缘核心共词词汇的重要意义构成。这些词汇多为形容词,冲突较核心共词区域柔软。

《纽约时报》涉藏报道词汇分布均匀,且各高频词之间联系也较为密切,有助于表达其所传递的核心思想,即“汉藏民族冲突”,“藏地藏人对国家政策的反抗”和中国政府对藏地的“高压”政策。在信源方面,获得信源345份(次)。其中人物型消息源占比较大(N＝51.9%),机构型消息源占比44.9%。专家学者、媒体人士、文化工作者,中国藏地藏族民众及僧人(含藏族异见人士),伪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其他“藏独”组织官员是《纽约时报》所主要倚重的消息来源。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藏独”集团是《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重要信源(N＝40.2%),《纽约时报》对其话语引用远大于对中国官员及相应政府机构的引用率(N＝5.2%)。即使对中国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的转引,也多是在文本整体负面框架下的选择性采用,其新闻话语图式表达中,片面引用中国信源建构事实,而在对公众的引导框架上,将相关解读话语权几乎全部交给“藏独”集团。

在涉藏报道议题方面,如下表所示:政治议题(N＝32.1%)、民族冲突抗议议题(N＝29.6%)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外交国际关系议题(N＝12.8%)(建构的国际关系议题主要指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文化/历史议题(N＝7.1%)。《纽约时报》呈现了涉藏报道高度政治化与国际化的特点。其所建构的“虚拟西藏”高度聚焦、对立和矛盾化。此外,《纽约时报》更多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建构了“虚拟”的多元话语,将西藏进一步符号化,在关注非传统安全方面“一枝独秀”。

表2 《纽约时报》2011—2020年涉藏报道主题表

(二)微观句法:基于及物性的对立式想象语篇

《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话语图式结构主要表现为:主题＋导语＋直接引用＋预测,将新闻事件的认知模式、新闻制作策略,以及新闻理解等诸多方面微妙地联系在一起。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西藏事业并非毫无希望》(“The Tibetan Cause is Not Hopeless”,Gardiner Harris,2012年11月30日)的报道为例。

首先是标题及导语。导语部分强调了伪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立场”,概括了此篇报道的主旨。其次,第2—4段为情节＋口头反映。此部分引用洛桑孙根(Lobsang Sangay)的观点,将其政治意图设为主要情节,并通过相关隐喻表达。再次,第5—7段为情节,交代了伪“藏人行政中央”的财政来源、内部架构,以及对其所谓“政治领导人”洛桑孙根的介绍。最后,第8—12段为情节＋口头反映＋预测。报道解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认为中国并没有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全篇报道的直接引用方式强化了其话语表达。①通常认为,采取直接引用并详细注明其出处,表明引用的可靠程度较高；
采取直接或间接引用,有出处,但不够明确,表明可靠程度一般；
间接引用,没有出处,则没有可靠性。详见陈建平、尤泽顺:《社会、文化、身份与话语建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这成为《纽约时报》涉藏报道一大话语特色。这些直接引用经过《纽约时报》框架化加工后成为妖魔化西藏的重要新闻组成部分。

在语篇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该报道的及物性进行细致分析。文本的及物性类型统计如下:

表3 “The Tibetan Cause is Not Hopeless”及物性类型统计表

这篇通讯状态过程、行为过程与言语过程占比较大(N＝94.1%),文中主要引用了伪藏人行政中央选举的新的“司政”洛桑孙根的观点,且主要为直接引用,这样更能塑造《纽约时报》意在建构的“流亡藏人领导者”形象。《纽约时报》将洛桑孙根作为动作者加以建构,比如“Sangay linkened/I remember/Sangay launched a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scheme/Mr Sangay spoke while seated/He has propos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等等,塑造了强硬的、突破传统的、寻求积极改变的领导者形象。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过程都与一个隐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将苏联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的关系,隐喻为中国与西藏的关系。苏联对应着中国,波罗的海三国对应着西藏。鉴于苏联吞并这三国都是基于武力的强制行为,因此《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认为西藏对中国的“反抗”和这三国对苏联的反抗是同一性质。《纽约时报》将波罗的海三国在国际法上事实的存在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混淆而谈。对于“藏独”势力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承认的局面,伪藏人行政中央洛桑孙根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也没有人会认为苏联对这三国的侵占是不可逆转的,隐喻了西藏的前景是可逆转的。因此,通过这层隐喻关系,《纽约时报》借助于伪藏人行政中央等官员话语将中国与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相联系,从而操纵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扭曲认知。

