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楠

在媒介技术逻辑下，社交网络作为当下数字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Z世代”这一特定的群体、个人、组织甚至多重复杂的社会系统发生成瘾与被成瘾的双向关系。本文以吉林省“Z世代”为样本展开问卷调查与焦点小组访谈，并从新媒介依赖空间实践生态、“媒介——用户——社会”关系的空间实践共生互构内在关联、空间实践逻辑三个方面，厘清该群体社交网络成瘾行为的技术与文化关系。

自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笔者所在的调研组用“问卷星”小程序面向吉林省的14所高校发放《“Z世代”社交网络成瘾行为问卷调查》500份，回收有效样本476份。基于此，调研组在研究过程中也使用了若干焦点小组访谈，邀请对其他组受访者的社交网络进行观看和浏览，并说出社交网络成瘾原因及与新媒介依赖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得以重新检视媒介技术逻辑下“Z世代”社交网络成瘾的空间实践。

（一)数字技术赋能多重感官快感

“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的普遍应用推进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就传媒业而言，这不仅是对传播生产力、传播速率的提升，更是对整个传媒生态的进一步改革与重塑。”[1]具有碎片化、符号化、虚拟化、人设化、视觉图像化的社交网络成为当代华人群体在数字赛博空间中的核心社交场域，并持续向以元宇宙为热点的全媒体社会迈进，数字化生存的境况从想象域逐渐变成实践域。正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所言，广播是听觉延伸，电视是视觉延伸，数字技术逻辑主导下的VR是具身在场的延伸、AI是数字分身的延伸、元宇宙是现实网络居间融合的延伸，用户在社交网络中不断打造自己的数字化身，在技术赋能具身在场的赛博空间中不断获取多重感官与贪恋精神快感。

（二)“Z世代”跃居新媒介依赖的中坚力量

腾讯《微信平台数据化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在华人网民的年龄结构中，数量最多的是“Z世代”（1995——2009年出生的95后、00后大学生)，是智能手机与人的身体空间互嵌的第一代，是移动原生代。CNNIC数据显示，“Z世代”于2015年已成为中国社交网络的主要群体，2019年6月占比社交网络用户54.2%，2021年成为最大群体占总人口的18.5%，是中国新媒介依赖的中坚力量。“Z世代”普遍熟稔地运用网络技术及富媒体信息符号，依赖于数字展演呈现自我形象以满足社交诉求。因其将日常生活图景转化为“拟态环境”的视觉景观，并将其自身延伸为新媒介本身，整个过程呈现出一种数字劳工状态，媒介依赖行为构成当下新时代的一种数字生产力。

（三)社交网络成瘾行为成为社会心理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变量

社交网络成瘾(SNSs addiction)也称网络关系成瘾，1999年由Young KS首次提出，指个体长时间或高强度持有登录或使用的强烈动机，导致不可抗拒的延长使用时间，以及由此带来的主体消亡于感官化媒介之中的社会现象。“Z世代”最为成瘾的 App中，微信的使用率为79.6% ，微博为21.3%，73%的大学生每15分钟至少刷新一次；
抖音使用率为67.3%，日刷次数超过2小时的重度用户高达40.1%。不同于问题性社交网络和其他类型媒介成瘾（如游戏、网络色情等)过分关注偏离常态的心理和病理症状，本文所关注的社交网络成瘾行为已成为“Z世代”的日常行为方式，视作“媒介-‘Z世代’用户-社会”互动系统中，形成互动规律、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关键变量。

新媒介依赖的微观个体层面是指，用户依赖新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需要并实现目标；
宏观的社会层面是指，依赖关系中存在不对称性，较强的一方是媒介，新媒介通过内容、技术、环境控制用户，引发巨大的社会象征和数字社会中隐喻——上瘾。“Z世代”对新媒介的依赖程度比任何世代都更加明显，该群体的时间与情感最大性卷入的新媒介即为社交网络平台，社交网络成瘾行为与新媒介依赖行为之间呈现共生互构的内在关系。