(三)基于二元对立的“双重他者化”话语意义建构

《纽约时报》涉藏话语,一方面美化达赖,神圣化建构想象的西藏。另一方面构建治理失败与民族冲突话语框架,污名化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来问题化中国,炒作“中国威胁论”。

1.美化达赖与伪藏人行政中央

以政治类议题为例,《纽约时报》关于“流亡藏人选举”的相关报道:(1)“流亡藏人选举新‘首相’”(“Tibetan Exiles Elect Scholar as New Prime Minister”,Jim Yardley,2011年4月27日)；
(2)“‘变味’的‘流亡藏人政府领导人’选举”(“Mudslinging Trumps the‘Middle Way"in Tibetan Exiles"Election”,Geeta Anand,2016年3月23日),将达赖塑造为“民主化”“博爱化”“利他化”“无私性”的追求民主与进步的先驱与开拓者。从历史上看,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更是封建时代的代表,与当今社会民主、法治大势格格不入。但《纽约时报》建构的十四世达赖话语框架摒弃其历史结构特点。同时在更多的报道中,十四世达赖被形容为“女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对暴力者”“反腐败者”等后现代主义词汇,将十四世达赖与西方价值观相勾连。

2.神秘化西藏

《纽约时报》刻意忽视传统西藏农奴主的残酷统治①犹太裔学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在《西藏的变迁》中,详细论述了旧西藏农奴主阶级如何通过政教紧密结合而行使统治的,拉萨三大寺的大喇嘛、噶厦和世俗贵族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他们所占土地多达西藏总面积的一半……寺院是旧西藏组织最庞大的权力群……从经济角度来讲,所有的喇嘛都是“寄生的”。对于违背神的意志的行为,割耳、砍手、挖膝盖等惩罚更是家常便饭,物质和精神压迫互为补充,在金光闪闪的佛堂背后,背负着精神枷锁的人民承担了一切费用。显然,这并不是西方所想象的香格里拉。,刻意建构出中国破坏西藏传统生活等民族冲突框架话语,而将西藏建构为神圣的、纯净的他者。西藏虽然是世俗世界中的西藏,是中国治下的一个自治区,但在其话语中更是一个出世的他者,是神圣的、不容侵犯的,是一个理想的伊甸园,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这种他者化建构是一个拟态化的虚拟的建构,建构这样一个神圣的他者并不是为了凸显他者的至高地位,而是为了借他者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操纵,即妖魔化中国。我们可以从以下新闻文本中一窥究竟。

Nicholas Bequelin，an Asia researcher at Human Rights Watch，said mining is“one of the trigger points in Sino-Tibetan relations these days”because it violates“the place thatmountains and sacred mountains have in the Tibetan worldview.”……pilgrims have traditionally flocked to the area to see its holy mountains，caves，shrines and rock paintings.(“Fatal Landslide Draws Attention to the Toll of Mining on Tibet”，Edward Wong，2013年4月2日)

文本引用反华机构“人权观察”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年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21年5月13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875557.shtml,2021年7月14日。“人权观察”被外交部批为反华机构。的语言,用“Sacred mountains”“holy mountains”等描述藏地自然生态。众所周知,神山圣湖构成了雪域神圣的世界,也构筑了藏族先民的精神世界。但在此篇报道中,《纽约时报》带有明显的话语倾斜和要素缺失,刻意规避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注重保护西藏生态,规避中国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在相关项目进行时的前期民意和可行性调研、开采或旅游线路设计、当地群众态度、政府对宗教与环境的保护与尊重等,而选择从反华性信源中建构冲突话语框架。诸如此类报道不胜枚举。这些神圣化话语报道的下文往往跟进的是“暴力冲突”“抗议”“镇压”等词汇。仿若中国政府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破坏环境、破坏藏族传统栖息地,神圣化话语反衬的是极端二元对立的中国政府形象建构,站在道义制高点对“他者”“破坏行为”进行道义批评。

3.污名化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就

作为青藏铁路延长线的拉日铁路的修建,《纽约时报》刻意忽视其在改善包括藏族民众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而是将话语建构重点放在“汉藏民族冲突”框架下来进行相关叙事。2014年7月25日的报道“China Plans Extension of Railroad to India Through Tibet”强调拉日铁路会导致更多的汉族人口涌入,进而对西藏传统文化带来威胁和破坏。2013年4月2日的报道“Fatal Landslide Draws Attention to the Toll of Mining on Tibet”将中国对藏地的建设建构为对藏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利用,文章通过对流亡藏人话语的引用进行污名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框架化建构。在《纽约时报》的话语操纵下,中国现代化建设、治藏稳藏国策对于保护环境、提高藏地民众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被刻意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对牺牲西藏资源的破坏性框架建构。在《纽约时报》“汉藏对立”话语框架下,中国西藏的现代化成就都可以用这一话语框架进行包装替换。

4.威权主义与民族冲突

《纽约时报》在“西藏是被占领”的藏族人家园的政治元话语叙事背景下,不断建构民族冲突的框架化报道。以《纽约时报》“英雄化”扎西旺秋(TashiWangchuk)的系列报道为例。该系列报道始于2015年11月28日的《挽救藏语,中国藏民的艰辛反抗》(Tibetans Fight to Salvage Fading Culture in China)及2015年12月19日的《变味的藏人赛马节:传统竞技场成政府唱赞歌舞台》(A Showcase of Tibetan Culture Serves Chinese Political Goals)两篇报道,建构了“英雄人物”扎西旺秋。在崇尚英雄主义的美国,这种故事很容易赢得信任。2016年《纽约时报》跟进报道了4篇扎西旺秋相关新闻,以此衬托批评中国威权主义。尽管西藏已经实现了双语教育工程的学前教育普及以及有稳定的双语教师队伍①刘全国:《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纽约时报》选择性忽视这些藏地实行双语教学取得的成绩,而刻意将扎西旺秋“英雄化”,操纵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偏见与误读。

5.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威胁论”

《纽约时报》国际化涉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在非传统安全框架下渲染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威胁”,孤立中国,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甚至离间中国与亚洲相关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从以下新闻中可一窥其貌,以《纽约时报》2015年3月30日的报道《西藏河流筑坝的代价》(“The Price of Damming Tibet"s Rivers”)为例:

Vietnam，Cambodia and Bangladesh heavily depend on rivers sourced in Tibet.More than 60 percent of Cambodia"s annual fish catch derives from Tonle Sap，a lake that is replenished by the annual flooding of the Mekong.Over the last decade，as new Chinese dams have come online on the Mekong，the fish catch has plummeted.Thewaters rise and fall at thewhim of Chinese engineers……This will end badly for the nations downstream from Tibet，which are competing for scarce water.Damming and water diversion could also end badly for China，by destroying the sources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该报道指出,中国修筑堤坝的行为破坏了源自西藏的河流的下游防洪及生态,正在建设的诸多水坝工程严重影响了河流下游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印度的生活营计。《纽约时报》此篇报道不仅未引用专业水利专家相关论证,且毫无根据地炒作了“中国大坝威胁论”。实际上,水坝分为蓄水型(storage)和径流型(run of river)。蓄水型主要功能是调节洪峰,控制洪水,中国著名的蓄水型水坝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而中国在西藏建设的水坝主要为径流型水坝(无调节水库的电站),不包括蓄水功能、没有调蓄能力,并不会影响下游地区防洪及生态,且中方在向印方提供有关河流汛期水文资料和应急事件处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下游的防洪减灾发挥了重要作用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2014年11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2014年11月24日,https://www.fmprc.gov.cn/ce/cgfrankfurt/chn/fyrth/t1214029.htm,2021年7月14日。。

此外,《纽约时报》对中印关系的叙事框架更多从竞争与对立展开,比如2017年7月27日的报道《中国与印度为藏医药传统申遗而争》(“China and India File Rival Claims Over Tibetan Medicine”)中将中国目的建构为“获得国际声望以及获得重大商业回报而不是藏医学遗产的保护”。《纽约时报》以西藏这个符号为支点,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炒作了“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国际形象。

(四)服务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宏观战略背景

《纽约时报》在2011—2020年10年间,相比之前尤其是1980—2010年30年间的涉藏话语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既有“西藏地位问题”“西藏人权问题”等传统负面印象认知基础上,①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1980—2010)》,《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更加侧重对达赖“卸任”的关注、对中国在西藏经济发展成就的深度解构、突出汉藏冲突、神圣化西藏等话语框架。正如前文所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道深受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探究其背后的对华战略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社会语境。