（一)共生关系

社交网络不断更新算法以提升交互，为保持“Z世代”的持续期待、交流提供技术动力。而共生关系强调“Z世代”对社交网络成瘾行为的使用与满足越强烈，与新媒介依赖的共生关系就越紧密，使得该群体的触媒动机不再出于工具理性，而逐渐呈现出强烈的仪式性；
仪式性依赖行为证明了新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对“Z世代”产生的强大控制力量。朱迪·伯古恩将这种力量具体阐释为情感唤起、喜爱或吸引、亲密和相似、宰制和顺从。在媒介技术逻辑主导下，每次裂变必然裹挟、生成或改变着这种共生关系转向共生冲突或者共生整合。例如“Z世代”接入社交软件的“灵魂配对”入口，需每次至少3秒充满仪式感的界面等待的共生冲突；
又如伴随物联网的智能家居普及，“Z世代”的生活场景与其游戏空间数字分身环境发生高度雷同的共生整合。

（二)共生冲突

社会冲突论认为，冲突是社会结构所固有的，它并不总是暴力性的和外显性的。在当下的数字社会结构中，冲突绝不可能被消除，且作为底层逻辑为媒介技术所遮蔽，多以潜在的、受调节的和暂时受控制的形式出现。社交网络成瘾为新媒介依赖的强弱提供了冲突数量和质量参数，使得依赖与共生冲突呈强弱的正相关。成瘾满足“Z世代”的需求越多维，则个体对依赖就越深；
整个圈层的依赖越深，圈层内外构筑的边界与鸿沟就越深，“Z世代”就越陷入成瘾状态而回避或抗拒现实社交，反之亦然。同时，共生冲突还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深刻地体现为新媒介不能凭借技术优势获得与社交网络同样的强影响力，只能凭借算法更新数字社会场所而淡化自身存在。

（三)共生整合

新媒介依赖与社交网络成瘾的相似度越高，意味着结构功能论下发生相互支持的关系可能性就越大。共生整合强调的是两者在价值观念上统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价值共生。在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的双重影响的文化结构下，“Z世代”成员之间的新媒介依赖目标与原则，既是高于成员的集体规约、社交网络成瘾的组织规范，又对成员起到引领与示范约束，因而成为共生整合群体行为的文化纽带，即帕森斯所言的群体内和谐均衡关系与维持对外来压力的“文化抵抗”。

（一)视觉文化优先原则的空间实践逻辑

“Z世代”在媒介接触时会优先选择视频内容而非文字内容的社交网络，他们交往在云端。移动智能终端带来的日益碎片化的日常感知，让时空变得飘忽不定。个体的深度内省变得越来越不可实现。社交媒体对于场景的深耕，使得个体在数字社会中的生存可以“随意赋形”，“Z世代”的认知模式被不断行塑。美国学者海勒斯将之总结为从“深度注意”向“亢奋注意”的转变，为技术分散的注意力和因宗教式的迷狂而完成的仪式感所裹挟，不断的视觉成瘾导致投身数字文化的繁荣景观难以自拔。

（二)社交网络依赖重塑了该群体的空间实践认知模式

社交网络的技术环境导致传受双方媒介生态失衡，呈现出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新传播模式，使成瘾行为体现为内隐式自我认知偏差与社会身份焦虑。一些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问题会在社交网络中出现、放大，并反过来影响、颠覆乃至重构现实世界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经济模式、文化传播和价值观念等。

（三)赛博空间实践被打上消费社会和工具理性双重烙印

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社交网络依赖特性在于，社交网络成瘾行为作为“Z世代”的网络日常行为，而非问题性社交，该群体较少有跨阶层、跨圈层交往的经验。社交网络是该群体对当下现实世界数字化生存的映射，在这种过度的沉浸中，“Z世代”“思域”开始出现社交对象“媒介化”社交实践“消费化”、社交情感“冷漠化”社交方式“泛娱乐化”等文化景观。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也是推销者，成员本身即是消费品，你消费什么品牌，你就是什么。”[2]

本研究作为一种空间实践，既能为社会深入理解“Z世代”群体的社交网络成瘾行为方式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价值观引导提供一定的借鉴。

猜你喜欢 Z世代共生逻辑 刑事印证证明准确达成的逻辑反思法律方法(2022年2期)2022-10-20逻辑中学生百科·大语文(2021年11期)2021-12-05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2期)2019-09-10优生共生圈培养模式探索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年2期)2019-05-28中国“Z世代”：花得多担忧少环球时报(2019-01-25)2019-01-25截留“Z世代”商界评论(2018年7期)2018-07-11快手收购A站听老铁讲述“Z世代”的故事看天下(2018年16期)2018-06-19女生买买买时的神逻辑中学生博览(2017年22期)2018-03-07什么是“Z世代”（答读者问）环球时报(2018-01-16)2018-01-16女人买买买的神逻辑37°女人(2017年11期)2017-11-14