1.霸权的傲慢: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在“东升西降”或“中升西降”的西方相对衰落、东方相对崛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中,②金灿荣:《大国远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页。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对亚洲的关注,目的都很明确,即防止出现崛起大国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权的挑战,维护美国对全球秩序的宰制之权。西藏已经被美国杠杆化③John Kenneth 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New York:Public Affairs Store,2008,pp.250-270；
John Kenneth Knaus,BEYOND SHANGRI-LA:America and Tibet"sMove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2,pp.136-148；
Barry Sautman,“Secessionism as a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Lever:Tibet in Context”,The Brown Journal ofWorld Affairs,vol.20,no.2,pp.179-201.,并不单纯地是人权或者文化问题,它成为美国借口“价值观外交”对外进行战略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成为其延续霸权及维护体系的重要工具。美国国会不断通过立法染指西藏,逐渐成为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最主要的机构之一。④郭永虎:《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63页。美国行政部门的作用直接而公开,这其中既有价值观外交的意识形态考量,更有遏制中国发展的地缘战略评估。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与美国政府扮演着支持达赖“藏独”集团的重要政治角色,这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的援助,也体现在为其在国际社会呼喊与助威。因此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既有“硬”的支持,也有“软”的鼓励。在政治及战略关系上,美国国会力推“人权外交”,将其与美国对华政策相关联。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则更注重从全球国际格局大局与中美关系整体形势作出判断,在涉藏问题上时而谨慎低调、时而高调干预。美国和达赖之间达成高度一致,达赖赞同西方文明,而美国尊达赖为“和平宗教领袖”。美国国会成为达赖促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2.美国战略传播机制:多元制造“遏制中国共识”

“用战略传播理念统领各部门信息活动,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进行舆论引导和动员,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包裹战略目标,制造连环议题进行持续性议程设置”⑤李格琴:《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机制的特征及特朗普政府涉华战略传播》,《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是美国战略传播的重要特征。在战略传播引领下,美国对涉藏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和掌握是通过政府、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一系列协调配合展开的,在维护美国安全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方面,拥有隐形而又坚实的共识。作为《纽约时报》涉藏报道重要信源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是国会开展涉藏政策听证会的“常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文章是美国《国会记录》建构“虚拟西藏”操纵国际新闻议程的重要依据。一些国会法案常常引用美国主流媒体文章作为批评中国的证据。“神秘化西藏”①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在其著作《寻找香格里拉》和《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中对此作了全面的神圣化解构。沈认为神圣化话语是晚近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最开始只出现于一些文学作品中。在19世纪西方基督教信仰危机的背景下,灵智学会及其创始人布拉法斯基夫人开始弥补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危机,将西藏与藏传佛教包装为精神伊甸园,来填补宗教与科学的鸿沟。话语本是西方知识界反思自我社会发展的想象话语,经《纽约时报》包装成为批判中国治藏政策的重要话语武器。“《纽约时报》也许过分地注重保护美国的利益了……他的领导人感觉到了对国家利益的责任,《纽约时报》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经常也是对《纽约时报》不利的。”②[美]托盖伊·特立斯著,张峰、唐霄峰译:《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10页。“美国主流媒体受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导向性影响,这种影响在媒体报道国际政治事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③娄亚萍、罗杰宇:《基于主流媒体的美国南海和钓鱼岛舆论策略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尽管美国媒体具有一定独立性,但美国记者在报道国际新闻时将“与当前政府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作为重要的原则予以遵从。④Graber A.Doris,Mass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2006,p.345.尤其是在涉藏问题上,两党分歧较少。许多子虚乌有的涉藏报道议题,在“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成为恶化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话语由头。

《纽约时报》呈现出“双重他者化”的涉藏话语建构路径,首先是对西藏宗教、自然、人文社会等的神秘化,将其想象为一尘不染、超凡脱俗的幸福完美的伊甸园,这是一个想象的他者形象；
其次是将中国刻画为破坏人权、破坏生态的极具威胁性质的“他者”。而美国自我的道义责任就通过其想象西藏的话语建构呈现出来,即所谓的保卫人类的伊甸园(即西藏),最终服务于其霸权战略与利益。《纽约时报》建构的“虚拟西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东移背景下平衡与遏制中国的“武器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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